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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苦苦探索的主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诞生，在争取民族主权与独立的斗争中成长起来，从而担负起领导民族复兴的大任。今天，当我们回顾建党90年来中国教育所走过的历程时，有必要结合民族复兴这个与中国命运息息相关的主题作深刻的反思。
反思之一：为什么而读书？这是一个为什么要培养人的问题
1910年，12岁的周恩来在当时的奉天省官立东关模范两等小学就读。
新学期的修身课上，校长向学生们提出一个严肃的“立命”问题：“你们读书是为了什么？”有同学回答：“为光耀门楣而读书！”“为明理而读书！”“为挣钱有饭吃而读书！”……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周恩来站起来，郑重地回答。校长为之一振：“有志者，当效周生啊！”
放在大的历史环境中考察，少年周恩来的惊人之语，是当时先进社会思潮的一种反映。早在1894年，孙中山先生在《兴中会章程》中即提出：“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护国体起见。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在这里,他第一次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近代民族意识的进步，最重要的表现是对内摒弃大汉族主义、提出五族共和，对外共御外侮、争取民族独立，由此“中华”和“民族”合构而成“中华民族”。对民族振兴的思考与实践，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发展成为以民族文化精神为主要内涵的学术思潮、以教育生活为主体内涵的“教育救国”实践以及致力于民族独立的政治斗争。
学术文化思潮旨在复兴民族文化，生成民族国家意识，凝聚民族国家认同，推动民族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如梁漱溟先生1921年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认为：“一民族之有今日结果的情景，全由于他自己以往文化使然：西洋人之有今日全由于他的文化，印度人之有今日全由于他的文化，中国人之有今日全由于我们自己的文化，而莫从抵赖。”“只有昭苏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能把生机剥尽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从里面发动动作，才是真动。中国不复活则已，中国要复活，只能于此得之。这是唯一无二的路。”学术文化思潮从理论上对民族传统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提出民族文化复兴之路，对于开启国民心智、凝聚国民人心、树立国民自信心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主张“教育救国”者认为发展教育是中国现代化最基础、最实在的第一要务，应采取渐进的温和改良方式，借助于学校教育的形式来进行社会改造。如1927年9月，张彭春先生在《南中周刊》上发表文章提出:“方今之世，浊浪滔滔，时衰国危，有志之士莫不各抒其所见，谋所以补救之方，如所谓‘积极革命’、所谓‘振兴实业’、所谓‘整理财政’……比比皆是也。凡此种种，就其本身而言之，固各有其相当之意义，然究系枝枝叶叶之办法，终非根本之计划。欲求其先着眼于深微之处，续致其最迂缓之力，终乃谋国家百年之大计，如教育者殆不多见也！……故无论众议如何，吾人为根本上之解决计，固舍此道莫由也。”“教育救国”把教育提升到救亡图存的高度，虽然有其理想化的一面，但可贵的是对教育内部规律的探讨和教育各领域的实践，特别是在平民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成果，诞生了如蔡元培、黄炎培、张伯苓、晏阳初、陶行知、陈嘉庚等矢志不渝的教育家，成为中国教育的宝贵财富。
作为政治斗争，中国不同时期的各种政治势力都打着民族复兴的旗帜，但立足点是不一样的。拿抗日战争时期来说，国民党谈“救国教育”，旨在“唤醒我们国魂——固有道德精神，恢复我们民族的自信力，来完成现代国家的建设”，如此，“哪一个国家都要尊敬我们，非但是不敢侵略我们；哪一个国家都比不上我们，不但是我们的民族可以复兴而已”；但国民党的救国教育前提是“在一个主义一个国策之下努力完成建国救国的神圣使命”。共产党制定了“边区国防教育方针”，主张“国防教育的任务是提高民众的民族觉悟、胜利信心和增加抗战的知识技能……培养将来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建设者，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共产党坚定地认为，这“决不是某一个阶级某一党派的事，而必须动员教育界一切力量（汉奸、托派当然除外），结成教育界的统一战线，成为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部分”。在有关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抉择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中很少使用“民族复兴”这个词语，而是把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国家富强作为民主革命的首要目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改革开放初期，在“振兴中华”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出了“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为振兴中华而读书”“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读书”“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激励了一代代学子，凸显出教育的使命。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驶入快车道后，“中华民族复兴”响亮地提到了党的重要议事日程。1997年9月，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回顾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经历的巨大变化后指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
