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41岁的周春水从事水下考古已经十年。潮汐是他和队员们最准确的钟表，每天的工作时间都随着潮水的改变向后推迟一小时，往往最终耽误了吃饭;如果在岸上住，就经常需要提前三四个小时准备出发。
刚投入使用的“中国考古01号”改变了这种状况。
作为中国第一艘水下考古专用船，它为考古队员提供了支撑平台，“可以在遗迹附近停靠，到时间就能干活。”作为丹东港沉船发掘项目的负责人，周春水觉得“中国考古01号”不仅节省了时间，也能让队员们迅速恢复体力。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柴晓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与此前租用的渔船相比，“中国考古01号”使水下考古在各方面都有了巨大变化，“与法国、韩国等水下考古较发达国家的专业考古船相比，我们这艘不仅吨位较大，功能也较为齐全。”
“过去总说中国国土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这并不全面，我国还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柴晓明说，水下考古，“往小处说是了解和利用隐没在水下的文物资源，往大处说，涉及中国人的海洋意识，涉及对中国历史的全面认识。”
被“刺激”的中国人
2014年1月24日，“中国考古01号”正式下水试航，中国水下考古也从此告别“租用渔船时代”。
走进柴晓明的办公室，正对门口的玻璃罩里摆放着“中国考古01号”的模型。这艘由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01研究所设计的考古船，造价约6000万元。它长约58米、宽十多米，吃水深度为2.8米。
全船最高处是360度全景驾驶舱，下面两层住人，再下面是淡水舱等储备间和文物仓库，以及机舱设备如电力推进系统等。
“出于考古需要，前甲板很小，后甲板则非常大，安装有高压氧舱、折臂吊、声呐探测头等各种设备。”柴晓明介绍说。
折叠吊臂的最大起重量是五吨。文物往往因粘连无法逐一带出水面，所以经常需要“整体”起吊。
考古船上还配有一条超过六米的工作艇，放置声呐等设备后，还可坐五六个人。柴晓明说，这条工作艇可以进入西沙的礁盘等浅水区域工作。
中船重工701 所是中国最好的船舶设计单位。“尽管设计单位见多识广，经验丰富，但我们有些要求在设计人员听来稀奇古怪。”柴晓明说，比如船体宽度，考古工作要求尽可能宽一些，“理想宽度不仅远大于军舰，比一般的民船也要宽得多。”
再如，为了方便考古队员下水和文物出水上船，考古船后甲板要求尽可能低，但甲板太低又容易进水。
因为潜水员不可能背着两个总重100多斤的氧气瓶跳下水，最终在船体侧面安装了一处液压自动潜水梯。
“刚看到‘中国考古01号’时觉得挺奢华，”柴晓明说，船舶行业的行家却告诉他，这艘船太小，住宿等标准处于较低水平，与当今国际通行标准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比如，按照标准每个房间住宿一般不超过两人，且有独立卫生间。“中国考古01号”上的房间最多住4人，勉强达到了船级社的最低入级标准。
即使如此，也已是很大的改善。柴晓明回忆说，当初参与南海“华光礁1号”项目的考古队员回到渔船上休息时，只能爬进狭窄的休息舱，“感觉就像住在棺材里，心里真不是滋味。”
1986年，在荷兰的一场拍卖会上，英国商人米歇尔·哈彻把在中国南海海域的沉船——荷兰东印度公司“吉特默森”号上私自打捞出的15万件瓷器及100多块金条、金元宝打包拍卖。
来自中国政府的所有申诉、抗议均告无效。国家文物局于是委托两位故宫瓷器专家带着三万美元赶赴荷兰，希望能抢拍下一些文物。然而绝大部分拍品底价就超过三万美元，他们甚至连举牌的机会都没有。
“就是受这次事件的刺激，才有了我国水下考古的真正开始。”柴晓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第二年，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综合考古部之下成立了水下考古研究室，陆续添置设备开始了中国的水下考古事业。
