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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辆豪华婚车、超大排场的婚礼场面……这是河北省沽源县原县委书记刘富成女儿的婚宴现场，被当地民众戏称为“公主出嫁”。如果熟悉沽源的商界，你还会这在长长的宾客名单中，发现不少“成功人士”的名字。他们或多或少与刘富成存在着“业务”往来。为了向刘书记表达人情，他们都在婚礼上出手了高达五位数的厚礼。
据帮助刘富成打理婚丧大事的亲属们吐露，刘富成仅在女儿结婚和父亲去世之际，收受礼金便达到了250余万元。而像逢年过节时人情往来，钱财孝敬，在刘富成的执政生涯中，更是稀松平常之事。
2014年10月初，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最新反馈意见中指出，利用节庆及婚丧嫁娶收受礼金这一问题仍在多个被巡视地区和单位存在。自中央八项规定发布至2014年9月30日，全国共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的问题6万多个，其中“大操大办婚丧喜庆”“收送节礼”的“案发率”在所有问题中排名第四，5000余干部因此被查处。除此以外，中央还首次“晒出”红包治理清单，其中囊括了10万余人主动上交“红包”及购物卡，涉及金额5.2亿元;查处2550人，涉及金额2.5亿元。
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检察官张磊表示，就该院办理的贪污腐败案件而言，绝大多数贪污腐败案件几乎都有在节日期间收受贿赂的情节。
“在官场中，很多行贿者借着人情往来之名，行权钱交易之实，为了建立起密切的私人关系而赠与官员们人情，而对方也顺势在人情的幌子下迷失自我，心安理得地收受贿赂。看似平常的人情往来背后实际上早已暗藏腐败。”广州市海珠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唐润清告诉《方圆》记者。
记者通过梳理近年来发生的案件发现，这些以人情往来为幌子的腐败有的是以逢年过节“送红包”谋求日后方便，有的利用婚丧嫁娶在从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身上寻找突破口，而人情的背后都是利益的驱使。
人情腐败是一种“预备腐败”
在普通人生活中，节假日、红白喜事亲朋好友间送一点礼以表心意，本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这也就是人情。但在官场，人情被异化成了一种“投资品”，从诞生之初，这种人情就夹杂着权、钱、利的纠葛，从根本上说是有目的性的，背、、后也有一定的利益考量。
“比如有些公职人员对于小额礼金不以为意，对于人情往来碍于情面，就可能让自己在腐败问题上积重难返，最终使小问题变成大祸患，被人情拉下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立众认为。
在唐润清看来，人情腐败是一种“预备腐败”。因为行贿人之所以给予人情，是为了建立和维持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私人关系，并最终凭借这一私人关系获得利益。而国家工作人员接受人情，实际上也接受了这样的潜台词：将来有需要时，要回报欠下的人情。“很多抱有人情往来不是受贿想法的落马官员，都很清楚这些送礼者的真正用意。必须要认识到的是，没有无缘无故的人情，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往来，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人情往来，往往与权钱交易有关。”
正是为了日后的腐败，人情也成了现代官场的“投资品”。李立众指出，这种投资还可能得到升值，因为送礼者极有可能在官员并未身居高位时，就与其建立了较为密切的私人关系，而随着日后官员地位的提升，这种人情也会变得越来越大，关系也会变得越来越密切。
“人情腐败的核心词是腐败，人情只是达成腐败目的的手段和掩饰。”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忠义告诉《方圆》记者，人情腐败一方面存在于官商之间，因为商人群体与社会大多数人相比更具“投资眼光”，与官员等关键人物建立关系是他们的“投资项目”;另一方面常见于上下级之间，因为上级捏着下属的晋升通道，培养好与上级的关系，就成了下属们的钻研课题。
