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一生作过67次演讲，鲁迅还两度为军人演讲，第一次是1924年7月30日在西安讲武堂，第二次是1927年4月8日在广州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也即著名的黄埔军校。
　　 1927年1月16日，鲁迅离开厦门大学，乘坐“苏州轮”，于18日午后抵达国民革命的中心广州，受聘担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
　　 彼时，黄埔军校留守政治部主任、中共党员熊雄，便与政治部的同事孙炳文、刘弄潮商议如何邀请鲁迅到军校演讲。1月25日，刘弄潮来到鲁迅寓所，略事寒暄后，就把话题引到演讲事项上。鲁迅初闻之下略有顾虑，他说：“现在去，怕起不了多大效果。”当时北伐战争还在进行，时局颇为动荡，鲁迅刚到广州，左右两派都以各种原由，设法接近并争取、利用鲁迅，各路人马络绎不绝，国民党高层戴季陶、孔祥熙、陈公博等先后请他赴宴。但鲁迅不愿受人牵制，一概予以拒绝，因请柬太多，他索性将它们送至传达室，写上“概不赴宴”。
　　 这一阶段，鲁迅除参加校务会议外，或参加欢迎会，或应邀作演讲，几无闲暇时间。如3月15日，他在给李霁野的信中写道：“我太忙，每天糊里糊涂的过去……住在校内……从早十点至夜十点，都有人来找。”而在给李小峰的信中（9月3日）亦曾回忆说：“……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
　　 刘弄潮便解释说：“黄埔同学，尤其是第五期，有許多是过去的大学生，都听过你的课。”他告诉鲁迅，这些学生入学前的文化水平比以往各期学生要高，政治大队的学生大都是政治水平较高的优秀分子，还有很大一批学生是国民革命军一至六军中的有文化的战士。鲁迅听了后终于表示：“革命需要我，我就去，权在革命方面，不在个人方面。”
　　 4月8日，鲁迅来到黄埔军校本部礼堂，作了约两个小时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演讲一开始，鲁迅开宗明义地指出，在动荡时代，文学的作用并不显著：“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
　　 随后，鲁迅联系社会现实，鞭辟入里地指出：“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的影响……广州仍然是十年前的广州。”并进一步阐述道：“中国现在的社会情况，只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甚至预言，当革命成功之后，文学终将会出现对旧制度的挽歌和对新制度的讴歌。演讲最后，鲁迅不失幽默地说：“我呢，自然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更好听得多似的。”听了鲁迅掷地有声、见解非凡的演讲后，台下近千名黄埔学生群情激奋，掌声经久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