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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增长的美中贸易与投资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政治及社会的迅速转型，影响着美中经贸关系的发展。要全面理解美中经贸关系的复杂性，我们必须从最广阔的视角看待这一关系，而不从任何单一问题，例如汇率体制或双边贸易失衡，来评估美中经贸关系。构成美中经贸关系的因素都很重要，但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能以点概面的反映这一复杂关系的全貌，比如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进一步开放市场的同时，保持对内优先发展，这也是影响美中经贸关系的因素之一。但随着中国入世承诺过渡期的完成，美中经贸关系应该更多的反映出两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双方经济的互补性及融合度、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以及双方的共同利益。
中国的领导层已经意识到，中国25年来的经济增长模式缺乏可持续性，必须加以调整。我们也认为，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变革的转折点。对此，我们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是：这些变革及相关的政策选择是否会加快、减缓——甚至改变过去5年市场开放和融入全球的进程？我们希望在此指出，只有坚持市场开放，中国才可以更好地实现其目标，同时，参与中国经济的美国和其他外国的企业，才能够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做出重大贡献，同时实现其自身的商业目标。
快速持续增长的商业活动
过去的5年，是美中两国恢复正常贸易关系近30年历史中，经贸活动发展最为迅猛、最具活力的5年。中国持续快速的发展，及其对区域和全球经济所产生的变革，已对美国经济和美国企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的企业必须面对这一事实，即企业的全球竞争力日渐取决于其在华的经营业绩，取决于他们如何利用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优势。
中国加入WTO，有益于美国对华出口，也进一步增强了美国公司在全球的竞争力。从2002年到2006年，美国对华出口的增长速度，2.5倍于它对世界其他地区出口的增长。去年，美国对华出口增长了1/3。在美国的出口市场排序中，中国已经从第9位跃升至第4位。2006年，美国对华出口增长32%（2006年出口总额为552亿美元，2005年为419亿美元）。2001年，即中国加入WTO之年，美国对华出口仅为191亿美元，而到了2006年，这个数字几乎增长了两倍。通过出口中国而生意兴旺的企业，其商品涵盖了从农产品到复杂的煤矿开采设备、飞机等工业制品等全系列产品。
美国对华投资的目的，在于中国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同时是为了增强其全球的竞争力。绝大部分美国企业投资中国并在中国市场销售产品时，也在大量的采购中国国内生产的各种产品。目前这已成为它们全球供应链中的一部分。以前只把中国当作其潜在市场机会的美国公司，现在意识到公司必须到中国投资经营（图表1），否则它们在美国和全球的竞争力将受到影响。
不断增加的巨额对华贸易逆差,不应作为衡量两国贸易关系的标准。虽然我们对华贸易逆差巨大（2006年达2326亿美元），但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变化也是造成这一现象、使美国整体贸易产生赤字的主要原因。中国是美国第二大商品进口国（2006年为2370亿美元），仅次于加拿大。在美国进口总额中，中国的份额从1990年的3%上升到1999年的8%，目前又上升至14%。对美中贸易赤字这一数字的过分关注，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从其他东亚或环太平洋国家减少的进口已抵消了从中国增加的进口。2002—2006年间，美国总贸易逆差中，亚洲（除中国外）所占的份额从28%下降到19%。此外，在关注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之时，未能将超过100亿美元且不断增长的服务业贸易顺差考虑在内。中国已成为美国服务行业最大的十个出口市场之一，服务领域广泛，包括财务、保险、环保技术、法律、会计、咨询等。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美国的制造业领域，以及中国在其中的角色。很多人认为中国是导致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减少的主要或唯一原因，但我们应该认识到，美国的就业人口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已经经历了几代人，这是早在中国成为制造业基地之前就存在的趋势。虽然有些制造业领域的工作机会确实已转移到中国，然而绝大部分制造业就业机会的丧失，真正原因在于美国自身经济发展的变迁。正如美国大部分工人不可能再变回农民一样，一部分美国工人也将永远不再跨进工厂的大门。根本的现实是，美国制造业的产出持续强劲增长，但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却在不断减少。简而言之，在过去10年间，美国制造业产出增长了40%，而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制造业的就业岗位却在同期减少了300万个。
中国经济与政治的转型