沽源县原县委书记刘富成就是跌倒在人情泥潭里的典型。从单位下属到房地产开发公司等企业老板，几乎都选择了走人情投资路线，利用其女儿出嫁、买房以及节假日等各种名目送礼送钱，以求得拉近关系办事。2003年至2012年，刘富成在他十年的“官场黄金期”中，收受的贿赂高达700余万，最终，法院用一纸判决、17年的牢狱生涯，为刘富成的“官场黄金期”画下了冰冷的句号。办理刘富成案的检察官认为，以为披上人情“外衣”就能不被查处的侥幸心理让刘富成在从人情到腐败的“自毁道路”上渐行渐远。
胡忠义认为，人情往来既给了行贿者攀附的借口，也为官员在收受财物时装上了心理的防火墙。因此，两者在预期交往中就有了极大的目的契合性，心照不宣之余关系自然不断升温，但是这种关系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人情的异化。对于官员而言，天下没有白来的好处，“吃人嘴短拿人手短”，人情兑现之日，就是腐败发生之时，“预备腐败”也就成了“腐败即遂”。
人情腐败多发于特殊时间、特殊主题
为了实现腐败的“预备”，行贿者们从节假日等固定时间，到为规避风险而主动策划“项目”，人情手段可谓种类繁多、五花八门，官员们也广纳“财”礼，乐在其中。北京市石景山区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张春雷告诉《方圆》记者，在该院办理的受贿类案件中，人情腐败的手法复杂，多使用在特殊时间、特殊主题上。
特殊时间是指节假日，传统节日里显得尤为突出。山东济南市历下区检察院的调研报告显示：在该院查处的30起贿赂案件中，春节前后半个月时间内属于作案高发时节，其中，春节前一周内以各种名义“拜年”的占14%;发生在大年初一至初三、以拜年“红包”形式行贿的高达67%;其他时间仅占19%。
在深圳环保系统窝案中，行贿的公司老板袁锋每逢春節和中秋节都会拜访一些行政执法人员，送上几千到万元的红包。在拜访时，他也只谈兄弟情谊，不谈所求。而在节假日过后，一旦遭遇问题，便会要求他们兑现人情利益。
因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被判处16年徒刑的中国民用航空江苏管理局原局长崔学宏曾说过：“我最盼望的是多过几次年，我有个春节情结，过年除了收红包之外，还收了许多名烟名酒，抽不完、喝不完，就拿到民航开办的餐厅、饭店去卖，仅此一项，一个春节下来，就能收入10万元。”
据帮助刘富成打理婚丧大事的亲属们吐露，刘富成仅在女儿结婚和父亲去世之际，收受礼金便达到了250余万元。而像逢年过节时人情往来，钱财孝敬，在刘富成的执政生涯中，更是稀松平常之事。
2014年10月初，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最新反馈意见中指出，利用节庆及婚丧嫁娶收受礼金这一问题仍在多个被巡视地区和单位存在。自中央八项规定发布至2014年9月30日，全国共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的问题6万多个，其中“大操大办婚丧喜庆”“收送节礼”的“案发率”在所有问题中排名第四，5000余干部因此被查处。除此以外，中央还首次“晒出”红包治理清单，其中囊括了10万余人主动上交“红包”及购物卡，涉及金额5.2亿元;查处2550人，涉及金额2.5亿元。
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检察官张磊表示，就该院办理的贪污腐败案件而言，绝大多数贪污腐败案件几乎都有在节日期间收受贿赂的情节。
“在官场中，很多行贿者借着人情往来之名，行权钱交易之实，为了建立起密切的私人关系而赠与官员们人情，而对方也顺势在人情的幌子下迷失自我，心安理得地收受贿赂。看似平常的人情往来背后实际上早已暗藏腐败。”广州市海珠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唐润清告诉《方圆》记者。
记者通过梳理近年来发生的案件发现，这些以人情往来为幌子的腐败有的是以逢年过节“送红包”谋求日后方便，有的利用婚丧嫁娶在从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身上寻找突破口，而人情的背后都是利益的驱使。
人情腐败是一种“预备腐败”
