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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来主义》是鲁迅先生的经典杂文之一，说理深刻却通俗易懂，这主要得益于本文形象说理的方法。
对待文化遗产和外国文化，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鲁迅先生的主张是“拿来”。这“拿来”的内涵十分丰富，需要辩证认识的东西很多，现实中的错误态度也很多，对于批判继承这样的重大问题，可以写成学术性长篇大论，也可以写出理论性很强的鸿篇巨著。但鲁迅先生只用了一个包含若干小比喻的大比喻来阐述这个道理，一下子使这个道理变得形象生动、浅显易懂了。
我们不是要谈文化遗产和外国文化吗？好，先生就顺手打个比方，把我们要面对的文化遗产和外国文化比作祖先留下来的一座“大宅子”，又用“大宅子”里的人和物来比喻文化遗产和外国文化的组成要素。我们要不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大宅子”？由此问题引出了三种错误态度：一种是在旧的遗产面前吓破了胆、无所措手足的“孱头”，一种是为表示自己“革命”而故意毁坏遗产的“昏蛋”，还有一种是欣然全盘接受遗产中不良成分的“废物”。针对这三种错误态度，鲁迅先生提出了“拿来”。这“拿来”与欣然接受者可不一样。“拿来”以后怎么办？当然要清点清点，分门别类，该要的要，不该要的就丢，你看，这多通俗呀！
鲁迅先生把“大宅子”里面的人和物分为三类：一种是有益无害的“鱼翅”（精华），一种是有毒却也有用的“鸦片”（可利用的糟粕），还有一种是完全没有用处的“姨太太、烟灯、烟枪”（纯粹的糟粕）。针对这三种遗产，先生提出了处理“三原则”：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至此，鲁迅先生对待文化遗产和外国文化的“拿来主义”也就明确了，不是不继承，也不是全继承，而是批判性地继承。
《拿来主义》中这种形象说理的方法，实际上就是一种比喻说理的方法。比喻被誉为“修辞之王”，它既是一种形象化的修辞手法，也是一种在论说中常用的方法。比喻说理，就是运用具体的事物说明抽象的道理，变复杂为简明，变抽象为生动，表述婉转而有较强的说服力。一个恰到好处的比喻，胜过一大篇平淡的议论。任何艰深的道理，一经比喻就易解好懂多了。
运用比喻说理，一要选好喻体，二要力求新颖，这两点在《拿来主义》中均有体现。一座祖先留下来的“大宅子”具备两个特点，一是祖先的遗产，二是包涵性强。作为遗产，符合文化遗产和外国文化（整个人类遗产）的特点；作为一个包涵性很强的对象，利于拆分。若不具备这两个特点，就没法“拿来”论述“拿来主义”。同时，这个比喻还有利于对比手法的运用。面对“大宅子”，错误的态度与正确的态度就形成了对比，而对比又使说明的道理更加明晰，让读者一看即可发现其是非对错。
形象说理是鲁迅先生杂文的一大特色，有时他点到为止，有时他通过比喻加描写来详细刻画。如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他把反动文人称为“落水狗”，提出了要“痛打落水狗”的著名论断。你看，“落水狗”这个比喻多么形象，多么生动，把反动文人的本质揭示得穷形尽相，淋漓尽致。
毛泽东主席也十分擅长形象说理，从而使其文章能够深入浅出。他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分析批判“党八股”的第六条罪状“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时说：“拿洗脸作比方，我们每天都要洗脸，许多人并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后还要拿镜子照一照，要调查研究一番，生怕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你们看，这是何等地有责任心呀！我们写文章，做演说，只要像洗脸这样负责，就差不多了。”你看，这段话多么形象生动而又幽默呀。