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崛起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过去20年，中国经济年均实际增长率约为10%。以此推算，2008年中国将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其GDP将超过3万亿美元。在这个过程中，数亿人口摆脱了贫困，同时有望将这个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转变成世界超级工业大国，形成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
WTO的路线图使中国经济朝市场化的方向迅速发展。然而过去25年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不适应现在的发展，产生了许多问题，包括环境质量的严重恶化、对稀缺自然资源的低效率使用、资本配置不合理、人口的逐渐老龄化以及地区收入差距逐渐拉大。这些问题交汇在一起，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稳定。因此，中国关于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政策的讨论，受到格外重视。我们认为，中国作为WTO成员所推动的市场化改革，和国内主要改革的成功是紧密相连的。通过加入WTO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中国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全球利益相关的参与者。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调整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的发展战略。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政府总理温家宝重新调整了国家优先发展的重点领域，重新排列了增长、改革和稳定三者的相对政策权重。随着这一系列重大变化，在华美国企业所面临的商务环境正日益变得复杂。具体而言，在2006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第六次中央全会上，对过去的经济模式做出了调整，对以下各个方面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增长的质量——而非仅仅为了增长而增长
●创新、品牌以及打造世界领先的中国企业
●通过改变最主要的不平等以减缓社会压力
●确保资源供给，降低环境成本的增长，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将大量的财政用于支持地区发展计划
●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减轻农民财政负担
●对弱势群体的支持，努力将分散的社会福利体系化
这些广泛的政策目标对商务环境意识着什么？
随着中国政策的调整，我们预期，中国将更加注重培育国内需求，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中国已强调推进相对落后的内陆地区和老工业地区（如中国中部和东北）的发展。中国也将寻求“高质量”的外国直接投资，而不是对所有投资一律欢迎。中国将取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如税收政策，将通过制定更多的法律以保护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包括《公平贸易法》和《反垄断法》。由于中国努力向价值链的高端提升，将会出台鼓励创新的措施，从而进一步加强金融体系建设，提高资本效率和投资回报。
通向这些预期变化的道路有很多条，总体上我们认为，实现中国长远战略目标的最佳选择，是进一步向有规则的竞争开放。不可否认，中国经济竞争力获得最迅速提高的领域，正是那些向外资开放最多的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中，国内公司也得到了蓬勃发展。
给美国政府的建议
我们认为，中国的后WTO时期是美国提高中国市场参与度的好时机。为此，我们必须追求以下四个相互关联的目标。第一，中国对WTO承诺的履行，特别是在透明度、标准制定、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第二，正如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框架所预想的，通过对话和负责任的管理，实现两国的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第三，美国国会应避免通过立法，试图借汇率调整或其他激烈的措施，改变对华贸易条款；第四，美国政府应给予美国企业必要的资源以分享这些努力的结果，包括制定更友善的出口管制和签证政策。
●中国对WTO承诺的履行，特别是在透明度、标准制定、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
为维护WTO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建立长期合作而又有分歧的关系，比如采取相关行动以保护美国公司的商业利益，对维护中美两国建设性的双边经贸关系至关重要。中国美国商会支持美国政府于2006年2月发布的对美中贸易关系全面评估审议中所制定的行动蓝图，以及随后在贸易政策方面所采取的支持性措施。自2004年美中商贸联委会（JCCT）的地位升格以来，WTO承诺受到了越来越多关注，美中商贸联委会已在商会会员日益关注的领域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随着外商参与中国经济的领域从出口转向更广的国内经济，从沿海主要城市转到二线城市和内陆地区，中国体制中缺乏透明度的问题日益显现。调查中，超过40%的中国美国商会会员企业将缺乏透明度列为它们在中国经营的五个主要挑战之首（图表2）。
