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链贸易和金融全球化使得全球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政策都会影响到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国民经济状况，中、美、德这样全球价值链中心国的政策外溢效应更加显著。反之，任何一国仅凭自身的力量也难以调整内、外部经济结构的失衡，中、美、德尤其如此。
　　2008年之前的全球化是真实的，2008年以来的逆全球化也是真实的，但贸易差额代表的全球失衡却不是真实的。我们将其称之为“贸易幻觉”。经常账户顺差不等于增加值顺差，双边贸易差额的数字失去了它本来的含义。这一切都始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外商直接投资和价值链贸易。至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在全球工业制成品生产中，进口中间品份额超过了25%，而后不断下降。与此同时，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也在2007年达到峰值（3.1万亿美元）。随着进口替代的加速，产业链的收缩和区域化趋势还将继续。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出口国，是全球价值链的三大中心节点之一。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和政策的外溢效应和反馈效应都会越来越显著。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20年“7·30”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一个新提法，但趋势性力量、蓝图和改革路径已经形成，其供给侧的关键词是科技创新，需求侧的关键词是消费。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转变，符合经济演化规律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将有助于缓解全球失衡。
　　全球贸易失衡是盈余国和赤字国的内部经济结构失衡的镜像和结果，与不同经济体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和单极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密切相关。所以，全球贸易失衡的调整只有在主要大国同步调整内部失衡，协商重建全球治理体系的前提下才能终结。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有且仅有一条路径：合作。
　　从一般均衡和内外均衡的联动性上来说，只要美国不改变国民储蓄、投资和消费的结构性失衡状况，其国际收支逆差状况也不会改变，对中国的贸易战只会改变其逆差的对象，即将对中国的逆差转变为对越南、墨西哥等国的逆差，就像上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之后的故事一样，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在美元汇率贬值和日元升值后确实有所收窄，但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又继续扩大，只是將对日本的贸易逆差逐渐转移到了中国，日本也并未因此而转向顺差，只是将对美国的顺差逐步转移到了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中美之间的均衡发展需要的是合作，而非冲突。
　　从一般均衡的角度看，再平衡只有在合作中才能实现。纵观历史，人类社会也只有在合作中才能进步。所以，逆全球化之后，建立在全新治理体系上的全球化仍将展开。如大卫·休谟所言：“在那些已经获得一些商业进步的各国政府中，最常见的就是以疑惧的眼光旁观邻国的进步，将所有的贸易国当作对手，并想当然地认为，除非牺牲自己的利益，否则它的邻国就不可能繁荣富强。与这种狭隘而有恶意的观点相反，我大胆地断言，财富和商业在任何国家的增长通常有利于而不是有损于其所有邻国的财富和商业。当周边所有的国家都被无知、怠惰和蒙昧困扰的时候，一国很少能够在贸易和工业上走得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