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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认识自己 彭 苏
“我有时在想，我这样写人是不是在制造虚幻?”
“其实都是虚幻，只是深浅的不同。”
不是打禅机。这是某夜，我与主编在MSN上的一段对话。当时，我刚进《南方人物周刊》，内心对于写人，大减往日之兴趣。
第一年做人物记者，写人如同刚进京。名人就像名胜古迹，新鲜，好奇；
一年以后，没有名，只有人。他或她坐在我的面前，我拿着录音笔，提纲来自网络关于对方的信息，重复一个又一个的问题。采完后，自觉傻傻的；
“你如果能把人的灵魂深处，那个看不到的他挖掘出来，才算成功。你看人太静态，缺少阅历，你甚至都不了解自己。”
一位老师的话让一心求教的我，更是惶惑不已。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想仔细。
采访梁冬时，这张名嘴道出一句，每个记者都有自己不可告人的私心。我笑笑，如有私心，我就想重新认识自己。
写李晓牧，浪迹东京银座的皮条客。他从大张旗鼓地述说自己的放浪形骸，把年轻的摄影师吓走，到最终敞开心扉，两人相对哭泣。我以为我已心无芥蒂，但没想到他友好地拍拍我的手臂，我仍会不自觉地逃避。由此，我看到了我心中还是存在阶级：
采访苑胜林，在塌矿深井里求生11天的矿工。采访前，满脑子要同情，很可敬。可看到他老婆乱蓬蓬的头发，我就对递上前的水杯有所迟疑。尔后，通过苑，我发现，他并不可怜，可怜的是我。物质上，他贫穷。但他比我勇敢，敢于在邢台某个封闭的小镇，娶比自己大十四岁的妻；维系生命无须理由，想活下去，没有力不从心；
轮到邹恒甫。建国后，第一个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回国办学，正处于一手创办的武大IAS可能被拆分的风波中心。他嘻笑怒骂，才气横溢，旁征博引，让我惊奇又惊奇；第二年，他与北大光华分崩离析。这时，我深感，当初我忘了质疑，在光环与魅力之下，他自信中的自负刻薄，讥笑学院体制时，他也存有他的偏激。
再谈任志强，划分“穷人区，富人区”，让他饱受争议，我也曾义愤填膺。可两度采访，我看到了自己对中国房地产发展、相关政策出台，了解得何等苍白无力；更感到了众媒体的浮躁，民众的情绪。我们只盯住了这句话的表面，没解其中深意。龙永图曾对我说，不要把人分为体制内与体制外，中国整体就是一个大体制，谁都生活其中。转念间，我在思考，我们痛批房地产商是奸商，大搞官商结合，可众所周知，土地掌握在政府手中，不结合，如何拿地?强势如任志强，他能改变什么?圆滑如潘石屹，一再强调自己公司处在阳光下，可要他细说招拍挂中的猫腻，他打哈哈道，我们是阳光啊，但我们也要生存啊……
且说胡因梦。李敖之前妻，造诣非浅的灵修者，一连跟了她四天，仔细看她的回忆录，仔细听她说，仔细观察她行动，真心赞赏她美人迟暮后，通达美丽；而第二年，不断有信息反馈于我，她还没有真正了悟……
真正了解一个人，需要多长时间?真正了解自己，需要怎么做?
