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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我家迁入北京城南众多胡同里的一个民居小院。仿古建的长方形院落，院门朝东，除高高的门楼外，有北房八间，南房四间，房前展有一米宽的廊子；东房两间是男女厕所。
院里没有西房，靠西头院墙处有个面积不小的葡萄架。初时，我们三户老邻居将北房住满。不久，又有三家新邻居住进四间南房。“文革”时期，院里厕所被拆掉，新盖了四间南房，至此，全院八户人家到齐。
记得搬到院里不久，便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经济萧条，粮食及副食品供应十分紧缺。那时，在机关工作的爸爸工作很忙，经常加班或是出差，有时回来晚了，妈妈就给爸爸煮上一碗荷包蛋挂面，再点上点儿酱油、醋和香油，看着闻着那叫香！但是当爸爸端起碗将要吃时，看到我们兄妹们一个个巴望的眼神，又怎么吃得下去。结果大多是给这个一口挂面，给那个一口鸡蛋，真正能吃到他嘴里的没有几口。
转眼间我的十周岁生日就要到了，我向妈妈提出过生日想吃一碗荷包蛋挂面的愿望，妈妈也答应了。生日这天中午放学回到家，我便让妈妈给我做生日面。可妈妈却沉下脸说没有挂面，也没有鸡蛋。还数落我说，小孩子家哪有过生日的。看着哥哥妹妹正在吃的家常饭——掺了麸子的菜团子和棒子面粥，我满怀的热切期待一下被失望的情绪所笼罩，不由得跑到院里号啕大哭起来。
哭声引来了南屋的孙奶奶，她问明缘由后，把我叫到她家，拿出半绺挂面、一个鸡蛋外加一包大米花儿塞到我手上：“拿着，别哭了，奶奶给的。过生日该高高兴兴的，快回去让妈妈给你做了吃。”（当年一绺挂面两毛一分钱、一个鸡蛋五分钱、一包大米花四分钱）尽管孙奶奶家的经济条件比我家好一些，但在那样一个艰难时期，谁家不拿吃的当宝贝呀。当不懂事的我破涕为笑时，妈妈的眼睛却湿润了。
孙奶奶一家是天津人，儿子孙俊生在北京延庆银行工作，每星期回家一天，儿媳李纯正在离家不远的印刷一厂上班，孙奶奶照料孙女、孙子。那时，印刷一厂礼堂每周六晚常演京剧或放电影，李姨常带我们院里的街坊一起去看。遇到门卫盘问时，她便底气十足地说“这是我们家亲戚”。
与我家对门的张大哥少年时就失去了父母，中专毕业后分在医药公司工作，是1960年搬来院里的。他中等身材，人很精神，乐观且随和。平日里吹拉弹唱、吟诗作画，甚至连裁剪衣服、织毛活等手艺也拿得起来。或许是一个人感觉有些单，他很羡慕我家。“这一大家子人，多热闹啊”。
张大哥每天的伙食都在单位解决，夏天不起火。妈妈便在他下班后，烧一壶开水送过去，便于沏茶和洗漱。到了冬天，妈妈还会烧上一块炭，帮他把火生上暖屋子。这本是举手之劳，而他却很不过意。逢年过节总要买上水果或糖块儿以表谢意。赶上星期天休息，妈妈邀他来家吃饭，他不是拌好肉馅和我们一块儿包饺子，就是买上羊肉煨好了和我们一起吃羊肉汆面，大家边吃边聊，亲如一家。1969年开春的一天，张大哥来串门时向妈妈要了一张黑白照片。
不久便到了阳春三月，在妈妈50岁生日那天，他像变魔术似的将一幅约一尺大的彩色画像展现在妈妈面前：“送给大婶儿一幅画像，祝您生日快乐！”看着画像，妈妈喜出望外，高兴得合不拢嘴。张大哥不愧是个有心人，这是他比着照片，采用放大原理，用了好几个晚上才画好的，这份心意太难得了。
这年夏天，张大哥将新娘娶进家门。婚礼可谓“革命化”：当天，新郎、新娘各自照常上班，晚上下班后才在院里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结婚仪式，接受双方单位同事和同院邻居的祝贺。我们几个小兄弟帮忙拉线挂上两盏大度数的灯泡，摆好桌椅，然后沏茶倒水，新郎新娘则剥糖、点烟招待来宾。因不备酒席，一个多小时后，人们渐渐散去。而新房里则摆满了“文革”时期所特有的镜框、像章、石膏像等礼品。
婚后，张大哥家里也飘起了炊烟。都说人逢喜事精神爽，他的房间里常能传出阵阵歌声和欢笑声。逢休息日，张大哥还饶有兴致的和我们一起组成小乐队，在葡萄架下自娱自乐一番。演奏的曲子有《远飞的大雁》、《北京的金山上》、《长征组歌》等……
