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对奥登诗学的接受与变异:以《农民兵》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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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奥登是重要的西方现代诗人,穆旦的《农民兵》受奥登的《Chinese Solider》的影响,但是在诗歌主题、表达角度、情感取向和诗歌形式上,具有变异,表现出自己的特质。
  关键词:穆旦 奥登 《农民兵》 变异 特质
  奥登(W.H Auden 1907-1973)是20世纪英语诗坛的重要诗人,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诗歌,西南联大诗人浸润其中,“完全为奥登所倾倒,以至于学他译他”①,掀起“奥登风”。而穆旦阅读和翻译了很多奥登诗作,并从中感受到“发现的惊异”。穆旦关注并取法奥登,最重要的在于反讽手法、非诗意科学术语运用、抽象词的拟人手法以及关于战争的抒写。但这并不是对西方现代诗学的移译或复制,而是立足于中国现实语境和个人审美体验,有自己的变异和创造。下面以最受争议的一首诗《农民兵》为例进行比较和论析。
  奥登1938年访问了中国,写下了著名的十四行组诗《战时在中国作》,其中第十八首题为《中国兵》(China Soldier);穆旦1945年创作《农民兵》(一),两首诗分别如下:
  中国兵 农民兵
  他被使用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地方, 不知道自己是最可爱的人,
  又被他的将军和他的虱子所遗弃, 只听长官说他们太愚笨,
  于是在一件棉袄里他闭上眼睛 当富人和猫狗正在用餐,
  而离开人世。 是长官派他们看守着大门。
  人家不会把他提起。 不过到城里来出一出丑,
  当这场战役被整理成书的时候, 因而抛下家里的田地荒芜,
  没有重要的知识在他的头壳里丧失。 国家的法律要他们捐出自由:
  他的玩笑是陈腐的,他沉闷如战时, 同样是挑柴、挑米,修盖房屋。
  他的名字和模样都将永远消逝。 也不知道新来了意义,
  他不知善,不择善,却教育了我们, 大家都焦急地向他们注目——
  并且像逗点一样加添上意义; 未来的世界他们听不懂,
  他在中国变为尘土,以便他日 还要做什么?倒比较清楚。
  我们的女儿得以热爱这人间, 带着自己小小的天地;
  不再为狗所凌辱;也为了使有山、 已知的长官和未知的饥苦,
  有水、有房屋的地方,也能有人烟。 只要不死,他们还可以云游,
  看各种新奇带一点糊涂。
  两首诗都是写战争,抒写对象都是中国抗战士兵,在写法上都是采用对比和戏剧性反讽手法,一些诗句有明显的借鉴或化用的痕迹。譬如,奥登的《中国兵》中“又被他的将军和他的虱子遗弃”(Abandoned by his general and his lice),“他不知善,不择善,却教育了我们,并且像逗点一样添上意义”(He neither knew nor chose the Good,
  but taught us/ And added meaning like a comma);而在穆旦的《农民兵》中则有“只听长官说他们太愚笨”“当富人和猫狗正在用餐”“也不知道新来了意义”类似诗句。但是,从西方现代主义影响这个支配性思路中解放出来,回到穆旦自身,我们发现穆旦诗歌具有变异,显示自己的特质。
  首先,从内容上看,穆旦诗写的是虽然愚笨、卑微而糊涂但仍挺身而出、站出来保家卫国的农民兵,实质是写抗日战争的不屈力量和坚韧精神。穆旦笔下的农民兵卑微而艰难地活着,这是典型的中国语境和忍耐精神。穆旦诗抒写的视角是复数“他们”,奥登诗则是单数“他”。奥登笔下的中国兵,是一个“闭上眼睛”“离开人世”的死去的中国士兵。这位士兵的年龄、身份等具体问题,奥登没有写明,而是借助这个士兵形象来描写中国士兵的整体印象——奥登《战地十四行》通过不同类的形象抒写,譬如第四首写农夫,第五首是骑士篇,第七首是诗人篇,等等。这些形象不是指向具体现实,而是概括人类历史,进而由点及面,将战争提炼升华为人类罪恶进行形而上的整体反思,批判现实世界的灾难和罪恶,而不是局限于中日战争的考察和民族危亡的抒发。