中国的标准制定体系及其固有的透明度的缺乏，使标准制定过程对于许多领域的企业来说特别费解，而在我们最具竞争力的领域中这个问题尤其严重。另外，在支持“自主创新”的工作中，中国政府推行中国技术标准的做法可能成为外国企业的进入壁垒。但令人鼓舞的是，在有待做出承诺的领域，中国政府正着手为市场准入开放新的途径和机会。例如有迹象表明，2007年底之前中国将根据WTO政府采购协定（GPA）提出一项市场准入议案。
虽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持续努力，已引起了中国刑事诉讼的增加，而且对知识产权相关产品的盗版也采取了相应措施，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问题仍是商会会员所重点关注的。美国政府也在寻求中国为知识产权保护做出更多的承诺，并为此要求美国企业增加投入，提供各省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实际操作中的有关信息。
我们吁请，双方应利用5月举行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以及今年举行的美中商贸联委会的机会，制定出一个综合路线图，以改善和加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体制，从而保护国内外所有权利拥有人的利益，并为知识产权相关产品和服务提供更大的市场准入的机制。我们相信，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已认识到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无论作为一个双边问题，还是作为中国建设创新型社会目标的手段，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社会的各层面制定有效执法的措施。
我们对日益增多的保护主义摩擦给予特别关注，尤其是在投资和工业政策领域。中国越来越多的保护主义迹象令人担忧，需要进一步地详细审议，以判断这些举动是否违背了WTO框架下国民待遇的承诺。商会会员日益担心，定义不清的新法规、规定、条例将一些领域划成国民经济“敏感”或“关键”领域，并因此在并购交易中给予较大的任意裁量的权力（图表3）。
●为实现两国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共同问题保持建设性的负责任的对话
我们认为，举行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为双方就一系列与持续发展美中两国关系的问题，进行高层次、建设性的意见交换，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不仅涉及金融和货币改革等领域，也包括更具战略意义且全球瞩目的话题：可持续发展、能源和环境等。我们坚信，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为推动中国履行WTO基本经济原则所做的承诺（例如透明化和国民待遇）提供了一个途径。
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最近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他指出，通过战略经济对话，美国正寻求中国在如下方面的果断行动：向外国企业开放金融市场、使用更多的外国环保服务和产品、加强专利和版权保护、创建国内养老和医疗等福利体制以鼓励更多的消费支出。
●国会应避免通过立法，试图借汇率调整，改变对华贸易条款，以期调整贸易失衡
国会的许多担心集中在中国的货币体制、鼓励出口的政策以及由此造成的美国巨额双边贸易赤字。在第109届国会中，参议员舒默（Schumer）和格雷厄姆（Graham）所提交的S-295议案（后被撤销）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忧虑。该法案建议，如果中国不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相应改革，将对来自中国的所有进口商品征收27.5%的关税。我们认为，如果这项法案的最早或更新的版本被通过，该举措不仅不会促使中国采取相应行动，反而会令美国消费者付出巨大代价，使美国的企业和工人付出更大的机会成本，而丝毫无助于纠正贸易失衡。
我们同意财长保尔森2007年1月在众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发言。他说：“……中国没有我们所希望的或我们需要的货币政策。而真正的挑战是如何达到这一目标。”美国商会认为，中国有计划对其银行业和全部金融基础设施实施稳健的改革，这个过程很关键，它将最终支持中国货币与全球市场完全融合。这些改革取得成功，将为取消资本管制、建立市场化的自由浮动汇率体制创造条件。增强中国国内银行的能力是取消资本管制必不可少的一步。我们支持目前在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框架下的努力，鼓励美国金融公司更多的参与，这是帮助中国建立更强健的金融服务领域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都是中国持续进行货币改革的基石。美国政府应该利用即将于5月举行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的机会，促使人民币的币值估价进一步市场化，加强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以及提供企业和个人风险管理工具。
中国美国商会会员坚信，有效地执行现有法律法规，以及灵活而有针对性地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通常是处理复杂关系中问题的最好方式。正如美国贸易代表所预想和执行的一样，就具体问题和正面积极的司法案件进行直接、明确而有力的对话，将可保持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改善长期的双边关系。而另一方面，用带有政治色彩的立法手段处理贸易关系，则会潜在破坏国际贸易体制，阻碍建设性的对话，最终会削弱美国企业的竞争地位以及总体的经济实力，而不是增加我们的商业利益。
