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玉器新发现玉文化先统一中国说

　　兵器和战争是人类文明起源期的必要条件。玉兵器和玉礼器的出现则是华夏文明起源期的特有文化现象，以石峁古城及玉器的新发现为例，那么玉文化如何比秦始皇武力征服早2000年就率先开启统一中国的历程……
　　2012年底，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神木县石峁遗址发掘信息，一座4000多年前的石头古城重现天日，石城面积达400万平方米。媒体用“石破天惊”和“改写中国文明史”来形容这次考古发现的意义。
　　玉门瑶台露真容
　　石峁古城的重现天日，伴随着诸多出人意外的震惊之处，即让现代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系列文化现象。这些现象启发探索者去思考石峁古城的建城者是什么人？是何种神话观念要素驱使他们做出奇异行为？
　　第一个震惊是年代的发现。石峁出古玉的名声已经几十年了，但是当地民间大量玉器不断外流，外界和学界却弄不大清楚其具体出处。20世纪70年代，一位考古专业人士通过石峁村干部动员，一次就从村民手中采集到玉器120多件。石峁村周边乱石嶙峋的山岗上分布着若隐若现的石砌城墙，人们司空见惯，一直以为是明长城的残破遗存。通过发掘采样石头城墙中的建筑木料，根据碳十四檢测获知，这些暴露在山梁上的干打垒式古城残留，既不是什么明长城，也不是秦汉长城，而是4300年至4000年前建造和使用的地方政权之王城。
　　紧接着而来的第二个震惊，是古城面积的发现。根据现有城墙残迹的面积测算，石峁古城超过400万平米，比已知的陶寺古城和良渚古城都大得多，于是乎，当下便获得"中国史前最大的古城"之美称。
　　第三个震惊是这座古城居然有类似北京城和紫禁城的环套结构设计：外城套着内城，内城之中还有一个被当地百姓叫做皇城台的建筑群。这意味着，国人所熟悉的历代帝王都城建筑格局，早在中原文明崛起以前就诞生在北方的河套地区了！如果说石峁古城的外城相当于北京城，内城则相当于紫禁城，皇城台相当于故宫中央的太和殿等建筑群，其建筑结构中隐喻的天人合一风水意蕴和神圣王权意蕴。
　　第四个让人惊悚的发现是，城墙附近有两处集中埋放人头的遗迹，每处都是24个人头：一处位于外瓮城南北向长塘的外侧一处位于门道入口处，靠近北墩台。这两处人头骨摆放方式似有一定规律，但没有明显的挖坑放置迹象。经初步鉴定，这些头骨以年轻女性居多，部分头骨有明显的砍斫痕迹，个别枕骨和下颔部位有灼烧迹象。这两处集中发现的头骨可能与城墙修建时的奠基活动或祭祀活动有关。
　　石峁遗址先民建造城池为什么要用砍伐人头的行为作为奠基典礼的组成部分？位于古城地势最高处的一座东城门，就发现有48位牺牲者。全城（外城墙现存长度约4200米，内城墙现存长度约5700米，合计长度将近10公里）之下又将有多少被砍伐的人头呢？这48个骷髅如果多为年轻女子之头，又诉说着史前古城埋藏着怎样的父权制社会暴力之历史秘密？
　　第五大震惊是玉器出土的位置：以往出土古玉大多在墓葬、房址、灰坑、祭祀坑或祭坛等处。2012年发掘却在高出地面的东城门照壁墙体里面发现多件玉铲，在倒塌的城门北墩台散水堆积中发现一件玉璜。这意味着石峁石城的建城者将琢磨好的玉器成品穿插在筑城时垒砌石块的缝隙之中。建筑本身用玉的情况，在迄今的史前考古报告中很少出现。商代建筑基址则有零星的发现。大家都知道优质玉料本身的稀有性，使得玉器成为社会中的顶级奢侈品。与石峁遗址相距不远的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是一处龙山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的遗存，那里只有高等级墓葬中才能见到零星的玉器和绿松石饰品。对比之下，石峁古城的年代始于龙山中晚期，结束于夏代，持续的时间约300年，远不如朱开沟遗址的800年。为什么玉器在朱开沟那里难得一见，而石峁这里不仅墓葬中有玉器随葬，而且连建城都使用玉器呢？