在普通人生活中，节假日、红白喜事亲朋好友间送一点礼以表心意，本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这也就是人情。但在官场，人情被异化成了一种“投资品”，从诞生之初，这种人情就夹杂着权、钱、利的纠葛，从根本上说是有目的性的，背、、后也有一定的利益考量。
“比如有些公职人员对于小额礼金不以为意，对于人情往来碍于情面，就可能让自己在腐败问题上积重难返，最终使小问题变成大祸患，被人情拉下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立众认为。
在唐润清看来，人情腐败是一种“预备腐败”。因为行贿人之所以给予人情，是为了建立和维持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私人关系，并最终凭借这一私人关系获得利益。而国家工作人员接受人情，实际上也接受了这样的潜台词：将来有需要时，要回报欠下的人情。“很多抱有人情往来不是受贿想法的落马官员，都很清楚这些送礼者的真正用意。必须要认识到的是，没有无缘无故的人情，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往来，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人情往来，往往与权钱交易有关。”
正是为了日后的腐败，人情也成了现代官场的“投资品”。李立众指出，这种投资还可能得到升值，因为送礼者极有可能在官员并未身居高位时，就与其建立了较为密切的私人关系，而随着日后官员地位的提升，这种人情也会变得越来越大，关系也会变得越来越密切。
“人情腐败的核心词是腐败，人情只是达成腐败目的的手段和掩饰。”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忠义告诉《方圆》记者，人情腐败一方面存在于官商之间，因为商人群体与社会大多数人相比更具“投资眼光”，与官员等关键人物建立关系是他们的“投资项目”;另一方面常见于上下级之间，因为上级捏着下属的晋升通道，培养好与上级的关系，就成了下属们的钻研课题。
沽源县原县委书记刘富成就是跌倒在人情泥潭里的典型。从单位下属到房地产开发公司等企业老板，几乎都选择了走人情投资路线，利用其女儿出嫁、买房以及节假日等各种名目送礼送钱，以求得拉近关系办事。2003年至2012年，刘富成在他十年的“官场黄金期”中，收受的贿赂高达700余万，最终，法院用一纸判决、17年的牢狱生涯，为刘富成的“官场黄金期”画下了冰冷的句号。办理刘富成案的检察官认为，以为披上人情“外衣”就能不被查处的侥幸心理让刘富成在从人情到腐败的“自毁道路”上渐行渐远。
胡忠义认为，人情往来既给了行贿者攀附的借口，也为官员在收受财物时装上了心理的防火墙。因此，两者在预期交往中就有了极大的目的契合性，心照不宣之余关系自然不断升温，但是这种关系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人情的异化。对于官员而言，天下没有白来的好处，“吃人嘴短拿人手短”，人情兑现之日，就是腐败发生之时，“预备腐败”也就成了“腐败即遂”。
人情腐败多发于特殊时间、特殊主题
为了实现腐败的“预备”，行贿者们从节假日等固定时间，到为规避风险而主动策划“项目”，人情手段可谓种类繁多、五花八门，官员们也广纳“财”礼，乐在其中。北京市石景山区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张春雷告诉《方圆》记者，在该院办理的受贿类案件中，人情腐败的手法复杂，多使用在特殊时间、特殊主题上。
特殊时间是指节假日，传统节日里显得尤为突出。山东济南市历下区检察院的调研报告显示：在该院查处的30起贿赂案件中，春节前后半个月时间内属于作案高发时节，其中，春节前一周内以各种名义“拜年”的占14%;发生在大年初一至初三、以拜年“红包”形式行贿的高达67%;其他时间仅占19%。
在深圳环保系统窝案中，行贿的公司老板袁锋每逢春節和中秋节都会拜访一些行政执法人员，送上几千到万元的红包。在拜访时，他也只谈兄弟情谊，不谈所求。而在节假日过后，一旦遭遇问题，便会要求他们兑现人情利益。
因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被判处16年徒刑的中国民用航空江苏管理局原局长崔学宏曾说过：“我最盼望的是多过几次年，我有个春节情结，过年除了收红包之外，还收了许多名烟名酒，抽不完、喝不完，就拿到民航开办的餐厅、饭店去卖，仅此一项，一个春节下来，就能收入1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