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兄牺牲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机轰炸了位于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的“川至”中学，学校被迫停课，人心惶惶。眼看读书无望，我和几个同学相约步行回到家乡五台县北高洪口村，村里的抗日救亡活动已如火如荼。我哥哥杨尊德在五台县牺盟会和中共五台县第二区区委担任领导工作；我父亲杨炳昌舍弃在河北省的商业投入抗日洪流，参加了八路军，担任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五台军用代办所所长，负责我军的粮秣供给，驻距村10里的耿镇。
　　哥哥早在太原第一中学读书时，就已加入中共地下党。由于平日里时常听哥哥谈论抗日救国道理，待村里一来八路军，我就打听战争的进展情况，决心投笔从戎。哥哥的一位朋友叫李志平，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干部，他也鼓励我参加八路军。于是，我和母亲商量，但母亲认为我还小，不同意我参军，我便悄悄跑到耿镇找父亲。父亲工作很忙，直到中午时分，他才边吃饭，边听我讲要求参军的理由，边打电话叫来哥哥。他们一致赞同我参军。随后，我和本村一个表哥刘仁章拿着区抗日动员委员会开的介绍信，步行60余里来到五台县门限石村，投考设在那里的晋察冀边区抗日军政学校，并一同被录取。1937年12月，该校并入晋察冀军区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第一期。校长孙毅同志在一次查哨时告诉我，他和我父亲及哥哥都是朋友，勉励我要向父兄学习，努力杀敌。
　　1938年4月底，晋察冀军区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第一期的四个大队在五台山白头庵举行了毕业典礼，大部分学员被分配到前线野战部队，担任连级指挥员。在五台山的金刚库村进行分配点名时，我被留在晋察冀军区机关。经彭真同志介绍，我由李葆华（李大钊烈士之子）同志介绍到司令部通信科任参谋。通信科长刘彬是福建上杭县人，1929年参加红军，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全国解放后，曾任内蒙古军区和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我在通信科工作不久，即奉命率步兵、骑兵和电话兵各一个班到河北省阜平县成立晋察冀军区通信站，我任站长兼报务员，负责军区和一、三、四军分区的通信联络。这段时间里，我在城南庄收到父亲从五台耿镇军用代办所打来的电话，鼓励我努力工作，向哥哥学习，勇敢地参加战斗。父亲说：“唯一不安的就是没有给你操办了婚事，这是作为家长的责任。”
　　我很感动，告诉父亲：“战争刚刚开始，一旦结婚，就成负担。大家都在投入艰苦的抗日斗争，我怎么能结婚呢？以后再说吧。我说的不大对，请爹原谅。”
　　1938年秋天，日军以4万兵力向我晋察冀军区驻地阜平及以五台为中心的根据地大举进攻。仅由保定、曲阳经党城进攻阜平的敌军就有由飞机掩护的步兵、骑兵和炮兵相配合的7000之众，战斗打得极其惨烈。虽然我军在几天之内即消灭日军1000多人，但我军也有400多人伤亡，700多人中毒（敌人施放了毒气弹）。不幸的是，在这次反“扫荡”战斗中，我的父亲和哥哥同时被俘牺牲。
　　反“扫荡”结束后，军区刘彬科长给通信站来电话，要我立即赶到司令部所在地蛟潭庄。我马上带通信员骑马飞奔司令部。