转瞬间到了1976年。春节期间，我家从前门大栅栏第一百货商场花452元买了一台上海产凯歌牌黑白电视机，别看才只有9寸，在当时可是稀罕物。坐在家里不出门就能看上电影和戏曲节目，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自有了电视机那天起，好客的妈妈就张罗同院邻居和胡同里的老街坊来一起分享。初时街坊们不好意思来，到后来高峰时，我家24平方米的两间外屋都坐不下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电视台破天荒首次实况转播中国评剧院的经典剧目《祥林嫂》。为了能让更多的街坊看上电视，早早吃过晚饭后，妈妈提前就把电视机搬到屋门口，然后在院里摆好几排板凳、椅子和条凳。嗬！那天晚上可称得上是盛况空前。足有三四十人围在电视机旁一起收看了实况转播。那情形真好比久旱逢甘霖，让戏迷们足足地过了把戏瘾。
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随着各家各户不断添人进口，院子里开始大兴土木：刨沟接自来水管盖小厨房、扩建住房等，把原来种花养草摆鱼缸的地儿和葡萄架下的空地都占严了。虽然给出行带来一些影响，但街坊之间多能相互理解，互谅互让。
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住在同一条胡同里的任学敏大夫是儿科医生，我们两家的院门正好斜对着。那时，家里孩子若有个头疼脑热，或是闹了啥病，首先想到的就是找任大夫。而她无论是下班刚到家，还是星期天休息，都有求必应。从我女儿出生到房屋拆迁的十年中，记不清任大夫有多少次上门给孩子看病、打针、送药或是回访，让我们一家大小不知少受了多少罪，少着了多少急。任大夫医术精湛，待人和善，尽管平日工作很忙，家务负担也很重，但她的心里装着街坊四邻，年复一年中为胡同里的孩子们付出了一个老街坊，一个白衣天使无私的爱。
如今，搬入楼房已有近二十年的光景，但我却时常想起昔日的老街坊……
院里没有西房，靠西头院墙处有个面积不小的葡萄架。初时，我们三户老邻居将北房住满。不久，又有三家新邻居住进四间南房。“文革”时期，院里厕所被拆掉，新盖了四间南房，至此，全院八户人家到齐。
记得搬到院里不久，便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经济萧条，粮食及副食品供应十分紧缺。那时，在机关工作的爸爸工作很忙，经常加班或是出差，有时回来晚了，妈妈就给爸爸煮上一碗荷包蛋挂面，再点上点儿酱油、醋和香油，看着闻着那叫香！但是当爸爸端起碗将要吃时，看到我们兄妹们一个个巴望的眼神，又怎么吃得下去。结果大多是给这个一口挂面，给那个一口鸡蛋，真正能吃到他嘴里的没有几口。
转眼间我的十周岁生日就要到了，我向妈妈提出过生日想吃一碗荷包蛋挂面的愿望，妈妈也答应了。生日这天中午放学回到家，我便让妈妈给我做生日面。可妈妈却沉下脸说没有挂面，也没有鸡蛋。还数落我说，小孩子家哪有过生日的。看着哥哥妹妹正在吃的家常饭——掺了麸子的菜团子和棒子面粥，我满怀的热切期待一下被失望的情绪所笼罩，不由得跑到院里号啕大哭起来。
哭声引来了南屋的孙奶奶，她问明缘由后，把我叫到她家，拿出半绺挂面、一个鸡蛋外加一包大米花儿塞到我手上：“拿着，别哭了，奶奶给的。过生日该高高兴兴的，快回去让妈妈给你做了吃。”（当年一绺挂面两毛一分钱、一个鸡蛋五分钱、一包大米花四分钱）尽管孙奶奶家的经济条件比我家好一些，但在那样一个艰难时期，谁家不拿吃的当宝贝呀。当不懂事的我破涕为笑时，妈妈的眼睛却湿润了。
孙奶奶一家是天津人，儿子孙俊生在北京延庆银行工作，每星期回家一天，儿媳李纯正在离家不远的印刷一厂上班，孙奶奶照料孙女、孙子。那时，印刷一厂礼堂每周六晚常演京剧或放电影，李姨常带我们院里的街坊一起去看。遇到门卫盘问时，她便底气十足地说“这是我们家亲戚”。
