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汉语！”这话乍一听吓一跳。但是研究表明，当前汉语言文字的使用、发展与教学确实有点问题。语文植根于文化，语文的变迁又必然影响文化，这个话题值得讨论。
　　对外汉语教师给外国孩子上课时被问住，以及屡遭诟病的中小学作文课都反映了一个深层问题，就是语文课该教什么。寻求标准答案、按套路写作文是应试教育，自然经不住推敲。而虚构情节、煽情描写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即学写作的最终目标是写小说、当作家？其实一百个中小学生中未见得有一个会去专业写小说，而很多作家也不是中文系出身。那么面向多数学生的语文课，教学目标是什么？我觉得基础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培养现代公民的交流、思维基础。表达清晰、得体，理解快速、正确，提升逻辑、形象思维能力都需要语文基础。语文课要主攻这一目标，其他课也要培养表达、讨论能力。文以载道首先是言必信、行必果，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沿着这一思路，语文课还要教学生说话，有话好好说，坦诚、客观、平和、礼貌，避免偏执、暴戾。在此基础上再讲究情感、语境。从使用的角度解释，“栩栩如生”和“惟妙惟肖”应该不难区别，前者是形容视觉艺术作品的，后者则用来形容模仿、描述效果。
　　学校教育之外，社会对汉语的使用也很不乐观。突出的就是标志、文章乱用外来语。奥运会之前，北京更新了街道标志，汉字下面加标英文。当时就有人指出，这样标注不符合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要求，也不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标准：拉丁文字中中国人名、地名应使用汉语拼音。这一意见没被采纳，街头、道桥指示牌，公交英语报站成为“奥运风景”。主办方可能没弄明白，在国际组织发布的相关政策、标准规范下，一个欧洲游客从巴黎、伦敦或布鲁塞尔带来的北京导游图上标的地名是汉语拼音，而北京路牌上标注“Wangfujing Street”（王府井街）反而会造成不便。还有一些路牌不谙英语常识，比如雍和宫立交桥，本该标注汉语拼音“Yong he Gong Qiao”（雍和宫立交桥），却标为“Yong he Gong Bridge”（雍和宫桥），须知在纯正的英语里，水上的桥才叫bridge（桥）。这种道路立交桥应该叫overpass（天桥）或interchange bridge（立交桥）。这些谬误还要等到何时更正，不怕人家说咱没文化吗？公共汽车里的英语报站录音已播了3年多，司乘人员说，没见几个只懂英语不懂汉语的乘客上车。太过客气是否文化不自信？
　　文章、报告中汉语夹杂英语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也许有人觉得这是学问大，而我认为这恰恰是作者、报告人母语差的表现。此处有一个节点要展开谈，就是科技术语翻译。我曾在《鲁迅为何痛恨汉字》一文中谈到，鲁迅先生所处时代，汉语的词汇、语法尚不能顺畅表述现代政治、文化、科技内容。后来无数前辈学人付出辛勤劳动，翻译、借鉴浩如烟海的外文专著、教材，为大量新概念、专业术语找到信达雅的对应汉语词汇。比如地球结构，先有地学界老前辈马杏垣先生译成地壳、地肉、地核，后有另一位前辈傅承义先生认为“地肉”一词不雅，改译为“地幔”。“Laser”（激光）一词刚引进时译为莱塞光、睐泽光，由钱学森先生改译为“激光”，高妙地表达了英语的原意。在这些基础上形成了可承载当代各学科的现代汉语，才使我们在学术上跻身于世界主流。现在那么多人完成了高等教育，留学归来，怎么反倒没人不计名利，去做接续的基础工作？据说“法语纯洁化”机构的任务是，出现传播面广的英语新词汇，3个月内必有信达雅的对应法语词汇诞生。我们是否有相应机构？
　　另有一些商业化的科技企业、行业，置规范的译法不用，故弄玄虚插入外语单词或字母。比如手机三代机，故意说成“3G”，造出“选3G就选‘沃’”这种所谓语言，类似于“咪希咪希，死啦死啦地有”，中国人以为是外国话，外国人以为是中国话。汉语不可以这么糟蹋。
　　对语言影响大的还有传媒，而主流传媒又受官场文化的浸染。一些言不由衷的官话、套话、空话，“在谁的亲切关怀下，在谁的直接指导下”，不只耽误受众时间，还污染语言文化环境。一些记者对着话筒就不会正常会话：“……进行了睡觉。”这些都会给语言文化造成负面影响。
　　这么看，汉语需要保卫、需要提升，还需要在规范、研究的基础上创新。
　　（来源：《中国教育报》 陈宝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