偌大的一间屋子，挤满了脚夫、导游、官员、闲人、警察和观光客，闹哄哄的活像一座市场。
　　对我来说，早在好几个星期以前，东方世界就已经展现在我眼前了。即使在希腊，我就已经感觉到，欧洲在我眼前逐渐隐没、消失。希腊的食物甜腻腻的，充满东方风味，有些我小时候曾经品尝过，希腊的街巷到处张贴着印度电影海报——据说，希腊观众最欣赏的是一位名叫娜吉丝的印度女明星；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希腊人热情好客，颇有东方人之风。对我来说，希腊之旅是为埃及之旅做准备。埃及——黄昏的亚历山大港，宛如一座亮晶晶、无比壮阔的大拱门矗立在冬季的海洋上防波堤外，细雨雰霏， 前任国王的白色游艇悄没声息，幽然浮现碧波中；骤然间，码头上响起一阵喧闹声，成群身穿脏兮兮无领长衫的男子仿佛听见信号似的，纷纷拔起腿来，叫嚷着、争吵着，唧唧喳喳，争相爬上一艘已经满载乘客的轮船。就在这样的一个国家，而不是在希腊，东方世界正式展现在我眼前：脏乱、盲动、喧嚣、突如其来的不安全感——你突然发觉，四海之内皆非兄弟，你的行李随时都会被人摸走。
　　就在这种地方，你体会到向导的重要性。这种人了解本地习俗，能够帮你摆平一切问题，连那些印刷粗糙、文法不通的表格和申请书，他都看得懂。“我教你怎么填！”在海关大楼，向导指着表格对我说。偌大的一间屋子，挤满了脚夫、导游、官员、闲人、警察和观光客，闹哄哄的活像一座市场。一个希腊难民凑到我耳朵旁悄声说：“听着！他们打算今晚下手打劫观光客。”他——我的向导——却指着表格上那条标明“日期”的虚线，吩咐我说“在这儿填写‘一部柯达照相机’。”然后他又指着“签名”那一栏命令我：“在这儿填写‘未携带黄金、首饰或宝石’。”我提出异议。他说：“填！”从他口里说出来，这个字听在我耳中却蛮像阿拉伯文的。这位向导个头高大，脸色阴沉，带着几分好莱坞式的邪气。他头上戴着一顶土耳其毡帽，手里握着一根藤杖，不停敲打着他的大腿。我遵照他的指示把表格填妥。他这一招还真管用。“现在——”向导脱下他头上那顶绣着“旅行社”字样的毡帽，换上另一顶代表“某旅馆”的帽子，对我说“现在咱们到旅馆去吧。”
　　此后，一幅接一幅景象次第展现在我眼前，让我看到了以前只在书本上认识的东方世界。在我心目中，每一幅景象都是一个新发现，头一遭，看见那被无数照片和文章描绘得神秘兮兮的阿拉伯无领长衫，活生生地穿在街头那些男人身上，对我来说，不啻是一种启示。在那间年华老去、风光不再却依旧充满旧王朝遗风的旅馆，我嗅到了印度种姓阶级制度的气息。那位年纪颇为老迈的法国侍应生，只负责招呼客人；替他跑腿打杂端盘送碗的是一群头戴毡帽、腰缠束腹带、眼神忧伤、一个劲儿绷着脸闷声不响的黑人小厮。旅馆大厅聚集着成群身穿花哨制服的黑人服务生，不停钻进钻出，忙得不亦乐乎。跨出旅馆大门，来到街上，你所期待的那个东方世界豁然展现在你眼前：面黄肌瘦的儿童、脏乱、疾病、向观光客讨取小费的一声声哀唤、沿街叫卖的小贩、四处兜售不知什么票券的黄牛、一抬头就可以瞥见的伊斯兰教寺院尖塔。城中随处可见帝国主义遗留的痕迹：暗沉沉、冷清清、四面嵌着玻璃的欧洲风格商店；在发廊里，满脸哀伤的法国美容师压低嗓门说，市面上再也找不到法国香水了，只好将就使用味道浓郁的埃及香水；市场上，一位来自黎巴嫩的商人以轻蔑的口吻，谈论“在地人”——他说他不信任这帮人，除了他的助手，而后者却背着他的主子悄悄告诉我，总有一天，黎巴嫩人和欧洲人全都会被驱逐出埃及这个国家。
　　景象一幅接一幅，你以前在书本上读到的东方世界，如今一一浮现在你眼前。在开往埃及首都开罗的火车上，坐在走道对面的那位先生忽然清起喉咙来，一连咳了两声。他鼓起腮帮子，用他那根无比灵活的舌头，把嘴里那团浓痰卷成一颗小球，然后伸出拇指和食指，从嘴洞中撮出这颗痰球，凑上眼睛，仔细观赏了好一会儿，才把它放在手心上缓缓揉搓着，直到它消失。这位男士身穿三件式西装，身边放着一架晶体收音机，开得震天价响。开罗到了！东方集市的万种风情豁然展露在眼前：堆满垃圾的狭窄街巷即使在冬天也臭烘烘的；栉比鳞次的小店摆满各种仿冒品；熙来攘往的人群；满街汽车喇叭齐鸣，让原本已经够刺耳的喧嚣声，变得更加令人难以消受；颓败的中世纪建筑物，一幢一幢，依旧矗立在瓦砾堆中，四处散布着青绿色和宝蓝色瓷砖，让人联想起那早已经消失的“美”和“秩序”的时代——一座座水晶喷泉旁进行的一桩桩风流韵事，唉，在那个其实也不怎么讲求秩序的时代，也许真的发生过吧。