学了《拿来主义》，我们是不是应该从《拿来主义》中“拿来”形象说理的方法呢？下面，不妨试一试。
阅读鲁迅先生的杂文《沉滓的泛起》，思考并回答问题。
日本占据了东三省以后的在上海一带的表示，报章上叫作“国难声中”。在这“国难声中”，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
自信现在可以说能打仗的，是要操练久不想起的洋枪了，但也有现在也不想说去打仗的，那就照欧洲大战时候的德意志帝国的例，来“头脑动员”，以尽“国民一份子”的义务。有的去查《唐书》，说日本古名“倭奴”；有的去翻字典，说倭是矮小之意；有的记得了文天祥、岳飞、林则徐——但自然，更积极的是新的文艺界。
先说一点另外的事罢，这叫作“和平声中”。在这样的声中，是“胡展堂先生”到了上海，据说还告诫青年，教他们要养“力”勿使“气”。灵药就有了。第二天在报上便见广告道：“胡汉民（胡展堂）先生说，对日外交，应确定一坚强之原则，并劝勉青年须养力，毋泄气，养力就是强身，泄气就是悲观，要强身，袪悲观，须先心花怒放，大笑一次。”但这样的宝贝是什么呢？是美国的一张旧影片，将探险滑稽化以博小市民一笑的《两亲家游非洲》。
至于真的“国难声中的兴奋剂”呢，那是“爱国歌舞表演”，自己说，“是民族性的活跃，是歌舞界的精髓，促进同胞的努力，达到最后的胜利”的。倘有知道这立奏奇功的大明星是谁么？曰：王人美，薛玲仙，黎莉莉。
然而终于“上海文艺界大团结”了。《草野》（六卷七号）上记着盛况道：“上海文艺界同人，平时很少联络，在严重时期，除各个参加其他团体的工作外，复由谢六逸、朱应鹏、徐蔚南三人发起……集会讨论。在十月六日下午三点钟，已陆续到了东亚食堂……略进茶点，即开始讨论，颇多发挥……最后定名为上海文艺界救国会”云。
“发挥”我们还无从知道，仅据眼前的方法看起来，是先看《两亲家游非洲》以养力，又看“爱国的歌舞表演”以兴奋，更看《日本小品文选》和《艺术三家言》并且略进茶点而发挥。那么，中国就得救了。
不成。这恐怕不必文学青年，就是文学小囡囡，也未必会相信。没有法子，只得再加上两个另外的好消息，就是目前的爱国文艺家所主宰的《申报》所发表出来的——十月五日的《自由谈》里叶华女士云：“无办法之国民，如何有有办法之政府。国联绝望矣……际兹一发千钧，全国国民宜各立所志，各尽所能，各抒所见，余也不才，谨以战犬问题商诸国人……各犬中，要以德国警犬最称职，余极主张吾国可选择是犬作战……” 同月二十五日也是《自由谈》里“苏民自汉口寄”云：“日者寓书沪友王子仲良，间及余之病状，而以不能投身义勇军为憾。王子……竟以灵药一裹见寄，云为培生制药公司所出益金草，功能治肺痨咳血，可一试之……余立行试服，则咳果止，兼旬而后，体气渐复，因念……一旦国家有事，吾必身列戎行，一展平生之壮志，灭此朝食，行有日矣……”
那是连病夫也立刻可以当兵，警犬也将帮同爱国，在爱国文艺家的指导之下，真是大可乐观，要“灭此朝食”了。只可惜不必是文学青年，就是文学小囡囡，也会觉得逐段看去，即使不称为“广告”的，也都不过是出卖旧货的新广告，要趁“国难声中”或“和平声中”将利益更多的榨到自己的手里的。
因为要这样，所以都得在这个时候，趁势在表面来泛一下，明星也有，文艺家也有，警犬也有，药也有……也因为趁势，泛起来就格外省力。但因为泛起来的是沉滓，沉滓又究竟不过是沉滓，所以因此一泛，他们的本相倒越加分明，而最后的运命，也还是仍旧沉下去。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1. 从标题可以看出这篇杂文的构思建立在一个什么基础之上。请简要分析。
2. 请赏析第一自然段的划线部分。
3. “反语”是讽刺性杂文的常用手法，请在文中挑出两例并加以赏析。
