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庚先生字希白，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中山大学教授，不幸于今年三月逝世。噩耗传来，哀思阵阵，牵起我深沉的回忆。
　　我似乎又来到了广州中山大学康乐园西南角那座两层的小楼里，在一楼的一间朝北的研究生寝室中。容先生坐在折叠椅上，点燃一支烟，在缕缕烟雾中开始了和我们的谈话。他询问我们的学习情况，检查我们的读书笔记，并向我们谈他的曲折经历和治学道路。他那夹杂着浓厚广东乡音的普通话似乎至今仍在耳边响着。先生每到寝室来一次，我们便在墙头划一道道，不到一个学期，已经留下好几个“正”字了。先生多半在下午来，来得多了，只要走廊中那缓慢而略带搓地之声的脚步一出现，我们便猜想是先生来了。开门相迎，果如所料。
　　容先生曾经诙谐地笑着对我们说：“我是个中学生，现在要来教你们这些研究生了。”容先生中学毕业后没有继续升学。但他对中国古代文字的研究则早在中学时代就已开始了。先生十五岁时，即“从四舅邓尔疋治《说文》”，每天的课余时间，他跟随邓尔疋先生“或习篆，或刻印，金石书籍拥置四侧，心窃乐之”(《金文编自序》)。先生曾对我们说过：“吴大编了一本《说文古籀补》，有人又编《说文古籀补补》，补、补、补、补，干吗老是去补别人的呢？”先生决意摆脱前人窠臼，进行独创性的研究工作。他四处搜集资料，潜心研究，终于编成了我国第一部铜器铭文大字典——《金文编》，由此得到罗振玉的赏识，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当研究生。一九二六年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岭南大学及中山大学任教，成为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
　　容先生秉性耿直，从不隐晦自己的观点。当人们片面理解教学中“少而精”的原则的时候，容先生就坦率地表示：“由博才能返约嘛！”在十年浩劫开始之时，他是中山大学最早被点名批判的三教授之一。直到“评法批儒”时，他还因对抗“批孔”而继续受着冲击。他大概是中山大学受批判最久而又年事最高的一位教授了。在谈到所受的迫害时，先生颇为气愤。他曾经涨红着脸对我们说：“我差一点跳了珠江！”夹着香烟的手指也微微颤抖起来。事后得知，当年先生确曾悄然出走，在街头踯躅徘徊，真想以一死抗争。由于朋友们的开导，先生终于明白了这种做法无补于国事。从此他以泰然处之的态度应付着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批判会。“批孔”运动开始后，有人到他家里去动员，容先生的回答极其干脆：“要批你批，我是不批的！”尽管为此又吃了苦头，他也毫不在乎，常常是对他的批判会一完，他就到中大附近著名的南园酒家吃饭去了。他以他特有的方式表达了对“四人帮”导演的这幕政治丑剧的蔑视和憎恨。
　　能憎恨邪恶的必定拥护正义。一九七六年周总理逝世后，中大部分同学自发组织追悼会，容先生当时处境艰难，没有人去通知他参加。就在追悼队伍即将出发之时，队尾添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拖着沉重的步伐随着年轻人缓缓来到灵堂，向总理遗像鞠躬致哀。又与同学们一起举起拳头，向总理立下誓言。这位“不速之客”就是我们的容庚先生。“拨乱反正”之后，容先生高兴地承担起培养研究生的任务，与商锡永师合作，破例招收了六名，接近解放十七年来招收研究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先生关心我们的成长，希望我们抓紧时间学习，尽快出成果。每次先生从我们寝室出来，我们要送他回家，他总摆摆手让我们回去。一次我们坚持要送，先生急了，说：“我在这里走了几十年，又不是不认得路。有这些时间，你们还不如多读点书好！”
　　那一段时间，容先生的心境相当好。记得一次我们陪他回家，前面一位小朋友用绳子拖着个玩具在走。容先生冷不防地踩在绳子上，小朋友拖不动了，回头一瞧，容先生急忙收起脚，“哈哈”笑了起来。原来他在和小朋友“恶作剧”。一般形容老人的形象有“鹤发童颜”之说，容先生却可谓“鹤发童心”，这是一般老人很难达到的境界。
