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敦煌之前，10位守望者的经历与职业各不相同，他们是退休教师、学生、策展人、设计师、物联专家、商界人士等
　　“走过那个路口，就是平日我们右转上山的路，对不起，今天只能直行了，和莫高窟默默遥说‘再见’。”在“守望者日记”的最后一篇中。顾健记下了自己离开时的心绪。
　　此前一个多月。“我在敦煌讲壁画”——敦煌文化守望者全球志愿者派遣计划首期营于2018年5月1日在敦煌研究院开营，顾健是其中一员。
　　“我守护着的敦煌，欢迎你们来守望。”“敦煌女儿”、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向最终入选的10名“敦煌文化守望者”发出这样的寄语。“世界上只有一个敦煌，我代表敦煌欢迎你们，也希望你们能够在了解敦煌的基础上，向外多多播撒种子，把敦煌文化带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
　　6周过去了，2018年6月10日，10位守望者结束了在敦煌研究院培训、工作的日子，回到各自的生活中。但敦煌“住”进了他们心里，也将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他们未来的日子。

培养“窟感”

　　10位守望者的经历与职业各不相同，他们是退休教师、学生、策展人、设计师、物联网专家、商界人士等。对于敦煌，大多数守望者的了解都是直观而零散的。
　　“知道歌舞剧《丝路花雨》，仅此而已。我甚至都没有看过洞窟内部的照片，对敦煌的印象也只停留在表现反弹琵琶表演的那种宣传画上。”守望者牛佳耕向《瞭望东方周刊》坦言。
　　牛佳耕曾任渣打集团常务首席信贷官。工作一向繁忙，但他对自己此行的定位是“不问工作，只谈情怀”。“虽然了解不多，但我对敦煌一直有一种强烈的向往和好奇心。”牛佳耕说。
　　为了让守望者们全方位感受敦煌的历史文化，培训最初是以人文地理课的方式展开的。守望者们一路探访了敦煌博物馆、西千佛洞、莫高窟、阳关、玉门关、锁阳城等地。
　　在较为轻松的人文地理课结束后。被守望者们戏称为“魔鬼训练营”般的艰难挑战才正式开始。他们要在两周时间内，系统掌握十几个不同时期洞窟的讲解内容，对每个洞窟的年代、历史变迁、风格、工艺、造像、壁画等都要做到了然于心。大量的知识点在等待他们的接收与消化。
　　“刚到敦煌时，以为学习、参观是主线，没料到后面还有‘魔鬼训练’，让我这个零起点的学员有些招架不住，焦虑情绪满满。”守望者孟庆芝笑着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道。
　　进入洞窟学习阶段后，在讲解员老师边磊的带领下，守望者们每天要参观七到八个洞窟。晚上要参加分享会，还要准备第二天的预习内容，时间十分紧张。
　　“培训要真看真听真感受，读书是一方面，听老专家面授是一方面，最重要的还是长时间的洞窟实地学习与实践。”“我在敦煌讲壁画”项目负责人李天霓向《瞭望东方周刊》说。
　　在守望者罗依尔看来，密集式的洞窟培训，让他获得了对洞窟更为深入的感受。“音乐有乐感，洞窟也有自己的窟感。在洞窟里学习，我得到了一种沉浸式戏剧般的体验。”罗依尔说。
　　通过讲解员考试后，守望者们都拿到了象征着讲解员身份的洞窟钥匙，这也让他们拥有了独自与洞窟“交流”的可能。
　　守望者顾健清晰地记得自己踏入洞窟那一瞬间的感受。“历史沧桑感扑面而来，你的上下左右都是文物，你的面前是塑像、左右是壁画，你是被文物的氛围给包围着的。”
　　守望者赵宇则在洞窟中发现了颇有童趣而又不易察觉的小细节。“79窟除了有千佛图，在千佛图与千佛图交汇的空白处还画有很多可爱的胖娃娃，我们为它们取了‘童子飞天’的名字。”赵字向《瞭望东方周刊》说。
　　在赵字看来，“每打开一个洞窟，都能体会到与之对话的感觉，我们与每个洞窟都建立起了心灵的联系。”

