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24日，麻生太郎毫无悬念地当选自民党第23代总裁，旋即成为日本第92届首相。
　　麻生作为自民党干事长和党内少数派麻生派（“为公会”）的领袖，在选举中得到了町村派、津岛派、古贺派等主要派系的支持。作为回报，麻生则以党内高官和内阁阁僚的位子来酬谢。
　　自民党总裁选举已成日本社会和媒体的狂欢。选战期间，公共场所的电视屏上接连不断地闪现候选人竞选活动、街头讲演的场面，花絮多多；各大报纸的民意调查、选情观察连篇累牍，无所不用其极。但狂欢之下有个怪现状：那些参与投票的自民党地方势力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何种面孔，从事何种营生，社会背景如何等等，从来不为人所知。可以说，自民党政治的草根阶层被模糊化了；或者说，其利益是被某些党内利益集团所“代表”的。
　　这些利益集团又是何方神圣呢？简而言之，大体有二：“族”与“派”。前者以族议员势力为代表，实际是某个特定领域的代言者，其背后是庞大的政治游说集团，如“道路族”、“邮政族”、“国防族”等；后者即党内的派阀。二者有重叠、错位，此消彼长，但一般来说，“族”要纳入“派”的体系，并通过“派”来出牌，表达利益诉求。
　　如果说，自民党派阀政治在小泉纯一郎时代已趋于弱化的话，那么，经历了安倍、福田两个政权的复权，现在已卷土重来。在政治成色传统保守的麻生政权治下，日本派阀政治向何处去？是适可而止，见好就收，还是会进一步坐大，甚嚣尘上？
　　
　　福(田)麻(生)有“禅让密约”？
　　
　　自民党的派阀历史由来已久，其雏形在战前已然形成，但真正坐大还是在战后，其发端与“55年体制”紧密相连。1955年，分裂为左右两派的社会党走向统一，为与之对抗，自由、民主两党也实现了保守派的联合，成立自由民主党。这一事件对以后的日本政治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形成的左右对峙的政治体系，被称为“55年体制”。作为两党合并而成的政党，其党员在思想背景、政治经历、政策取向及人脉关系上不尽相同，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成色大致相近者在党内实力派议员的麾下集合，结成政治利益集团，此乃战后派阀的由来。1956年底的党总裁选举，已成型的8个派阀轮番登场，被称为“8个师团”（因石桥派比其他派阀规模小，也称“7个师团加1个旅团”）。
　　初期的派阀比较松散，不乏脚踏两只甚至三只船者。进入上世纪70年代，派阀迅速组织化，分化、重构为“五大派阀”，进入被称为“三角大福中”的“战国时代”。
　　所谓“三角大福中”，系三木（武夫）、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福田（赳夫）和中曾根（康弘）所统领的派阀的简称。5人均为实力派政治家，围绕总裁宝座展开了炽烈的争夺。
　　派阀领袖与国会议员的关系，颇像黑社会大佬与小兄弟们的关系。领袖一旦为王（即成为党总裁，继而成为首相），便顺理成章地为派内议员分配政治资金和大臣的位置。
　　在“五大派阀”时代，各派阀均以担任过党的三驾马车（干事长、总务会长和政调会长）或内阁重要阁僚职务的资深政客为领袖，党的总裁宝座争夺战，实际上是派阀领袖的逐鹿之战，结果基本上是轮流坐庄。上世纪90年代，随着“55年体制”的崩溃，党总裁的定位也从早期的那种各派觊觎、残酷竞争的“王者”权力象征，逐渐转化为为确保党的执政地位，通过党内协商而树立的一块旨在赢得选举的看板——所谓“竞选面孔”。对执政党来说，确保江山不易手是高于一切的利益所在。因此，不久前闪电辞职的前总裁福田康夫，在一个月前的内阁和党人事改组时，不惜把党干事长的位置让给反对派的麻生太郎，以确保即使自己下台，自公联盟（自民、公明两党组成的执政联盟）也能在众院解散后的总选举中立于不败之地，被舆论批为福（田）麻（生）间的“禅让密约”。“密约”真实存在与否另当别论，但福田在政权凝聚力下挫，自知难以赢得总选举的情况下，抬出麻生充当“竞选面孔”的用意却很明显。
　　
