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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兵库县神崎郡福崎町是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的诞生地，在柳田故居附近有个铃之森神社，据说是柳田国男幼时常来玩耍嬉戏的地方。笔者前些年去参观柳田故居时，我意外地发现了一块题为“董永”的彩画匾额。匾额上画的是仙姬送子的场面，但构思巧妙，立意深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值得与大家分享。
用以还愿的“董永”匾额
铃之森神社的“董永”匾额是天保十四年（1843年）的作品，虽然已经过了170多年的岁月，但保存完好，画面清晰，色彩鲜艳。匾额上画三个人物和一棵老槐树。七仙女头戴斗笠，身穿白衣，拉着五六岁的儿子的手走在前面，七八岁的女儿跟在后面。三人历经长途跋涉，气喘吁吁地来到老槐树下，那风尘仆仆、疲劳困惫的样子和终于到达目的地的放JLN感被描绘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画面中没有出现董永这个人物，只在左侧墨书“董永”二字，构思颇有深意。
日本的神社、寺庙里挂的匾额是信众用以许愿或还愿的一种物质载体，日语称“ema”写作“绘馬”。古代日本人认为，马是神的坐骑，所以，还愿时往往要给神社或寺庙献一匹活马。由于活马代价太高，人们就改为做木马来还愿。木马是立体的，工艺复杂，制作繁难，于是就不断简化，最后直接在一块木板上画一匹马，作为还愿时献给神灵菩萨的“谢礼”。因为是绘制的马，故名“绘马”。后来，木板上所画的题材不断扩展，除马以外，历史事件、著名人物、民间习俗、传说故事、干支生肖等都可以成为“绘马”的题材，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绘马”文化。
如果去日本旅游，可以在神社或寺庙里看到一些架子上挂着许多手掌大小的木牌，那是“小绘马”，通常是许愿用的;挂在屋檐下或走廊里的匾额叫“大绘马”，是还愿用的。“董永”匾额就是天保十四年事主还愿的一块“大绘马”。
反映文化差异的“董永”匾额
文化的传播总是遵循“人乡随俗”的规律。董永故事从中国传人日本以后，在日本的民俗社会中也产生了一些细节上的变化。在“董永”匾额的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中日两国文化元素的一些差异。除了画中人物的衣着是日本服装、画风体现了日本绘画的特色，两个孩子的年龄也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日本人在生育观上的价值倾向。
董永的名字，最早见于后汉的武梁祠石室画像。董永行孝，卖身葬父的故事，在汉代刘向的《孝子传》、曹植的《灵芝篇》、晋代干宝的《搜神记》等古代文献中已有记载。但早期的董永故事中，董永是没有孩子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孝子无后，有悖孝道。于是，在唐代的敦煌变文《董永孝行变文》中便出现了董仲寻母的情节。至宋代话本《董永遇仙传》，第一次出现了槐树做媒和仙女送子的情节，但送子不是送到槐树底下，孩子的名字被改为董仲舒，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经学大师扯了进来。明代以前的董永故事，对孝子董永做了两点补偿——生子和人仕，但这些故事中董永一直都只有一个儿子，仍不十分圆满。所以，后来的董永故事，尤其是和牛郎织女故事结合以后，大多说董永（或牛郎）生有一子一女。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这一子一女通常都理解为儿子大，女儿小。有的故事中则明确说“生男六岁，生女三岁”。宗族制度下的中国人通常都希望第一胎生兒子，以确保传宗接代的香火不断。所以，中国人在结婚仪式上的祝词都是“来年生个大胖小子”之类，没有说“大胖女儿”的。
但日本人的观念和我们不同。日本有句谚语叫做“一姬二太郎”，意思是说生孩子最理想的是第一胎生女儿，第二胎生儿子。日本还有一句谚语说“一姬二太郎，生个老三怪模样”，意思是生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若再生第三个孩子，一定是个“爷不像，娘不像”的怪孩子，是一条告诫人们不要多生孩子的谚语。日本的历史学家会田雄次说：“德川时代，日本的农民就像是互相说好似的，每家都有男女两个孩子，有三个孩子，或者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反而成了处于两个极端的例外。”（《日本的风土与文化》）可见，“董永”匾额的人物构成如实地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在生育问题上的观念和风潮。
宣扬孝道的“董永”匾额
把董永故事画在匾额上献给神社，说明当时日本民俗社会对董永故事有相当的认可度。否则，绘制匾额的民间画师不会产生画董永故事而不画董永的构思，挂在神社也难以为村民理解和接受。
自从6世纪中国的儒学传到日本以后，儒家思想便逐渐成为日本社会道德的基础。在儒家思想中，最易为一般民众所接受的是孝道，因为它和人们的家庭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对维系以主干家庭为主要模式的家庭关系至关重要。早在日本的南北朝时代，元人郭居敬编的《二十四孝》就传人日本，在日本社会广为流传。至江户时代，日本人把《二十四孝》作为“寺子屋”——寺庙内的民众子弟教育机构——的教科书，还改编为各种图文并茂的妇女儿童读物，广为传播。因此，二十四孝的故事在江户后期已是广大日本民众所熟知的故事。铃之森神社的“董永”匾额应该是在二十四孝人物故事在日本广泛传播，以至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一文化背景下的产物。