　　遗址的级别当然是解答的关键。朱开沟只是一般的史前聚落，遗址总面积50万平方米，只是石峁遗址的八分之一。石峁古城的规模和建城所需劳动力数量足以说明，这里不仅是河套地区的史前政治军事文化中心，而且是整个北方最显赫的聚落中心和地方政权所在，其武力征服和威慑的范围，所能够获取的自然资源和战略资源的数量规模，都不是一般的史前聚落所能比拟的。石峁玉器以大件的玉璋、玉刀为代表，所耗费的玉材数量非同一般。即使当地没有玉石矿藏的原材料供应，石峁王国的统治者也能够在一个较为广大的地域范围调动和运送玉石，保证玉礼器奢侈品的生产和使用。这就使得建筑用玉这样罕见的现象得以发生在4000年前。
　　研究中国神话的学人都熟悉古文献中一再讲到的瑶台、玉门之类神话建筑，从命名上就不难看出此类神话建筑物肯定和玉石材料有关，而且由此直接催生出中国人有关玉宇琼楼的天界梦想。自儒家圣人推出“不语怪力乱神”的道德禁忌，几千年来没有多少人把瑶台、玉门等玉质建筑当做现实的存在，无非是诗词幻景中描绘的飘渺仙界而已。但值得注意的是，古人对夏代统治者的历史记忆中有明确的玉器宝物和修筑瑶台、玉门之类奢华建筑的信息。
　　《山海经·海外西经》讲到夏后启有乘龙升天的本领，其标志物是左手操翳，右手操（玉）环，身佩玉璜。在晋代郭璞所作《山海经图赞》中，统治者凭借玉礼器通天的母题再度得到强调“筮御飞龙，果舞九代。云融是挥，玉璜是佩。对扬帝德，禀天灵诲”。
　　玉器为什么会和通天通神的母题结合在一起？《竹书纪年》卷上也讲到夏启举行礼仪活动的一个特殊场所是玉石装饰的高台：“帝启，元年癸亥，帝即位于夏邑。······大飨诸侯于璿台。”“璿台”亦作“璇台”。不论是璿字，还是璇字，本义皆为美玉。看来夏代君王的升天通神本领与其拥有的神秘玉器存在某种相关性。 　　修筑璿台的夏启是夏代第一位统治者，修筑玉门的夏桀则是最后一位夏代统治者。夏代统治者与玉礼器和建筑用玉的特殊关联性，有五处古籍记载。如《汲冢古文》说：“夏桀作倾宫、瑶台，殚百姓之财。”;《晏子春秋·谏下十八》云：“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弃德行，为璇室、玉门。”;《竹书纪年》云：“桀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淮南子·本经训》云：“晚世之时，帝有桀纣，为琁室、瑶台、象廊、玉床。”高诱注：“琁、瑶，石之似玉，以饰室台也。用象牙饰廊殿，以玉为床。言淫役也。琁或作旋，瑶或作摇，言室施机关，可转旋也，台可摇动，极土木之巧也。”;张衡《东京赋》云：“必以肆奢为贤，则是黄帝合宫，有虞总期，固不如夏癸之瑶台，殷辛之琼室也。”
　　从表层叙事看，夏桀因为宠幸妹喜或琬琰而亡国，以及因为滥用民力建造玉质宫殿而亡国，说的是两件事;但是从深层的隐喻意义看，两件事也是一件事。因为如前文所分析的，琬琰就是蜀山之玉的人格化、女性化联想的产物。
　　上述古籍记载中，桀以玉材营造的建筑有倾宫、瑶台、璇室（琁室）、琼室、玉门、玉床。花样虽多，却都突出一点“玉”。
　　以往的研究者们即使发挥想象力，也难以弄清夏代玉材建筑是怎样的建筑，为什么会给后人留下如此深远的印象。古书中的瑶台、璇室、玉门永远是难解的哑谜。如今有了比夏代纪年还早的石峁古城作为实物证据，是否可以让人明白，玉质建筑不是古人凭空想象的臆造或杜撰，而是以穿插或装点着玉器的建筑作为原型，被神话化再造的结果。原来史前石峁人在石头建筑中穿插玉器，不是作为建材用，而是为满足避邪神话功能用的。此种行为的根源在于以玉石为神圣物的信仰和观念。
　　史前人建城用玉器的现象耐人寻味，城墙上的玉器和城下的女性头骨，足以营造出一种强大的精神信仰气场，用现代人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语词，可称之为“避邪神话”。