　　“密室政治”与“金权政治温床”
　　
　　与政党联合一样，派阀政治“利”的一面是可为执政党带来某种多样性，使之顺应多重、复杂的政治环境变化，多少获取单一政党原本不易获得的社会支持，从而为政权的长期化提供某种保障。
　　派阀政治“弊”的一面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密室政治”、“国民缺席”，二是“金权政治温床”。
　　就前者而言，舆论认为由国民选出的自民党两会议员数以百计，可实际的政治议程却操纵在极少数派阀大佬手中，且决策过程缺乏透明，离现代社会的政治文明有相当距离；而后者，典型者如上世纪70年代前首相田中角荣所把持的田中派，凭借其“建设族”出身的庞大财源和人脉，在政界呼风唤雨，甚至因“洛克希德”丑闻系狱后，在监房里还推出了数任党总裁，被称为暗影中的“国王缔造者”。如此超越政治伦理乃至法律之上的政治“实力”，令民主社会的国民感到恐惧和厌恶。
　　事实上，由于国民的批判，自民党派阀曾于1957、1963和1994年三度“自主解散”。但派阀就像自民党的遗传基因一样，一有机会就卷土重来。也许对自民党来说，派阀制度跟民主制度一样，是一种“必要之恶”。
　　对派阀政治最大的一次打击，是在小泉时代。小泉其人出道于彼时最大的派系森派（即现在的町村派），曾任会长，人称“怪人”。他专打“反党”牌，高喊要“砸烂自民党”，矛头直指党内派阀。凭借其个人魅力和不俗的演技，小泉上台后不仅退出所属派系，而且拒绝党内大佬推荐的组阁名单，一个人关在小屋里，拿出了个人色彩颇浓的“去派阀化”的组阁名单。党内大佬对他毫无办法，只好由他去。小泉极大削弱了党内派阀和族议员的势力，推行大刀阔斧的“构造改革”路线，最终成就了执政5年半的战后第三长的政权。
　　客观地说，小泉的“反党”在相当程度上挽回了党的执政权威和合法性，恰恰拯救了自民党。他强力推行的基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旨在形成“小政府大社会”型结构的“构造改革”，从根本上说是以削弱派阀和官僚势力为前提条件的。然而吊诡的是，有迹象表明，小泉赖以推进改革、提前解散众院并赢得总选举胜利的被称为“小泉孩子”的党内无派系少壮议员群体，今天似乎正朝着独立的派系化方向发展，有朝一日未必不会演变成一个新派阀。这也从侧面折射了自民党派阀政治遗传基因的强大。
　　遗憾的是，安倍上台后，由于政治实力太嫩，根本无法抵御派阀政治的反攻，不到一年时间，派阀、族势力和官僚纷纷复辟，安倍自己也黯然下台。而继任者福田，更是老资格的自民党政客，其政权本身，是除了反对派麻生之外的党内8个派系中7个派系“力学平衡”的结果。他上台后只能强做“八方美人”，不能启动任何深度改革。
　　
　　强人型派阀领袖退场？
　　
　　应该看到，日本的派阀政治也在转型中。近年来的总裁候选者，很少再有派阀领袖。与此同时，超派阀、无派系少壮议员层的壮大令人瞩目。
　　其次，强人型派阀领袖退场。“三角大福中”时代，即使是人望很差的大佬，也具有很强的政治实力，其滚滚财源和人脉，有时会使派阀政治这种“有限恶”朝“无限恶”的方向恶变。而这样的大佬型、强人型政客现已绝迹。
　　再次，选举制度改变。众院选举改革后，一个小选举区只能有1人当选，纵然派阀想挺更多的人，但如果党内高层不同意，则根本无望进入候选名单。换言之，党的权力有从派阀向中央集权的趋势。
　　第四，国民、舆论审视政治献金、黑金政治的视线比以前更严厉，法律规制更完备，派阀的敛财能力大不如前。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派阀政治的前途取决于自民党作为执政党的前途。党本身的实力在衰落，走向与其他党的“大联合”是大势所趋。自民党派阀之间闹得再凶，如果无法取得政治主导权也完全没用，徒给国民和普通党员添堵而已。
　　综上所述，笔者的预言是：派阀政治作为曾长期主导日本政治生态的一种传统政治文化，其本身也在急剧变身，也在“与时共进”。但从大方向上说，派阀政治的全盛期已过。
　　
　　（作者系日本政治、文化研究者，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