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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科研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主办，上海中共党史学会协办，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承办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学术研讨会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开幕了。国内外专家学者汇聚一堂，相互交流关于中共创建史的研究成果，应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学术研讨会的“天时、地利、人和”
这次研讨会是在迎接我们党成立90周年之际召开的，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特点。所谓“天时”，就是我们开这个会的时机很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这90年的确是不平凡的90年，是曲折而又辉煌的90年。9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赢得了世界的瞩目和关注。
所谓“地利”，一是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对举办这样的会议非常重视，从人力、财力、物力等各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并为会议的召开做了大量细致具体的工作，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这表明了他们对党史工作，对党的创建史研究的高度重视。二是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诞生地。作为新文化运动发起标志的《新青年》杂志首先是在上海创办的，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工人阶级首先是在上海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是在上海创建的，党内的第一份刊物《共产党》月刊是在上海办起来的，党的一大主要是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机关首先设在上海，后来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在上海，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即人民出版社也是在上海创办的。这一切说明，上海是一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在红色文化方面有着深厚的底蕴。三是上海有一支力量比较雄厚的党史研究队伍，在中共创建史研究方面有着独特的建树和成果。他们对中共创建史的研究可以说是走在全国的前列，很值得我们学习。
所谓“人和”，就是全国党史界和党史工作者、社会各方面的党史爱好者团结和谐，共同努力，积极参与这次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写作和应征工作。据会议所提供的材料，全国有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13位专家、学者积极参加征文活动，提交论文达203篇。特别是这次会议还邀请到7位国外学者。这使我们今天的会议，在一定意义上讲，成为一次关于中共创建史的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通过这样的会议，国内外学者近距离地交流，不仅可以相互切磋学术观点，而且可以达到增进感情和友谊的目的，为今后国内外学者进一步加强学术交流和联系、推进中共创建史的研究创造很好的条件。
二、召开国际间的中共党史学术研讨，是非常好的事情
由于这样的原因，我想对这次会议的国际性以及党史问题上的国际交流，再多说几句。
今天与会的7名外国学者，分别来自俄罗斯、日本、韩国和新西兰这4个国家。这反映了这些国家的史学界和专家非常关心中共党史、关心中共创建史的研究。其实，对中共党史研究关心的，远不止这些国家。特别是今天，中国的发展及成就，已经引起了世界的高度关注。国际上，对中共走过的路，十分关心；对中共的现在和未来，也更为关心。很多人、很多党、很多国家，都非常希望了解我们何以创造了这么辉煌的成就，何以创造了这样的中国奇迹，也都希望了解中国共产党做了些什么，怎么做的，对他们有些什么启发。他们中间也有人对中国、对中国共产党抱有一定的怀疑态度，也做过一些预测，说中国共产党未必能完成如此艰巨而复杂的任务，甚至预测中国会崩溃。但是，他们的预言却往往没有兑现。于是，他们也感到很奇怪：为什么中共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呢？因此，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们也在加强对中共的研究。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全世界都来关注中国、关注中国共产党，应该说是件好事，可以加强对中国共产党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研究，给我们一定的启示。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交流，来学习人家的东西，吸取他们的研究成果，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得更好。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召开国际间的学术研讨，应该说是非常好的事情。
三、关于俄罗斯和苏联的中共创建史研究
刚才提到的几个国家，对中共创建史积累了很多很好的成果。
在俄罗斯和苏联，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有一些在共产国际机关工作的干部和驻中国的代表，开始对中共创建史进行研究。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后，随着中苏友好关系的发展和变化，研究这个问题的苏联专家就更多了，出版的学术成果数量也很多。其中加鲁向茨在50至70年代对五四运动作出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格卢宁和舍维廖夫在70、80年代对中共创建史作出了深入的研究。这些学者发表了大量论著，引用档案资料，比较深入地论证了中共成立的思想基础、阶级基础和组织基础。有的著作对中共创建作出了系统的叙述，对中共前几次代表大会的功绩和不足作出了分析和评价。这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有些是很有价值的。如70年代初，苏联学者根据新发现的史料探讨了中共一大的召开日期。