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蘑菇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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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3月16日,新华社受权发布:昨天,我国成功进行了一次核试验。
  本人作为核试验防化保障分队中的一员,为此做出一名军人应有的贡献,至今仍然刻骨铭心,难以忘怀。
  1976年12月30日我从北京市海淀区入伍,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到陆军第69军207师服役,经过严格的新兵连训练,我被分配到师直防化连二排六班,职能是辐射侦察和化学侦察,班长刘树杰,能文能武,刚刚荣立三等功,是全连班长中的佼佼者。那一年防化连全年训练,理论科目包括:条令条例、原子武器、化学武器、识图用图、军事气象等,操作科目包括:射击投弹、个人防护、沾染检查、辐射侦察、侦毒以及战术训练等。我清楚地记得,第一堂理论课是三排长靳树长讲授的《识图用图常识》,饶有趣味,我学得特别用心,在考核中得了99分,一鸣惊人。在1977年5月份军师防化领导机关组织的“大战红五月”考核中,我作为新战士,在所有的考核项目中都取得优秀,综合成绩在全连名列前茅,引起连队领导的关注。
  连队党支部特别重视培养我们这批北京籍新战士。我京工附中同学杨军带着全套修鞋工具入伍,坚持用业余时间义务为战友修鞋,党支部加以引导,鼓励他坚持不辍,从而成为部队学雷锋的标兵;另一位同学任超历来品学兼优,党支部有意磨练他吃苦耐劳的意志,在提拔他当班长之前,刻意安排他当了三个月的猪倌,用心良苦。
  1977年12月初,连队接上级指令,选派四名业务骨干组成一个车组,参加军区防化团集训,赴西北执行核试验防化保障任务。我的班长刘树杰刚升任排长,担任此行的领队,1976年入伍的范志军和张承祥光荣入选。我虽入伍不满一年,因军事训练成绩突出,也被党支部破格选中。出发之时,鲁炳祥指导员、李明连长、吴福余副指导员、孙智新副连长等连干部为我们送行,谆谆叮咛,殷殷期盼。
  我们到军防化处报到后,王忠泉处长向我们宣布了任务:1978年3月国家将再次进行核试验,确定由北京军区担任防化保障任务,北京军区为此组建了防化营,营部由F军防化处和防化I团组成。69军共有16人入选,由军防化连副连长李清朝带队。随即,我们前往北京军区防化集训队报到,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战前训练。集训除了政治思想教育和保密教育,以原子武器理论学习为主。
  出征的时间是1978年1月10日,北京军区副参谋长周衣冰同志前来壮行,他激励我们说:你们这一百多人,代表了全军区一百二十万将士,个个都是万里挑一。
  一周后专列抵达吐鲁番,我们换乘汽车,驶往神秘而令人向往的目的地——马兰。我对马兰的第一印象,是宽阔的马路和路旁整齐的白杨树,令人心旷神怡。休整過后,全营士气高昂,浩浩荡荡地向三百公里外的试验场区进发。眼前一望无际的戈壁滩,让我们意识到,严峻的考验从此才真正开始。
  进入核试验场区,首先要克服的是生活上的严重困难。我们207师车组与军防化连车组八个人挤在同一个半地下的小窝棚,四张双层床几乎占满了全部空间。两个窝棚之间是夹墙,室外有个煤炉为夹墙供暖,但是燃煤质量太差,火墙总也烧不热,第一个夜晚大家都被冻醒。后来我们睡觉前,逐个将被子贴在火墙上烘烤,趁着有点热量再裹着身体入睡。场区用水紧张,要靠水车长途送来,极为珍贵,只能保障炊事用水。我跑步时发现山丘后面有少量积雪,就用脸盆装了些回来,在煤炉上化成水,供全班战友沾湿毛巾擦擦脸。
  三月份进入临战状态,我们可以进入通向爆心的道路实地训练,熟悉路况和环境,有机会近距离看到许多飞机、坦克、火炮、小舰艇等武器装备,让我大开眼界,增长许多见识。
  我军有个光荣传统,越是危难险重的任务,就越是奋勇争先。战斗胜利和军人荣誉高于一切,正是中国军人特有的风骨!