审视中国共产党诞生90年后的中国教育，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剧的今天，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其担当的民族复兴责任更重、使命感更强烈。正如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90年前，在中国人民改变民族命运如火如荼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9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前仆后继、顽强拼搏，经过长期浴血奋战和艰苦奋斗，建立了新中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行了改革开放，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广大教育工作者始终与民族共命运、与时代同步伐，在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反思之二：为谁服务？这是一个培养什么人的问题
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首先必须要形成一个对新的教育理想、教育哲学、教育目标的共识，这是一个大前提。如果我们缺乏一个清晰的目标，那我们的很多具体的改革往往会徒劳无功，甚至是过了十几年、几十年发现还在原地徘徊，所以形成一个改革的共识首先是要形成一个对教育理想的共识。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绘就了我国教育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关于教育方针，《规划纲要》这样表述：“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规划纲要》讨论之初，许多专家学者对此提出了见仁见智的意见，如北京理工大学杨东平教授认为，在我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发生巨大变革的今天，我们的教育指导思想、教育方针、培养目标等理念还基本上是在上世纪50年代形成的，这是非常不适应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需要的，应当树立正确的教育价值观，确定“培养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的教育目标。
回顾不同时期党的教育方针的演变过程，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育，前提是面向大众的、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最早涉及党的教育政策，是1922年7月中共二大提出的面向劳苦大众的“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 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其中第12条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国内革命战争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长期以来，中国战争频仍，经济基础极其薄弱，大部分地区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一般民众是不可能享受到受教育的权利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全国人口中的80％是文盲，在少数民族中文盲率高达95％。因此，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教育是“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真正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及其子女获得了受教育的权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识字教育、“双基”教育、均衡教育……成为我国教育工作的奠基工程。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育，又是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教育。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总结了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正式提出了苏维埃文化教育建设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1938年4月，毛泽东为延安鲁迅小学题词：“学习之后，就要工作，工作之中还要学习。学习与工作，都是为着一个总的目标——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跟随势力，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与新世界。”这是那个时代的主题。苏区及抗日根据地的教育方针不仅在战争年代发扬光大，而且在建国后的一个阶段得到延续。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为教育方针注入新的内涵，明确了我国教育的性质、方向、培养目标及规格，对新中国的教育发展影响深远。这一方针在上世纪60年代得到加强，但因“文革”十年动乱而扭曲，教育深深地打上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等时代的印记。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育，更重要的是立足现实、与时俱进的教育。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年3月17日，毛泽东到天津视察，他在党员干部会议上说，过去阶级斗争高潮的时候，我们在建设、科研、办学校方面不懂，人们原谅这方面的缺点。现在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在大学里怎么教书？医院里怎么开刀？科学研究怎么解决？这一套我们就不会，我们才开始学习。这种情况的改变得需要一段时间，大概需要三个“五年计划”才会有一个改变。但这种努力后来由于“文革”的发动而中断。“文革”结束后，批判“两个估计”、突破“两个凡是”引发思想解放，由此展开了教育问题的大讨论，提出了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新命题。