　　玉器能够避邪防灾，护身防病，在中国民司是家喻户晓的常识。有曹雪芹所著《红楼梦》中主人公贾宝玉的通灵宝玉为证。玉之所以能够为“宝”，关键就在于“通灵”。从民间信仰角度看，通灵即通神。这是玉石神话信仰或玉的宗教之最基本教义。有了这样的史前观念大背景，再看把琢磨好的玉器放进城墙内部的做法，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就可逐渐打消。对于一切外来人侵者，石峁古城不只是一座物质的建筑屏障，更是一座符合史前信仰的巨大精神屏障：地下的人头和地上的玉器组合起来，贯通天地之气，沟通人鬼神三界。对于城内的居住者而言，还会有比这更加强大有力的精神安全保障吗？
　　关于人头与玉器的灵力交感互动，有3000多年前留下的甲骨卜辞材料，可引为旁证。王平、顾彬《甲骨文与殷商人祭》一书从商代后期的卜辞文字中归纳出殷商国家人祭礼仪的多种方式，其中第一种称为“斩人牲首法”：商代最常见的杀人祭神方式，伐字所代表的用戈架在人之颈上。伐字作动词指屠杀人牲，还作名词指被斩首之牺牲者，或指祭祀礼仪的名称。《甲骨文合集》：“戊戌卜，争，贞王归奏玉其伐。”该句卜辞意谓戊戌日占卜，贞人争贞问王返回献玉时是否应该砍下人牲的头用来祭祀。
　　那么殷商国家砍伐人头仪式行为之观念是何动机？从人类学和原始宗教研究提出的“马纳”（Mana的音译，意译则为。灵力"）概念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些线索。人头能够集中地代表灵力、魔力的聚集处，其强大的避邪功能早已为史前社会所惯用，在现存的原住民社会也是常见的。
　　玉器“通灵”或“通神”的信念同样来自玉石中蕴含“马纳”即灵力的想象。这是我们探寻中国神话发生根源，所找到的第一重要的支配性想象。惟其如此，才能够将玉教视为华夏文明先于“中国”而出现的“国教”就4000年前的东亚版图而言，哪里出现玉礼器生产，哪里就埋下了中国统一的神话信仰种子。到了周代，虽然后起的金属神话显得后来居上，青铜礼器生产的规模已经凌驾到玉器生产之上，但是古老的玉石神话信念却丝毫未减。表现之一是《国语》书中关于“玉帛为二精”的金言;表现之二是秦始皇选择统一中国的至高神权象征物，传国玉玺一旦当选，就成为历代帝王遵循效法的对象，直到大清王朝的末代皇帝。
　　辟邪神话与建筑巫术
　　谈到避邪神话的观念，是史前发生的玉石避邪神话衍生为后代的金属避邪神话的情况。就建筑物的神圣性建构而言，即从建筑巫术用玉石，到建筑巫术用金属和钱币。
　　据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材料，“广西武鸣县西北部和马山县东部的壮族群众认为恶鬼虽然很厉害，但如果人们能及时做好预防工作，一般还是可以避免受到恶鬼的侵袭或最低限度地减少损失的。该地区的壮族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为了防止鬼生事扰人，在举办婚事、丧事，建筑住宅、猪圈、牛栏时，都讲究选择吉日，采取避邪方法，还立下许多禁忌。如在建筑住宅时，必须在房基的四角各放下几枚硬币，意思是向地鬼买地。同时，房屋的内外大门不能串在一条直线上（即不能正相对），需稍微歪过一边，据说鬼行走的路线是直的，不会走弯路……另外，平常在房屋内的墙隙间放置一些鸡蛋壳，也可使恶鬼惧怕，不再前来生事扰人。”结合这一则民俗资料，石峁古城门下埋藏的人头，是否相当于房基下的硬币，是向地鬼买地用的贵重牺牲品？石峁城墙石缝中的玉器，就相当于壮族房屋墙隙间有意放置的鸡蛋壳，为的是借助玉器蕴含的神力，威慑一切妖魔鬼怪、魑魅魍魉？
