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儿童节,除了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统一在6月1日以外,其他各国过节的日期和方式呈现多样化特点,仿佛映照了五彩缤纷的儿童世界。但是,所有儿童节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保护儿童权益,包括他们的生存权、健康权和受教育的权益。这个观念从1925年瑞士日内瓦儿童福利国际会议提出“儿童节”的概念以来,就一直没有改变过。
　　不过和大多数权益保护类节日一样,儿童节在中国也面临着权益议题被抽空的现实。成人社会所做的事情,就是祝孩子们节日快乐,然后要求他们表演快乐给我们看。孩子们日夜排练,就是为了应成人的要求,在节日期间感谢国家感谢父母感谢社会,向大家表示他们已经很快乐了,已经很健康了,已经很安全了。而且成人还给他们设置竞争机制,假如表演得不好,比如突然想起了惨遭屠杀的同龄人,他们就有可能被淘汰,连登上舞台说感谢的机会都没有了。
　　按照国际惯例,权益保护类节日远非一个祝节日快乐可以敷衍。通常地,每年都应该有一个具体的主题,以呈现需要被保护者的真实处境和社会公众的努力方向。毫无疑问,倘若有这样的机会,中国今年的儿童节主题应该是生命安全。
　　接连不断的社会悲剧,让新闻媒体忙着设置新的议题,社会公众不断经受新的震惊。但是,受害家长们不会忘记,社会良知不会麻木,历史也已经铭刻,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的春天,不到50天时间里发生了6起屠童案。屠刀砍进稚嫩的身体,孩子的鲜血浸透了幼儿园和学校的地面。痛苦和悲凉攫住了家长,惨烈和震惊传遍了社会。一场规模空前的校园安全保卫战在全国展开。
　　这场战争如同别的战争一样,耗费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制造了社会的紧张局势。但是,和别的战争不一样的是,战斗者甚至不知道敌人是谁,他们在哪里,为什么要发动攻击,以及如何去消灭他们。当公安部领导豪情万丈地说,要打得犯罪分子不敢对孩子们下手时,大家都有些不太明白:这些连命都不要了、连小孩都不放过的丧心病狂者,还有什么可威胁的,难道捉住他们之后要千刀万剐?
　　在全社会惊惶失措的时候,武力震慑和严防死守十分必要。事实上,这也是对过去的校园日常安全管理的查漏补阙。问题在于,这样是否就已经或者可能把安全隐患解除了呢?假如没有解除,这些人不能伤害孩子之后,又会干出什么事情来呢?我相信每一个关注者内心都有这样一个令人恐惧的逻辑。正因为如此,温家宝总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包括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纠纷,加强基层的调解作用。”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在有关方面迅速布置武力防守的同时,却看不到任何查找社會深层次原因的行动。恰恰相反,任何查找深层次原因的话题,都得不到充分的展开,一些基本的事实也不能公开。甚至,这些事件中有多少儿童及成人伤亡,至今都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那些屠童者的真实生态和心态,媒体也所知不多,民众更无从了解。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社会中缺乏基本的政治伦理——掩盖和逃避成为处理惨剧的主要手段,甚至要在儿童权益保护的节日粉饰太平。如果说前者是缺乏政治责任感的表现的话,那么后者就是几乎无耻的欺骗了。
　　很多人忽略了,在这系列人神共愤的事件中,公众对问责领导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冷漠,尽管中央要求各地党政领导一把手亲力亲为,陕西省提出发生涉及校园重大治安和稳定问题的,要严肃追究有关领导责任,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如果你因此而得出结论说,大家认为领导没有责任,那就大错特错了。更多的人越过领导个体的责任追究,将矛头指向作为整体的政府,其典型的例子就是网上广为传播的恶搞标语:“冤有头,债有主,前面右转是政府。”
　　在“六一”节来临之际,地方官员们在例行向孩子们祝贺节日快乐的时候,一定要意识到他们的不快乐,要意识到家长们的焦虑和痛苦。我希望相关官员们能够基于起码的政治伦理,立足儿童权益保护的现实,向家长和社会说一声道歉,并承诺公开查找造成惨剧的深层次原因。(作者为著名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