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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读了《晋阳学刊》八一年第六期刊载的周煦良先生《〈长恨歌〉的恨在哪里?》一文以及周煦良、俞平伯二先生《关于〈长恨歌〉的通信》,对于二位先生的见解不敢苟同,因作此文,求教于二位先生及关心白居易《长恨歌》的其他同志。二位先生的主要见解是:白居易在《长恨歌》后半篇中是“以极其隐晦的手法写当时民间的一个传说,即当日杨妃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