  其次,在写法上,穆旦和奥登都用了对比和反讽的手法,但是表达角度和情感取向有别。穆旦诗中的对比是低贱的农民兵与长官、富人,“不知意义”的农民兵做出“有意义”的事情,由战争折射中国社会现实;而奥登诗中的对比是卑微的士兵与文化中心的人们,“不知善、不择善”的士兵却“教育了我们”“并且像逗点一样加添上意义”,通过生命消逝,反映边缘个体与文化中心的关系,由战争上升至人类历史思考。穆旦诗抒写的视角是复数“他们”,卑微而顽强地活着,为他们的生活鸣不平,对他们的饥苦深表同情,抒写视角是平视;奥登诗则是单数“他”,主要是痛惜士兵的死亡,更多的是俯视,抒写一种由个人消逝而产生的人类悲剧。两首诗都用“似反实正”的反讽写法,但是穆旦情感基调更多的是不平与愤怒,而奥登则是俯视与悲悯。
  再次,从形式上看,穆旦的诗歌不讲究音韵格律,句式自由,缺乏工整性。穆旦诗歌大量使用介词、助词和关联词。郑敏指出:“穆旦的语言只能是诗人界临疯狂边缘的强烈的痛苦、热情的化身。它扭曲,多节,内涵几乎要突破文字,满载到几乎要超越,然而,这正是艺术的协调。”②而奥登的诗是一首严格的十四行体,追求语言美感。奥登的卓绝之处,是他一身而兼具两种禀赋:“对语言的爱與对公众世界的体已观察。”也就是希尼所说的“奥登的双重属性,声音和意义的结合”③。奥登的诗,运用了一些非诗意语词,譬如“不知善、不择善”;穆旦这首诗也有非诗意措辞和科学术语,譬如“不知道新来了意义”。但是,不能据此认定穆旦是直接复制或移译奥登,因为就西方而言,诗歌中运用非诗意措辞和科学术语,并不是始于奥登,而是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譬如邓恩等;就中国新诗而言,20世纪30年代的卞之琳、金克木等穆旦前辈诗人的诗歌创作就有这样的大量实践。问题的关键在于,穆旦这样的非诗意措辞,在这首诗歌中是否得体得当。从战争的残酷和农民兵的卑贱来看,这样的非诗意措辞应该是合适的,何况涉及反讽手法。另外,穆旦诗《合唱二章》地理学术语,《劝友人》中望远镜和天文台概念,《在旷野上》的雷电解释,《智慧的来信》经济学名词等,这些科学语词的运用,拓展了诗歌的艺术空间和表现力。
  穆旦与奥登等西方现代主义诗人在诗歌创作上都面临“时代——自我”的矛盾,在一个充满苦难和混乱的现实中,努力寻求个人和社会获得拯救的道路。穆旦诗歌中的“自我”,不再是浪漫主义诗歌中的自我的爆发或讴歌,而是自我的分裂和转变,这种分裂和转变与奥登诗歌的破碎、混乱迥然不同,没有陷入非理性的终极困境、人性的恐慌危机、对未来的怀疑和绝望等,而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战乱和现实灾难面前的焦虑和挣扎,代表时代心声。譬如,穆旦《防空洞里的抒情诗》《蛇的诱惑》《华参先生的疲倦》《从空虚到充实》等诗仿效艾略特和奥登笔法,“自我”的追问和生命骨子里的悲凉,源自现实切身体验和感受,而不是哲学或生命本体意义上的形而上追寻。穆旦以“非中国”的形式和品质,表达的却是中国自身的现实和痛苦。这种奇异的对照构成了穆旦的“真正的谜”。
  ① 赵文书:《奥登与九叶诗人》,《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
  ② 郑敏:《诗人与矛盾》,《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③ John G.Blair: The Poetic Art of W. H. Auden ,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象征主义的中国化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 者:陶一权,广东文艺职业学院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陈 希,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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