从几个人起步，开始只能“下水看看”。近20年后，中国能够直接潜水的水下考古员已有100多人，至于从事水下考古研究的人就更多了。
“我们一般是3月出海，直到10月。”周水春说，他每年下水作业100多次，各种情况都经历过，比如水流太大无法靠近遗址，腿也被重物砸伤过。最危险的一次，他的设备被渔网挂住，整个人被兜了起来。
到2014年10月底，“中国考古01号”已顺利参与了丹东港沉船和唐山沉船两个水下考古项目。
谁先发现
在丹东港海域执行的水下考古任务是“中国考古01号”的首航任务。周春水介绍说，由于当地海域能见度较好，项目进展顺利，“虽然挂了很多渔网，但慢慢拿掉就行了。”
“可以肯定这艘沉船是北洋水师的战舰，至于具体是哪一条，目前发现的都是旁证。”柴晓明说，预计2015年可以确定沉船的确切身份以及保存情况，然后才能对下一步的保护工作提出建议，整体工作需要若干年。
最大程度的靠近、进入中国海洋星罗棋布的礁盘，是“中国考古01号”设计、建造的最大出发点。“法国考古船的排水量才三四百吨，只有我们这艘船的一半。”不过最终看来，“船应该更大一些，同时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柴晓明说。
通常，一艘专业考古船的寿命是三四十年。作为工作母船，它的主要功能是水下考古的调查、小规模的发掘、出水文物的临时性保护处理等，同时满足考古队员的海上工作、生活需求。“中国考古01号”的自持力是一个月。不过，如果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还需其他配套船舶。
在法国，不仅有专业考古船，还有水下机器人、深潜器等。深潜器的造价甚至超过专业考古船，声呐设备也可以扫测一两千米深度的水下遗迹。中国的装备目前只能扫测水深300米以内的水域。
在先进装备的支持下，除地中海海域外，大西洋海域以及前殖民地等与法国有传统关系的国家和地区，都有法国的水下考古项目，每年多达上百个。 此外，法国水下考古中心虽然只有40多人，但有数百名志愿者常年参与。“我们最多一次可调动50人左右，能同时做两个比较大的项目。”柴晓明说，目前中国唯一与外国合作的项目在肯尼亚的拉姆岛。
专业考古船面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前些年中国水下文物被盗捞情况非常严重，较浅的遗址几乎都被盗捞过。
比如西沙、南沙海域，越南等国的渔民甚至政府都在进行盗捞。而在西沙一些海域，我国渔民也有盗捞行为，还有些渔民在岛礁附近挖砗磲，很容易破坏遗迹。
相较于陆地盗掘，海上盗捞的监控难度更大：人迹罕至，船只在遗迹附近停留，很难分清是在打渔还是盗捞。而且陆地盗掘有盗洞，水下盗捞后什么痕迹也没有。
比如“南澳1号”沉船，广东省汕头市南澳岛边防派出所一发现有船只停靠在遗址附近，就会驱离，“盗捞者在船后拉一个类似犁铧的东西，船从那儿一走就‘叼’一把，有什么算什么。”柴晓明说。
“南澳1号”上的文物清理出来后，船体仍留在原地，上方放置了一个巨大的铁架子进行保护，但它也曾被盗捞者拖离，后来制作了一个更沉的保护架，才解决了问题。
柴晓明说，近年来文物部门加强了与边防、海警联合执法的力度，如2013年海南省上交给国家文物局的报告显示，遗址变化较小，从一个侧面说明盗捞情况大大减少。
把海上丝绸之路讲清楚
2009年9月28日，国家文物局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设立“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并赋予其统筹全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职能。
据柴晓明介绍，该中心的第一项重点工作是从内水、近海到远海乃至更远的地方，把中国水下的“家底”摸清楚，形成一张完整的水下遗迹分布图和一个数据库。
目前，南海、东海海域等部分都已绘制完成，水下考古数据库的建设也已列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重点工作，“通常上半年在南方，下半年为避开台风影响，会转战北方。”柴晓明说。
沉船考古是水下考古的主要工作之一，其他还有各类水下遗址遗迹，如城市、村庄、墓葬等。如丹江库区的均州古城、海南岛水域沉入水底的明代村庄等。