写人难，难以道尽。读佛经，看书籍，求助他人，我就是不愿真正面对自己。
到了2007，采访对象中有人死去，家人老迈多病，热爱的东西离我远去，某天早上醒来，镜中，我眼中呈现了沧桑……生老病死，我常说很自然，轰然袭来，才发现过去自己就是一傻瓜。
“长大的过程，就是不断发现自己是傻瓜的过程。”
“你牛比。”
朋友在MSN笑道。
“你会发现写人是在写你自己。”那个老师说。
我开始深解其意。觉我觉他，本属一体。技法，文笔，所谓的思想，最后乃至职业，都在一一隐去。
2007，我开始重新认识自己。
见字如“误” 施雨华
这几年，我是眼睁睁看着这本杂志过来的(真是眼睁睁，不然会有很多错别字)。从2004年创刊至今，我老老实实读了105期《南方人物》，以每期20小时计，累计已有2000多个小时，堪称个人阅读耗时最长的杂志。经常是一边看一边流眼泪(不是因为感动，而是眼睛发酸，三年半时间用掉的眼药水够装一个可乐罐)。最近半年，基本没有看报纸电视，最主要的新闻来源，是亲爱的同事们为我准备的“十日谈”，在这里，我要请读者原谅我(就像宴会上最先动筷子的人应该说一声“对不起”)，我比你们更早读到这些故事，还对它们动手动脚。
我和《南方人物》有缘，证据之一是领导们慧眼独具(此处删去赞美之词500字)，从上千份材料中扒出我那份简历，而且面试的那天恰好是我生日，领导们没有带礼物，只好把这份工作给了我。作为非专业选手(我大学时读的是考古专业，可惜水平比挑错别字还要业余，此处按下不表)，从最初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到现在的一本正经、波澜不惊，间或走神出错、事后脸色发青，我基本成长为了一个校对业初级工。
在此期间，经常接到读者的纠错电话，找“施雨华小姐”或“施雨华女士”，令我一边羞愧一边恨不得立马传真张照片过去(借此机会，更正众多读者对在下的错爱)。最意外的一次，是接到上海《咬文嚼字》编辑部电话。我颇有一点“惊动了高层”的惊悚，正待对近期疏漏作检讨，那边笑盈盈说：“我不是来咬你的。我们办了个培训班，主要面向新杂志的相关人员……”
现在《南方人物》逐渐成熟，打电话来的读者少了。我想这主要不是因为错别字少了，而是因为你们更宽容了，更在意文章好坏而非词句对错了(感谢写出了好文章的记者们为我偏移子弹)。我觉得这也是阅读杂志更有益的方法——毕竟大家更想深入读解人物内心，而非学习遣词造句，斤斤计较不免园小失大。当然这不能成为我工作疏漏的借口。据说有人看到错别字就像吃到苍蝇一般难受，如此说来，我的食物排序就只能是：苍蝇、米饭及其他了。我要郑重地向大家汇报：苍蝇营养不错，这两年我胖了。
自由和宽容是《南方人物》本色。也因此，我们的选题会常常开成“政治、经济、社会、文艺现状自由谈”，众人一一爆料，互通八卦。关于选题的讨论，有时反难深入，同事形容为“集体独白”，窃以为极恰切。不过，这或者是我们的“民主不集中制”必需的代价。我的主要职责是校对文字，为读者减少阅读上的障碍，却也常常“越位”，悍然对我驻北京站、上海站记者的稿件发动批评(广州本部的同志因为经常一起吃饭，基本上在餐桌边按人民内部矛盾解决)。我们经常这样“鼓励”对方：“还有什么不成熟的看法，说吧。”——以下是本人不成熟的看法。
《财经》杂志的选择是“独立，独家，独到”的“独深”主义，我觉得《南方人物》应该成为杂志中“有种，有料，有趣”的三个代表(《读库》主编张立宪对此想法很有贡献)。目前来说，《南方人物》只能算是“有点种，有点料，有点趣”。—— 希望读者也能“有点耐心，有点痴心”。我们安身于“重新打量每个生命”，以更人性、更宽容的目光关注这个大时代中的个人命运。所以我们用心“软硬兼施”：料硬，逻辑硬，这是事实线；心软，姿态软，这是心灵线。有两条线才可能形成一个基于事实而怀抱同情的交点。资讯时代人们习惯了快餐式阅读，我们就该让读者有一点不习惯，有一点落入深水区的意外感。
我很怀疑过分偏重事实忽视心灵的“客观主义”。英国大哲学家罗素曾有一个比喻：小鸡看见经常喂它的人时，就期待饲料，不料喂了它一辈子的那人，临了却可能绞断它的脖子——如果记者不能深入读解人物的心灵史(这是冒险，但很值得)，只看他所谓的“客观”，就该担心自己的脖子了。“客观”之敌是有意隐瞒和作假、过分疏忽和粗陋，以及无根据的揣测，而不是对人物、事件的“同情之理解”。