●提供更好的全面合作和支持，协助美国公司在中国争取更多的机会
在对中国出口增长的绝对意义上，虽然我们确实给人印象深刻，然而我们在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欧盟和日本远比我们做得好。从1995年到2004年，全世界对中国的出口总额中，美国所占的份额从12%下降至9%。
虽然我们打开了市场并鼓励中国遵守其WTO承诺的计划，但我们并没能像欧盟和日本那样积极进取，制订增加出口、占领更多市场份额的主动计划。需要美国和中国本土的更多配合，才能超越政府对贸易关系的全面评估审议，从而增加我们的出口，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不断增强的贸易保护摩擦。我们吁请美国政府制订一项协调的计划，使得美国公司，尤其是中小企业，能够充分利用中国的市场机会。
2004年，总统出口委员会发现，我们在中国主要竞争对手的战略比美国的更全面，得到的资源支持也远多于我们。出口委员会还得出结论，美国缺少一个良好协调的综合计划来解决这些不足。我们的欧洲和日本竞争对手得到强有力的促进出口推动计划的支持，对华出口所占GDP的比重也高于美国。需要对竞争对手的国家在推进计划及其有效性、所投入的资源以及对美国在华竞争力的冲击方面进行评估。虽然政府将促进贸易的措施包括在其“2006年美中贸易关系的全面审议”中，但在实际执行中，促进贸易的措施所覆盖的范围并不像贸易政策的范围那么广。在贸易促进方面，我们认为出口委员会2004年提出的构想是一个更为宏伟的行动计划。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同时牵涉资源和战略的问题。更多的资金，以及由综合出口促进规划指导下更好的全面协调，是为美国出口创造更多机会的项目所需要的，特别是在面临竞争对手很可能投入大量资源和集中政府资金的情况下。图表6显示了这些项目的效果。例如，美国商会正通过由贸易及发展署（TDA）（私有企业也给予了相应资助）资助的美中航空合作项目，培育公私合作关系，我们认为这个项目值得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更全面资助。这个项目也可向除航空业之外的其他工业领域推广。
商务部市场开发合作计划（MDCP），也是基于公私伙伴关系，集中关注中国和中小企业的问题，也有同样的潜力促成美国关键行业领域的工业制品出口。从1993年这个计划开始实施以来，商务部年均给予MDCP计划230万美元的拨款。目前，资助中国市场开发的MDCP计划已占MDCP预算的40%。不幸的是，由于2006年国会大幅削减预算，并按指定用途拨款，这笔重新定向给特定行业用于MDCP竞争和津贴的资金被暂停拨付，等待进一步通知。与此相反，农业部的MDCP计划（共有35项资助计划）资金充足，且分布于中国所有主要城市和地区。美国农业、渔业和林业出口正处于空前的最高水平，2006年为72亿美金。这就是好的政策，值得的投入。我们认为，这种模式应该推广应用到更多的行业中。
最后，中国领导人最近发表谈话，表达了其增加从美国进口的愿望。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种机会，以使中国将语言付诸行动。
我们引用这些例子，是为了强调商会会员一个日益严重的担忧，即我们为推动在华商业利益而投入的资金，从总体上显示出，我们的在华商业利益与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为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所准备做出的承诺之间，存在重大脱节。
中国的领导层已经意识到，中国25年来的经济增长模式缺乏可持续性，必须加以调整。我们也认为，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变革的转折点。对此，我们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是：这些变革及相关的政策选择是否会加快、减缓——甚至改变过去5年市场开放和融入全球的进程？我们希望在此指出，只有坚持市场开放，中国才可以更好地实现其目标，同时，参与中国经济的美国和其他外国的企业，才能够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做出重大贡献，同时实现其自身的商业目标。
快速持续增长的商业活动
过去的5年，是美中两国恢复正常贸易关系近30年历史中，经贸活动发展最为迅猛、最具活力的5年。中国持续快速的发展，及其对区域和全球经济所产生的变革，已对美国经济和美国企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的企业必须面对这一事实，即企业的全球竞争力日渐取决于其在华的经营业绩，取决于他们如何利用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优势。
中国加入WTO，有益于美国对华出口，也进一步增强了美国公司在全球的竞争力。从2002年到2006年，美国对华出口的增长速度，2.5倍于它对世界其他地区出口的增长。去年，美国对华出口增长了1/3。在美国的出口市场排序中，中国已经从第9位跃升至第4位。2006年，美国对华出口增长32%（2006年出口总额为552亿美元，2005年为419亿美元）。2001年，即中国加入WTO之年，美国对华出口仅为191亿美元，而到了2006年，这个数字几乎增长了两倍。通过出口中国而生意兴旺的企业，其商品涵盖了从农产品到复杂的煤矿开采设备、飞机等工业制品等全系列产品。
美国对华投资的目的，在于中国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同时是为了增强其全球的竞争力。绝大部分美国企业投资中国并在中国市场销售产品时，也在大量的采购中国国内生产的各种产品。目前这已成为它们全球供应链中的一部分。以前只把中国当作其潜在市场机会的美国公司，现在意识到公司必须到中国投资经营（图表1），否则它们在美国和全球的竞争力将受到影响。