1972年，科瓦廖夫在《亚非人民》杂志1972年第6期上公布一份档案文件《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札记，其中有如下记载：“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这就明确提出了一大的开幕日期是7月23日，而不是7月1日。在同一期杂志上，卡尔图诺娃还公布了《红色工会国际驻赤塔全权代表斯穆尔斯基一封信的摘录》，这封信写于1921年10月13日，信中说：“从7月23日到8月5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这就把开会日期说得更具体了。1973年，舍维廖夫发表《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日期问题》一文，对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做出了综合分析，排出了日程，列出了表格，认为会期有两种可能：一是大会进行14天，从1921年7月23日到8月5日；一是大会从7月23日开始，结束时间不得而知。至今俄罗斯学者基本上都持前一种说法。除大会召开日期外，苏联学者也探讨了会前有多少共产党地方组织、会议代表人数、会议选出的临时中央局组成情况、党成立时的党员总数等等问题，基本上同中国史学界意见一致。虽然这些学者提出的观点不一定都绝对准确，但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共创建史的关注和重视。进入90年代，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与我们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有关部门进行了很好的合作，推动了双方研究的深入。
四、关于日本的中共创建史研究
日本学者上个世纪也发表了不少关于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研究论著。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日本人就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从日本最早的一部中共党史研究的专著即伊藤武雄发表的《支那革命与无产政党》（1926年）算起，在日本研究中共党史的80多年中，有关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通史类专著已经出版了70余部、论文近500篇。这在国外的同一研究领域中是不多见的。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学者发表了不少关于中共创建史的研究论著。对于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会期、参加人员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背景等都做过许多研究。如大塚令三早在1930年就在《满铁支那月志》杂志上发表了论文《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期》。80年代以来，日本在研究中共党史方面写得较多的也是关于建党时期的论文。如藤田正典的《关于中共一大参加代表和会期》，森时彦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和《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成立》，本庄比佐子的《关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蜂屋亮子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重译和关于大会会期与代表的论考》（1988年）以及丸山松幸的《中共一大存疑》（1991年）都是很有代表性的论文。进入90年代以来，石川祯浩的一系列研究在这个领域里取得了许多成果。2001年由岩波书店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是石川祯浩教授长达十年累积的研究成果之集大成。该书具有结构新颖，编排巧妙，“多发掘、多利用确凿的第一手资料”，并采用考古式的研究方法等特点。
五、我们中国学者不仅要注重自己的研究，关注自己研究的成果，同时也要尽可能了解国外的学术进展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同韩国和新西兰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这两个国家的学术界也开始重视和关注中共党史，并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
这次会议没有欧美国家的学者参加。但这些国家也长期关注中共党史。特别是在美国，上个世纪出现了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一批著名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和以《剑桥中国史》等为代表的一批关于中国历史的学术专著，其中对中共创建史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
所以说，国外对中共党史包括中共创建史的研究，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们中国学者不仅要注重自己的研究，关注自己研究的成果，同时也要尽可能了解国外的学术进展。国外的观点我们不一定完全同意，但在切磋、交流中可以获得更多的第一手资料，从而拓展我们的研究领域，加深对某一问题的认识。
这次入选的73篇论文，论文质量是非常不错的，涉及面是十分宽广的。有的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共创建的关系，有的阐述了辛亥革命与中共创建的关系，有的阐述了五四运动与中共创建的关系，有的研究了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和国产国际与中共创建的关系，有的探讨了中共在上海诞生的历史背景，有的分析了建党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有的对中共早期组织和中共一大进行了研究，有的对中共二大及党建立初期所开展的各项工作进行了论述，有的对近三十年来国内外关于中共创建史研究的状况进行了综述，等等。总之，这次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是很有特点的。相信通过这次学术研讨会，国内关于中共创建史的研究会大大向前推进一步，这是我们举办这次研讨会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我们的一种期盼。
六、对进一步推进中共创建史研究的三点希望
研究中共党史的众多学者汇聚一堂，推进了我们对中共创建史的研究。但是，对中共创建史的研究并未到此终止，今后我们还要做更多的工作。我在此提出三点希望：
