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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国“两会”的临近，医改总体方案的最终定局已经处在倒计时的阶段。
然而，这个举十一家中央部委之力，耗时15个月之久的方案，却未必是上上之选。
如果在新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交的医改总体方案草案仍无变化，人们将会从字里行间看到行政权力不断拓展的痕迹，亦会从生活中看到民营资本在公权力压迫之下步步后退的现实。
在央企垄断的背后，是资本的再国有化。而在资本再国有化之后，则是行政权力的再国有化。本轮医改，正在坚持医院公益属性、坚持政府主导的大旗之下，逆流而上。
医改：只改下游？
——专访北京大学医药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董朝晖
当年的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为了避免流通环节的层层加价，同样采取了回避中间环节、由政府统购统销的办法，结果是什么呢？粮食在粮库堆积成山，凭空增加了存储成本，而黑市粮却开始泛滥
尽管与医改北大方案主要执笔者李玲教授的观点相左，作为北京大学医药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董朝晖还是参与了医改北大方案的前期调研工作。这位医改市场派的学者就眼下人们热议的医改方案于1月21日晚间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中国新闻周刊：根据我们近些年对医改的追踪采访，从某种角度，似乎可以将医改分成3个层次：上游：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中游：医院管理体制改革和医师的流动；下游：社区医院改革、药品流通体制改革和医保改革。
董朝晖：可以这么说。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通过这一轮的采访了解到，上游和中游的体制改革基本没有动，动的只是下游。但如果上游拦住了水，下游没水喝，本轮医改似乎注定无法成功？
董朝晖：我不这么看。上游和中游没有动是肯定的，但是，下游的改革如果改好了，同样可以对上中游产生倒逼效应。
北京全市范围之内没有一家民营社区卫生机构，而深圳却遍地开花，为什么？这意味着后者的民营资本已经占据了足够的份额，可以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
遗憾的是，就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医改方案中，还缺少对民营资本解禁的具体措施，导致本轮医改无法从下游开始发力。
中国新闻周刊：不光没有对民营资本解禁，我们还看到一种医改再国有化的动向，比方说，药品零差率下的统购统销。
董朝晖：政府如此深入参与到微观经济当中的害处，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在这里已经不用多说。
当年的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为了避免流通环节的层层加价，同样采取了回避中间环节、由政府统购统销的办法，结果是什么呢？粮食在粮库堆积成山，凭空增加了存储成本，而黑市粮却开始泛滥。
回到这一轮的医改，如果普药搞统购统销，何必再加上一个配送环节，医院直接去厂家购买不就行了？广东一些医院不就是在尝试联合起来去药厂采购吗？这种方式不是更节省成本吗？
既然粮食当初有黑市，你再继续这样搞普药的统购统销，药品黑市到来的日子恐怕也不远了。
中国新闻周刊：普药的统购统销，有个16字的方针：叫“定点生产、集中采购、统一配送、优先使用”，看起来完全是一套计划经济的做法。
董朝晖：这里面有些东西，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背道而驰的。比方说，定点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至今没有看到公开的、细化的标准。那么，凭什么你可以生产，我就不可以？要知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经营主体可都是平等的。而卫生主管部门和经济主管部门正在人为地制造不平等。
中国新闻周刊：在这一轮的医改中，不平等的地方好像不止这一处。
董朝晖：还有药房，还有我们刚才已经说过的民营社区医院。
我们可以看到，社区医院的药房好比是一个父亲的亲儿子，享受到诸多好处，有着比别人多出15%的零花钱。而大医院的药房和社会上的零售药房，就有些像与这个父亲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养子，每月的月例少了许多。
中国新闻周刊：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卫生系统的举动，也可以归结为好心。他们也希望把“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尽早解决，所以才会想出降低药价等办法。
董朝晖：问题是就怕好心办坏事儿。
可以预见的是，因为卫生系统不放开民营资本的进入，同时抬高对公立社区医院的补助，将对民营社区资本产生挤出效应；同理，对社会药房也将产生挤出效应。
那么，部分民营资本被挤出之后，社区卫生资源是不是更加短缺了呢？而短缺经济，恰恰是计划经济的特征之一。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调查还发现，公立社区医院人浮于事的状况并没根本改观。
董朝晖：这恐怕已经是每一个人都能想到的问题。我想说另外一件事：卫生系统一直保持着对医生这个劳动力市场的垄断，这也是目前“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源之一。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想说，要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要更多通过市场配置资源？
董朝晖：是这样。在医改范围内，市场化配置资源无非两种途径：增量和存量。
前者通过开放民营资本准入来缓解“看病难、看病贵”，后者通过盘活医生等死气沉沉的存量来缓解“看病难、看病贵”。