  训练动员的时候领导宣布,将根据各车组的训练成绩,决定爆后进入爆区的顺序。这一规定,极大地调动了各分队、各车组的训练热情和积极性。第一突击队在核爆后立即进入爆区,正是早期核辐射最强的时候,对人体的伤害很大。也正因如此,才显得更加光荣。根据任务需要,零时之后,将从三条路线向爆心开进,就要有三支第一突击队。来自八个野战军和北京卫戍区总共三十多个车组,为了这三个名额展开激烈的竞争。我们车组在历次考核中成绩突出,我对担当首批突击队充满信心。
  核爆炸时间确定为3月15日15时后,辐射侦察连召开大会,来自F军的李永钦连长在会上宣布,F军车组担任第一突击队,对于有人提出的质疑,李永钦严肃而坚定地表示:这次执行防化保障任务,F军是指挥机关,指挥机关所辖的分队,理所当然要执行最危险的第一突击队任务,这一点不需讨论。时隔四十年,李永钦同志讲话时的庄严神情,还能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现在感悟到,F军领导以权相谋的,绝不是私利,而是一个敢死队的名额,要冒着巨大的危险,率先冲锋陷阵、流血牺牲。这种崇高精神,正是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的光荣本色。
  我们207师车组训练成绩突出,终于为69军赢得了一个突击队名额。3月13日晚,李清朝同志在窝棚里宣布:15日零时后第一突击队由军防化连车组担任,207师车组执行16日上午的任务。我一听就赶紧说:我们车组的训练名次在前呀!李副连长当时正站在火墙旁烤被子,他半转过身来冲着我,说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听到李清朝同志这句话,我当即就愣住了。第一个反应,是眼前迅速闪过董存瑞、杨根思等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觉得李清朝就是这样的英雄,让我感到由衷的钦佩和崇敬;第二个反应,就是我立志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定要成为李清朝同志那样的共产党员,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冲锋在前、牺牲在前(我的入党初心就产生于这个瞬间);第三个反应,因为我还不是党员,拖了整个车组的后腿,使刘树杰、范志军、张承祥三位战友失去了为国建功的机会,从而深感愧疚;第四个反应,就是激励我要以共产党员为榜样,要像党员一样去冲锋陷阵,甚至还要比党员干得更加出色。
  1978年3月15日下午,期盼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临。军防化连四位战友整装出发,到出击集结地点待命,而我们则随着大部队坐在距离爆心8公里的山坡上,观看原子弹爆炸的实况。随着零前60秒、30秒和10秒倒计时的口令声,我戴上防护镜,伴着强烈的心跳和紧张的呼吸,紧紧盯着爆心方向。“3、2、1、起爆”,一声口令响起,我只感觉防护镜里有根细小的红线闪了一下,并没有看到想象中的火球(事后分析是我把防护镜的减光倍数调高了),过了几秒钟,我小心翼翼地摘下防护镜,朝爆心望去,似乎什么都没看到,这时身旁有人指着天空大喊:“蘑菇云”,我抬头一看,蘑菇云已经高高升起。看到蘑菇云腾空而起,说明这次核试验已获得成功,我同观摩的人群一起,在山坡上欢呼雀跃,兴奋地把军帽抛向空中。   根据核爆炸时的气象条件,有南、西、北三条进入爆区的路线,军防化连车组集结在西线,爆后五分钟出发向爆区开进,按照提前设定好的路线,测量指定点位在某个时间的辐射级参数,测量点的间隔为100米,下个时间段再由其他车组继续到该点测量,根据同一标点不同时段核辐射强度的变化,分析推算核爆炸的效果。为了保障防化兵的人身安全,每次进入爆区,所有人员都要佩戴个人剂量仪,受辐射照射不得超过一定限量,违者将予以处分。所以,在爆区实施向心侦察时,只要沾染区辐射强度达到危险程度,就必须立即倒车撤退。
  傍晚时分,军防化连的战友们胜利归来,听到他们兴致勃勃地讲述执行任务的经过和爆区内的所见所闻,真是让我羡慕不已,既为他们高兴,又为自己惋惜,内心多有不甘。这时,一个大胆的行动计划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3月16日上午,我们207师车组作为第二轮次的先发车组,也由西线进入爆区。出发前,我向刘排长、范志军和张承祥透露了我的计划。我说,军防化连车组昨天进到距爆心1500米左右的位置,我们今天不管辐射警戒线在哪里,都要比他们多突进几百米(即要多测几组数据),要比他们干得更漂亮。刘排长问辐射超标怎么办?我说我们进入沾染区后,在警戒线外把个人剂量仪放在路边,我们人车冲进去测量,回来时再取上个人剂量仪,读数就不会超标。他们三位听后一致同意,于是我们就这样干了!