苏童有个短篇叫《一个朋友在路上》，说的是理想主义者力钧不断流浪寻找人生真义的故事。在灯下阅读刚刚打印出来的稿件时，每每想起我那些还在路上的同事们，每每想起苏童的这篇小说来。一个朋友在路上，在路上，在路上——让人担心挂念，却又被理想的行进温暖。《南方人物》还很年轻，正在路上，祝愿它道路漫长、前程远大。
这一年的尴尬事 徐琳玲
和形形色色、个性与经历各异的采访对象交流是件乐事，也是件益事，特别是当你打开了对方的内心世界。其中一些“相见恨晚”的，后来还真成为了朋友。
可麻烦的事情总是有的。这一年，我采访老翻译家张玉书。老先生颇有长者之风，风趣而且谈吐文雅，和他聊天，真有种如沐春风的感觉。照老人要求，我在发稿前把文章传给他看。老一辈学者的治学态度真令我汗颜，五六千字的稿子，他竟然花了两个晚上仔仔细细琢磨，在文字和文风上，都给了我不少修改意见。
然而，在一个小小的细节上，我们俩发生了争执——在原文中，我写到老先生跟我谈起的一点往事，当年他在北大当助教时日子很清苦，后因翻译《海涅文集》稿费颇丰，“有钱买猪肉吃了，很开心”。话落为文字，老先生却要求把这个关于猪肉的句子删掉——“粗俗，不雅”。在我这个后生晚辈看来，这“充满了生活真实的质感”，我试图说服老先生——其实，猪肉和海涅的诗、席勒的戏剧并不矛盾。
“那我就不允许发这个稿子。”和蔼可亲的老先生在电话中忽然一下子强硬起来了。我愣住了，时常会碰到为了稿子与采访对象争执的事，这样关乎格调的问题，我还是第一次遭遇。幸好，这是个无关轻重的细节，老先生的意见也不能不尊重。
这一年，我还稀里糊涂地和某著名专栏作家结上了“梁子”。个中曲折，就不在这里具体展开了。话说某天，主编打了个电话给我，问我是否看过该作家的博客，领导的语气很抱歉，总之，他说这个事情和我没有关系，他会向对方作出解释。
这位作家的影响力和粉丝群都是巨大的。几小时后，朋友们的电话相继打来。“哦哟，你都出名了。”——一位台湾同胞带着闽南拖腔开口问候我；接着，另一位上班时间就是泡网站、看K线的朋友，干脆把作家的炮轰文章分为几段，用手机短信一条一条地给我发过来。
当看到那篇用词尖利的文章和粉丝们热热闹闹的跟贴，我还是犯了佛家说的一个“嗔”字，愤愤然觉得，他作为一个熟悉流程的前媒体人，不该不知道一个记者的职权；另外，这明显是滥用公共权力——请原谅我和所有半瓶子晃荡的知识青年一样爱上纲上线的毛病。
后来释然了，既而惭愧——毕竟，在整个事件里，该专栏作家是受了些委屈，而文字是他唯一的自卫武器，如果他把满腔怒火化为文字，并宣泄于我这个其中唯一和他直接接触的，也是合情合理。幸好，误会消除了，一切平息。
当记者，是个容易得罪人的行当。如何既坚守自己的独立立场，又维护和采访对象的长久关系，这是个两难。我所坚持的，就是守信用，若是采访对象在采访前提出看稿要求，就不能失信于他。但是，除了纰漏和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对于记者独立判断和真相披露部分的异议，我会和对方商量，同时提醒他——“我是一个记者”。
问题没这么简单。这一年，中国商界一位传奇人物把自己新办的公司送上了纽约证交所。两年前，我曾经采访过他，当时他刚刚创办新公司。于是我再度约访。
但，几天后，我从一个同行那里得知，该商界人士对我此前的报道颇为不满，原因就出在文中评价他个性的几个字眼上。他也是历经商海沉浮的人物，被捧过、骂过、猜忌和怀疑过，到现在“阴谋论”也没离开过他。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么一个“对媒体早就麻木了”的人竟然会对几个平常的中性评价字眼有如此激烈的反应。
采访当然被拒绝了。我很自责——本来，那只是一个纯粹文字技巧的问题，或者真是我的轻率和武断。 《圣经》说，人都是“自以为义”的。无论是左是右，是女权主义者，民族分子，还是我们这些自认为坚守着良心和独立立场的媒体人士。而在很长时间里，我都很难以理解——为什么在摩西十诫中，人心的骄傲被列在杀戮和淫乱之前。
存一颗谦卑的心，我们本该如此。
“图”个痛快 王年华
来《南方人物》两载，阅图无数，阅图中“美人”无数。最让我动容的是姜晓明拍摄的矿工(见本刊2005年12月28日总第41期封面)和大食拍摄的乞儿“小贵州”(未刊发)：他们不是矿工，而是刚从生死一线的战场上下来的大兵；“小贵州”也不是乞儿，二胡架在腰间，立于米袋之上，斜愣着头半闭着眼，不是行为艺术家，就是女子十二乐坊的祖师爷!