与我家对门的张大哥少年时就失去了父母，中专毕业后分在医药公司工作，是1960年搬来院里的。他中等身材，人很精神，乐观且随和。平日里吹拉弹唱、吟诗作画，甚至连裁剪衣服、织毛活等手艺也拿得起来。或许是一个人感觉有些单，他很羡慕我家。“这一大家子人，多热闹啊”。
张大哥每天的伙食都在单位解决，夏天不起火。妈妈便在他下班后，烧一壶开水送过去，便于沏茶和洗漱。到了冬天，妈妈还会烧上一块炭，帮他把火生上暖屋子。这本是举手之劳，而他却很不过意。逢年过节总要买上水果或糖块儿以表谢意。赶上星期天休息，妈妈邀他来家吃饭，他不是拌好肉馅和我们一块儿包饺子，就是买上羊肉煨好了和我们一起吃羊肉汆面，大家边吃边聊，亲如一家。1969年开春的一天，张大哥来串门时向妈妈要了一张黑白照片。
不久便到了阳春三月，在妈妈50岁生日那天，他像变魔术似的将一幅约一尺大的彩色画像展现在妈妈面前：“送给大婶儿一幅画像，祝您生日快乐！”看着画像，妈妈喜出望外，高兴得合不拢嘴。张大哥不愧是个有心人，这是他比着照片，采用放大原理，用了好几个晚上才画好的，这份心意太难得了。
这年夏天，张大哥将新娘娶进家门。婚礼可谓“革命化”：当天，新郎、新娘各自照常上班，晚上下班后才在院里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结婚仪式，接受双方单位同事和同院邻居的祝贺。我们几个小兄弟帮忙拉线挂上两盏大度数的灯泡，摆好桌椅，然后沏茶倒水，新郎新娘则剥糖、点烟招待来宾。因不备酒席，一个多小时后，人们渐渐散去。而新房里则摆满了“文革”时期所特有的镜框、像章、石膏像等礼品。
婚后，张大哥家里也飘起了炊烟。都说人逢喜事精神爽，他的房间里常能传出阵阵歌声和欢笑声。逢休息日，张大哥还饶有兴致的和我们一起组成小乐队，在葡萄架下自娱自乐一番。演奏的曲子有《远飞的大雁》、《北京的金山上》、《长征组歌》等……
转瞬间到了1976年。春节期间，我家从前门大栅栏第一百货商场花452元买了一台上海产凯歌牌黑白电视机，别看才只有9寸，在当时可是稀罕物。坐在家里不出门就能看上电影和戏曲节目，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自有了电视机那天起，好客的妈妈就张罗同院邻居和胡同里的老街坊来一起分享。初时街坊们不好意思来，到后来高峰时，我家24平方米的两间外屋都坐不下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电视台破天荒首次实况转播中国评剧院的经典剧目《祥林嫂》。为了能让更多的街坊看上电视，早早吃过晚饭后，妈妈提前就把电视机搬到屋门口，然后在院里摆好几排板凳、椅子和条凳。嗬！那天晚上可称得上是盛况空前。足有三四十人围在电视机旁一起收看了实况转播。那情形真好比久旱逢甘霖，让戏迷们足足地过了把戏瘾。
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随着各家各户不断添人进口，院子里开始大兴土木：刨沟接自来水管盖小厨房、扩建住房等，把原来种花养草摆鱼缸的地儿和葡萄架下的空地都占严了。虽然给出行带来一些影响，但街坊之间多能相互理解，互谅互让。
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住在同一条胡同里的任学敏大夫是儿科医生，我们两家的院门正好斜对着。那时，家里孩子若有个头疼脑热，或是闹了啥病，首先想到的就是找任大夫。而她无论是下班刚到家，还是星期天休息，都有求必应。从我女儿出生到房屋拆迁的十年中，记不清任大夫有多少次上门给孩子看病、打针、送药或是回访，让我们一家大小不知少受了多少罪，少着了多少急。任大夫医术精湛，待人和善，尽管平日工作很忙，家务负担也很重，但她的心里装着街坊四邻，年复一年中为胡同里的孩子们付出了一个老街坊，一个白衣天使无私的爱。
如今，搬入楼房已有近二十年的光景，但我却时常想起昔日的老街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