一是进一步开展对中共创建史的全方位研究。多年来，我们对中共创建史已经研究得比较多、比较深，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可以进一步展开全方位的研究。其中包括历史背景的研究、会议筹备过程的研究、会议本身的研究、会议内容的研究、会议文献的研究、参会人物的研究，乃至这些人物后来历史命运的研究。当然还有很多资料需要考证，把它的日期、会议进程都需要进一步搞清楚。除了中共一大的过程之外，其他共产主义组织、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全国组织和活动情况也需要加以考证。比如说，最近不少学者关注重庆的共产党组织或者说共产主义组织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和我们正式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到底是什么关系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进一步加以研究。而且，所谓全方位，不仅包括研究，还包括宣传、教育等各方面内容。全国的很多纪念场馆，都可以展示中共创建的过程。而如何反映、如何展示、如何保证准确性科学性等等，都需要我们各方面的党史工作者作出努力。
二是进一步挖掘国际国内的历史资料。要深化研究必须以资料为基础，查到最原始的档案、资料。这些年来，这方面的资料已经不断地挖掘出来。我们中央党史研究室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合作编纂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就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它包含了很多很丰富的内容，有些内容是我们很多学者过去所不知道的或者没有关注过、没有深入挖掘的。把这些东西都仔细地翻一翻，可以更加真切地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到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其他还有很多历史资料。从国内来说，中央文献研究室已经编纂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文献，过几天将召开专门的出版发行会。这又为我们提供了重要资料。国外的档案中，可能还存在着很多非常宝贵的东西，有待我们进一步去挖掘。只有把这些资料更多地收集起来了，才能使我们的研究有更加扎实的基础，才能有更多的新的发现。
三是进一步加强国际、国内的合作与交流。中国现在越来越走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经济的发展，其他各方面的发展，都在出现一种国际化的趋势。我们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包括整个中共党史工作，都要注意到这样一个国际化的趋势。我就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我经常要向国外的政党、政要介绍我们党的历史。外国代表团来访或者我们出访的时候，他们也会提到很多关于中国的问题。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我们党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向世界展示中国、说明中国。这里面就包括如何更加准确地、完整地、以人家能接受的理念和方式，让他们更多地理解中国、了解中国。这是一项很大的任务。我们党史工作者在这方面责无旁贷。所以，各个地方的党史部门、党史工作者和有关教育科研单位，都应该在国际国内交流方面多做一些努力和工作。我们的专家学者，也应该勇敢地走上世界舞台去进行交流，向世界说明中国。中央部门已经并且还会进一步采取有力的措施，发挥我们专家学者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这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2011年6月15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创建史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责任编辑：袁志平
一、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学术研讨会的“天时、地利、人和”
这次研讨会是在迎接我们党成立90周年之际召开的，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特点。所谓“天时”，就是我们开这个会的时机很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这90年的确是不平凡的90年，是曲折而又辉煌的90年。9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赢得了世界的瞩目和关注。
所谓“地利”，一是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对举办这样的会议非常重视，从人力、财力、物力等各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并为会议的召开做了大量细致具体的工作，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这表明了他们对党史工作，对党的创建史研究的高度重视。二是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诞生地。作为新文化运动发起标志的《新青年》杂志首先是在上海创办的，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工人阶级首先是在上海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是在上海创建的，党内的第一份刊物《共产党》月刊是在上海办起来的，党的一大主要是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机关首先设在上海，后来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在上海，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即人民出版社也是在上海创办的。这一切说明，上海是一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在红色文化方面有着深厚的底蕴。三是上海有一支力量比较雄厚的党史研究队伍，在中共创建史研究方面有着独特的建树和成果。他们对中共创建史的研究可以说是走在全国的前列，很值得我们学习。
所谓“人和”，就是全国党史界和党史工作者、社会各方面的党史爱好者团结和谐，共同努力，积极参与这次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写作和应征工作。据会议所提供的材料，全国有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13位专家、学者积极参加征文活动，提交论文达203篇。特别是这次会议还邀请到7位国外学者。这使我们今天的会议，在一定意义上讲，成为一次关于中共创建史的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通过这样的会议，国内外学者近距离地交流，不仅可以相互切磋学术观点，而且可以达到增进感情和友谊的目的，为今后国内外学者进一步加强学术交流和联系、推进中共创建史的研究创造很好的条件。