今年本该大食在此露脸，他却死活推给我，说：没做啥，不敢写。在我应允这个美差后，也愁了：我又做了啥?同事出主意：要不你给自己编个图片故事吧。
其实，也就这点可以称道了——《南方人物》的图片故事，我却不想像写年终总结似的自夸一番。
其他栏目的投稿邮箱像马蜂窝，图片故事的投稿邮箱总是狡兔的一个洞，偶尔，能撞上这只兔子恰巧在洞中。为啥?难啊!
文字可以是记录、随笔、杂文、旅游笔记，甚至梦中呓语。影像可不是闭目思考出来的，你得走过去，靠近，按动快门。有时一张或一组好片子不是因为光影构图或具备了记录历史的意义，只是因为，人在现场呢。
学了跟新闻完全不沾边的阿拉伯语，误打误撞地进了传媒圈子，在之前的《南方体育》做中国足球文字记者、编辑，随着中国足球这坨东西的进化发展，我的文字也越写越臭。来到《南方人物》跟编委会老师扯了两次，成功跳槽—看图片。
其实也不是个轻松的活计。常常为了一个人物，我需要在图片库上千张垃圾照片中挑出尚可的一两张，往往挑完之后，这个人物的坐立行挤眉弄眼搔首弄姿都了然于我胸。梦里，他(她)向我款款走来。
什么人物最轻松?西方国家领导人。他们总是很会迎合摄影师，让摆什么POSE就摆什么POSE，我可以轻松地在国外图片库里找到或张扬或诙谐的照片。 什么人物最深沉?中国的官员们，他们有立场有主见，不需要人摆布，所以他们出现在《南方人物》上往往不是在视察、开会就是在发言，顶多跟读者招招手。越是这样，越让我这个半路出家的“和尚”认为他们性格都一样，外表也就差不多——西服领带黑皮鞋。有一次就出了错，把某大员的照片搞错了，挨个给来信指正的读者道歉之后，诚惶诚恐了一星期。
美人儿总是出现在我梦中，一睁眼，却总是那些不忍再看的人物。张立宪(老六)先生在《读库0700》的编辑手记里写道：凡是正走红的明星，巩俐章子怡赵薇周迅之流，一律是封面毒药，全都堆在那里卖不出去——于是，在报亭上她们占据的时，间就更长；这给更多的媒体从业人员以错觉，以后要用更多这样的人充塞在封面上，于是就更卖不出去。
以前的《南方体育》报纸像个夜总会，用大把的票子搞得自己里里外外香艳欲滴，很感谢在那里学习到了划版、5W、起标题、选照片，受用至今，但老六在那篇手记里说自己的报纸——
“弄得越骚，老百姓就越不愿买，至少是不好意思买。”
现在的《南方人物》像个用古堡装修而成的星级宾馆，虽然偶尔会有“薄透露”的美女出现在杂志里，那也是宾馆房间里的夜半电话，撩你一下，然后读者可以继续欣赏美文。
周正，这是《南方人物》选用人物图片的标准。人物的观点需要文字进行记录，他的风骨却要用图片定格在那一刻。
故事，是《南方人物》制作图片故事的大纲。有了看头，也就有了效益。曾有同事说某电视机品牌想在图片故事的版面上做广告，而创意是在每个奥运选手的照片外，套上该品牌电视机的外框。
必须拒绝!
我就是个上菜的跑堂，没有一线的拍摄，我上不了菜。在此，感谢所有习惯用相片记录生命的人们。每对着一张老照片驻足，我都念着并未留名的记录者，心有敬重。感谢，感谢!