当年的事主为何事给神社献了这么块匾额，因事隔久远，已不可考证。但这块匾额在神社里挂了170多年，其宣传孝道的社会教育作用，却是值得深入思考的。日本有些神社有二十四孝雕塑或壁画，有些地方举行传统庙会活动，巡游的花车是以二十四孝故事作为装饰的，孝道文化至今依然在日本的区域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用以还愿的“董永”匾额
铃之森神社的“董永”匾额是天保十四年（1843年）的作品，虽然已经过了170多年的岁月，但保存完好，画面清晰，色彩鲜艳。匾额上画三个人物和一棵老槐树。七仙女头戴斗笠，身穿白衣，拉着五六岁的儿子的手走在前面，七八岁的女儿跟在后面。三人历经长途跋涉，气喘吁吁地来到老槐树下，那风尘仆仆、疲劳困惫的样子和终于到达目的地的放JLN感被描绘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画面中没有出现董永这个人物，只在左侧墨书“董永”二字，构思颇有深意。
日本的神社、寺庙里挂的匾额是信众用以许愿或还愿的一种物质载体，日语称“ema”写作“绘馬”。古代日本人认为，马是神的坐骑，所以，还愿时往往要给神社或寺庙献一匹活马。由于活马代价太高，人们就改为做木马来还愿。木马是立体的，工艺复杂，制作繁难，于是就不断简化，最后直接在一块木板上画一匹马，作为还愿时献给神灵菩萨的“谢礼”。因为是绘制的马，故名“绘马”。后来，木板上所画的题材不断扩展，除马以外，历史事件、著名人物、民间习俗、传说故事、干支生肖等都可以成为“绘马”的题材，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绘马”文化。
如果去日本旅游，可以在神社或寺庙里看到一些架子上挂着许多手掌大小的木牌，那是“小绘马”，通常是许愿用的;挂在屋檐下或走廊里的匾额叫“大绘马”，是还愿用的。“董永”匾额就是天保十四年事主还愿的一块“大绘马”。
反映文化差异的“董永”匾额
文化的传播总是遵循“人乡随俗”的规律。董永故事从中国传人日本以后，在日本的民俗社会中也产生了一些细节上的变化。在“董永”匾额的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中日两国文化元素的一些差异。除了画中人物的衣着是日本服装、画风体现了日本绘画的特色，两个孩子的年龄也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日本人在生育观上的价值倾向。
董永的名字，最早见于后汉的武梁祠石室画像。董永行孝，卖身葬父的故事，在汉代刘向的《孝子传》、曹植的《灵芝篇》、晋代干宝的《搜神记》等古代文献中已有记载。但早期的董永故事中，董永是没有孩子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孝子无后，有悖孝道。于是，在唐代的敦煌变文《董永孝行变文》中便出现了董仲寻母的情节。至宋代话本《董永遇仙传》，第一次出现了槐树做媒和仙女送子的情节，但送子不是送到槐树底下，孩子的名字被改为董仲舒，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经学大师扯了进来。明代以前的董永故事，对孝子董永做了两点补偿——生子和人仕，但这些故事中董永一直都只有一个儿子，仍不十分圆满。所以，后来的董永故事，尤其是和牛郎织女故事结合以后，大多说董永（或牛郎）生有一子一女。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这一子一女通常都理解为儿子大，女儿小。有的故事中则明确说“生男六岁，生女三岁”。宗族制度下的中国人通常都希望第一胎生兒子，以确保传宗接代的香火不断。所以，中国人在结婚仪式上的祝词都是“来年生个大胖小子”之类，没有说“大胖女儿”的。
但日本人的观念和我们不同。日本有句谚语叫做“一姬二太郎”，意思是说生孩子最理想的是第一胎生女儿，第二胎生儿子。日本还有一句谚语说“一姬二太郎，生个老三怪模样”，意思是生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若再生第三个孩子，一定是个“爷不像，娘不像”的怪孩子，是一条告诫人们不要多生孩子的谚语。日本的历史学家会田雄次说：“德川时代，日本的农民就像是互相说好似的，每家都有男女两个孩子，有三个孩子，或者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反而成了处于两个极端的例外。”（《日本的风土与文化》）可见，“董永”匾额的人物构成如实地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在生育问题上的观念和风潮。
宣扬孝道的“董永”匾额
把董永故事画在匾额上献给神社，说明当时日本民俗社会对董永故事有相当的认可度。否则，绘制匾额的民间画师不会产生画董永故事而不画董永的构思，挂在神社也难以为村民理解和接受。
自从6世纪中国的儒学传到日本以后，儒家思想便逐渐成为日本社会道德的基础。在儒家思想中，最易为一般民众所接受的是孝道，因为它和人们的家庭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对维系以主干家庭为主要模式的家庭关系至关重要。早在日本的南北朝时代，元人郭居敬编的《二十四孝》就传人日本，在日本社会广为流传。至江户时代，日本人把《二十四孝》作为“寺子屋”——寺庙内的民众子弟教育机构——的教科书，还改编为各种图文并茂的妇女儿童读物，广为传播。因此，二十四孝的故事在江户后期已是广大日本民众所熟知的故事。铃之森神社的“董永”匾额应该是在二十四孝人物故事在日本广泛传播，以至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一文化背景下的产物。
当年的事主为何事给神社献了这么块匾额，因事隔久远，已不可考证。但这块匾额在神社里挂了170多年，其宣传孝道的社会教育作用，却是值得深入思考的。日本有些神社有二十四孝雕塑或壁画，有些地方举行传统庙会活动，巡游的花车是以二十四孝故事作为装饰的，孝道文化至今依然在日本的区域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