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其父是清华、北大哲学教授。1947年，邓稼先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学习。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此时的邓稼先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的第九天，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
　　1953年，曾经青梅竹马的许鹿希与邓稼先结婚了，结婚的头几年，一家人住在中关村的科学院宿舍。许鹿希每天乘坐的30路公共汽车乘客稀少，离家最近的车站也有两站路之遥。每到晚上，邓稼先总是骑着自行车到车站接她。路边稻花清香青蛙欢唱，萤火虫闪闪烁烁，就在这如诗的恬淡中，他们相偎相依，感受着家的温馨与青春的甜蜜……
　　然而，人生的转折往往在不经意间到来。那是1958年盛夏，这一天，邓稼先回家比平时晚了些。他进家门时，4岁的女儿典典正和两岁的儿子平平玩耍，一切和平时一样，他草草吃过饭，沉默地坐了一会儿，他就独自上了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据许鹿希后来回忆说：“当时他跟我说，他要调动工作，我问他调哪儿去，他说这不能说，做什么工作他也不能说。我说你给我一个信箱的号码，我跟你通信，他说这不行。反正当时弄得我很难过。我那时30岁，他34岁，孩子很小，我又不知道他干什么去，可是他态度很坚决，他说他如果做好这件事，他这一生就活得很有价值。听他这么说，我当时就感觉到他已经下决心了，后来他突然又说了一句，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他说这话时我哭了，我说你干嘛去，做什么事情要下这个决心。虽然后来我知道他是在搞‘两弹’的研发，但当他说家里事情他都管不了，一切都托给我时，我回答了他一句，我说我支持你。从此以后，他就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作报告，不能出国，不能说在什么地方，不能说自己在干什么，这一消失就是整整28年。”
　　在这28年间，许鹿希与邓稼先也曾见过几面，但因邓稼先的工作保密性质太强了，而且当时规定也是非常严格，甚至许鹿希北京医科大学的同事都不能到她家里，免得出事。工作情况一点都不能聊，他们的规矩是片纸只字不能往家带，更不能带出去。至于邓稼先什么时候回来，许鹿希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走，一个电话马上汽车就在楼下等，警卫员一上来马上就走了。
　　28年，常人很难想象邓稼先是怎么过来的。那是真正意义上的白手起家。邓稼先领着他挑选来的大学生们，在北京郊外建起了我国的核武器研究基地。不久，研究基地迁到了我国西北的荒漠地区。后来，又迁往一个更为隐秘的角落——新疆罗布泊。
　　新疆罗布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就是在这沉寂1600多年的荒漠上成功爆炸。原子弹起爆前，核弹制成、安装、检查完毕，邓稼先作为负责人要签上名字，那些日子的紧张近乎煎熬。每当这时，邓稼先都会出去散散步，摘朵马兰花。“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他轻轻地哼着，仿佛又回到了妻子身边——在邓稼先的家中，许鹿希为了纪念他，在他大幅彩照旁边，一边放着一棵青松，另一边放着一朵马兰花。万里荒漠中顽强生长的马兰花，永远让他感到是那么的亲切。
　　原子弹成功爆炸后，邓稼先又受命率领原班人马研制氢弹。工作的繁重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邓稼先的家受到了冲击。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邓稼先进京汇报工作，终于见到了梦牵魂绕的妻子。然而，清秀的妻子却没有了往日的神采，显得清瘦而疲倦，14岁的女儿也被下放到了内蒙古。邓稼先争取到一个出差机会，赶往内蒙。女儿整个儿变黑了，头发黄黄的。女儿太小又受了太多的苦，曾连着吃了一个星期野菜糠窝窝头。看着女儿狼吞虎咽地吃着他带去的肉罐头，邓稼先强忍着酸楚，把泪水咽进了肚里。1971年夏天，周恩来总理将邓稼先召回北京，邓稼先又得以与久别的妻子见了一面。许鹿希吃了一惊，当年那身材高大、双目炯炯有神的汉子，如今头发花白，背也有些驼了，穿着旧灰制服和绿军便鞋，哪里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博士。而且，生活对邓稼先的打击一个接着一个。1973年父亲病故，1976年岳母病故，没几天，周总理逝世，邓稼先的身体本来就因为长期的核辐射变得异乎寻常地衰老，经过这些打击，他彻底垮了下来。
　　许鹿希说：“邓稼先生前一共进行了32次核试验。32次里有15次是他亲自在现场指挥。他是主要的业务负责人。就我们国家而言，一个原子弹氢弹做成以后要有一个专家签字，这个签字等于向国家保证——这个弹做成功了，可以放了。这个签字是邓稼先去签，签完字后邓稼先说非常紧张，就好比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万一不行就不得了，可是每次都行了。所以人家给邓稼先起了一个外号，说邓稼先是福将，可这福将真太难当了。”
　　由于受“文革”十年动乱破坏，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核试验时，一次偶然的事故出现了。飞机空投时降落伞没有打开，核弹从高空直接摔到了地上。天空没有出现蘑菇云。核弹哪里去了？指挥部立即派出一百多名防化兵去寻找，由于偏离预定的爆心处很远，搜寻队伍始终没有发现这枚核弹的痕迹。邓稼先决定亲自去找。到了事故地区的边缘，他要汽车停下来。一下车，邓稼先立即感到了此地对于身体的危险性，他大声对别人喊：“你们站住!你们进去没有用，也没有必要！”终于，碎弹的主要部分被邓稼先找到了。高度的责任感使邓稼先竟用双手捧起了碎弹片——这个含有剧毒的危险放射物。他的精神骤然松弛，他放心了，他们最担心的后果没有出现。邓稼先见到赵副部长的第一句话就是“平安无事”。这意味着对全国老百姓来说，没有影响。但就在此时，他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一定是有问题了。几天之后，邓稼先回到北京住进医院，检查结果表明，他的尿液具有很强的放射性，几乎所有的化验指标都不正常。
　　这一天，是1985年7月31日，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8月10日手术，许鹿希噙着泪水守候着。几天后，因白血球数目太低，血相太差，必须中断治疗，医生建议邓稼先回家休养。由妻子陪着，邓稼先到地坛逛庙会，各种小吃，各种土特产，各种表演，都深深地吸引着他，他居然吃了3个春卷，3个艾窝窝。1986年3月29日，邓稼先又做了一次小手术。预感到日子不多了，他对许鹿希说：“我有两件事必须做完，那一份建议书和那一本书。”他指的是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和规范论。
　　有一天，邓稼先拉着许鹿希的手，向她描述原子弹爆炸的壮丽景象：奇异的闪光，比雷声大得多的响声翻滚过来，一股挡不住的烟柱笔直地升起……沉浸在这自己创造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诗意中，他的声音虽然微弱，却是那么坚定：“我不爱武器，我爱和平，但为了和平，我们需要武器。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那天，在舒伯特迷人的音乐中，邓稼先又一次拉着许鹿希的手，默默地吟诵着肖贝尔的歌词：你安慰了我生命中的痛苦，使我心中充满了温暖和爱情……
　　（摘自《党史纵横》20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