1985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后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要极大地提高全党对教育工作的认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规模地准备新的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合格人才。至2010年7月，在第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更加明确地指出：“教育是国计，也是民生；教育是今天，更是明天。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据我的理解，我们为什么今天把民族复兴提得这么响？因为我们不仅要兴国，更要强国，我们的党有理由、有条件、有能力担此重任。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培养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合格公民，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
国家《规划纲要》颁布后，地方性的发展蓝图也相继出台，但据我观察，有特色的不多。其实我们大可不必比葫芦画瓢层层搞宏观设计，各基层只要有一个切实可行的实施意见就行。重要的是把教育经费投入到位，把教育结构调整到位，把教改试点落实到位，为教育内涵发展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反思之三：怎么学习？这是一个如何培养人的问题
日本跟中国一个世纪打一次仗。19世纪打了一场日清战争（中国叫甲午战争），20世纪打了一场中日战争（中国叫抗日战争）。21世纪如果日本再跟中国开火，你认为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可能的远因和近因是什么？如果日本赢了，赢在什么地方？如果输了，输在什么地方？
这是一道日本高中课堂上的思考题，是清华附小窦桂梅老师在《旅日散记》中记下的。她由此联想到我们给学生的考试题——甲午战争是哪一年爆发的？签订的条约是什么？割让了多少土地？赔偿了多少银两？她在思考一个问题：让我们的学生仅仅记住国耻是不够的，应该如何让他们站得更高、想得更远呢？
窦桂梅老师的思考把我们带到大教育的技术操作层面，如何培养人？近代以来，否定了传统的科举制度，我们开始向外国学习，开始学习近邻日本，以后垂青欧美，再以后是效仿苏联，包括教育思想、管理体制、办学模式、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育评价……学得很深入、很到家，甚至有的方法别人早已经摒弃了，我们还在坚持，例如把政治变成口号，活动变成形式，育人变成工具。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迎来了一个多元化的时代。《规划纲要》提出的战略目标是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这个目标既是民族复兴的基础，也是民族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其实质的体现就是“现代化”。
我国的现代化意识，在鸦片战争后开始萌芽，“五四”之后逐步形成，“现代化”往往与“西化”相提并论。自此，一遇重大的社会变革或社会思想的动荡时期，思想家、教育家都会不约而同地重新拿出中国的现实与传统对比，与西方对比，或试图从中找到前进的精神动力，或从中找到社会发展的阻力而加以批判。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体系，培养现代化的建设者，不仅存在现代与传统的博弈，还存在中西文化的博弈。近百年来，这种博弈从未间断，有喜有悲，到了当代，则发展为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文化思潮的博弈。究竟哪些真正是现代的、先进的？冯友兰先生在《新事论》中所言甚为精辟：“以前人常说我们要西洋化，现在人常说我们要近代化或现代化。这并不是专是名词上的，这表示近来人的一种见解上的改变。这表示，一般人已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的，而是因为它是近代的或现代的。我们近百年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的，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的。”可喜的是，现在我们的思想文化论战更加宽容而趋于理性化，对教育问题的争论和思索转移到教育本质的回归上，把教育当成一门科学，提升到民生之首的高度，注重社会和人的发展……
由窦桂梅老师提出的问题和教育观念、方法的博弈，我想到前一段热炒的美国耶鲁大学华裔女教授蔡美儿撰写的《虎妈战歌》。这位“虎妈”认为西方人对孩子的宽容不利于对孩子的教育，恰当执行东方的严格家教方式，更有助于孩子未来的发展。于是她对孩子提出了严格要求：不准在同学家留宿，不准留在学校玩，不准看电视或玩电脑游戏，每门功课至少得到A，必须学习钢琴或小提琴……《时代》杂志在封面文章《虎妈的真实故事》中提出这样的问题：蔡美儿用她剃刀般锋利的笔，让整个美国的父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就是她所说的“失败者”？看到这里，我不禁要问，这能代表中国的教育方式吗？中国传统看重刻苦学习，更提倡因材施教；允许惩戒，更提倡乐学；希望孩子出人头地，更提倡行行出状元。况且今天像“虎妈”这样的作为在中国有几个成功的案例？有多少能作为正面的教材？中外家长为了孩子的成长，在不同的环境下都会有不同的选择，与其说这是教育方式的选择，毋宁说是生存方式的选择。那么，美国媒体为什么要热炒之？《时代》杂志里有这么一段话：美国经济糟糕得出奇，经济增长率2.6%，失业率却能高达9%；而中国却有10%的经济增长率，每年还有2500多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顺差；经济是这样，教育也如此。可见，这是美国人对国家经济现状不满的发泄，对自己教育现状的警示，是舆论上适时的“小题大做”。
前几日,上中学的女儿放学回家撅着嘴不高兴,我问她怎么啦？原来是一道关于朝韩关系、中国海峡两岸关系问题的选择题，她把朝韩关系选成了内政问题。原因是去年寒假我带她到韩国旅游，在“三八线”的临津阁和展望台，韩国导游饱含深情的讲解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拿出韩国见闻和老师辩论，挨了一顿批，因而感到委屈。看来，日本、美国在课堂上对待政治问题的方式与我们不同。他们对待政治，往往是对具体事件的思考和精神激励；我们曾经把任何事情都往政治上扯，却又想避开政治，结果对学生的考核把思考题变成了选择题，把论述题变成了问答题，偏重于记忆、说教而显得苍白无力。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高考新课标卷作文的主题就是“中国的崛起主要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和关注的特点”——经济发展、国际影响、民生改善、科技水平、城市新进程和开放程度。这样的题目，不具备一定的对比分析能力是写不出深度的。如何站在民族复兴的高度来培养人，的确值得深思！