此外，还有水陆结合的项目，比如辽宁省绥中县的姜女石。柴晓明认为，秦始皇在沿海修行宫，一直延伸到山东、河北乃至辽宁沿海，已经反映出秦朝的海洋意识，“沿海行宫的等级非常高，只有在都城咸阳才有同样等级的行宫。”
柴晓明说，任何一个海域，仅调查一次远远不够，比如仅福建省漳州、泉州一带就有大量沉船，“从东海南部到南海海域，已经确认的遗迹有200处，大部分位于南海，少部分在东海，其中宋代、明代、清代的沉船较多。”
虽然“中国考古01号”到南沙海域仍有困难，但2013年文物工作者曾搭乘海监船前往调查，“这些年我们发现了很多沉船，大都在近海。如果结合文献研究航路，给考古船配备深水声呐，沿着航路进行扫测，一定会发现更多沉船。”柴晓明说。
柴晓明认为，水下考古不仅仅是发现水下文物，更有责任为完整中国历史的架构提供基础支持。就像“海上丝绸之路”，不能只讲故事，还要有实证。
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对丝路沿线沉船、船货、港口码头等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综合梳理研究，回答以下问题：沉船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主人是谁，船货来自哪里、送到何处，相关港口码头及城市的作用，等等，进而探讨“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和世界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目前，中国已经设立了国家和地方两类考古基地。柴晓明介绍说，设立水下考古基地的方式很灵活，除国家出资修建的一两处外，其余都是与地方合作。
就布局来讲，每一个基地都面对一片海域。如对应南海海域，在广东阳江设立了基地;对应黄海、渤海海域，在山东青岛设立了北海基地。“该基地还没有实体硬件，但已经投入运作，”柴晓明说，“中国考古01号”目前就停靠在青岛，出海很方便。
此外，在海南岛陵水设立面向西沙的水下文物保护基地项目已经在国家发改委立项，“主要是考虑工作效率，从这儿出海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刚投入使用的“中国考古01号”改变了这种状况。
作为中国第一艘水下考古专用船，它为考古队员提供了支撑平台，“可以在遗迹附近停靠，到时间就能干活。”作为丹东港沉船发掘项目的负责人，周春水觉得“中国考古01号”不仅节省了时间，也能让队员们迅速恢复体力。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柴晓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与此前租用的渔船相比，“中国考古01号”使水下考古在各方面都有了巨大变化，“与法国、韩国等水下考古较发达国家的专业考古船相比，我们这艘不仅吨位较大，功能也较为齐全。”
“过去总说中国国土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这并不全面，我国还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柴晓明说，水下考古，“往小处说是了解和利用隐没在水下的文物资源，往大处说，涉及中国人的海洋意识，涉及对中国历史的全面认识。”
被“刺激”的中国人
2014年1月24日，“中国考古01号”正式下水试航，中国水下考古也从此告别“租用渔船时代”。
走进柴晓明的办公室，正对门口的玻璃罩里摆放着“中国考古01号”的模型。这艘由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01研究所设计的考古船，造价约6000万元。它长约58米、宽十多米，吃水深度为2.8米。
全船最高处是360度全景驾驶舱，下面两层住人，再下面是淡水舱等储备间和文物仓库，以及机舱设备如电力推进系统等。
“出于考古需要，前甲板很小，后甲板则非常大，安装有高压氧舱、折臂吊、声呐探测头等各种设备。”柴晓明介绍说。
折叠吊臂的最大起重量是五吨。文物往往因粘连无法逐一带出水面，所以经常需要“整体”起吊。