“我有时在想，我这样写人是不是在制造虚幻?”
“其实都是虚幻，只是深浅的不同。”
不是打禅机。这是某夜，我与主编在MSN上的一段对话。当时，我刚进《南方人物周刊》，内心对于写人，大减往日之兴趣。
第一年做人物记者，写人如同刚进京。名人就像名胜古迹，新鲜，好奇；
一年以后，没有名，只有人。他或她坐在我的面前，我拿着录音笔，提纲来自网络关于对方的信息，重复一个又一个的问题。采完后，自觉傻傻的；
“你如果能把人的灵魂深处，那个看不到的他挖掘出来，才算成功。你看人太静态，缺少阅历，你甚至都不了解自己。”
一位老师的话让一心求教的我，更是惶惑不已。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想仔细。
采访梁冬时，这张名嘴道出一句，每个记者都有自己不可告人的私心。我笑笑，如有私心，我就想重新认识自己。
写李晓牧，浪迹东京银座的皮条客。他从大张旗鼓地述说自己的放浪形骸，把年轻的摄影师吓走，到最终敞开心扉，两人相对哭泣。我以为我已心无芥蒂，但没想到他友好地拍拍我的手臂，我仍会不自觉地逃避。由此，我看到了我心中还是存在阶级：
采访苑胜林，在塌矿深井里求生11天的矿工。采访前，满脑子要同情，很可敬。可看到他老婆乱蓬蓬的头发，我就对递上前的水杯有所迟疑。尔后，通过苑，我发现，他并不可怜，可怜的是我。物质上，他贫穷。但他比我勇敢，敢于在邢台某个封闭的小镇，娶比自己大十四岁的妻；维系生命无须理由，想活下去，没有力不从心；
轮到邹恒甫。建国后，第一个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回国办学，正处于一手创办的武大IAS可能被拆分的风波中心。他嘻笑怒骂，才气横溢，旁征博引，让我惊奇又惊奇；第二年，他与北大光华分崩离析。这时，我深感，当初我忘了质疑，在光环与魅力之下，他自信中的自负刻薄，讥笑学院体制时，他也存有他的偏激。
再谈任志强，划分“穷人区，富人区”，让他饱受争议，我也曾义愤填膺。可两度采访，我看到了自己对中国房地产发展、相关政策出台，了解得何等苍白无力；更感到了众媒体的浮躁，民众的情绪。我们只盯住了这句话的表面，没解其中深意。龙永图曾对我说，不要把人分为体制内与体制外，中国整体就是一个大体制，谁都生活其中。转念间，我在思考，我们痛批房地产商是奸商，大搞官商结合，可众所周知，土地掌握在政府手中，不结合，如何拿地?强势如任志强，他能改变什么?圆滑如潘石屹，一再强调自己公司处在阳光下，可要他细说招拍挂中的猫腻，他打哈哈道，我们是阳光啊，但我们也要生存啊……
且说胡因梦。李敖之前妻，造诣非浅的灵修者，一连跟了她四天，仔细看她的回忆录，仔细听她说，仔细观察她行动，真心赞赏她美人迟暮后，通达美丽；而第二年，不断有信息反馈于我，她还没有真正了悟……
真正了解一个人，需要多长时间?真正了解自己，需要怎么做?