　　用人牲、玉器或人牲加玉器给建筑物奠基的现象，早自5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就已露出苗头，到龙山文化和夏商两代一直延续为建筑巫术仪式礼俗。有关红山文化的情况，见于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建筑群遗址。在遗址南部石圈形台址东北侧，距地表深约80厘米处发现一具完整人骨架。在遗址中央方形建筑基址南墙基内侧出土一件双龙首玉璜;在东墙基外侧土层中出土一件绿松石鸮。
　　有关龙山文化建筑仪式情况：许多房址的居住面下、墙基下、泥墙中或柱洞下，都发现了用幼童、兽类、大蚌壳和别的物品奠基的。后冈发现的39座房址，有15座共埋置幼童26人，少者 1人，多者4人。還有一些房址单用河蚌奠基，但不少房址兼用几种祭品奠基。相比之下，已发现的石峁遗址奠基巫术仪式所用人牲的数量更多，两处均为同一数量即24个头骨，人牲的身份不是幼童而以青年女子为主。24这个数字吻合天文历法中的二十四节气，又是十二地支的倍数，肯定不是偶然巧合。石峁建筑用玉器的作用，大致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的河蚌。用河蚌做成的蚌镰和用玉石做成的玉铲一样，都可以充当避邪驱鬼的工具或武器。用蚌用玉的差别原因在于玉料供应的有无。在这方面，石峁遗址有充足的玉料供应，而中原龙山文化则相对匮乏。 　　至于商代建筑巫术情况， 近年来也有较为系统的研究报告问世。人牲加玉石的情况再度呈现。如宋镇豪著《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中指出：“安阳洹北商城近年发现的宫室基址群，呈成排分布，方向均北偏东13度，与当地太阳南北纬度方向一致。在南北中轴线南段发掘的一号‘回’字形大型宫室基址，在基址夯土中及庭院内外发现40余处祭祀遗存，普遍发现羊、猪、犬等祭牲，如主殿正室台基夯土中有一殉狗坑，似屬奠基遗存。门塾内外发现的20余处祭祀坑，均是压在路土之下，打破基址的基槽，也属于建筑过程中的祭祀遗存，有人祭坑和属于酒祭或血祭之类特殊祭祀仪式的方形‘空坑’，人祭坑中的人牲年龄仅14-15岁，伴出玉器等细小饰品。
　　在古人的信仰世界中，建筑绝不只是一种工程技术的产物，同时也是神圣性的营造过程。建筑巫术现象之所以在考古报告中频繁出现，这和华夏远古社会神话宇宙观支配的吉凶祸福观密切联系在一起。以距今约2000多年的出土《秦简日书》为例，尚可清楚地体认古人观念世界中对一年四季的建筑行为之种种顾忌。
　　如果把《秦简日书》作为出土文献即“二重证据”那么还可以同时参照“三重证据”即人类学民族志材料。先看台湾布农族的神鬼观：布农族认为横死者的灵魂虽然能升天，但不会到冥府。他们是徘徊在宇宙间的鬼灵，不是出来吓人就是会给人们灾祸。建筑当然要考虑防御此类灵鬼的攻击。布农族巫师多为女性，经常戴着以丝线串着竹环的项链。她们举行占卜的方式，通常是将玉石放置瓢上以判断吉凶，占卜即祈求神意，占卜用玉石和龟甲，是因为这两种物质皆被神化。部落中通常因家人频频死亡、横死或自杀、耕地离家太远等因素而迁居。此前要寻觅筑屋地点，选定后盖间小屋，于该处夜宿一晚，梦吉则整地，再梦吉即可堆砌石墙并宰猪庆祝。梦兆和占卜一样，是获取神意的又一种方式。有此超自然的启示，方可从事立柱、覆盖屋顶等工事。新居落成之后，先将旧居的粟谷搬运过来，接着宰猪以祈求家宅平安、无病无灾。
　　布农族的达启觅加蕃通常会因为蜜蜂或鼹鼠进人屋内、屋内长出菇蕈、幼儿在屋内遭火烧死、母亲误踩死幼儿或是农作物年年歉收等因素而迁居。此外，房屋老旧、年内有3位家人死亡，或是横死者亦会迁居，以避免再遭不测。迁居前先选地盖小屋，卜梦，梦吉则开始整地。整地时，若是锄柄脱落、折断，或有蛇出现等事发生都得立即停工，以免发生意外。房屋竣工后饮酒庆祝。东家须准备酒六罋，并宰杀猪牛宴请宾客。以上是日本人类学家在东埔社所做的调查报告。下面再看云南哈尼族的辟邪术：哈尼族的驱邪和避邪是利用一定的物品来达到防止鬼怪和敌者冒犯的。最早的避邪物，都是生产工具或认为可以抵御鬼神的自然物。如在门头上悬挂黄泡刺、艾蒿、断锯片、蜂窝、鸡蛋壳、烂草鞋、破犁头、黑蛇头壳等，目的是想以这些东西阻止鬼神或邪恶侵入宅内作祟。在哈尼族的避邪物中，金属器皿认为可以抵御鬼神，如铜矛、剑这些东西锋利无比，夜里睡觉时压于枕下，或悬挂门头，皆可以达避邪驱鬼之目的。