1. 从标题“沉滓的泛起”可以看出，这篇杂文的构思建立在一个比喻的基础之上。这篇杂文把要批判的人和现象比作臭池塘里泛起的“沉滓”，本身就含有对他们的讽刺和批判。民族危机日重，抗日反蒋运动不断高涨，但国民党右派胡汉民却同一批政客、文人以及投机商人，借抗日之名营私，徒作空言，侈谈“救国”。鲁迅就用“沉滓的泛起”来比喻他们，揭露他们。（用一个比喻来构思全文，好处是说理形象，这形象之中往往可以渗透极强烈的褒贬之情。臭水塘里泛起的“沉滓”，你可以看到它的烂像，你可以闻到它的恶臭，厌恶之情油然而生；用这样的东西来比喻那些在国家危亡之时虚谈救国甚至借抗日之名营私的人和事，真是太贴切不过了）
2. 以池塘比喻黑暗腐朽的社会，以沉滓比喻社会的败类，用描写就把社会丑恶的样子活现了出来，也把“显示”者的心态暗示了出来。（这里采用的是比喻加描绘的方法。这个比喻是统管全文的，说“沉滓”就必须说“池塘”；而一个“停滞多年的池塘”同时也写出了当时社会的状况，社会是黑暗、腐朽的，所以才会有大量的“沉滓”，遇到合适的时机，就会泛起来，而且，“沉滓”的“显示自己存在”的心态也表现出来了。可以这么说，这一个比喻，言简义丰，形象生动，说服力很强）
3. 例一：“但自然，更积极的是新的文艺界”。这句话表面上是在赞扬“新的文艺界”，说他们在“国难声中”表现积极；而实际上却是在讽刺他们的所谓“积极”，如“爱国歌舞表演”，如喝茶聚会，如成立“上海文艺界救国会”等，其实都是在显示自己，对国家危难不起任何作用。
例二：“那是连病夫也立刻可以当兵，警犬也将帮同爱国，在爱国文艺家的指导之下，真是大可乐观，要‘灭此朝食’了”。这句话表面上是在说国家形势“大可乐观”，可“连病夫也立刻可以当兵”“警犬也将帮同爱国”，文艺家们的空谈，这些能“乐观”吗？所以，这句话里含有对这些无稽之谈、无用之事的讽刺和批判。
（反语是讽刺性杂文常用的一种语言修辞手段，鲁迅先生的杂文堪称运用反语的典范。反语即通常所说的“说反话”，运用跟本意相反的词语来表达此意，却含有否定、讽刺以及嘲弄的意思，是一种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修辞方法。反语种类很多，本文所用都是“表面赞扬实则贬斥”这一类）
对待文化遗产和外国文化，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鲁迅先生的主张是“拿来”。这“拿来”的内涵十分丰富，需要辩证认识的东西很多，现实中的错误态度也很多，对于批判继承这样的重大问题，可以写成学术性长篇大论，也可以写出理论性很强的鸿篇巨著。但鲁迅先生只用了一个包含若干小比喻的大比喻来阐述这个道理，一下子使这个道理变得形象生动、浅显易懂了。
我们不是要谈文化遗产和外国文化吗？好，先生就顺手打个比方，把我们要面对的文化遗产和外国文化比作祖先留下来的一座“大宅子”，又用“大宅子”里的人和物来比喻文化遗产和外国文化的组成要素。我们要不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大宅子”？由此问题引出了三种错误态度：一种是在旧的遗产面前吓破了胆、无所措手足的“孱头”，一种是为表示自己“革命”而故意毁坏遗产的“昏蛋”，还有一种是欣然全盘接受遗产中不良成分的“废物”。针对这三种错误态度，鲁迅先生提出了“拿来”。这“拿来”与欣然接受者可不一样。“拿来”以后怎么办？当然要清点清点，分门别类，该要的要，不该要的就丢，你看，这多通俗呀！
鲁迅先生把“大宅子”里面的人和物分为三类：一种是有益无害的“鱼翅”（精华），一种是有毒却也有用的“鸦片”（可利用的糟粕），还有一种是完全没有用处的“姨太太、烟灯、烟枪”（纯粹的糟粕）。针对这三种遗产，先生提出了处理“三原则”：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至此，鲁迅先生对待文化遗产和外国文化的“拿来主义”也就明确了，不是不继承，也不是全继承，而是批判性地继承。