写人难，难以道尽。读佛经，看书籍，求助他人，我就是不愿真正面对自己。
到了2007，采访对象中有人死去，家人老迈多病，热爱的东西离我远去，某天早上醒来，镜中，我眼中呈现了沧桑……生老病死，我常说很自然，轰然袭来，才发现过去自己就是一傻瓜。
“长大的过程，就是不断发现自己是傻瓜的过程。”
“你牛比。”
朋友在MSN笑道。
“你会发现写人是在写你自己。”那个老师说。
我开始深解其意。觉我觉他，本属一体。技法，文笔，所谓的思想，最后乃至职业，都在一一隐去。
2007，我开始重新认识自己。
见字如“误” 施雨华
这几年，我是眼睁睁看着这本杂志过来的(真是眼睁睁，不然会有很多错别字)。从2004年创刊至今，我老老实实读了105期《南方人物》，以每期20小时计，累计已有2000多个小时，堪称个人阅读耗时最长的杂志。经常是一边看一边流眼泪(不是因为感动，而是眼睛发酸，三年半时间用掉的眼药水够装一个可乐罐)。最近半年，基本没有看报纸电视，最主要的新闻来源，是亲爱的同事们为我准备的“十日谈”，在这里，我要请读者原谅我(就像宴会上最先动筷子的人应该说一声“对不起”)，我比你们更早读到这些故事，还对它们动手动脚。
我和《南方人物》有缘，证据之一是领导们慧眼独具(此处删去赞美之词500字)，从上千份材料中扒出我那份简历，而且面试的那天恰好是我生日，领导们没有带礼物，只好把这份工作给了我。作为非专业选手(我大学时读的是考古专业，可惜水平比挑错别字还要业余，此处按下不表)，从最初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到现在的一本正经、波澜不惊，间或走神出错、事后脸色发青，我基本成长为了一个校对业初级工。
在此期间，经常接到读者的纠错电话，找“施雨华小姐”或“施雨华女士”，令我一边羞愧一边恨不得立马传真张照片过去(借此机会，更正众多读者对在下的错爱)。最意外的一次，是接到上海《咬文嚼字》编辑部电话。我颇有一点“惊动了高层”的惊悚，正待对近期疏漏作检讨，那边笑盈盈说：“我不是来咬你的。我们办了个培训班，主要面向新杂志的相关人员……”
现在《南方人物》逐渐成熟，打电话来的读者少了。我想这主要不是因为错别字少了，而是因为你们更宽容了，更在意文章好坏而非词句对错了(感谢写出了好文章的记者们为我偏移子弹)。我觉得这也是阅读杂志更有益的方法——毕竟大家更想深入读解人物内心，而非学习遣词造句，斤斤计较不免园小失大。当然这不能成为我工作疏漏的借口。据说有人看到错别字就像吃到苍蝇一般难受，如此说来，我的食物排序就只能是：苍蝇、米饭及其他了。我要郑重地向大家汇报：苍蝇营养不错，这两年我胖了。
自由和宽容是《南方人物》本色。也因此，我们的选题会常常开成“政治、经济、社会、文艺现状自由谈”，众人一一爆料，互通八卦。关于选题的讨论，有时反难深入，同事形容为“集体独白”，窃以为极恰切。不过，这或者是我们的“民主不集中制”必需的代价。我的主要职责是校对文字，为读者减少阅读上的障碍，却也常常“越位”，悍然对我驻北京站、上海站记者的稿件发动批评(广州本部的同志因为经常一起吃饭，基本上在餐桌边按人民内部矛盾解决)。我们经常这样“鼓励”对方：“还有什么不成熟的看法，说吧。”——以下是本人不成熟的看法。
《财经》杂志的选择是“独立，独家，独到”的“独深”主义，我觉得《南方人物》应该成为杂志中“有种，有料，有趣”的三个代表(《读库》主编张立宪对此想法很有贡献)。目前来说，《南方人物》只能算是“有点种，有点料，有点趣”。—— 希望读者也能“有点耐心，有点痴心”。我们安身于“重新打量每个生命”，以更人性、更宽容的目光关注这个大时代中的个人命运。所以我们用心“软硬兼施”：料硬，逻辑硬，这是事实线；心软，姿态软，这是心灵线。有两条线才可能形成一个基于事实而怀抱同情的交点。资讯时代人们习惯了快餐式阅读，我们就该让读者有一点不习惯，有一点落入深水区的意外感。
我很怀疑过分偏重事实忽视心灵的“客观主义”。英国大哲学家罗素曾有一个比喻：小鸡看见经常喂它的人时，就期待饲料，不料喂了它一辈子的那人，临了却可能绞断它的脖子——如果记者不能深入读解人物的心灵史(这是冒险，但很值得)，只看他所谓的“客观”，就该担心自己的脖子了。“客观”之敌是有意隐瞒和作假、过分疏忽和粗陋，以及无根据的揣测，而不是对人物、事件的“同情之理解”。