考古船上还配有一条超过六米的工作艇，放置声呐等设备后，还可坐五六个人。柴晓明说，这条工作艇可以进入西沙的礁盘等浅水区域工作。
中船重工701 所是中国最好的船舶设计单位。“尽管设计单位见多识广，经验丰富，但我们有些要求在设计人员听来稀奇古怪。”柴晓明说，比如船体宽度，考古工作要求尽可能宽一些，“理想宽度不仅远大于军舰，比一般的民船也要宽得多。”
再如，为了方便考古队员下水和文物出水上船，考古船后甲板要求尽可能低，但甲板太低又容易进水。
因为潜水员不可能背着两个总重100多斤的氧气瓶跳下水，最终在船体侧面安装了一处液压自动潜水梯。
“刚看到‘中国考古01号’时觉得挺奢华，”柴晓明说，船舶行业的行家却告诉他，这艘船太小，住宿等标准处于较低水平，与当今国际通行标准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比如，按照标准每个房间住宿一般不超过两人，且有独立卫生间。“中国考古01号”上的房间最多住4人，勉强达到了船级社的最低入级标准。
即使如此，也已是很大的改善。柴晓明回忆说，当初参与南海“华光礁1号”项目的考古队员回到渔船上休息时，只能爬进狭窄的休息舱，“感觉就像住在棺材里，心里真不是滋味。”
1986年，在荷兰的一场拍卖会上，英国商人米歇尔·哈彻把在中国南海海域的沉船——荷兰东印度公司“吉特默森”号上私自打捞出的15万件瓷器及100多块金条、金元宝打包拍卖。
来自中国政府的所有申诉、抗议均告无效。国家文物局于是委托两位故宫瓷器专家带着三万美元赶赴荷兰，希望能抢拍下一些文物。然而绝大部分拍品底价就超过三万美元，他们甚至连举牌的机会都没有。
“就是受这次事件的刺激，才有了我国水下考古的真正开始。”柴晓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第二年，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综合考古部之下成立了水下考古研究室，陆续添置设备开始了中国的水下考古事业。
从几个人起步，开始只能“下水看看”。近20年后，中国能够直接潜水的水下考古员已有100多人，至于从事水下考古研究的人就更多了。
“我们一般是3月出海，直到10月。”周水春说，他每年下水作业100多次，各种情况都经历过，比如水流太大无法靠近遗址，腿也被重物砸伤过。最危险的一次，他的设备被渔网挂住，整个人被兜了起来。
到2014年10月底，“中国考古01号”已顺利参与了丹东港沉船和唐山沉船两个水下考古项目。
谁先发现
在丹东港海域执行的水下考古任务是“中国考古01号”的首航任务。周春水介绍说，由于当地海域能见度较好，项目进展顺利，“虽然挂了很多渔网，但慢慢拿掉就行了。”
“可以肯定这艘沉船是北洋水师的战舰，至于具体是哪一条，目前发现的都是旁证。”柴晓明说，预计2015年可以确定沉船的确切身份以及保存情况，然后才能对下一步的保护工作提出建议，整体工作需要若干年。
最大程度的靠近、进入中国海洋星罗棋布的礁盘，是“中国考古01号”设计、建造的最大出发点。“法国考古船的排水量才三四百吨，只有我们这艘船的一半。”不过最终看来，“船应该更大一些，同时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柴晓明说。
通常，一艘专业考古船的寿命是三四十年。作为工作母船，它的主要功能是水下考古的调查、小规模的发掘、出水文物的临时性保护处理等，同时满足考古队员的海上工作、生活需求。“中国考古01号”的自持力是一个月。不过，如果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还需其他配套船舶。
在法国，不仅有专业考古船，还有水下机器人、深潜器等。深潜器的造价甚至超过专业考古船，声呐设备也可以扫测一两千米深度的水下遗迹。中国的装备目前只能扫测水深300米以内的水域。
在先进装备的支持下，除地中海海域外，大西洋海域以及前殖民地等与法国有传统关系的国家和地区，都有法国的水下考古项目，每年多达上百个。 此外，法国水下考古中心虽然只有40多人，但有数百名志愿者常年参与。“我们最多一次可调动50人左右，能同时做两个比较大的项目。”柴晓明说，目前中国唯一与外国合作的项目在肯尼亚的拉姆岛。
专业考古船面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前些年中国水下文物被盗捞情况非常严重，较浅的遗址几乎都被盗捞过。