遗憾的是，这一轮的医改，我们更多看到的却是简单地“投钱”，不适宜地扩大卫生部门的权力。政府主导，不等于一切都由政府投入，政府应该主导的是科学的投入机制。
然而，这个举十一家中央部委之力，耗时15个月之久的方案，却未必是上上之选。
如果在新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交的医改总体方案草案仍无变化，人们将会从字里行间看到行政权力不断拓展的痕迹，亦会从生活中看到民营资本在公权力压迫之下步步后退的现实。
在央企垄断的背后，是资本的再国有化。而在资本再国有化之后，则是行政权力的再国有化。本轮医改，正在坚持医院公益属性、坚持政府主导的大旗之下，逆流而上。
医改：只改下游？
——专访北京大学医药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董朝晖
当年的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为了避免流通环节的层层加价，同样采取了回避中间环节、由政府统购统销的办法，结果是什么呢？粮食在粮库堆积成山，凭空增加了存储成本，而黑市粮却开始泛滥
尽管与医改北大方案主要执笔者李玲教授的观点相左，作为北京大学医药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董朝晖还是参与了医改北大方案的前期调研工作。这位医改市场派的学者就眼下人们热议的医改方案于1月21日晚间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中国新闻周刊：根据我们近些年对医改的追踪采访，从某种角度，似乎可以将医改分成3个层次：上游：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中游：医院管理体制改革和医师的流动；下游：社区医院改革、药品流通体制改革和医保改革。
董朝晖：可以这么说。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通过这一轮的采访了解到，上游和中游的体制改革基本没有动，动的只是下游。但如果上游拦住了水，下游没水喝，本轮医改似乎注定无法成功？
董朝晖：我不这么看。上游和中游没有动是肯定的，但是，下游的改革如果改好了，同样可以对上中游产生倒逼效应。
北京全市范围之内没有一家民营社区卫生机构，而深圳却遍地开花，为什么？这意味着后者的民营资本已经占据了足够的份额，可以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
遗憾的是，就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医改方案中，还缺少对民营资本解禁的具体措施，导致本轮医改无法从下游开始发力。
中国新闻周刊：不光没有对民营资本解禁，我们还看到一种医改再国有化的动向，比方说，药品零差率下的统购统销。
董朝晖：政府如此深入参与到微观经济当中的害处，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在这里已经不用多说。
当年的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为了避免流通环节的层层加价，同样采取了回避中间环节、由政府统购统销的办法，结果是什么呢？粮食在粮库堆积成山，凭空增加了存储成本，而黑市粮却开始泛滥。
回到这一轮的医改，如果普药搞统购统销，何必再加上一个配送环节，医院直接去厂家购买不就行了？广东一些医院不就是在尝试联合起来去药厂采购吗？这种方式不是更节省成本吗？
既然粮食当初有黑市，你再继续这样搞普药的统购统销，药品黑市到来的日子恐怕也不远了。
中国新闻周刊：普药的统购统销，有个16字的方针：叫“定点生产、集中采购、统一配送、优先使用”，看起来完全是一套计划经济的做法。
董朝晖：这里面有些东西，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背道而驰的。比方说，定点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至今没有看到公开的、细化的标准。那么，凭什么你可以生产，我就不可以？要知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经营主体可都是平等的。而卫生主管部门和经济主管部门正在人为地制造不平等。
中国新闻周刊：在这一轮的医改中，不平等的地方好像不止这一处。
董朝晖：还有药房，还有我们刚才已经说过的民营社区医院。
我们可以看到，社区医院的药房好比是一个父亲的亲儿子，享受到诸多好处，有着比别人多出15%的零花钱。而大医院的药房和社会上的零售药房，就有些像与这个父亲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养子，每月的月例少了许多。
中国新闻周刊：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卫生系统的举动，也可以归结为好心。他们也希望把“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尽早解决，所以才会想出降低药价等办法。
董朝晖：问题是就怕好心办坏事儿。
可以预见的是，因为卫生系统不放开民营资本的进入，同时抬高对公立社区医院的补助，将对民营社区资本产生挤出效应；同理，对社会药房也将产生挤出效应。
那么，部分民营资本被挤出之后，社区卫生资源是不是更加短缺了呢？而短缺经济，恰恰是计划经济的特征之一。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调查还发现，公立社区医院人浮于事的状况并没根本改观。
董朝晖：这恐怕已经是每一个人都能想到的问题。我想说另外一件事：卫生系统一直保持着对医生这个劳动力市场的垄断，这也是目前“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源之一。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想说，要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要更多通过市场配置资源？
董朝晖：是这样。在医改范围内，市场化配置资源无非两种途径：增量和存量。
前者通过开放民营资本准入来缓解“看病难、看病贵”，后者通过盘活医生等死气沉沉的存量来缓解“看病难、看病贵”。
遗憾的是，这一轮的医改，我们更多看到的却是简单地“投钱”，不适宜地扩大卫生部门的权力。政府主导，不等于一切都由政府投入，政府应该主导的是科学的投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