做“有温度”的讲解员

　　经过两周培训，守望者们被安排在5月18日“上岗”莫高窟，这一天也是国际博物馆日。上岗当日，收录了每位守望者在敦煌所感所闻的“守望歌单”，也在线上线下同步发行。
　　“2018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公众’，这与守望者项目的初衷不谋而合：我们希望结合外部力量与个人的创造性，为敦煌文化的传播开拓新思路。”李天霓说。
　　据赵宇透露，敦煌正式讲解员需要掌握八条讲解路线，考虑到培训时间较短，敦煌研究院為守望者们挑选了其中两条讲解路线：一条以九层楼入口为起点；另一条从小牌坊入口出发，两条路线都要讲解8个洞窟。
　　6月1日，守望者们第一次体验独立带队讲解。牛佳耕首次挑战带团就讲解了两个小时，超过了规定的75分钟时长：“当时我满腔热血地想把每一幅壁画都讲得完美，虽然提前准备了一瓶水，却从头到尾都来不及喝。”
　　牛佳耕的“首秀”获得了游客的热烈反响，但他很快意识到，讲解时间太长也是有问题的：“另一个讲解员老师告诉我，其实并不需要面面俱到，每个洞窟都要有重点、有省略。”
　　此前，顾健曾在上海博物馆做过八年志愿讲解员，在她看来，与博物馆的志愿讲解相比，洞窟讲解员要具备更为综合的能力。
　　“在博物馆里，只要专注讲述就可以，而在莫高窟则要考虑更多东西：比如为游客分发的讲解器能不能用，游客有没有掉队或者擅自拍照等，另外还要注意自己的手电筒电量是否充足、有没有照在正在讲解的地方，洞窟门能不能打开这样的问题，可以说是千头万绪。”顾健说。
　　罗依尔则从观众体验的角度分析了敦煌参观的独特之处：“博物馆里的文物基本已经脱离了使用场景，更多是知识性的呈现，而在莫高窟就不一样了——千年前。僧人拿着摇曳的油灯站在这里讲解经文；千年后，讲解员带着钥匙和手电筒在这里为游客讲解壁画——这种穿越感是敦煌最奇妙的地方。”
　　“边磊老师经常讲，你们要做‘有温度’的讲解员。游客从很远的地方来到敦煌，就是对这里有期待。将心比心，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敦煌的美传递到普通游客身上。”守望者刘鑫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在张平看来，要想成为合格的洞窟讲解员，除了必要的知识储备，还需具备深植内心的文化自信，“要用巨大敬畏之后的平常心与大家分享，透过壁画与塑像，让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种下信仰这颗种子。”

“让莫高窟保存得再长久一些”

　　“对壁画危害最严重的病害有颜料层的龟裂、起甲、霉变.地仗层的酥碱、粉化，还有颜料本身的变色、褪色、虫鸟鼠伤等自然因素，也有油渍烟熏、题字刻画、胶粘揭取等人为损害。”这是顾健在壁画修复课上记下的一组笔记。
　　敦煌研究院第一任办公室主任马竞驰曾向守望者们回忆，“上世纪60年代我曾经看到过的画面，到了现在趴在墙壁上都看不出来了，变得模模糊糊的。”洞窟如果每天都打开，人流不断，就会加速老化。
　　顾健曾注意到，有洞窟因为二氧化碳含量超标而暂停开放。“印象很深的是，那个洞窟门口还竖着一面提示牌.我才知道洞窟原来是这么脆弱。”
　　在培训中，守望者们还了解到，敦煌并不只是一处旅游景点，每一座洞窟，都是历经千年而形成的文物宝库。在讲解洞窟的过程中，守望者们不仅要让游客领略到敦煌的美，也要让他们理解保护敦煌文物的必要性。
　　刘鑫将自己定位为“导赏员”，在他看来，讲解员的工作并不是单纯的“导游”：“既然拿着钥匙，我们就是洞窟的文物保护人。”
　　樊锦诗曾说：“没有可以永久保存的东西，莫高窟的最终结局是不断毁损，我们这些人毕生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与毁灭抗争，让莫高窟保存得长久一些，再长久一些。”
　　为了将莫高窟更好地保存下来，从20世纪90、年代起，敦煌研究院便开始了对敦煌壁画的数字化研究。探索利用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实现对洞窟壁画的高精度图像信息采集与处理。
　　通过参观259窟的数字化采集过程，守望者们得以知晓。为采集一块14英寸笔记本电脑大小的壁画，需要拍摄两三百张照片并花费3～5天时间进行处理。
　　“曾经我以为数字化采集就是拍照片，那么这里有几百个洞窟，岂不是花费一段时间全部拍完就可以了吗？现在才知道，数字化采集是要随着相机像素分辨率的技术发展而不断更新的，是一个很长远的工程。”刘鑫说。
　　身为博世物联设备及解决方案亚太区总监，在来到敦煌前，赵宇便在思考应如何利用自己在物联网技术方面的专长，为洞窟的保护工作尽一点力。
　　通过与莫高窟监测中心相关工作人员的交流，赵宇很快确定了监测中心的需求点。“现在莫高窟的保护工作已经从传统的抢救性保护转变为预防性保护了，在洞窟温湿度与二氧化碳含量监测方面都做得很好，但对颗粒物浓度进行实时监测、预警的方案还有待加强。”
　　赵宇目前已向敦煌研究院提交了《“莫高窟颗粒物浓度实时监测预警系统”项目建议书》。“希望能以公益形式实现这个项目。为莫高窟保护做点事，这就是我的心愿。”赵字说。