（作者系本刊主编、河南教育报刊社编审）
（责 编 晓 月）
反思之一：为什么而读书？这是一个为什么要培养人的问题
1910年，12岁的周恩来在当时的奉天省官立东关模范两等小学就读。
新学期的修身课上，校长向学生们提出一个严肃的“立命”问题：“你们读书是为了什么？”有同学回答：“为光耀门楣而读书！”“为明理而读书！”“为挣钱有饭吃而读书！”……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周恩来站起来，郑重地回答。校长为之一振：“有志者，当效周生啊！”
放在大的历史环境中考察，少年周恩来的惊人之语，是当时先进社会思潮的一种反映。早在1894年，孙中山先生在《兴中会章程》中即提出：“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护国体起见。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在这里,他第一次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近代民族意识的进步，最重要的表现是对内摒弃大汉族主义、提出五族共和，对外共御外侮、争取民族独立，由此“中华”和“民族”合构而成“中华民族”。对民族振兴的思考与实践，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发展成为以民族文化精神为主要内涵的学术思潮、以教育生活为主体内涵的“教育救国”实践以及致力于民族独立的政治斗争。
学术文化思潮旨在复兴民族文化，生成民族国家意识，凝聚民族国家认同，推动民族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如梁漱溟先生1921年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认为：“一民族之有今日结果的情景，全由于他自己以往文化使然：西洋人之有今日全由于他的文化，印度人之有今日全由于他的文化，中国人之有今日全由于我们自己的文化，而莫从抵赖。”“只有昭苏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能把生机剥尽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从里面发动动作，才是真动。中国不复活则已，中国要复活，只能于此得之。这是唯一无二的路。”学术文化思潮从理论上对民族传统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提出民族文化复兴之路，对于开启国民心智、凝聚国民人心、树立国民自信心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主张“教育救国”者认为发展教育是中国现代化最基础、最实在的第一要务，应采取渐进的温和改良方式，借助于学校教育的形式来进行社会改造。如1927年9月，张彭春先生在《南中周刊》上发表文章提出:“方今之世，浊浪滔滔，时衰国危，有志之士莫不各抒其所见，谋所以补救之方，如所谓‘积极革命’、所谓‘振兴实业’、所谓‘整理财政’……比比皆是也。凡此种种，就其本身而言之，固各有其相当之意义，然究系枝枝叶叶之办法，终非根本之计划。欲求其先着眼于深微之处，续致其最迂缓之力，终乃谋国家百年之大计，如教育者殆不多见也！……故无论众议如何，吾人为根本上之解决计，固舍此道莫由也。”“教育救国”把教育提升到救亡图存的高度，虽然有其理想化的一面，但可贵的是对教育内部规律的探讨和教育各领域的实践，特别是在平民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成果，诞生了如蔡元培、黄炎培、张伯苓、晏阳初、陶行知、陈嘉庚等矢志不渝的教育家，成为中国教育的宝贵财富。
作为政治斗争，中国不同时期的各种政治势力都打着民族复兴的旗帜，但立足点是不一样的。拿抗日战争时期来说，国民党谈“救国教育”，旨在“唤醒我们国魂——固有道德精神，恢复我们民族的自信力，来完成现代国家的建设”，如此，“哪一个国家都要尊敬我们，非但是不敢侵略我们；哪一个国家都比不上我们，不但是我们的民族可以复兴而已”；但国民党的救国教育前提是“在一个主义一个国策之下努力完成建国救国的神圣使命”。共产党制定了“边区国防教育方针”，主张“国防教育的任务是提高民众的民族觉悟、胜利信心和增加抗战的知识技能……培养将来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建设者，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共产党坚定地认为，这“决不是某一个阶级某一党派的事，而必须动员教育界一切力量（汉奸、托派当然除外），结成教育界的统一战线，成为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部分”。在有关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抉择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中很少使用“民族复兴”这个词语，而是把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国家富强作为民主革命的首要目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改革开放初期，在“振兴中华”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出了“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为振兴中华而读书”“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读书”“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激励了一代代学子，凸显出教育的使命。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驶入快车道后，“中华民族复兴”响亮地提到了党的重要议事日程。1997年9月，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回顾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经历的巨大变化后指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
