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的宋美潼是黑龙江省哈尔滨依兰县人，老家有被称为辽宋时期五国城遗址的历史遗迹。她从小就喜欢历史和考古，看过不少青铜器铭文，立下了将来要做考古工作的志愿。
　　6月12日，清华大学强基计划首届古文字班开班，宋美潼与另外六名同学一起，在大一下学期结束时被选入这个班。
　　古文字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出土文献和资料，包含殷商甲骨文、西周和春秋时期青铜器上的铭文、战国和秦汉时期的简牍帛书等。研究古文字要具备古文字学、考古、古文献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知识，人才培养周期长。这一专业和行业的从业人员不多，全国范围内也就两三百人从事相关研究，一度被称为“冷门绝学”。
　　过去，古文字学的人才培养多从研究生阶段开始，目前除了清华，通过强基计划培养古文字人才的还有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十余所高校。
　　中国文字学会会长、清华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黄德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近几年，随着国家及公众层面对古文字学的重视，这一学科热度有所攀升，现在是古文字学发展的最好时期。但与此同时，开展本科生培养后，将面临着课程如何设置、师资不足、就业出口少等诸多难题。

最接近自然科学的文科

　　清华大学为开展强基计划成立了五大书院，文史哲学科学生的招生和培养被纳入其中的日新书院，又分为中文、历史、哲学三个班，每班30人，古文字班的学生即从这三个班中选拔。
　　清华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教授贾连翔是日新书院2020级中文班班主任，也是此次古文字班的班主任。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和有的高校强基计划从大一开始就确定古文字班人选、着手培养不同，清华会面向日新书院全体大一学生，开设关于古文字学的基础通识选修课程，这既作为学生进一步了解古文字学的窗口，也成为学校选拔学生的依据。大二、大三阶段，古文字班学生要上古文字学、《说文解字》通论，对各种古文字材料研读的课程，如青铜器铭文通论与选读、战国文字通论与资料选读，还包括先秦历史文献选读，历史系开设的先秦史、秦汉史等课程。
　　黄德宽介绍说，古文字学是以古文字为基本知识和工具的学科。清华的目标是培养古文字学的领军人才，未来能够承担整理研究出土文献的任务。
　　这一学科人才培养周期长，首要的难点在于“认字”。从古至今，汉字的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汉字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夏朝或许已经形成。殷商时代，甲骨文已是成系统、完善的文字体系。但汉字终究是自古到今延续发展下来的，有一定的规律，文字考据也有依靠音形义、结合语境等方法可循。
　　宋美潼在大一阶段，读了清华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前任主任李学勤的一些学术性著作。她发现，这一学科虽然是文科，但需要用理科的逻辑去思考和论证，“整个过程像侦探，用一些证据去证明一件事情”。
　　贾连翔将古文字学称之为文科中最接近自然科学的学科，“一个古文字怎么读，一定有正确答案，放在所有的文献中都是能读得通的”。因此，考证一个字的读法，要将所有相关材料通读、研究，“这样你的成果才是过硬的，这本身又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
　　而往往对于一个字的考证都是阶段性成果。“清华简”是2008年入藏清华的战国楚简，清华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以每年一辑的速度整理发表。贾连翔2014年整理“清华简”时，发现一个可能读“表”音的古文字。判断依据是1990年代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购得两批战国楚简中，出现同样这个字，与流传至今文本对照，读“表”。这是古文字辨识常用的方法，也是较容易的一种途径。
　　读音解决了，但新的问题是，无法解释这个字为何对应为“表”。贾连翔解释说，原因有两种：这一古文字与“表”同音，两者是假借关系;另一种可能是和“表”为同义字。1993年湖北荆州出土的郭店楚简中，也有这个古文字。当时它与葱屑、韭菜等词语连在一起，古文字学家猜测可能是叶子的意思。通过对“清华简”材料的研究，贾连翔认为这个字应该表示“末端”的意思，结合字形判断，这应该是“标”字，“标”与“表”是通假的关系。再回看郭店楚简篇目，应释义为葱、韭菜末端。直到2018年，贾连翔终于把这一疑问解答。这个古文字从最初被发现，到最终被破译，用了近30年。
　　“很多散失的、之前从未见过的古书，没有今传本对照，要将其准确破译出来，还要对当时的历史、文化、人们的语言习惯有所了解。了解越多，对材料的把握就越准确。”贾连翔说。这也是清华从本科培养学生的优势，让学生们置于文史哲大环境中，给予更宏观的视野，开设的专业交叉课中，包括考古学专题、先秦哲学史、古代汉语等课程。这也意味着从事这一行业要涉猎多学科知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延长了这一专业人才培养的周期。
　　有的人即便具备相应的理论、方法，也不一定能认出古文字来，“还需要一定的悟性，有些人一辈子都认不出几个字来。”黄德宽说。
　　贾连翔认为，学习古文字学，要有从现有材料中发现、提出问题的能力，对于古文字的释读，有时也靠运气，即“触发性灵感”。
　　贾连翔说，在研究史料时，如果能从古文字研究入手，也意味着拿到的是第一手资料。“可以和文献互证，补充文献的不足，补充史料的不足，甚至揭示失传的一些重要历史现象。” 　　上世纪20年代，王国维开创的“二重证据法”，利用殷墟甲骨文与《史记·殷本纪》合证，证实了商代历史的可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