　　民族志材料表明，石峁出土的大量玉兵器和玉工具，包括玉器残件在内，在当时都可能发挥类似的驱邪避鬼功能。尤其是史前玉文化中常见的玉兵器，以往的学界争论在于其用途方面即玉兵器究竟是作为实战武器使用，还是作为仪仗用途的礼器？现在看来，玉兵器的产生是以实用性玉工具为基础的，但玉兵器本身却不是实战武器，而是神话想象的强大武器。
　　《周礼》中规定的六种玉礼器之一的圭，从其方形尖顶玉片的外形看，就和玉戈玉矛一类兵器有着渊源承继关联：“大圭长三尺，树上，终葵首，天子服之”，“终葵，锥也”终葵为巫师所戴方形尖顶面具，亦为方形尖顶的玉片或石片——圭，两者皆当与驱鬼有关。随着玉器时代的结束和青铜时代的到来，避邪驱鬼之器自然会从玉器转移到金属器。
　　玉石、印章和护符等能够承载避邪的神力，因为这些物质在信仰中代表着神。如古埃及神话信仰认为的，天神，即天空女神，又叫绿松石女神。绿松石的天蓝色恰好类比蓝天。中国的青绿色玉石也是如此。所谓"苍璧礼天"之说，即是来自颜色类比的神话认识。哈托尔女神，有时被说成Re神的母亲，表现为一只母牛，在两只牛角之间顶着太阳盘。对她的崇拜不仅仅是埃及人，也有希腊人，并同他们的爱神阿佛洛狄忒相联系。在拜布罗斯，她还被奉为“拜布罗斯夫人”在西奈半岛，为古代世界提供绿松石的地方，她被供奉在她的庙宇中，奉为“绿松石女神”（ mistress of turquoise ）。
　　绿松石在当时有着神奇的价值，法老为了解除精神压力，让20名盛装美女划船在宫廷的湖中荡舟。其中一位美女在划桨时不小心将头上戴着的一个精美绿松石头饰掉进水里，她为此懊悔不已。一位名叫Zazamankh的宫廷巫师有能力通过他的法术对此做出补救。他口中念诵一段法力强大的咒语，那绿松石竟然从水底升起来，漂浮到水面上，这使得美女将它捡起来，重新戴到自己头上。这个古埃及的首饰故事表明，对于现代人而言的装饰品，在远古时不仅是装饰。其承载的美学价值和身份等级意义是派生的，其巫术魔法价值，才是原初的和原生的。古埃及人确信不同种类的宝石都具有特殊的护身保佑作用，他们将这些美石组合到自己的项链上，以便获得抵御外来邪魔侵袭的神力。通常的美石有翡翠、红玉髓、天青石、玛瑙、紫水晶、绿宝石、半宝石、金珠、银珠、琉璃珠、陶珠等。为了增强这些首饰的辟邪神力，还要将小型的神像和神圣动物像加在各种宝石之间。即使在木乃伊和木乃伊棺木上，也会模拟性的绘制出装饰有此类珍贵玉石、花卉等图像的项链或项圈，作为护符。
　　中国史前玉器中的玉人形象，石峁玉器中较为少见的玉人头像，曾有玉学专家解说为想象中的“一目国”形象，是否也能够从承载神力或祖灵的意义上重新解说呢？还有，榆林地区收藏家收集的出自石峁遗址的石雕人头像（已公开发表的17件），已有学者参照批量出现的牙璋等玉礼器情况，判断为石峁巫觋集团宗教法事用具。根据发现的石峁石城建筑用玉器和埋人头现象，用避邪神话解释这一批石雕人头像，似比泛泛归之为巫觋用品能够更加明确其精神屏障功用。 　　玉教信仰是史前中国的统一要素
　　玉文化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催生玉文化的精神因素是玉石神话信仰，可简称为玉教。出土的史前玉器，成为了佐证玉教传播范围的生动物证。距今4000年以前，位于陕西榆林神木县的石峁文化与位于广东韶关的石峡文化，不约而同地发展出批量生产和使用玉质礼器的文化现象。将两地在东亚地图上标出并在二者之间划一条连线，便呈现出重新开始思考中华文明发生的契机，石峁遗址在黄河流域北端的河套地区，石峡遗址在接近中国版图最南端的邻近珠江水系地区，二者间的直线距离约1800公里。