苏童有个短篇叫《一个朋友在路上》，说的是理想主义者力钧不断流浪寻找人生真义的故事。在灯下阅读刚刚打印出来的稿件时，每每想起我那些还在路上的同事们，每每想起苏童的这篇小说来。一个朋友在路上，在路上，在路上——让人担心挂念，却又被理想的行进温暖。《南方人物》还很年轻，正在路上，祝愿它道路漫长、前程远大。
这一年的尴尬事 徐琳玲
和形形色色、个性与经历各异的采访对象交流是件乐事，也是件益事，特别是当你打开了对方的内心世界。其中一些“相见恨晚”的，后来还真成为了朋友。
可麻烦的事情总是有的。这一年，我采访老翻译家张玉书。老先生颇有长者之风，风趣而且谈吐文雅，和他聊天，真有种如沐春风的感觉。照老人要求，我在发稿前把文章传给他看。老一辈学者的治学态度真令我汗颜，五六千字的稿子，他竟然花了两个晚上仔仔细细琢磨，在文字和文风上，都给了我不少修改意见。
然而，在一个小小的细节上，我们俩发生了争执——在原文中，我写到老先生跟我谈起的一点往事，当年他在北大当助教时日子很清苦，后因翻译《海涅文集》稿费颇丰，“有钱买猪肉吃了，很开心”。话落为文字，老先生却要求把这个关于猪肉的句子删掉——“粗俗，不雅”。在我这个后生晚辈看来，这“充满了生活真实的质感”，我试图说服老先生——其实，猪肉和海涅的诗、席勒的戏剧并不矛盾。
“那我就不允许发这个稿子。”和蔼可亲的老先生在电话中忽然一下子强硬起来了。我愣住了，时常会碰到为了稿子与采访对象争执的事，这样关乎格调的问题，我还是第一次遭遇。幸好，这是个无关轻重的细节，老先生的意见也不能不尊重。
这一年，我还稀里糊涂地和某著名专栏作家结上了“梁子”。个中曲折，就不在这里具体展开了。话说某天，主编打了个电话给我，问我是否看过该作家的博客，领导的语气很抱歉，总之，他说这个事情和我没有关系，他会向对方作出解释。
这位作家的影响力和粉丝群都是巨大的。几小时后，朋友们的电话相继打来。“哦哟，你都出名了。”——一位台湾同胞带着闽南拖腔开口问候我；接着，另一位上班时间就是泡网站、看K线的朋友，干脆把作家的炮轰文章分为几段，用手机短信一条一条地给我发过来。
当看到那篇用词尖利的文章和粉丝们热热闹闹的跟贴，我还是犯了佛家说的一个“嗔”字，愤愤然觉得，他作为一个熟悉流程的前媒体人，不该不知道一个记者的职权；另外，这明显是滥用公共权力——请原谅我和所有半瓶子晃荡的知识青年一样爱上纲上线的毛病。
后来释然了，既而惭愧——毕竟，在整个事件里，该专栏作家是受了些委屈，而文字是他唯一的自卫武器，如果他把满腔怒火化为文字，并宣泄于我这个其中唯一和他直接接触的，也是合情合理。幸好，误会消除了，一切平息。
当记者，是个容易得罪人的行当。如何既坚守自己的独立立场，又维护和采访对象的长久关系，这是个两难。我所坚持的，就是守信用，若是采访对象在采访前提出看稿要求，就不能失信于他。但是，除了纰漏和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对于记者独立判断和真相披露部分的异议，我会和对方商量，同时提醒他——“我是一个记者”。
问题没这么简单。这一年，中国商界一位传奇人物把自己新办的公司送上了纽约证交所。两年前，我曾经采访过他，当时他刚刚创办新公司。于是我再度约访。
但，几天后，我从一个同行那里得知，该商界人士对我此前的报道颇为不满，原因就出在文中评价他个性的几个字眼上。他也是历经商海沉浮的人物，被捧过、骂过、猜忌和怀疑过，到现在“阴谋论”也没离开过他。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么一个“对媒体早就麻木了”的人竟然会对几个平常的中性评价字眼有如此激烈的反应。
采访当然被拒绝了。我很自责——本来，那只是一个纯粹文字技巧的问题，或者真是我的轻率和武断。 《圣经》说，人都是“自以为义”的。无论是左是右，是女权主义者，民族分子，还是我们这些自认为坚守着良心和独立立场的媒体人士。而在很长时间里，我都很难以理解——为什么在摩西十诫中，人心的骄傲被列在杀戮和淫乱之前。
存一颗谦卑的心，我们本该如此。
“图”个痛快 王年华
来《南方人物》两载，阅图无数，阅图中“美人”无数。最让我动容的是姜晓明拍摄的矿工(见本刊2005年12月28日总第41期封面)和大食拍摄的乞儿“小贵州”(未刊发)：他们不是矿工，而是刚从生死一线的战场上下来的大兵；“小贵州”也不是乞儿，二胡架在腰间，立于米袋之上，斜愣着头半闭着眼，不是行为艺术家，就是女子十二乐坊的祖师爷!
