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国家体改委成立时最早的官员之一，参与了有关企业改革、财政金融体制改革方案的研究和政策推广。作为在世界银行工作的中国经济学家之一，他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搭起了经济交流与对话的桥梁。
　　当他转身步入投资银行界，他把自己定位为“商业经济学家”，除了有学者的良知，更多的是责任。
　　陈兴动，法国巴黎证券（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师。11月12日，在北京嘉里中心巴黎证券会议室里，陈兴动和《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记者谈起了他的职业生涯。
　　
　　转身投行
　　
　　记者最早认识陈兴动，是在2005年的一次宏观经济研讨会上，那时他的身份是法国巴黎百富勤有限公司（下称“巴黎百富勤”）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兼中国总经济师；两年后再次见到他，名片上却有了新头衔：法国巴黎证券（亚洲）有限公司（下称“巴黎证券”）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师。
　　“以前的巴黎百富勤只包括亚洲的中国大陆地区、香港、台湾、南韩、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八个地方，2006年6月，巴黎百富勤重组为法国巴黎亚洲证券有限公司，重组以后，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也包括进来了。”陈兴动向记者说起他的职业转变，兴致极高。
　　从世界银行的中国经济学家到投资银行的董事总经理，机缘和巧合，往往能塑造一个人的传奇人生。
　　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股市浸透着躁动和兴奋。人们普遍把股市当作最诱人的致富捷径，一些国外投行也开始跃跃欲试，到中国寻求发展机会。
　　陈兴动的一个朋友在英国高诚证券公司（下称“高诚证券”）担任首席代表，每当公司的高管和客户到北京时，她都要邀请身为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经济研究员的陈兴动一起坐坐，谈论一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问题。多次交谈之后，高诚证券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1993年7月，33岁的陈兴动做出了关乎自己命运的重大决定：离开世界银行到高诚证券担任高级经济师（后总经济师），开始了自己的投行生涯。
　　在高诚证券的第二年，陈兴动就以他敏锐的洞察力，独特的见解和对市场的准确判断力，迅速赢得了投资者的认可，他个人被《Asiamoney》评为中国宏观经济最佳分析师。
　　1997年5月，陈兴动加盟了百富勤投资集团，任百富勤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以及百富勤证券有限公司的总经济师。
　　不久，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百富勤未能幸免于难——遭遇清盘。1998年2月，法国巴黎银行收购百富勤，公司改名为“法国巴黎百富勤有限公司”，陈兴动任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兼中国总经济师。2006年6月，巴黎百富勤重组为法国巴黎（亚洲）证券有限公司，陈兴动任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师。
　　“巴黎证券是个不错的平台，这个平台是提供给大家做事的。我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既能为巴黎证券工作，又能参与中国的经济发展。”陈兴动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
　　为了集中精力做好业务发展和业务管理，陈兴动将大量的时间用于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研究，他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独到见解和深刻分析，对中国经济发展未来走势的判断一直被业界和投资人士所认可。
　　
　　商业经济学家的本分
　　
　　今年5月，中国海关公布，第一季度中美贸易顺差达346.8亿美元，同比增长19.1%。同时，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将在华盛顿举行的消息也公诸于世。市场纷纷猜测，人民币可能会升值15％以上。但陈兴动当时坚持认为，人民币不会有太大幅度的升值。事实后来证明也的确如此。
　　“我的看法是：2008年人民币升值的幅度，相对美元升值幅度可能要大一些。”对宏观经济的预言，对投资者提供的投资决策，让陈兴动的身份逐渐明晰——商业经济学家。
　　陈兴动的人生目标是做中国的“商业经济学家”。他把经济学家分为三类：一是理论经济学家，二是政策经济学家，三是商业经济学家。陈兴动把自己归为“商业经济学家”。
　　“这三类经济学家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不同的。理论经济学家回答两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他们创造一个理论框架进行规范化研究，并且给别人提供研究和分析的方法；政策经济学家回答三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应该是什么；商业经济学家回答三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可能是什么。商业经济学家和政策经济学家的区别是‘可能’和‘应该’”。
　　“政策经济学家说‘应该是什么’，做不做是政府的事，和他没关系，他也没必要负责任；商业经济学家说‘可能是什么’，很有针对性。商业经济学家研究的是实用经济学，需要为投资者指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他的话可能会成为投资者的投资指引，因为投资者只能靠‘可能是什么’来挣钱，不能靠‘应该是什么’挣钱。投资决策没有不冒风险的，将为此承担后果，我的压力就很大。但我还是喜欢做商业经济学家，很有挑战性。” 陈兴动进一步分析说。
　　陈兴动深知做商业经济学家的目的就是为投资者服务，找到可以投资的方向。为达到这样的目标，他每天必须阅读收集大量的信息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然后作出推论与判断，提出投资推荐。
　　“我要给国际投资机构提供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发展评估，首先要告诉他这个国家政局是否有变，政局的稳定对投资者至关重要，倾巢之下哪有完卵；其次要看这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是否改变。政局不稳定必然导致政策不稳定。第三是研究经济增长。中国经济为什么增长11%，不是更高或更低？要以翔实的统计数据，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经济增长数字进行研究和论证，然后判断经济增长的源泉。最后，分析员要回答投到哪里和投向哪个行业的问题。”
　　现在国内外很多机构都愿意请陈兴动去做宏观经济分析，他经常是国内各种经济研讨会、外国使领馆、外国商社的座上宾。但是作为外资投行的身份评论中国宏观经济走势，有时难免会让人联想到他是否在为外资投行摇旗呐喊。
　　“我目前从事的工作不存在国家利益和公司利益冲突的问题，如果这件事是侵害到了国家利益，我一定不会去做，更多地，我会站出来维护。比如，我在美国路演的时候，听到很多议员对中国和中国经济充满敌意和不利言辞，我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中国的立场去反驳。因为我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为巴黎证券做事。” 陈兴动向《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认真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