审视中国共产党诞生90年后的中国教育，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剧的今天，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其担当的民族复兴责任更重、使命感更强烈。正如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90年前，在中国人民改变民族命运如火如荼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9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前仆后继、顽强拼搏，经过长期浴血奋战和艰苦奋斗，建立了新中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行了改革开放，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广大教育工作者始终与民族共命运、与时代同步伐，在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反思之二：为谁服务？这是一个培养什么人的问题
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首先必须要形成一个对新的教育理想、教育哲学、教育目标的共识，这是一个大前提。如果我们缺乏一个清晰的目标，那我们的很多具体的改革往往会徒劳无功，甚至是过了十几年、几十年发现还在原地徘徊，所以形成一个改革的共识首先是要形成一个对教育理想的共识。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绘就了我国教育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关于教育方针，《规划纲要》这样表述：“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规划纲要》讨论之初，许多专家学者对此提出了见仁见智的意见，如北京理工大学杨东平教授认为，在我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发生巨大变革的今天，我们的教育指导思想、教育方针、培养目标等理念还基本上是在上世纪50年代形成的，这是非常不适应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需要的，应当树立正确的教育价值观，确定“培养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的教育目标。
回顾不同时期党的教育方针的演变过程，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育，前提是面向大众的、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最早涉及党的教育政策，是1922年7月中共二大提出的面向劳苦大众的“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 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其中第12条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国内革命战争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长期以来，中国战争频仍，经济基础极其薄弱，大部分地区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一般民众是不可能享受到受教育的权利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全国人口中的80％是文盲，在少数民族中文盲率高达95％。因此，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教育是“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真正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及其子女获得了受教育的权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识字教育、“双基”教育、均衡教育……成为我国教育工作的奠基工程。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育，又是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教育。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总结了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正式提出了苏维埃文化教育建设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1938年4月，毛泽东为延安鲁迅小学题词：“学习之后，就要工作，工作之中还要学习。学习与工作，都是为着一个总的目标——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跟随势力，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与新世界。”这是那个时代的主题。苏区及抗日根据地的教育方针不仅在战争年代发扬光大，而且在建国后的一个阶段得到延续。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为教育方针注入新的内涵，明确了我国教育的性质、方向、培养目标及规格，对新中国的教育发展影响深远。这一方针在上世纪60年代得到加强，但因“文革”十年动乱而扭曲，教育深深地打上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等时代的印记。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育，更重要的是立足现实、与时俱进的教育。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年3月17日，毛泽东到天津视察，他在党员干部会议上说，过去阶级斗争高潮的时候，我们在建设、科研、办学校方面不懂，人们原谅这方面的缺点。现在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在大学里怎么教书？医院里怎么开刀？科学研究怎么解决？这一套我们就不会，我们才开始学习。这种情况的改变得需要一段时间，大概需要三个“五年计划”才会有一个改变。但这种努力后来由于“文革”的发动而中断。“文革”结束后，批判“两个估计”、突破“两个凡是”引发思想解放，由此展开了教育问题的大讨论，提出了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新命题。1985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后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要极大地提高全党对教育工作的认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规模地准备新的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合格人才。至2010年7月，在第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更加明确地指出：“教育是国计，也是民生；教育是今天，更是明天。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据我的理解，我们为什么今天把民族复兴提得这么响？因为我们不仅要兴国，更要强国，我们的党有理由、有条件、有能力担此重任。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培养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合格公民，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