《拿来主义》中这种形象说理的方法，实际上就是一种比喻说理的方法。比喻被誉为“修辞之王”，它既是一种形象化的修辞手法，也是一种在论说中常用的方法。比喻说理，就是运用具体的事物说明抽象的道理，变复杂为简明，变抽象为生动，表述婉转而有较强的说服力。一个恰到好处的比喻，胜过一大篇平淡的议论。任何艰深的道理，一经比喻就易解好懂多了。
运用比喻说理，一要选好喻体，二要力求新颖，这两点在《拿来主义》中均有体现。一座祖先留下来的“大宅子”具备两个特点，一是祖先的遗产，二是包涵性强。作为遗产，符合文化遗产和外国文化（整个人类遗产）的特点；作为一个包涵性很强的对象，利于拆分。若不具备这两个特点，就没法“拿来”论述“拿来主义”。同时，这个比喻还有利于对比手法的运用。面对“大宅子”，错误的态度与正确的态度就形成了对比，而对比又使说明的道理更加明晰，让读者一看即可发现其是非对错。
形象说理是鲁迅先生杂文的一大特色，有时他点到为止，有时他通过比喻加描写来详细刻画。如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他把反动文人称为“落水狗”，提出了要“痛打落水狗”的著名论断。你看，“落水狗”这个比喻多么形象，多么生动，把反动文人的本质揭示得穷形尽相，淋漓尽致。
毛泽东主席也十分擅长形象说理，从而使其文章能够深入浅出。他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分析批判“党八股”的第六条罪状“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时说：“拿洗脸作比方，我们每天都要洗脸，许多人并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后还要拿镜子照一照，要调查研究一番，生怕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你们看，这是何等地有责任心呀！我们写文章，做演说，只要像洗脸这样负责，就差不多了。”你看，这段话多么形象生动而又幽默呀。
学了《拿来主义》，我们是不是应该从《拿来主义》中“拿来”形象说理的方法呢？下面，不妨试一试。
阅读鲁迅先生的杂文《沉滓的泛起》，思考并回答问题。
日本占据了东三省以后的在上海一带的表示，报章上叫作“国难声中”。在这“国难声中”，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
自信现在可以说能打仗的，是要操练久不想起的洋枪了，但也有现在也不想说去打仗的，那就照欧洲大战时候的德意志帝国的例，来“头脑动员”，以尽“国民一份子”的义务。有的去查《唐书》，说日本古名“倭奴”；有的去翻字典，说倭是矮小之意；有的记得了文天祥、岳飞、林则徐——但自然，更积极的是新的文艺界。
先说一点另外的事罢，这叫作“和平声中”。在这样的声中，是“胡展堂先生”到了上海，据说还告诫青年，教他们要养“力”勿使“气”。灵药就有了。第二天在报上便见广告道：“胡汉民（胡展堂）先生说，对日外交，应确定一坚强之原则，并劝勉青年须养力，毋泄气，养力就是强身，泄气就是悲观，要强身，袪悲观，须先心花怒放，大笑一次。”但这样的宝贝是什么呢？是美国的一张旧影片，将探险滑稽化以博小市民一笑的《两亲家游非洲》。
至于真的“国难声中的兴奋剂”呢，那是“爱国歌舞表演”，自己说，“是民族性的活跃，是歌舞界的精髓，促进同胞的努力，达到最后的胜利”的。倘有知道这立奏奇功的大明星是谁么？曰：王人美，薛玲仙，黎莉莉。
然而终于“上海文艺界大团结”了。《草野》（六卷七号）上记着盛况道：“上海文艺界同人，平时很少联络，在严重时期，除各个参加其他团体的工作外，复由谢六逸、朱应鹏、徐蔚南三人发起……集会讨论。在十月六日下午三点钟，已陆续到了东亚食堂……略进茶点，即开始讨论，颇多发挥……最后定名为上海文艺界救国会”云。
“发挥”我们还无从知道，仅据眼前的方法看起来，是先看《两亲家游非洲》以养力，又看“爱国的歌舞表演”以兴奋，更看《日本小品文选》和《艺术三家言》并且略进茶点而发挥。那么，中国就得救了。
