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2007年4月10日，中央电视台在当天的《新闻联播》中，报道了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在卫生部新闻发布会上的一段话，他说：
　　“一不能提全民免费医疗，这是无底洞。第二，中国的特点还有一个，城乡二元化的结构。如果我们提城乡一体化的全民医保，这可能是我们长远的发展，但是近期绝不可能。”
　　毛群安的话似乎在给关于医改的宣传定调子，压根就不要奢谈“全民免费医疗”。
　　其实，对“全民免费医疗制度”的呼吁已非今日始，2005年3月的两会上，便有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大声疾呼，建立“全民免费医疗制度”。两年来，此呼声愈加强烈。现在，我们终于得到了卫生部的正式答复。难道“建立全民免费医疗制度”的动议，就此搁浅了吗？
　　在2006年3月的人大、政协两会上，便有委员问，为什么经济发达程度还不如中国的印度，已建立起全民免费医疗制度，而中国却建立不起来？
　　卫生部答复说，印度在1949年就建立了全民免费医疗制度，但这个免费医疗制度是低水平的，治疗手段简陋，药品廉价。从中国的情况看，目前构建一个全民免费的医疗制度，是很难的。如果再建一个特别低水平的(医疗)保障制度，老百姓也不会满意，但是建高水平的，无论如何做不起来。
　　因为建不起来高水平医疗保障制度，中国便连一个最低水平的全民免费保障医疗制度都没有？我们能不能先吃饱，再吃好？
　　
　　537亿元与9000亿元
　　
　　根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目前我们国家享受医疗保障的只占总人口的15%，也就是说，85%的人没有医疗保险，或者说没有靠得住的医疗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强有力的发动机，中国的综合国力已位居全球第四。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是，改革开放二十九年来，中国的社会福利保障却在倒退。
　　早在上世纪80年代，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教科文卫组织联合发出一个关于确保人类生存权的最基本的四项要求，就是要解决吃饭、住房、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
　　上世纪90年代，在巴西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会议是由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共同发起的，最后形成了《巴西宣言》，提出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中国也是签字国。我们国家郑重承诺，到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的卫生保健”。
　　今年已经是2007年了。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顾昕在回答《光明日报》记者问“全民医保到底要花国家财政多少钱？”时，他是这样计算的：
　　顾昕说，这个数字是从统计数字较为齐全的《2003年城乡医疗总开支》匡算而来。
　　2003年，我国城乡居民用于医疗保健的总开支为4263.2亿元，其中城市居民医疗费用总开支为3370亿元，农村为893.2亿元；当年政府财政卫生支出总额为864.5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总额24649.9亿元的3.5%。
　　5.23亿城市人口，用掉了3370亿元医疗费用，平均每人花费6481元。
　　而当年基本医疗保险人均缴费总额(雇主与雇员双方共缴费)1116元，雇员缴费部分为四分之一，即279元。
　　这个数字告诉我们的是，基本医疗保险年均保费，远大于城市居民每年用于医疗的人均花费。
　　此外，经过匡算，现有2.56亿从业人员，平均每人要负担的无工作家庭成员数大概为0.9人，他们的医疗费用即使由从业人员负担，平均每人每年只需多花648.1元。
　　由此，国家财政只要负担建立医疗救助制度的投入，亦即为2247万低保人员缴纳保费。如果这部分人的医疗费用的10%为自付，则648.1元的90%，即583.3元由国家财政掏钱，那么，由财政支出的2247万人的医疗保险费用，则为131.1亿元。这是一个数字。
　　还有400多亿元，出自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险支出。
　　2003年，893.2亿元的农村居民医疗总支出，意味着7.7亿农民平均每人支出116元。如果采用社会医疗保险的模式，20%医疗费用为自付，那么，在人均缴纳保费的40元以外，国家财政只需人均年补贴52.8元，也就是说，7.7亿农民每年需补贴406.6亿元。
　　131.1亿元加上406.6亿元，一共是537.7亿元。而在2003年国家财政预算中，卫生支出总额是864.5亿元，甚至大于这个数字。
　　所以，国家财政只要再多花537.7亿元，就能为十三亿中国人，建起一个基本的全民医保的医疗体系。
　　537.7亿元，对于2006年收入超过了4万亿元的国家财政，是个很大的数字吗？
　　如果你每年收入4万元，让你一年拿出537.7元，不过是你的总收入的1.1%，用于医保，是个很大的、花不起的数字吗？
　　请注意，美国用在公费医疗上的支出多达美国国家财政收入总额的15%，高出中国15倍。
　　前不久，中共中央党校的刊物《学习时报》披露的一组数字，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这一组数字为：
　　2004年，我国政府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耗财政资源4085亿元，大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以上。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二者相加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如果财政收入按3万亿元计算，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0%左右。
　　近几年来，借培训考察为名，公费出国游风靡一时，几乎成为各级政府和公共机构的平民消费，不少地区甚至把出国培训考察搞到了乡镇一级。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2000年以后，出国学习、培训、考察之风愈演愈烈，公费出国有增无减。
　　这三项数字相加，已超过了9000亿元，占到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
　　9000亿元说花就花了，可用于全民医保的区区537亿元，却就是没有，这到底是为什么？对此，我们该如何评说？
　　
　　医院哭穷：谁的眼泪在飞？
　　
　　为什么中国的医改举步维艰？为什么中国的医疗会成为压在中国老百姓头上的“一座大山”？为什么医患矛盾会屡屡刀兵相见？为什么中国的“医药分家”千呼万唤不出来？
　　“医药分家”是件根治“看病贵”的治本之策，中国的有识之士提出这件事少说也有十年了。在全国人大政协会上，年年都有一大批关于“医药分家”的提案提出，可“医药分家”就是千呼万唤不出来。
　　2007年4月10日，中国爆出了《百家药企二次上书国务院力陈以药养医体制弊端》的大新闻，对此，卫生部发言人回答是：
　　“以药养医”的经营模式改变后，医院运营费用短缺和医务人员待遇降低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未来医院筹资体制究竟会怎样、政府负担多大的比例，还需要在医改方案中做进一步的研究。”
　　此话听来让人对医改前景两眼发黑。
　　说“医院运营费用短缺”，这话听上去，怎么听怎么不是味儿呢。
　　作为《中国十大暴利行业》年年榜上有名，并曾荣登《2005年中国十大暴利行业》之首的中国医院，居然如此哭穷。
　　随便举个例子，让我们来看看医疗暴利“暴”到了何种程度：
　　2006年10月31日，因“欣弗”事件被免职的安徽华源医药公司总经理裘祖贻以死谢罪，在家中上吊自尽。他死后，许多人所不知的内幕，曝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欣弗”每瓶的出厂价仅为1.50元，可医院用在病人身上的售价为38元。涨幅竟高达35倍。在惊人的“欣弗”药品暴利中，药厂所获得的仅为勉强维系生存之微利，90%的利润，落入了医院和医生的囊中，医院的暴利和腐败，竟达到如此令人发指的程度!