不断增加的巨额对华贸易逆差,不应作为衡量两国贸易关系的标准。虽然我们对华贸易逆差巨大（2006年达2326亿美元），但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变化也是造成这一现象、使美国整体贸易产生赤字的主要原因。中国是美国第二大商品进口国（2006年为2370亿美元），仅次于加拿大。在美国进口总额中，中国的份额从1990年的3%上升到1999年的8%，目前又上升至14%。对美中贸易赤字这一数字的过分关注，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从其他东亚或环太平洋国家减少的进口已抵消了从中国增加的进口。2002—2006年间，美国总贸易逆差中，亚洲（除中国外）所占的份额从28%下降到19%。此外，在关注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之时，未能将超过100亿美元且不断增长的服务业贸易顺差考虑在内。中国已成为美国服务行业最大的十个出口市场之一，服务领域广泛，包括财务、保险、环保技术、法律、会计、咨询等。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美国的制造业领域，以及中国在其中的角色。很多人认为中国是导致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减少的主要或唯一原因，但我们应该认识到，美国的就业人口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已经经历了几代人，这是早在中国成为制造业基地之前就存在的趋势。虽然有些制造业领域的工作机会确实已转移到中国，然而绝大部分制造业就业机会的丧失，真正原因在于美国自身经济发展的变迁。正如美国大部分工人不可能再变回农民一样，一部分美国工人也将永远不再跨进工厂的大门。根本的现实是，美国制造业的产出持续强劲增长，但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却在不断减少。简而言之，在过去10年间，美国制造业产出增长了40%，而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制造业的就业岗位却在同期减少了300万个。
中国经济与政治的转型
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崛起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过去20年，中国经济年均实际增长率约为10%。以此推算，2008年中国将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其GDP将超过3万亿美元。在这个过程中，数亿人口摆脱了贫困，同时有望将这个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转变成世界超级工业大国，形成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
WTO的路线图使中国经济朝市场化的方向迅速发展。然而过去25年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不适应现在的发展，产生了许多问题，包括环境质量的严重恶化、对稀缺自然资源的低效率使用、资本配置不合理、人口的逐渐老龄化以及地区收入差距逐渐拉大。这些问题交汇在一起，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稳定。因此，中国关于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政策的讨论，受到格外重视。我们认为，中国作为WTO成员所推动的市场化改革，和国内主要改革的成功是紧密相连的。通过加入WTO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中国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全球利益相关的参与者。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调整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的发展战略。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政府总理温家宝重新调整了国家优先发展的重点领域，重新排列了增长、改革和稳定三者的相对政策权重。随着这一系列重大变化，在华美国企业所面临的商务环境正日益变得复杂。具体而言，在2006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第六次中央全会上，对过去的经济模式做出了调整，对以下各个方面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增长的质量——而非仅仅为了增长而增长
●创新、品牌以及打造世界领先的中国企业
●通过改变最主要的不平等以减缓社会压力
●确保资源供给，降低环境成本的增长，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将大量的财政用于支持地区发展计划
●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减轻农民财政负担
●对弱势群体的支持，努力将分散的社会福利体系化
这些广泛的政策目标对商务环境意识着什么？
随着中国政策的调整，我们预期，中国将更加注重培育国内需求，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中国已强调推进相对落后的内陆地区和老工业地区（如中国中部和东北）的发展。中国也将寻求“高质量”的外国直接投资，而不是对所有投资一律欢迎。中国将取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如税收政策，将通过制定更多的法律以保护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包括《公平贸易法》和《反垄断法》。由于中国努力向价值链的高端提升，将会出台鼓励创新的措施，从而进一步加强金融体系建设，提高资本效率和投资回报。
