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嘉在2016年3月18日《京华时报》撰文指出：看到“廉洁教育从娃娃抓起”这样的新闻标题，难免让人有些五味杂陈。搜索新闻可见，多地都在近两年实施了中小学廉洁教育，经验很多，质疑也不少。有人疑惑，成年人的廉洁教育都没抓好，还去抓孩子的，会不会本末倒置；有人气愤，真正该上廉洁课的是官员，不是孩子；有人叹气，这也要从娃娃抓起，中国的娃娃太累了。
　　某种意义上说，“从娃娃抓起”已经成了“现阶段无法解决”的代名词，反而印证了成人世界的乏力。正是这个潜在逻辑的存在，才让“廉洁教育从娃娃抓起”引发了一种复杂情绪。加之，在雷霆反腐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后，人们对廉洁教育有了更深入的看法，也产生了更严格的审视。作为一种软性反腐手段，它利在长远却难以单独发挥作用，必须配以公正的选人用人机制、严密透明的监督体制、具有制衡性的权力结构才能将作用最大化，这是近年来反腐成果自然完成的观念普及。也由此，任何将廉洁社会生态归因为“个人素质”或“思想教育”的思路，都会让人有一丝怀疑。中小学的廉洁课堂并无此意，却在不经意间触碰到了这根社会神经。只不过，言传终不如身教，让一个孩子从小就能感受到公平，生活在以公正为常识的社会里，才能让他们长大了不会觉得廉洁“是个麻烦”。
　　校长职级制助推教育去行政化
　　吴学安在2016年3月18日《法制日报》撰文指出：自从十多年前上海等地陆续开始实施中小学校长职级制试点以来，各地推行校长职级制的积极效果已经显现出来。一方面，理顺了政校关系，初步建立了教育行政部门宏观管理、校长行使办学自主权的管理体制，强化了校长职务专业化的特征；另一方面，建立了符合中小学特点和校长成长规律的选拔、培养、激励和使用管理机制，推动校长在不同学校之间发展和交流，初步解决了校长待遇与个人业绩水平挂钩的问题等。
　　取消校长行政级别，由教育部门归口管理，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与教育无关的行政事务，让校长真正摆脱行政束缚，实现静心办学。一方面，摘掉官帽不是简单地说让所有校长就地免职，而是只取消行政级别，然后针对校长个人的综合能力来评定，确定一定的校长职级。摘去校长的官帽，可有效防止一些校长为了应付上级，只做表面文章而努力保住官帽。这样有利于引导校长更加关注自身的发展和所在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发展。另一方面，扩大办学自主权，赋予校长权责相当的人权、事权、财权，实现了责权利有效统一，解除了体制性障碍，厘清了政府和学校的关系，促进了管办评分离，有利于校长自主发挥创造性，深入研究教育教学、规划学校发展，探索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把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总之，实行校长职级制，为学校校长专业化发展指明方向、提供了有效路径。校长可按照序列化的校长职级的要求，不断努力，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化发展水平。当其专业化发展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时，就可以按照相关的管理程序，晋升高一级的校长职级。这样有利于校长本身的专业化发展，让校长成为职业校长，成为学校教育管理的教育家。
　　莫让孩子与手机“争宠”
　　朱清建在2016年3月18日四川文明网撰文指出：在这个时代，人人都可能是“手机控”，同样，每个孩子都可能成为“受伤的孩子”。家庭是教育的第一大微环境，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家中，父母的一言一行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而父母进了家门拿起手机，进了厕所拿着手机，进了被窝带着手机……这些行为，无疑在深深伤害着孩子们。
　　因为手机，对孩子不理，因为手机，对孩子冷漠，因为手机，对孩子的作业不上心……这种情感上的伤害如果长此以往，会深度伤害孩子的情感，隔阂父母与子女的情感，不必长大，“沟”已存在。试想，等到父母年老了，与儿女相处时，如果儿女也时常拿起手机，父母又作何感想呢？
　　康德说：人非工具。这种理性，是强调了人自身才应该是一切活动、技术的最终审判者、目的和主人，而不能成为科技的工具，成为手机的奴隶。读懂孩子“给妈洗脚她只顾玩手机”的忧伤，父母们就要有所行动，摆脱手机依赖症。在家中，父母可以参与放下手机、有度使用手机的倡议，多找些时间与孩子玩耍、读书、交流，既能了解孩子的思想动向，知晓孩子在学校的情况，又能增加孩子的知识，加深与孩子的感情，何乐而不为？进而言之，读懂了孩子“给妈洗脚，她只顾玩手机”的忧伤，也就读懂了孩子“父母只爱手机不爱我”的忧伤。别让孩子与手机“争宠”，别让孩子有“爱的剥夺感”，多多放下手机，把家这个爱的港湾打造得更有爱，让父母与孩子的情感更融洽，让亲子关系载着满满的爱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