二、召开国际间的中共党史学术研讨，是非常好的事情
由于这样的原因，我想对这次会议的国际性以及党史问题上的国际交流，再多说几句。
今天与会的7名外国学者，分别来自俄罗斯、日本、韩国和新西兰这4个国家。这反映了这些国家的史学界和专家非常关心中共党史、关心中共创建史的研究。其实，对中共党史研究关心的，远不止这些国家。特别是今天，中国的发展及成就，已经引起了世界的高度关注。国际上，对中共走过的路，十分关心；对中共的现在和未来，也更为关心。很多人、很多党、很多国家，都非常希望了解我们何以创造了这么辉煌的成就，何以创造了这样的中国奇迹，也都希望了解中国共产党做了些什么，怎么做的，对他们有些什么启发。他们中间也有人对中国、对中国共产党抱有一定的怀疑态度，也做过一些预测，说中国共产党未必能完成如此艰巨而复杂的任务，甚至预测中国会崩溃。但是，他们的预言却往往没有兑现。于是，他们也感到很奇怪：为什么中共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呢？因此，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们也在加强对中共的研究。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全世界都来关注中国、关注中国共产党，应该说是件好事，可以加强对中国共产党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研究，给我们一定的启示。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交流，来学习人家的东西，吸取他们的研究成果，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得更好。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召开国际间的学术研讨，应该说是非常好的事情。
三、关于俄罗斯和苏联的中共创建史研究
刚才提到的几个国家，对中共创建史积累了很多很好的成果。
在俄罗斯和苏联，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有一些在共产国际机关工作的干部和驻中国的代表，开始对中共创建史进行研究。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后，随着中苏友好关系的发展和变化，研究这个问题的苏联专家就更多了，出版的学术成果数量也很多。其中加鲁向茨在50至70年代对五四运动作出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格卢宁和舍维廖夫在70、80年代对中共创建史作出了深入的研究。这些学者发表了大量论著，引用档案资料，比较深入地论证了中共成立的思想基础、阶级基础和组织基础。有的著作对中共创建作出了系统的叙述，对中共前几次代表大会的功绩和不足作出了分析和评价。这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有些是很有价值的。如70年代初，苏联学者根据新发现的史料探讨了中共一大的召开日期。1972年，科瓦廖夫在《亚非人民》杂志1972年第6期上公布一份档案文件《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札记，其中有如下记载：“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这就明确提出了一大的开幕日期是7月23日，而不是7月1日。在同一期杂志上，卡尔图诺娃还公布了《红色工会国际驻赤塔全权代表斯穆尔斯基一封信的摘录》，这封信写于1921年10月13日，信中说：“从7月23日到8月5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这就把开会日期说得更具体了。1973年，舍维廖夫发表《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日期问题》一文，对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做出了综合分析，排出了日程，列出了表格，认为会期有两种可能：一是大会进行14天，从1921年7月23日到8月5日；一是大会从7月23日开始，结束时间不得而知。至今俄罗斯学者基本上都持前一种说法。除大会召开日期外，苏联学者也探讨了会前有多少共产党地方组织、会议代表人数、会议选出的临时中央局组成情况、党成立时的党员总数等等问题，基本上同中国史学界意见一致。虽然这些学者提出的观点不一定都绝对准确，但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共创建史的关注和重视。进入90年代，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与我们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有关部门进行了很好的合作，推动了双方研究的深入。
四、关于日本的中共创建史研究
日本学者上个世纪也发表了不少关于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研究论著。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日本人就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从日本最早的一部中共党史研究的专著即伊藤武雄发表的《支那革命与无产政党》（1926年）算起，在日本研究中共党史的80多年中，有关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通史类专著已经出版了70余部、论文近500篇。这在国外的同一研究领域中是不多见的。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学者发表了不少关于中共创建史的研究论著。对于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会期、参加人员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背景等都做过许多研究。如大塚令三早在1930年就在《满铁支那月志》杂志上发表了论文《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期》。80年代以来，日本在研究中共党史方面写得较多的也是关于建党时期的论文。如藤田正典的《关于中共一大参加代表和会期》，森时彦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和《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成立》，本庄比佐子的《关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蜂屋亮子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重译和关于大会会期与代表的论考》（1988年）以及丸山松幸的《中共一大存疑》（1991年）都是很有代表性的论文。进入90年代以来，石川祯浩的一系列研究在这个领域里取得了许多成果。2001年由岩波书店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是石川祯浩教授长达十年累积的研究成果之集大成。该书具有结构新颖，编排巧妙，“多发掘、多利用确凿的第一手资料”，并采用考古式的研究方法等特点。