　　中山大学古文字学研究室藏书之富，在国内古文字学界早有定评。其中不少珍本是容、商二老的私人藏书，而今公诸同好，为后学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如《三代吉金文存》、《商周金文录遗》、《甲骨文字集释》、全套的《中国文字》以及日文原版全套《金文通释》(作者白川静签名送给容先生的)等书，即使在一般大型图书馆里也不是常常能借到，在研究室里却开架陈列着，供人随手查阅。研究室的藏书一般没有复本，刚入学时，我们只能在室内阅读。研究室离寝室较远，有所不便。我们向容先生反映后，他亲自与有关人员联系，终于使我们能一本本地借回去看了，从此节假日的时间也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容先生要求你多读书，也想方设法让你多读书。我们到容先生家里借书，从来是有求必应的。已经毕业的研究生说，当年容先生还骑着自行车亲自把他们需要的书送到寝室里来。记得我们一入学，容先生第一次到寝室里来，从提包里拿出一本《金石书录目》，问道：“你们看过吗？”我们摇摇头。他说：“那就拿去，每个人都看看。”目录学是研究的基础。容先生推荐的是一本书，我们学到的却是治学的门径。《商周彝器通考》是治古文字学的必读书，在学校图书馆里借不到。容先生就把自用的那本借给我们。这本书是容先生四十年前的力作，早为海内外学者所推崇。在书中我们见到不少容先生修改增补的手迹，还夹着一张林焘先生当年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所做的作业，是关于古文字学发展概况的，成绩九十多分。大概容先生批改完毕后忘记发还林焘先生了。
　　一九七八年郭沫若逝世。容先生拍发唁电后，追忆与郭老半个世纪的交往，心情沉重。为了帮助人们研究郭沫若的学术思想和治学道路，容先生拿出五十六封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五年间郭老从日本写给他的信，第一封信中郭老自署“未知友”。其时郭老正致力于古文字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然而“遁迹海外，且在乡间，万事均感孤陋”，“苦材料缺乏，复无可与谈者，殊闷闷也”(《郭沫若书简——致容庚》)，因而求助于已经成名的容庚先生。容先生没有使郭老失望，他向这位素昧平生的“未知友”源源不断地提供重要的古文字拓片和出版物，在信中探讨学术问题，帮助郭老在国内的刊物上发表论文，甚至为之筹措经费。容先生以真诚的友谊帮助郭老在困难的环境中从事学术研究，这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然而诚笃朴实的容先生在解放后从未宣扬过此事。也许在他看来，帮助他人利用古文字材料从事研究，完全是他应该做的极普通而又极自然的事情吧。
　　容先生是广东东莞人，在北京度过了他学术生涯中十分重要的一段时期。《宝蕴楼彝器图录》、《武英殿彝器图录》、《秦汉金文录》、《颂斋吉金图录》、《海外吉金图录》、《善斋彝器图录》以及《金文编》(第二版)、《商周彝器通考》等都成于北京。当时南方的一所大学以正教授的名义聘他任教，他婉言谢绝了。北京是学者荟萃之地，故宫、琉璃厂集中了大量商周青铜彝器及铭文拓片，它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正因此，正教授的衔头对于容先生反而没有多少吸引力了。“嘿嘿，我宁愿在北京当襄教授，也不去当正教授！”——这句话容先生在不同场合多次说过。那种庆幸的神情至今仍清晰地浮现在我脑际。这是他一生中关于出处的重要抉择，大概是先生得意的一步。而这种出处问题的抉择也正是我们后学经常容易失策的地方，容先生常常提到它，想来不无向我们敲起警钟的意思吧！
　　容先生的学风十分严谨。他的成名之作《金文编》已经出过三版，每版都有增益修改。第三版《金文编》出版后，又有大量有铭的商周铜器出土和传世铜器发现。为了搜集新资料，他以古稀之年亲自外出考察。每有所得，辄描记在书上。当我们翻开他手头的那部《金文编》时，就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增补的字形和器名，有笔写的，有蓝笔写的，密密麻麻，布满行间，据统计，第四版《金文编》将新增器目约八百件，新增单字约八百个，新增异构重文约三千五百字，总篇幅将增加一半。第四版《金文编》已列为“六五”计划期间我国语言学科的重点研究项目，将由中华书局出版。它是我国古文字学研究的一座丰碑，铭刻着容先生五十多年来对古文字学的重大功绩，将永远受到后人的敬仰。
　　容先生是我们的指导教师，对我们始终十分亲切随和。我们每次到他家，他总要斟茶送烟，谈话在极为欢洽的气氛中进行。我们告辞时，他又总要陪我们下楼，送到门外，站在路边，目送我们远去，羊城多丽日，阳光洒满老人的全身，庞眉皓发，红光满面，微笑着向我们挥手——这就是我心中的容先生，一个永远不会淡忘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