通向这些预期变化的道路有很多条，总体上我们认为，实现中国长远战略目标的最佳选择，是进一步向有规则的竞争开放。不可否认，中国经济竞争力获得最迅速提高的领域，正是那些向外资开放最多的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中，国内公司也得到了蓬勃发展。
给美国政府的建议
我们认为，中国的后WTO时期是美国提高中国市场参与度的好时机。为此，我们必须追求以下四个相互关联的目标。第一，中国对WTO承诺的履行，特别是在透明度、标准制定、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第二，正如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框架所预想的，通过对话和负责任的管理，实现两国的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第三，美国国会应避免通过立法，试图借汇率调整或其他激烈的措施，改变对华贸易条款；第四，美国政府应给予美国企业必要的资源以分享这些努力的结果，包括制定更友善的出口管制和签证政策。
●中国对WTO承诺的履行，特别是在透明度、标准制定、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
为维护WTO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建立长期合作而又有分歧的关系，比如采取相关行动以保护美国公司的商业利益，对维护中美两国建设性的双边经贸关系至关重要。中国美国商会支持美国政府于2006年2月发布的对美中贸易关系全面评估审议中所制定的行动蓝图，以及随后在贸易政策方面所采取的支持性措施。自2004年美中商贸联委会（JCCT）的地位升格以来，WTO承诺受到了越来越多关注，美中商贸联委会已在商会会员日益关注的领域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随着外商参与中国经济的领域从出口转向更广的国内经济，从沿海主要城市转到二线城市和内陆地区，中国体制中缺乏透明度的问题日益显现。调查中，超过40%的中国美国商会会员企业将缺乏透明度列为它们在中国经营的五个主要挑战之首（图表2）。
中国的标准制定体系及其固有的透明度的缺乏，使标准制定过程对于许多领域的企业来说特别费解，而在我们最具竞争力的领域中这个问题尤其严重。另外，在支持“自主创新”的工作中，中国政府推行中国技术标准的做法可能成为外国企业的进入壁垒。但令人鼓舞的是，在有待做出承诺的领域，中国政府正着手为市场准入开放新的途径和机会。例如有迹象表明，2007年底之前中国将根据WTO政府采购协定（GPA）提出一项市场准入议案。
虽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持续努力，已引起了中国刑事诉讼的增加，而且对知识产权相关产品的盗版也采取了相应措施，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问题仍是商会会员所重点关注的。美国政府也在寻求中国为知识产权保护做出更多的承诺，并为此要求美国企业增加投入，提供各省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实际操作中的有关信息。
我们吁请，双方应利用5月举行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以及今年举行的美中商贸联委会的机会，制定出一个综合路线图，以改善和加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体制，从而保护国内外所有权利拥有人的利益，并为知识产权相关产品和服务提供更大的市场准入的机制。我们相信，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已认识到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无论作为一个双边问题，还是作为中国建设创新型社会目标的手段，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社会的各层面制定有效执法的措施。
我们对日益增多的保护主义摩擦给予特别关注，尤其是在投资和工业政策领域。中国越来越多的保护主义迹象令人担忧，需要进一步地详细审议，以判断这些举动是否违背了WTO框架下国民待遇的承诺。商会会员日益担心，定义不清的新法规、规定、条例将一些领域划成国民经济“敏感”或“关键”领域，并因此在并购交易中给予较大的任意裁量的权力（图表3）。
●为实现两国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共同问题保持建设性的负责任的对话
我们认为，举行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为双方就一系列与持续发展美中两国关系的问题，进行高层次、建设性的意见交换，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不仅涉及金融和货币改革等领域，也包括更具战略意义且全球瞩目的话题：可持续发展、能源和环境等。我们坚信，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为推动中国履行WTO基本经济原则所做的承诺（例如透明化和国民待遇）提供了一个途径。
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最近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他指出，通过战略经济对话，美国正寻求中国在如下方面的果断行动：向外国企业开放金融市场、使用更多的外国环保服务和产品、加强专利和版权保护、创建国内养老和医疗等福利体制以鼓励更多的消费支出。
●国会应避免通过立法，试图借汇率调整，改变对华贸易条款，以期调整贸易失衡