　　刘彬科长沉重地交给我一封家书，看见信封外面的红色框框被描成了黑色，我就预感噩耗将至，胆战心惊地拆开，是母亲托人写来的，告诉我，农历九月十二那天，村子遭到日军进攻，父亲和哥哥不幸牺牲，希望我能回去看看。我正值年少，克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竟拿着信放声痛哭起来。孙毅同志这时担任晋察冀军区参谋长，他闻迅赶到，抚摸着我的头说：“你的父亲和哥哥是为国家捐躯的，死的壮烈，死的光荣，人民会记住他们的英名的。你不要太难过，要继承父兄的遗志，更加努力地作战，为他们报仇，为全国牺牲的父老兄弟报仇。你可以回去看看，把家里的事情料理一下。二分区司令部就在你们村，有什么事情可以来电话。”
　　我回到北高洪口村，看到家里的情况十分凄惨，房子被烧毁，除父亲和哥哥外，还有叔伯兄嫂等十余人被杀害，家里仅剩母亲、嫂子和年幼的弟弟，悲惨之情难以言喻。母亲哭诉衷肠，苦苦挽留我，希望我能回家乡工作。
　　


　　驻在北高洪口村的晋察冀二分区参谋长赵冠英同志特地找到我，对我慰勉，并将中共二地委党刊《前线》上关于追悼模范共产党员杨尊德的材料给我看；还将一份边区政府的《建国日报》交给我，头版第一篇文章就是“杨炳昌父子英勇抗日，同时殉国”。这使我深深感动，将这两份刊物作为珍贵的纪念品，一直保存至1968年。“文革”期间，这两份刊物不幸在“造反派”抄家时丢失了。
　　
　　带伤突围
　　
　　料理完丧事后，我决心返回部队，这是我终生不能忘记的时刻。母亲、姐姐、嫂子携我年幼的弟弟身披重孝把我送到村口，当我牵过战马时，实在控制不住悲切之情，泪流满面，给母亲跪下磕头，然后再不敢回头看她（他）们一眼，骑马离开了村子，回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当时，斗争形势日趋严重，坐镇张家口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派迁村大佐率日伪军1000余人进犯一分区驻地涞源，被杨成武司令员诱至雁宿崖狭窄的山沟里歼灭。日军号称“山地战”专家的阿部规秀中将亲率主力1500余人进入黄土岭报复，也受到我军歼灭性打击，损失900余人，阿部规秀本人被一分区陈正湘团炮兵连击毙。日军恼羞成怒，立即集中2万兵力向我阜平为中心的根据地压缩，妄图聚歼我军和晋察冀军区机关。聂荣臻司令员识破了敌人的阴谋，避其锋芒，抓住敌人合击将要形成前的机会，指挥机关和部队巧妙转移，广泛地出现在敌人的侧后方进行反击。最终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粉碎了日军的“扫荡”，歼灭日军3600多人，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我军伤亡2000余人。
　　在敌情万分紧迫的日子里，我连续三次冒着严寒涉渡唐河，到三分区传达命令。第三次涉渡已是11月底，寒风刺骨，河面结冰。即将渡河时，我被日军骑兵发现，随我一起执行任务的三个骑兵通讯员立即带着我的马沿河猛跑，掩护我过河。我伏在岸下，待十几个日军骑兵狂奔过去后，赶紧脱了衣服，一只手举着衣服、文件和驳壳枪，一只手握块石头破冰，在齐胸深的冰冷水里艰难涉渡。即将上岸时，敌骑兵在远处向我射击。此时我的腿脚早已冻得麻木不觉，脚下一滑，右小腿外侧立刻被坚硬锋利的冰碴划开一个三寸长的口子，鲜血顿时染红了脚下的河水。我不顾一切跑了三四里地，撕下衬衣简单包扎一下，继续执行任务。当我完成任务、骑着三分区给我的马返回司令部时，才得知那三位骑兵通讯员已壮烈牺牲。
　　当时医药条件差，又连续频繁地行军作战，我的伤口一直不能愈合。第二年1月初，我在军区司令部卫生所做了手术。当时没有麻醉药品，医生用一把消了毒的剪子直接剪掉了伤口周围坏死的腐肉，再用药布填充。更为麻烦的是，我突然患了疟疾，一打“摆子”就难以行动。首长命令我立即住院治疗。