不成。这恐怕不必文学青年，就是文学小囡囡，也未必会相信。没有法子，只得再加上两个另外的好消息，就是目前的爱国文艺家所主宰的《申报》所发表出来的——十月五日的《自由谈》里叶华女士云：“无办法之国民，如何有有办法之政府。国联绝望矣……际兹一发千钧，全国国民宜各立所志，各尽所能，各抒所见，余也不才，谨以战犬问题商诸国人……各犬中，要以德国警犬最称职，余极主张吾国可选择是犬作战……” 同月二十五日也是《自由谈》里“苏民自汉口寄”云：“日者寓书沪友王子仲良，间及余之病状，而以不能投身义勇军为憾。王子……竟以灵药一裹见寄，云为培生制药公司所出益金草，功能治肺痨咳血，可一试之……余立行试服，则咳果止，兼旬而后，体气渐复，因念……一旦国家有事，吾必身列戎行，一展平生之壮志，灭此朝食，行有日矣……”
那是连病夫也立刻可以当兵，警犬也将帮同爱国，在爱国文艺家的指导之下，真是大可乐观，要“灭此朝食”了。只可惜不必是文学青年，就是文学小囡囡，也会觉得逐段看去，即使不称为“广告”的，也都不过是出卖旧货的新广告，要趁“国难声中”或“和平声中”将利益更多的榨到自己的手里的。
因为要这样，所以都得在这个时候，趁势在表面来泛一下，明星也有，文艺家也有，警犬也有，药也有……也因为趁势，泛起来就格外省力。但因为泛起来的是沉滓，沉滓又究竟不过是沉滓，所以因此一泛，他们的本相倒越加分明，而最后的运命，也还是仍旧沉下去。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1. 从标题可以看出这篇杂文的构思建立在一个什么基础之上。请简要分析。
2. 请赏析第一自然段的划线部分。
3. “反语”是讽刺性杂文的常用手法，请在文中挑出两例并加以赏析。
1. 从标题“沉滓的泛起”可以看出，这篇杂文的构思建立在一个比喻的基础之上。这篇杂文把要批判的人和现象比作臭池塘里泛起的“沉滓”，本身就含有对他们的讽刺和批判。民族危机日重，抗日反蒋运动不断高涨，但国民党右派胡汉民却同一批政客、文人以及投机商人，借抗日之名营私，徒作空言，侈谈“救国”。鲁迅就用“沉滓的泛起”来比喻他们，揭露他们。（用一个比喻来构思全文，好处是说理形象，这形象之中往往可以渗透极强烈的褒贬之情。臭水塘里泛起的“沉滓”，你可以看到它的烂像，你可以闻到它的恶臭，厌恶之情油然而生；用这样的东西来比喻那些在国家危亡之时虚谈救国甚至借抗日之名营私的人和事，真是太贴切不过了）
2. 以池塘比喻黑暗腐朽的社会，以沉滓比喻社会的败类，用描写就把社会丑恶的样子活现了出来，也把“显示”者的心态暗示了出来。（这里采用的是比喻加描绘的方法。这个比喻是统管全文的，说“沉滓”就必须说“池塘”；而一个“停滞多年的池塘”同时也写出了当时社会的状况，社会是黑暗、腐朽的，所以才会有大量的“沉滓”，遇到合适的时机，就会泛起来，而且，“沉滓”的“显示自己存在”的心态也表现出来了。可以这么说，这一个比喻，言简义丰，形象生动，说服力很强）
3. 例一：“但自然，更积极的是新的文艺界”。这句话表面上是在赞扬“新的文艺界”，说他们在“国难声中”表现积极；而实际上却是在讽刺他们的所谓“积极”，如“爱国歌舞表演”，如喝茶聚会，如成立“上海文艺界救国会”等，其实都是在显示自己，对国家危难不起任何作用。
例二：“那是连病夫也立刻可以当兵，警犬也将帮同爱国，在爱国文艺家的指导之下，真是大可乐观，要‘灭此朝食’了”。这句话表面上是在说国家形势“大可乐观”，可“连病夫也立刻可以当兵”“警犬也将帮同爱国”，文艺家们的空谈，这些能“乐观”吗？所以，这句话里含有对这些无稽之谈、无用之事的讽刺和批判。
（反语是讽刺性杂文常用的一种语言修辞手段，鲁迅先生的杂文堪称运用反语的典范。反语即通常所说的“说反话”，运用跟本意相反的词语来表达此意，却含有否定、讽刺以及嘲弄的意思，是一种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修辞方法。反语种类很多，本文所用都是“表面赞扬实则贬斥”这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