“守望是一辈子的事”

　　在守望者项目开始之前，每位守望者都向主办方提交了一份“传播计划”，六周守望者经历结束后，他们也分别以自己的方式，回馈着敦煌给予的美意。
　　张平、王宗慧、金希三位守望者受“經变画”的启发。设计出“阿难说敦煌”系列绘本，借佛陀的小弟子阿难之口，串联起了洞窟中的人物与故事。
　　罗依尔将原创的艺术脱口秀《莫高情报局》带进了敦煌九层楼广场和敦煌学院，回到上海后，他继续以短视频的形式，将敦煌文化推广到不同的人群中。
　　刘鑫制作了七期“敦煌守望”电台节目，用声音记录下守望敦煌的点点滴滴。
　　孟庆芝与谢焕针对游客发起了一份线上线下的调研。
　　顾健完成了名为《敦煌36记》的守望日记（一个系列，共36篇），将在未来五年内计划举办50场与敦煌有关的公益讲座、写出50个与敦煌有关的故事。
　　牛佳耕、顾健考取了英文讲解的资格。
　　赵宇还在为颗粒物监测传感方案而奔走。
　　“离开敦煌，既是40天守望的结束，也是未来新的守望的开始。”顾健在守望日记中这样写道。
　　回到上海，顾健偶然间发现徐汇艺术馆正在免费向公众开放以敦煌壁画乐舞为专题的展览，她便欣然去艺术馆做起了志愿讲解员。“通过这个展览，我与敦煌又产生了联系。”
　　“我希望能与敦煌保持长久的缘分，而且，传播敦煌文化也需要经历漫长的教育过程。”顾健说。
　　“研究院会替我们保管工作牌与洞窟钥匙，我们以后是肯定会回去的。因为守望不是40天就能做完的，而是一辈子的事。我们不一定要生活在敦煌，也不一定要每天都去莫高窟，只要能把敦煌装在心里，时不时想起为它做一点事情就可以了。”刘鑫说。
　　提及对敦煌的不舍，身在美国的牛佳耕感触更深：“在纽约，窗外的声音总是很嘈杂的，与敦煌有着强烈的反差。敦煌之于我，更像是一片艺术与心灵的净土，我想很多人都会与我有同样的感受。”
　　牛佳耕的“传播计划”是要将敦煌文化传递给更多的海外华人与外国人士。“在国外，很多人对敦煌的了解非常浅显，并不清楚敦煌真正的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我希望未来能够搭建起一个平台，定期以双语形式发布与敦煌有关的内容；如果莫高窟面向海外展览，我也很愿意去做英文讲解员。”
　　樊锦诗曾说：“我是个过客，但希望莫高窟可以一直在。而当这一程过客的时候，我希望把它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