　　不要以为这仅仅是个案，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
　　2007年4月，年收入超过12万元的人个税正在查缴，医生是税务机关重点监控的人群，中国至少有100万医生年收入超过了12万。自行纳税的不会超过1/10，因为这些人的收入90%以上不是来自工资，他们从医药代表那里拿的钱比他们的工资多得多。中国的医疗业成了中国最腐败的行业，岂不令人痛心！
　　中国的医疗业是该上缴“暴利税”的行业。2006年，中石化上缴暴利税87.5亿元,中国的医疗业也该缴了。可卫生部开出的药方，居然是中国的医疗业还要“国家给钱”，听了这样的话，你还能对它抱有幻想吗？
　　
　　呼唤全民医保制度
　　
　　是因为中国穷，中国人口众多，国家没有能力实施和负担这样的带有明显福利色彩、社会保障色彩的医疗制度吗？
　　不对。
　　尽管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极其贫穷，那时中国的GDP不过区区4000多亿元，尚不足2006年中国GDP总值20多万亿元的零头，而那时中国的公费医疗，几乎覆盖了中国所有的城市职工，及他们的部分配偶和子女。
　　现在想想改革开放前的公费医疗和免费教育，让人居然觉得如梦中的天堂，这到底是怎么了呢？
　　经过了二十九年的改革开放，2006年中国的GDP逼近了20万亿元，中国人的富裕程度提高了50多倍，2006年仅国家财政的收入便高达4万亿元，便已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0倍。可到2006年，中国医疗保险所覆盖的人群，怎么反而下降到仅占我国总人口的15%了呢？
　　问题出在我们医疗改革的整体思路上。
　　二十九年的医疗改革，我们的基本思路是一门心思地“如何减轻国家和企业的负担”。这一点通过二十九年的不懈努力，的确是做到了。
　　可这样的医改，符合“以人为本”的精神吗？而“以人为本”恰恰应该是医改最基本的出发点，真不知道离开了“以人为本”，医改还会剩下点儿什么。这样的本末倒置结果是什么呢？
　　于是我们所面对的是这样的现实：在农村，有50%的人看不起病。中西部农民因看不起病，死于家中的比例高达60～80%。在城市，有40%的人看不起病。
　　改革开放二十九年来，“公费医疗”似乎成了“大锅饭”的一部分，成了批判、改革、削砍、砸烂的对象。
　　“公费医疗”真的是“大锅饭”吗？过去我们把“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看作“大锅饭”的弊端，它不利于奖勤罚懒，它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经济利益对经济的杠杆作用失效，显然是应该打破的。
　　可为何我们现在倒有些怀念起“大锅饭”来了？如果我们把“大锅饭”理解成“人人都有饭吃”，理解成“最低生活保障”，理解成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体恤，那么“大锅饭”也有它存在的价值。
　　其实，“公费医疗”不是“大锅饭”，它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一种保障，怎么可以连这口“锅”也要砸呢？
　　2007年，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是，公费医疗所覆盖的人群越来越少，到现在，仅剩下中国总人口的15%了。
　　在医疗上，政府的负担减轻了，把包袱扔给了老百姓。为了说明这个情况，让我们再来看看这样一组数字：
　　2003年，世界年均保险深度为8.84%，而中国尚不到1.8%。综合国力位居世界第4的中国，世界平均保险深度位居世界第61位。2003年世界年人均保险额度为385.4美元，而2003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可保险支出中国仅为人均15.2美元，位居世界第73位。
　　减轻国家和企业的负担，这真的是我们二十多年医疗改革的整体思路吗？
　　在公费医疗这件事上，我们观念从根本上就是错的，在舆论上，我们片面地夸大公费医疗的弊端和漏洞，实际上，没有人能从公费医疗上发财或富起来，所以，它不会危及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
　　在舆论上，我们忽视了这是公民权利和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对贫困人口和社会弱势群体。
　　对于国家而言，保障公民的就医权，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权，是每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最基本的人权内容，是宪法所赋予国家的基本义务之一。这是国家的责任，而不是国家的包袱。这个责任是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
　　看来，我们也要盘点盘点，回头看看，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我们都丢掉了些什么，哪些是该丢掉的，哪些是不该丢掉的。不该丢掉的，要不要再把它捡回来。
　　全民医保之梦，其实并不难圆。
　　建立全民医保，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万代的功德无量的比天还大的大事哪。
　　编辑：靳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