国会的许多担心集中在中国的货币体制、鼓励出口的政策以及由此造成的美国巨额双边贸易赤字。在第109届国会中，参议员舒默（Schumer）和格雷厄姆（Graham）所提交的S-295议案（后被撤销）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忧虑。该法案建议，如果中国不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相应改革，将对来自中国的所有进口商品征收27.5%的关税。我们认为，如果这项法案的最早或更新的版本被通过，该举措不仅不会促使中国采取相应行动，反而会令美国消费者付出巨大代价，使美国的企业和工人付出更大的机会成本，而丝毫无助于纠正贸易失衡。
我们同意财长保尔森2007年1月在众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发言。他说：“……中国没有我们所希望的或我们需要的货币政策。而真正的挑战是如何达到这一目标。”美国商会认为，中国有计划对其银行业和全部金融基础设施实施稳健的改革，这个过程很关键，它将最终支持中国货币与全球市场完全融合。这些改革取得成功，将为取消资本管制、建立市场化的自由浮动汇率体制创造条件。增强中国国内银行的能力是取消资本管制必不可少的一步。我们支持目前在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框架下的努力，鼓励美国金融公司更多的参与，这是帮助中国建立更强健的金融服务领域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都是中国持续进行货币改革的基石。美国政府应该利用即将于5月举行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的机会，促使人民币的币值估价进一步市场化，加强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以及提供企业和个人风险管理工具。
中国美国商会会员坚信，有效地执行现有法律法规，以及灵活而有针对性地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通常是处理复杂关系中问题的最好方式。正如美国贸易代表所预想和执行的一样，就具体问题和正面积极的司法案件进行直接、明确而有力的对话，将可保持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改善长期的双边关系。而另一方面，用带有政治色彩的立法手段处理贸易关系，则会潜在破坏国际贸易体制，阻碍建设性的对话，最终会削弱美国企业的竞争地位以及总体的经济实力，而不是增加我们的商业利益。
●提供更好的全面合作和支持，协助美国公司在中国争取更多的机会
在对中国出口增长的绝对意义上，虽然我们确实给人印象深刻，然而我们在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欧盟和日本远比我们做得好。从1995年到2004年，全世界对中国的出口总额中，美国所占的份额从12%下降至9%。
虽然我们打开了市场并鼓励中国遵守其WTO承诺的计划，但我们并没能像欧盟和日本那样积极进取，制订增加出口、占领更多市场份额的主动计划。需要美国和中国本土的更多配合，才能超越政府对贸易关系的全面评估审议，从而增加我们的出口，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不断增强的贸易保护摩擦。我们吁请美国政府制订一项协调的计划，使得美国公司，尤其是中小企业，能够充分利用中国的市场机会。
2004年，总统出口委员会发现，我们在中国主要竞争对手的战略比美国的更全面，得到的资源支持也远多于我们。出口委员会还得出结论，美国缺少一个良好协调的综合计划来解决这些不足。我们的欧洲和日本竞争对手得到强有力的促进出口推动计划的支持，对华出口所占GDP的比重也高于美国。需要对竞争对手的国家在推进计划及其有效性、所投入的资源以及对美国在华竞争力的冲击方面进行评估。虽然政府将促进贸易的措施包括在其“2006年美中贸易关系的全面审议”中，但在实际执行中，促进贸易的措施所覆盖的范围并不像贸易政策的范围那么广。在贸易促进方面，我们认为出口委员会2004年提出的构想是一个更为宏伟的行动计划。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同时牵涉资源和战略的问题。更多的资金，以及由综合出口促进规划指导下更好的全面协调，是为美国出口创造更多机会的项目所需要的，特别是在面临竞争对手很可能投入大量资源和集中政府资金的情况下。图表6显示了这些项目的效果。例如，美国商会正通过由贸易及发展署（TDA）（私有企业也给予了相应资助）资助的美中航空合作项目，培育公私合作关系，我们认为这个项目值得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更全面资助。这个项目也可向除航空业之外的其他工业领域推广。
商务部市场开发合作计划（MDCP），也是基于公私伙伴关系，集中关注中国和中小企业的问题，也有同样的潜力促成美国关键行业领域的工业制品出口。从1993年这个计划开始实施以来，商务部年均给予MDCP计划230万美元的拨款。目前，资助中国市场开发的MDCP计划已占MDCP预算的40%。不幸的是，由于2006年国会大幅削减预算，并按指定用途拨款，这笔重新定向给特定行业用于MDCP竞争和津贴的资金被暂停拨付，等待进一步通知。与此相反，农业部的MDCP计划（共有35项资助计划）资金充足，且分布于中国所有主要城市和地区。美国农业、渔业和林业出口正处于空前的最高水平，2006年为72亿美金。这就是好的政策，值得的投入。我们认为，这种模式应该推广应用到更多的行业中。
最后，中国领导人最近发表谈话，表达了其增加从美国进口的愿望。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种机会，以使中国将语言付诸行动。
我们引用这些例子，是为了强调商会会员一个日益严重的担忧，即我们为推动在华商业利益而投入的资金，从总体上显示出，我们的在华商业利益与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为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所准备做出的承诺之间，存在重大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