比如西沙、南沙海域，越南等国的渔民甚至政府都在进行盗捞。而在西沙一些海域，我国渔民也有盗捞行为，还有些渔民在岛礁附近挖砗磲，很容易破坏遗迹。
相较于陆地盗掘，海上盗捞的监控难度更大：人迹罕至，船只在遗迹附近停留，很难分清是在打渔还是盗捞。而且陆地盗掘有盗洞，水下盗捞后什么痕迹也没有。
比如“南澳1号”沉船，广东省汕头市南澳岛边防派出所一发现有船只停靠在遗址附近，就会驱离，“盗捞者在船后拉一个类似犁铧的东西，船从那儿一走就‘叼’一把，有什么算什么。”柴晓明说。
“南澳1号”上的文物清理出来后，船体仍留在原地，上方放置了一个巨大的铁架子进行保护，但它也曾被盗捞者拖离，后来制作了一个更沉的保护架，才解决了问题。
柴晓明说，近年来文物部门加强了与边防、海警联合执法的力度，如2013年海南省上交给国家文物局的报告显示，遗址变化较小，从一个侧面说明盗捞情况大大减少。
把海上丝绸之路讲清楚
2009年9月28日，国家文物局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设立“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并赋予其统筹全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职能。
据柴晓明介绍，该中心的第一项重点工作是从内水、近海到远海乃至更远的地方，把中国水下的“家底”摸清楚，形成一张完整的水下遗迹分布图和一个数据库。
目前，南海、东海海域等部分都已绘制完成，水下考古数据库的建设也已列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重点工作，“通常上半年在南方，下半年为避开台风影响，会转战北方。”柴晓明说。
沉船考古是水下考古的主要工作之一，其他还有各类水下遗址遗迹，如城市、村庄、墓葬等。如丹江库区的均州古城、海南岛水域沉入水底的明代村庄等。
此外，还有水陆结合的项目，比如辽宁省绥中县的姜女石。柴晓明认为，秦始皇在沿海修行宫，一直延伸到山东、河北乃至辽宁沿海，已经反映出秦朝的海洋意识，“沿海行宫的等级非常高，只有在都城咸阳才有同样等级的行宫。”
柴晓明说，任何一个海域，仅调查一次远远不够，比如仅福建省漳州、泉州一带就有大量沉船，“从东海南部到南海海域，已经确认的遗迹有200处，大部分位于南海，少部分在东海，其中宋代、明代、清代的沉船较多。”
虽然“中国考古01号”到南沙海域仍有困难，但2013年文物工作者曾搭乘海监船前往调查，“这些年我们发现了很多沉船，大都在近海。如果结合文献研究航路，给考古船配备深水声呐，沿着航路进行扫测，一定会发现更多沉船。”柴晓明说。
柴晓明认为，水下考古不仅仅是发现水下文物，更有责任为完整中国历史的架构提供基础支持。就像“海上丝绸之路”，不能只讲故事，还要有实证。
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对丝路沿线沉船、船货、港口码头等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综合梳理研究，回答以下问题：沉船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主人是谁，船货来自哪里、送到何处，相关港口码头及城市的作用，等等，进而探讨“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和世界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目前，中国已经设立了国家和地方两类考古基地。柴晓明介绍说，设立水下考古基地的方式很灵活，除国家出资修建的一两处外，其余都是与地方合作。
就布局来讲，每一个基地都面对一片海域。如对应南海海域，在广东阳江设立了基地;对应黄海、渤海海域，在山东青岛设立了北海基地。“该基地还没有实体硬件，但已经投入运作，”柴晓明说，“中国考古01号”目前就停靠在青岛，出海很方便。
此外，在海南岛陵水设立面向西沙的水下文物保护基地项目已经在国家发改委立项，“主要是考虑工作效率，从这儿出海可以节省很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