从气候、温差、降雨量、地理地形、动植物和农作物、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看，石峁和石峡在自然生态与文化习俗上都相差很大，甚至毫无可比性。可是面对类似的玉礼器，笔者不禁发问，是什么因素导致史前文化在如此广大的范围里呈现出惊人的雷同现象？从石峁向西约700公里，有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齐家文化遗址，那是河西走廊的腹地;从石峁向西南约700公里，有青海民和喇家遗址，那里是黄河上游地区，这两个地方同样发掘出距今约4000年的史前玉礼器文化，以玉璧、玉琮、玉刀为主要器形。那么，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与陕北龙山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密切关联意味着什么？齐家文化玉器的玉料来源大体上明确，主要是就地取材的祁连玉和马衔山玉，外加少量来自新疆的和田玉;石峁玉器的来源问题尚未解决，有就地取材说和外来输人说，两种观点都还有待论证。
　　如果石峁玉器与齐家文化玉器具有同源性够得到证明，那么西玉东输的玉石之路黄河道路线图就会呼之欲出，石峁遗址成为连接史前西北玉文化与中原文明发生期夏代玉文化的最重要的节点或中转站。这样的推断同华夏神话资料中提供的古老文明史信息有对应之处：第一是古书《管子》说的“尧舜北用禺氏之玉而王天下”，究竟反映的是神话想象还是历史记忆？第二是《穆天子传》描述的西周帝王穆天子赴西方昆仑山会见西王母之前，为什么会绕远先到河套地区拜会主持玉礼器仪式祭拜黄河之神的地方豪强河宗氏？第三是东周时期北方赵国方面流传的和田玉，经过河套地区和山西北部进人中原的运输路线。
　　石峁文化作为中国史前最大的石头城和批量使用玉礼器的河套地区玉文化据点，给上述文献记录的三类信息提供出极佳的重新求解之实证材料，使之从以前的“死无对证”悬疑状态，一下子变得柳暗花明，水落石出。石峁古城和玉器的存在将在何种意义上改写中国文明发生史，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史前玉石之路的具体路线图研究。依照我们已经认识到的每一种古代玉器都蕴含着一种神话观，石峁玉器中至少有四类玉器可以给出明确的神话传播路线。
　　第一类玉璧玉琮类：良渚文化—陶寺文化一石峁文化一齐家文化。过去对齐家文化玉琮的起源一直无解，因为良渚文化距离齐家文化过于遥远，缺乏中间过渡区。现在看，石峁玉器可能充当东玉西传的二传手。
　　第二类玉璋：石峁文化一偃师二里头一山东龙山文化一四川广汉三星堆一广东增城、广东东莞。
　　第三类玉璇玑：山西芮城清凉寺一石峁文化一山东龙山文化一辽东半岛新石器文化。早在20世纪70年代采集的石峁玉器中就有玉璇玑，如今本地收藏家手中的石峁古玉中玉璇玑占有相当比例。华夏出土玉璇玑年代最早的地点芮城清凉寺，和石峁一样都临近黄河，这是否意味着史前玉石之路黄河道的存在呢？
　　第四类玉人头像及玉鹰：石峁文化一石家河文化一禹州瓦店。
　　以上四类玉器的传播路线，合起来构成两纵两横的交叉网格，将玉文化先于武力和政治而统一中国的轮廓和盘托出！更加值得关注的是石峁玉器与西北齐家文化玉器的文化联系，将从实证方面解决西北玉矿资源输人中原文明的时间和路线问题，从而将河西走廊西端的新疆与中原文明紧密联系为一个统一体，我称之为资源依赖的文化共同体。它将辅助说明，为什么华夏文明数千年来以中原为基础和中心，却从来也不能忽视西域和新疆！这就给玉文化先统一中国说，提供出又一生动而真切的支持性案例。