　　医院设在唐县的口头和中佐，两村相距半里地，属我三分区辖地。地形虽偏僻复杂，但离敌人约20余里，医院没有在周围设立警戒，且生活难以自理的重伤员占大多数。我马上找到医院领导，建议组织工作人员和轻伤员布置警戒，并立即派人和我军在附近的部队取得联系，确保安全。医院领导是从太原跑出来参加革命的医务人员，毫无军事常识，虽然感到我讲得很对，却表示没有人手，组织不起来，认为我精神过敏，说：“敌人是不会来这里的，你不要害怕。”
　　我有点“火”了，顶他一句：“你不怕死，我也不怕死，可你要为这么多伤病员负责！”晚饭后，我治疗了伤口，吃过药，又认真仔细地检查了随身的驳壳枪，然后和住在同一病房的刘参谋聊了一会儿，才和衣睡下。刘参谋是三分区的作战参谋，老红军，20出头，伤势不轻，也在腿上。
　　


　　大约在晚上9点多钟，突然，枪声大作，我和刘参谋立即抽枪跑出屋外。医院领导和几个医务人员惊慌失措地跑来说：“杨参谋，你说得对，早该设几个哨兵，现在敌人上来了……怎么办？”
　　我立即回答：“不能慌张，每人带几颗手榴弹，马上组织突围。”随手拿根柴棍在地上画了东西南北的方位，说：“敌人的驻地在西面，现在三面枪声激烈，只有西面没有声音，显然是个陷阱。我们立即组织向东北方向突围，这里枪声虽紧，只要一鼓作气，猛冲过前面的山梁，不出20里地，就有我们三分区的部队，敌人不敢尾追。”
　　刘参谋赞同我的提议。院领导催促我立即和刘参谋带领十七八个伤员先行突围。有人搬来几箱手榴弹，我和刘参谋每人抓了几颗掖在腰里，相互搀扶着开始突围。我们20个人仅有三支驳壳枪和几支步枪，每人有几颗手榴弹。敌人一旦冲上来发现是伤员，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隐蔽到一间空马棚里，把人员分成两组，以便交替掩护。借着淡淡的月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30米处，猥集着几十个日军，正在密集火力扫射下压缩过来。
　　刘参谋一声口令，我们一起投出20多颗手榴弹，随着爆炸的硝烟，日军倒下一大片。趁着硝烟，我扶着刘参谋，一起用驳壳枪交替射向敌人，带领大家冲到村口，没有带枪的同志，迅速捡起日军尸体边的武器跟了上来。这时，我们才发现日军采取的是两层“拉网”式合围，兵力不少。此时，村子里激烈的枪声、爆炸声响成一片，不少房子着起了火。我再一次和刘参谋向大家讲明突围方向，等村外的日军逼近到30米左右时，大家同时猛地投出手榴弹后，一起向着村外东北方向的山梁冲锋。我们不断地投弹，射击，在人员越来越少的情况下，不顾一切地跑上山梁，又下到沟底的山间小路。周围很寂静，枪声也已远去，我们知道已冲出了日军的包围圈。我和刘参谋放开手往后看时，身后只剩两个医护人员，其中一个的胳膊被子弹打穿，血流不止，他俩懂得战场救护知识，用绑腿带紧紧包扎起来。我们稍事休息，便相互搀扶着向曲阳武家湾走去，准备到唐县和家庄去寻找部队。天亮时分，来了几位晋察冀军区卫生部的同志，他们得知医院遭到日军突袭的消息后，非常吃惊，取出干粮和水壶让我们先吃点儿。我把刘参谋和两个医护人员交待给卫生部的同志，立即出发寻找军区司令部。临别时，刘参谋站起身来，把仅剩的一颗手榴弹交给了我，握着我的手许久不放，嘱咐我一路小心。
　　


　　我拐着腿又走了60多里，天擦黑时，到了军区警卫营，回到了司令部。刘彬科长见我这么快就回来，很感吃惊。我向刘科长和司令部首长汇报了突围经过，着重指出敌后医院疏忽警戒和部队应该注意保护医院的问题，司令部首长很满意我的表现，夸奖我有一定的军事素质。
　　事后，我了解到那天从医院突围出来的人很少，大部分牺牲了，少部分被日军俘虏。几十名重伤员被剥光衣服，拉到墙边，日军将其手臂拽直，用铁钉从手掌和残肢钉入，然后用刺刀将他们捅死。
　　1940年4月，我奉命由通信科调到作战科担任参谋，适逢晋察冀军区投入46个团参加八路军前方总部组织的百团大战，我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责编 王时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