五、我们中国学者不仅要注重自己的研究，关注自己研究的成果，同时也要尽可能了解国外的学术进展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同韩国和新西兰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这两个国家的学术界也开始重视和关注中共党史，并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
这次会议没有欧美国家的学者参加。但这些国家也长期关注中共党史。特别是在美国，上个世纪出现了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一批著名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和以《剑桥中国史》等为代表的一批关于中国历史的学术专著，其中对中共创建史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
所以说，国外对中共党史包括中共创建史的研究，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们中国学者不仅要注重自己的研究，关注自己研究的成果，同时也要尽可能了解国外的学术进展。国外的观点我们不一定完全同意，但在切磋、交流中可以获得更多的第一手资料，从而拓展我们的研究领域，加深对某一问题的认识。
这次入选的73篇论文，论文质量是非常不错的，涉及面是十分宽广的。有的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共创建的关系，有的阐述了辛亥革命与中共创建的关系，有的阐述了五四运动与中共创建的关系，有的研究了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和国产国际与中共创建的关系，有的探讨了中共在上海诞生的历史背景，有的分析了建党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有的对中共早期组织和中共一大进行了研究，有的对中共二大及党建立初期所开展的各项工作进行了论述，有的对近三十年来国内外关于中共创建史研究的状况进行了综述，等等。总之，这次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是很有特点的。相信通过这次学术研讨会，国内关于中共创建史的研究会大大向前推进一步，这是我们举办这次研讨会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我们的一种期盼。
六、对进一步推进中共创建史研究的三点希望
研究中共党史的众多学者汇聚一堂，推进了我们对中共创建史的研究。但是，对中共创建史的研究并未到此终止，今后我们还要做更多的工作。我在此提出三点希望：
一是进一步开展对中共创建史的全方位研究。多年来，我们对中共创建史已经研究得比较多、比较深，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可以进一步展开全方位的研究。其中包括历史背景的研究、会议筹备过程的研究、会议本身的研究、会议内容的研究、会议文献的研究、参会人物的研究，乃至这些人物后来历史命运的研究。当然还有很多资料需要考证，把它的日期、会议进程都需要进一步搞清楚。除了中共一大的过程之外，其他共产主义组织、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全国组织和活动情况也需要加以考证。比如说，最近不少学者关注重庆的共产党组织或者说共产主义组织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和我们正式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到底是什么关系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进一步加以研究。而且，所谓全方位，不仅包括研究，还包括宣传、教育等各方面内容。全国的很多纪念场馆，都可以展示中共创建的过程。而如何反映、如何展示、如何保证准确性科学性等等，都需要我们各方面的党史工作者作出努力。
二是进一步挖掘国际国内的历史资料。要深化研究必须以资料为基础，查到最原始的档案、资料。这些年来，这方面的资料已经不断地挖掘出来。我们中央党史研究室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合作编纂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就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它包含了很多很丰富的内容，有些内容是我们很多学者过去所不知道的或者没有关注过、没有深入挖掘的。把这些东西都仔细地翻一翻，可以更加真切地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到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其他还有很多历史资料。从国内来说，中央文献研究室已经编纂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文献，过几天将召开专门的出版发行会。这又为我们提供了重要资料。国外的档案中，可能还存在着很多非常宝贵的东西，有待我们进一步去挖掘。只有把这些资料更多地收集起来了，才能使我们的研究有更加扎实的基础，才能有更多的新的发现。
三是进一步加强国际、国内的合作与交流。中国现在越来越走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经济的发展，其他各方面的发展，都在出现一种国际化的趋势。我们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包括整个中共党史工作，都要注意到这样一个国际化的趋势。我就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我经常要向国外的政党、政要介绍我们党的历史。外国代表团来访或者我们出访的时候，他们也会提到很多关于中国的问题。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我们党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向世界展示中国、说明中国。这里面就包括如何更加准确地、完整地、以人家能接受的理念和方式，让他们更多地理解中国、了解中国。这是一项很大的任务。我们党史工作者在这方面责无旁贷。所以，各个地方的党史部门、党史工作者和有关教育科研单位，都应该在国际国内交流方面多做一些努力和工作。我们的专家学者，也应该勇敢地走上世界舞台去进行交流，向世界说明中国。中央部门已经并且还会进一步采取有力的措施，发挥我们专家学者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这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2011年6月15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创建史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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