今年本该大食在此露脸，他却死活推给我，说：没做啥，不敢写。在我应允这个美差后，也愁了：我又做了啥?同事出主意：要不你给自己编个图片故事吧。
其实，也就这点可以称道了——《南方人物》的图片故事，我却不想像写年终总结似的自夸一番。
其他栏目的投稿邮箱像马蜂窝，图片故事的投稿邮箱总是狡兔的一个洞，偶尔，能撞上这只兔子恰巧在洞中。为啥?难啊!
文字可以是记录、随笔、杂文、旅游笔记，甚至梦中呓语。影像可不是闭目思考出来的，你得走过去，靠近，按动快门。有时一张或一组好片子不是因为光影构图或具备了记录历史的意义，只是因为，人在现场呢。
学了跟新闻完全不沾边的阿拉伯语，误打误撞地进了传媒圈子，在之前的《南方体育》做中国足球文字记者、编辑，随着中国足球这坨东西的进化发展，我的文字也越写越臭。来到《南方人物》跟编委会老师扯了两次，成功跳槽—看图片。
其实也不是个轻松的活计。常常为了一个人物，我需要在图片库上千张垃圾照片中挑出尚可的一两张，往往挑完之后，这个人物的坐立行挤眉弄眼搔首弄姿都了然于我胸。梦里，他(她)向我款款走来。
什么人物最轻松?西方国家领导人。他们总是很会迎合摄影师，让摆什么POSE就摆什么POSE，我可以轻松地在国外图片库里找到或张扬或诙谐的照片。 什么人物最深沉?中国的官员们，他们有立场有主见，不需要人摆布，所以他们出现在《南方人物》上往往不是在视察、开会就是在发言，顶多跟读者招招手。越是这样，越让我这个半路出家的“和尚”认为他们性格都一样，外表也就差不多——西服领带黑皮鞋。有一次就出了错，把某大员的照片搞错了，挨个给来信指正的读者道歉之后，诚惶诚恐了一星期。
美人儿总是出现在我梦中，一睁眼，却总是那些不忍再看的人物。张立宪(老六)先生在《读库0700》的编辑手记里写道：凡是正走红的明星，巩俐章子怡赵薇周迅之流，一律是封面毒药，全都堆在那里卖不出去——于是，在报亭上她们占据的时，间就更长；这给更多的媒体从业人员以错觉，以后要用更多这样的人充塞在封面上，于是就更卖不出去。
以前的《南方体育》报纸像个夜总会，用大把的票子搞得自己里里外外香艳欲滴，很感谢在那里学习到了划版、5W、起标题、选照片，受用至今，但老六在那篇手记里说自己的报纸——
“弄得越骚，老百姓就越不愿买，至少是不好意思买。”
现在的《南方人物》像个用古堡装修而成的星级宾馆，虽然偶尔会有“薄透露”的美女出现在杂志里，那也是宾馆房间里的夜半电话，撩你一下，然后读者可以继续欣赏美文。
周正，这是《南方人物》选用人物图片的标准。人物的观点需要文字进行记录，他的风骨却要用图片定格在那一刻。
故事，是《南方人物》制作图片故事的大纲。有了看头，也就有了效益。曾有同事说某电视机品牌想在图片故事的版面上做广告，而创意是在每个奥运选手的照片外，套上该品牌电视机的外框。
必须拒绝!
我就是个上菜的跑堂，没有一线的拍摄，我上不了菜。在此，感谢所有习惯用相片记录生命的人们。每对着一张老照片驻足，我都念着并未留名的记录者，心有敬重。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