　　我们将考察华夏文明发生的时间坐标向前推数百年至1000年，即距今5000一4300年前，是山西芮城清凉寺遗址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山西襄汾陶寺文化，率先呈现出玉琮、玉璧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玉礼器体系组合的情况。其玉文化观念的起源和玉料来源问题均悬而未决。好像是在此前2000年的仰韶文化传统中没有出现过的玉礼器，突然间降临到中原地区黄河北岸的史前聚落，随后数百年间向北影响到石峁遗址玉器，向南影响到中原“王都”二里头文化的玉器生产。与芮城清凉寺出土玉器同时，或比陶寺玉器更早的史前玉文化高峰，分別出现在北方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南方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及环太湖的良渚文化。我用“高峰”一词是根据2007年发掘的凌家滩一座顶级墓葬的随葬玉石器多达300件的奢侈奇观。到距今4000年前后的文明诞生期，迄今再也没有发现比300件更多的随葬玉器。直到殷坡妇好墓所代表的殷商晚期王者级别墓葬，才能有效突破这个数字。
　　玉器生产无疑是史前社会中的奢侈品生产，批量出产玉礼器的条件，一是要有玉石承载神力、灵力的相关神话观念和信仰、崇拜;二是需要有足够的玉石原材料供应;三是掌握切磋琢磨加工技术的专业人员。前一个条件是精神和意识形态的，第二个条件是物质的，它意味着玉文化出现的两种选择要么是就地取材，因地制宜要么是外来输人玉石材料。后者又暗示着史前奢侈品生产物资开采、贸易、运输等系列事项。第三个条件是社会的，意味着史前聚落社会中出现阶级分化和社会分工。
　　华夏的史前先民为什么会在不同地域中不约而同地生产和使用非实用亦非装饰性的玉礼器？这主要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而是观念或意识形态的问题，有关玉石的神话信仰的形成和传播，使得诸多史前社会相继受到影响，先后接纳此类神话信念，带动各地的玉器生产，从一开始的星星之火，逐渐走向燎原之势，最终统一了华夏文明的大部分地域。
　　结合公元前2000年之际各地古城、古国大面积崛起的背景，玉兵器和玉礼器相当于一种精神盾牌的重大神话性功能，使之能够和新兴的青铜器同步发展，并以金玉组合和金声玉振的新形式开启夏、商、周礼乐文明之先河。玉兵文化并未因为青铜兵器的出现而消失，而是和实用性的青铜兵器同步发展，在商周两代达到鼎盛期。这和玉教信念的持续传承密切相关即相信借助玉石中蕴藏的神秘灵力，可达到精神上的辟邪镇宅和护身保卫。 　　玉石神話信仰作为精神文化要素，先于秦始皇的武力征服约2000年，就开始了统中国的历程。从距今8000年到距今5000年，玉文化用了3000年时间由北向南传播，主要覆盖到中国东半部，随后向西传播，在距今4900?—4500年时进人中原，形成黄河以东晋南地区的玉礼器体系。这一史前信仰文化的传播过程可概括为“东玉西传”。接下来是继续向西北地区的传播。约距今4000年前后，位于新疆昆仑山的和田玉开始输人中原，并且一言延续至今。这种西部优质玉石资源的东传，可称为“西玉东输”。石峁遗址及其玉器的新发现，给东玉西传和西玉东输这两种双向运动同时找到新的传播交汇站点，成为考察玉石神话信仰率先统一中国历程的实证性前沿个案。“玉石之路黄河段”的存在可能性，预示着中国东部与西部之间又一条重要文化交通路线，比德国人李希霍芬1877年提出的“丝绸之路”要早一倍之久，而且对华夏文明形成起到更关键的作用。石峁古城建筑用玉器的新发现，一方面验证了古书上关于夏代帝王修筑玉门瑶台之类神话建筑记载的可信性;另一方面也验证了中国人信仰玉石避邪驱魔功能的史前渊源之深厚，让今人有幸看到“化干戈为玉帛”的中国观念之本源。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习教授、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