  此时,距核爆炸仅过了十余小时,爆区早期核辐射虽有衰减,但是总体辐射强度仍然很高,我们明知这样做的后果,必然是身体受到超剂量核辐射的伤害,但为了取得更大战果,更为了207师防化连的荣誉,我们毫不畏惧,即便负伤、牺牲也在所不惜,义无反顾地冲进了爆区。
  由于我们平时训练效果好,车组配合熟练,执行任务的过程并不惊心动魄,范志军每次停车都恰到好处,车载辐射仪正对准路旁的标志桩,我大声报出数据,张承祥立即记录,车已驶向下个标志桩。驶近辐射级警戒线时,我们把装有个人剂量仪的军装脱下放在路旁,便冲进了强辐射区,那次究竟多测了几个桩,我已记不准确。我们就这样顺利完成了首次进入爆区的测量任务,驱车来到洗消站,车长上交测量报表和个人剂量仪后,我们脱下防护服去淋浴帐篷洗澡。
  两天之后,我们车组最后一次进入爆区执行任务,由于爆区核辐射水平已经衰减,我们顺利在各标志点测量,一直开进到爆心附近,前方便是核爆炸弹坑及爆炸掀起的高耸的石渣堆,已无道路和测量标点,刘排长命令范志军倒车撤退,此刻,我突然心血来潮,大喊“我去看看弹坑”,便跳下车,带着便携式辐射仪快速向弹坑奔去,等我登上弹坑上沿,才发觉刘排长和张承祥也跑了上来,我打开辐射仪,指针猛然右转,爆表!我赶紧调换高档位,并快速记下了讀数。由于弹坑上面风很大,我们戴着面具听不清楚彼此说话,我便夺过张承祥手中的铅笔,将数据迅速写在我白色防护服左袖口上,刘排长见状立即下令撤退。由于弹坑外沿全是掀起来的石块和渣土,刘排长下撤途中不慎被绊倒,右手手套破裂,手也被磨破渗血。我和张承祥搀起排长,赶紧向坡下跑去,生死攸关之时,范志军已快速倒车回来接上我们。上车过程中,张承祥也不慎磕破了大腿。我担心放射性物质进入刘排长体内,便催促范志军尽快开到洗消站,此时车内鸦雀无声,只希望范志军能把车开得快些、再快些!
  我们到达洗消站后,迅速清洗、包扎刘排长的伤口,祸不单行的是,刘排长发现他的个人剂量仪放到内衣里了,辐射指数超标必定无疑。返程中,大家担心刘排长的伤情,也担心他辐射超标的事情,默默无言。
  任务结束后,基地组织我们参观第一颗原子弹的爆心,只见当年102米高的铁塔歪歪扭扭地倒在戈壁滩上,还剩下底座约40米长,顶部都挥发成了气体,地面上满是被高温烧结的黑色晶体,可见原子弹爆炸时的巨大威力。
  核试验总结报告中说,207师车组报告的测量数据最接近遥测数据,予以表扬。战后评奖时,刘树杰排长高风亮节,坚持把嘉奖名额让给了我。这是我入伍后的第一个嘉奖,又是参加核试验得的,意义非同一般。
  北京军区防化营圆满完成防化保障任务,从马兰启程凯旋。归途中,我作《2146核试验纪念》一诗:
  铁流西去出阳关,征程艰险风雪寒。
  孔雀河畔摆战场,背倚天山扎营盘。
  铸盾强国安社稷,舍生忘死破楼兰。
  喜看大漠红云起,终生回首忘亦难!
  载誉而归,连党支部任命我为六班副班长,主持全班工作,遂成连队骨干,其后又送我到师参谋集训队学习,体现了连队党支部对我的培养和器重。在这期间,我向连队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奋斗。1979年12月,由贾卫平、吕平运同志作介绍人,防化连党支部大会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报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我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刻,我又想起李清朝同志讲出“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的情景,立志做一名像他一样优秀的共产党员。
  入党三十多年来,我始终不忘入党初心,在不同岗位努力为党工作,始终把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当成是毕生的神圣追求。党和政府给予我很高的荣誉,我多次立功受奖,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或优秀党务工作者。特别是2009年3月23日,温家宝总理签署国务院命令,授予我二级警监警衔,成为我人生中的最大荣耀。
  在政府有关部门的积极协助下,我终于在2017年11月找到了朝思暮想的刘树杰和李清朝两位老领导,以及王俊生、王子成、张承祥、耿涛等同住一个窝棚的战友,也算是个奇迹(遗憾的是范志军战友英年早逝)。
  李清朝真诚地说:“我除了对你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这句话,我对他们三个人还有一句话:‘你们都是党员,必须跟我上,谁不去都不行!’”刘树杰深情地说:“我们那时所做的一切,究竟代表了什么?作为一名党员,那是我们对党的忠诚;作为一名军人,那是我们对祖国的忠诚;作为我们自己,那是对事业的忠诚。”我认为,自己当年不顾生命危险,为了给国家多测两组数据,抱着辐射仪冲上原子弹弹坑的举动,正是我人生旅程中最为闪亮的一刻!
  彭丽媛同志在《马兰谣》中深情地唱道“青春无悔,生命无怨,莫忘一朵花儿叫马兰” ,让多少在马兰奉献过青春的老战士热泪长流。
  一生痴绝处,托梦到马兰……
  毛泽东主席有段名言:“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人民军队九十多年战无不胜,靠的就是这种精神。而这种为了国家利益和军人荣誉,勇于争先、勇于战斗、勇于牺牲的崇高精神,永远值得人们尊重和敬仰。
  我坚信,有党和军队统帅的坚强领导,掌握现代化武器装备和先进技术战术的我军将士,只要保持和发扬这种精神,终将无敌于天下。
  这是一名共和国老兵由衷的期盼——
  时光远去,军魂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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