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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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辞赋批评有两组非常重要的线索。一是创作思维和意图层面的讽谕、讽谏思维和“宣汉”“颂今”意识。讽谕指向文士不遇之情的抒发,讽谏指向对帝王不当作风的劝谏,均是委婉含蓄的政治写作艺术。“宣汉”“颂今”意识则是到东汉才明确发展出来的一种歌颂当今王权的意识,是大一统思想和经术意识加强的结果。二是审美批评层面的“弘丽温雅”风格论和“香草美人”系统。前者既是班固对屈原和司马相如作品风格的总结,也是辞赋采取密集象类式铺陈的结果,是“丽以则”的美学呈现。后者是一套严格指向政治道德隐喻的语言象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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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文化身份与文学权力视域下的明代台阁文学研究”,项目编号:18BZW057,教育部一般项目“明人文集中的东南亚资料辑录及文学交往研究”,项目编号:13YJA75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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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辞赋批评有两组非常重要的线索。一是创作思维和意图层面的讽谕、讽谏思维和“宣汉”“颂今”意识。讽谕指向文士不遇之情的抒发,讽谏指向对帝王不当作风的劝谏,均是委婉含蓄的政治写作艺术。“宣汉”“颂今”意识则是到东汉才明确发展出来的一种歌颂当今王权的意识,是大一统思想和经术意识加强的结果。二是审美批评层面的“弘丽温雅”风格论和“香草美人”系统。前者既是班固对屈原和司马相如作品风格的总结,也是辞赋采取密集象类式铺陈的结果,是“丽以则”的美学呈现。后者是一套严格指向政治道德隐喻的语言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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