国家《规划纲要》颁布后，地方性的发展蓝图也相继出台，但据我观察，有特色的不多。其实我们大可不必比葫芦画瓢层层搞宏观设计，各基层只要有一个切实可行的实施意见就行。重要的是把教育经费投入到位，把教育结构调整到位，把教改试点落实到位，为教育内涵发展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反思之三：怎么学习？这是一个如何培养人的问题
日本跟中国一个世纪打一次仗。19世纪打了一场日清战争（中国叫甲午战争），20世纪打了一场中日战争（中国叫抗日战争）。21世纪如果日本再跟中国开火，你认为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可能的远因和近因是什么？如果日本赢了，赢在什么地方？如果输了，输在什么地方？
这是一道日本高中课堂上的思考题，是清华附小窦桂梅老师在《旅日散记》中记下的。她由此联想到我们给学生的考试题——甲午战争是哪一年爆发的？签订的条约是什么？割让了多少土地？赔偿了多少银两？她在思考一个问题：让我们的学生仅仅记住国耻是不够的，应该如何让他们站得更高、想得更远呢？
窦桂梅老师的思考把我们带到大教育的技术操作层面，如何培养人？近代以来，否定了传统的科举制度，我们开始向外国学习，开始学习近邻日本，以后垂青欧美，再以后是效仿苏联，包括教育思想、管理体制、办学模式、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育评价……学得很深入、很到家，甚至有的方法别人早已经摒弃了，我们还在坚持，例如把政治变成口号，活动变成形式，育人变成工具。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迎来了一个多元化的时代。《规划纲要》提出的战略目标是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这个目标既是民族复兴的基础，也是民族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其实质的体现就是“现代化”。
我国的现代化意识，在鸦片战争后开始萌芽，“五四”之后逐步形成，“现代化”往往与“西化”相提并论。自此，一遇重大的社会变革或社会思想的动荡时期，思想家、教育家都会不约而同地重新拿出中国的现实与传统对比，与西方对比，或试图从中找到前进的精神动力，或从中找到社会发展的阻力而加以批判。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体系，培养现代化的建设者，不仅存在现代与传统的博弈，还存在中西文化的博弈。近百年来，这种博弈从未间断，有喜有悲，到了当代，则发展为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文化思潮的博弈。究竟哪些真正是现代的、先进的？冯友兰先生在《新事论》中所言甚为精辟：“以前人常说我们要西洋化，现在人常说我们要近代化或现代化。这并不是专是名词上的，这表示近来人的一种见解上的改变。这表示，一般人已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的，而是因为它是近代的或现代的。我们近百年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的，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的。”可喜的是，现在我们的思想文化论战更加宽容而趋于理性化，对教育问题的争论和思索转移到教育本质的回归上，把教育当成一门科学，提升到民生之首的高度，注重社会和人的发展……
由窦桂梅老师提出的问题和教育观念、方法的博弈，我想到前一段热炒的美国耶鲁大学华裔女教授蔡美儿撰写的《虎妈战歌》。这位“虎妈”认为西方人对孩子的宽容不利于对孩子的教育，恰当执行东方的严格家教方式，更有助于孩子未来的发展。于是她对孩子提出了严格要求：不准在同学家留宿，不准留在学校玩，不准看电视或玩电脑游戏，每门功课至少得到A，必须学习钢琴或小提琴……《时代》杂志在封面文章《虎妈的真实故事》中提出这样的问题：蔡美儿用她剃刀般锋利的笔，让整个美国的父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就是她所说的“失败者”？看到这里，我不禁要问，这能代表中国的教育方式吗？中国传统看重刻苦学习，更提倡因材施教；允许惩戒，更提倡乐学；希望孩子出人头地，更提倡行行出状元。况且今天像“虎妈”这样的作为在中国有几个成功的案例？有多少能作为正面的教材？中外家长为了孩子的成长，在不同的环境下都会有不同的选择，与其说这是教育方式的选择，毋宁说是生存方式的选择。那么，美国媒体为什么要热炒之？《时代》杂志里有这么一段话：美国经济糟糕得出奇，经济增长率2.6%，失业率却能高达9%；而中国却有10%的经济增长率，每年还有2500多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顺差；经济是这样，教育也如此。可见，这是美国人对国家经济现状不满的发泄，对自己教育现状的警示，是舆论上适时的“小题大做”。
前几日,上中学的女儿放学回家撅着嘴不高兴,我问她怎么啦？原来是一道关于朝韩关系、中国海峡两岸关系问题的选择题，她把朝韩关系选成了内政问题。原因是去年寒假我带她到韩国旅游，在“三八线”的临津阁和展望台，韩国导游饱含深情的讲解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拿出韩国见闻和老师辩论，挨了一顿批，因而感到委屈。看来，日本、美国在课堂上对待政治问题的方式与我们不同。他们对待政治，往往是对具体事件的思考和精神激励；我们曾经把任何事情都往政治上扯，却又想避开政治，结果对学生的考核把思考题变成了选择题，把论述题变成了问答题，偏重于记忆、说教而显得苍白无力。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高考新课标卷作文的主题就是“中国的崛起主要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和关注的特点”——经济发展、国际影响、民生改善、科技水平、城市新进程和开放程度。这样的题目，不具备一定的对比分析能力是写不出深度的。如何站在民族复兴的高度来培养人，的确值得深思！
（作者系本刊主编、河南教育报刊社编审）
（责 编 晓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