　　市场中有一个补鞋匠。头戴白色瓜皮小帽，鼻梁上架着一副钢框眼镜，颏下蓄着一部花白胡须，脸庞上布满皱纹——这位仁兄应该摆个姿势，让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拍张照片：双手灵巧、一脸坚毅的东方匠人。我的鞋底松脱了，走起路来啪嗒啪嗒响。能不能帮我修补一下？他蜷缩着身子坐在人行道上，低头干活，听我这么一问才抬起头来，眯起眼睛瞄了瞄我的鞋子、长裤和雨衣：“五十披亚斯德。”我说：“四十。”他点点头，伸出手来脱下我的鞋子，然后拿起一把铁锤，二话不说，就开始把一根长达一英寸的铁钉敲进我的皮鞋。我慌忙伸手抓住鞋子；他笑了笑，一手举起铁锤，一手抓住鞋子不放。我使劲一扯，他终于松手。
　　埃及的金字塔早已沦为公共厕所——这点，旅游指南之类的书当然不会提起。四处人潮汹涌：导游、“看守人”、骆驼夫和成群男孩（他们的驴子全都名为“威士忌加苏打”）。讨取小费的哀唤声此起彼落：爸客施舍！爸客施舍！（Bakshish！Bakshish！）“进来喝杯咖啡吧！我可不是要你买东西哦。我只是想跟您聊聊。尼赫鲁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咱们何妨坐下来谈谈，交换交换意见。我是大学毕业生耶！”我赶忙搭乘空荡荡的巴士回到亚历山大港，提早两天，登上那艘希腊货轮。
　　
　　接下来就是一段烦闷而漫长的航程：一个又一个非洲海港，看起来就像辽阔的大路边缘一块块小空地。就在这儿，你终于领悟到，尽管埃及有很多黑人，但它并不是真正的非洲：尽管街上到处可见伊斯兰教寺院的尖塔和阿拉伯男人的无领长衫，埃及毕竟不是东方——她是欧洲的最后疆界。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港，男人们身上披着的无领长衫显得干净许多，簇新的美国轿车满街奔驰，十分招眼。当局不准我们登岸。我们只好待在船上，眺望吉达港码头上的风光。一只只骆驼和山羊，被一艘艘脏兮兮的不定期货轮上的起重机和吊钩，卸落到码头上，斋月即将结束，这些畜牲将被宰杀，让人们解馋。高高悬吊在半空中，骆驼们惊慌失措，只管拼命伸张它们那突然变得毫无用处的四肢，降落到地面时——有时轻轻的，有时砰然一声——它们赶紧蹲伏下身子，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朝伙伴们跑过去，挨挨擦擦，互相抚慰。港中一艘汽艇突然失火。我们的轮船拉起警报。不过几分钟，好几辆救火车就赶到现场。我们船上一个年纪轻轻的巴基斯坦学生说：“独裁政府办事可真有效率啊。”
　　我们已经接触过非洲，但船上竟然有四位乘客还没打黄热病预防针。从巴基斯坦传出的天花，这阵子正在英国蔓延；我们担心，轮船抵达卡拉奇港口，会遭受巴基斯坦当局刁难。进港后，一群官员爬上船来，接受船长招待，几杯酒下肚，检疫的程序也就豁免了。然而，在孟买港口，印度官员却滴酒不沾，连船长敬奉的一杯可口可乐也没喝完呢。他们感到很抱歉，但那四位没打预防针的乘客必须被送到圣克鲁兹的隔离医院，否则，咱们这艘船就得停留在外港啰。这四个乘客中，有两位是船长的父亲和母亲。这一来，我们只好待在外港啦。
　　这是一段非常缓慢的航程。我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思，虽然挺复杂，却也十分肤浅。但它毕竟是东方之旅的一段必要的序曲。见识过开罗的市场，卡拉奇的街市风光就不会让人感到格外惊讶。在这两个城市，人们都管“小费”叫“爸客施舍”。气候的转变非常急速——从地中海的冬天，骤然转换成红海的溽暑——其他改变则缓慢得多。从雅典到孟买路上你会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逐渐转变，你会发现一种对你来说崭新而陌生的权威和服从。欧洲人的身材容貌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非洲人的体形和五官，然后，经闪族聚居的阿拉伯半岛，融入亚利安人种控制的那一部分亚洲地区。一路上你看到的人类，仿佛缩小了、变形了；他们一路跟着你，伸出手来苦苦哀求你赏几个钱。我的反应只能用“歇斯底里”来形容。生平第一次，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高尚的、具有完整人格的人，不容人侵犯，因此，在恐惧心理驱使下，我对那些人的态度显得颇为凶暴、残忍。至于我究竟透过谁的眼光，看待东方世界，这一点都不重要，这会儿，我还没有时间和工夫从事这样的反省。
　　唉，肤浅的印象，过度的反应。轮船终于抵达孟买，停泊在外港。我伫立甲板上，眺望着泰姬玛哈旅馆背后的落日，心里想：如果孟买只是这段航程中我们经过的许多港口中的一个，高兴时上岸走走，探险一番，不高兴时就待在船上，不去理睬它，那该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