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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代中国当代文论的建构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指导，因此我们必须重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典原著，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的必由之路。马恩给拉萨尔、敏·考茨基和玛·哈克奈斯的几封书信中一再强调的“莎士比亚化”是他们对刚刚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实践进行研究提出的一个文艺创作的重要原则。从中可以看到，在对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实践的研究中总结出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方法论。因此，新时代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首先要接地气，要像马恩一样认真研究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建设能够推动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创新性理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莎士比亚化;社会主义文艺;文艺创作实践
主持人语：
这组文章的主旨是讨论新时代中国当代文论的理论建构问题。这几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这个当前中国文论领域的热点发表了各自看法。冯宪光的文章提出要重读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创立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原著，并且着重指出马恩注重研究早期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实践的重要文艺思想，从中提出这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当代文论理论建构必须面对中国当代文艺创作实践，理论必须接地气的重要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指导在于指出方向。而中国当代文论必然是中国传统文论发展而来的新时代的文论，无论是进行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还是实行在中国传统文论基础上的创新性发展，都必须寻找中国传统文论与新时代文论的规范性对接点，其中之一就是中国传统文论在当代的合法性问题。傅其林的文章对此做了细致论述，有其新颖见解。孙恒存的文章《新时代人民美学及其现实主义精神》立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美学与文论的具体形态研究，他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是新时代人民美学的集中代表。新时代人民美学以其现实性为基础，新时代人民美学的独特现实性是力求呈现文艺领域的新时代的现实性。此文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思想与文艺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结合起来，有其新的思考。而新时代文艺形态与媒介的结合是新时代中国当代文论应该认真面对的理论和实践的重要问题。人类文学媒介发展已经历经了几个阶段。新时代文艺的新兴媒体在文艺领域的创作、传播和接受活动中具有自发性和不可逆转性，当前网络文学发展迅猛，网络文艺批评十分活跃，但是网络文艺理论的建构尚未成为气候。周才庶的文章提出从分散的网络文艺批评走向系统的网络文艺理论，其理论话语建构当以文艺作品为本体、以审美特性为重要准则、以中国特色为指归，从而形成理论合力，提高文论话语的阐释力，这个意见不失为一家之言。这些文章结为一个组合，孙化显在组稿中做了不少工作，特此致谢。
——冯宪光
习近平在2014年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①在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中，对文艺创作实践的反思性文艺批评就是接地气的文艺理论。这是新时代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总纲。
“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这是必须的。新时代的中国当代文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是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作为社会意识的新时代中国当代文论的基本性质。只有始终坚持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才能保证新时代中国当代文论规范性的建构和健康发展。当然，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指导是一种美学观和文艺观的立场观点的目的论指引，只能帮助而不能阻碍理论家在中国当代文论领域进行自由、开放的理论开拓和建构的工作。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带着建设中国当代文论的问题，重读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关于文艺理论论述的经典，帮助我们开拓思路，解放思想。
新时代中国当代文论应该解决什么问题呢？这就是十九大报告指出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核心论题。马克思主义是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不仅是解释世界的唯物主义，特别是改造世界的唯物主义。因此，人民改造世界实践，推动历史前进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所创始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不仅在理论基础上具有不同于西方从古希腊以来的文艺理论的世界观、美学观和文艺观，而且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与此前世界各国的文艺思想有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他们有不同于以往文论家的新的研究对象。在他们的时代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自己的文艺，这个新的时代和新的文艺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论所面对的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不是说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文论家面前没有这个对象，这个对象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一切没有无产阶级立场、没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理论家对此是视而不见的，不予重视与研究的。马克思创立的新的世界观有赋予无产阶级伟大的历史使命，通过社会革命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这一理论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关注当时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背景下产生的社会主义文艺的现状，要求现时代的文艺作品表达无产阶级干革命、求解放的心声，动摇现行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深刻地表现时代发展的趋势。
中国当前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取得了重要成就，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问题是一些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对马恩文论经典著作的研究热衷于概念的辨析和理论的逻辑推演，从理论到理论，脱离文艺创作实际，而不关注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是如何去研究西方文艺创作实践的具体历史和现实状况，不关注他们是如何研究当时早期的社会主义文艺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不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现实的文艺实践研究放在首位的思想方法。本文再谈马恩文艺思想中的“莎士比亚化”问题，就是因为以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从马恩强调创作要加强作品的艺术性的角度进行传统文论范围内的理解和论述，这有一定的理论价值，而本文重谈这个问题，主要想说明马恩讲的“莎士比亚化”是他们对刚刚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实践进行研究提出的一个文艺创作的重要原则。 马恩在对《济金根》《旧与新》和《城市姑娘》等作品的分析中，在批评这些作品没有完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同时，都一致地提到这些作品同样都缺乏文艺作品应该具有的艺术魅力，缺乏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马克思为帮助拉萨尔改进自己创作而指出，“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②恩格斯也说，《济金根》的缺点除了忘记现实主义之外，还“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③。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经常讨论到的“莎士比亚化”问题。
马恩提出“莎士比亚化”不是对欧洲古典文学、莎士比亚作品的知识性、学理性研究，而是针对19世纪已经出现的社会主义文学或政治上倾向于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文学的缺失的研究提出的一个重要创作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经常阅读经典文学作品，始终保持对文艺作品卓越的鉴赏力，同时关注当时欧洲当代文艺作品的创作，评点欧洲当代文学。而且，他们特别关注在这个新的时代刚刚出现的社会主义文学。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的马克思恩格斯致拉萨尔、敏·考茨基和玛·哈克奈斯的几封书信，就是专门对早期社会主义文学作品的具体评论。1859年3月14日，恩格斯在广告上看到斐迪南·拉萨尔写的一个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已经出版，于是写信请他把剧本寄来一阅。3月28日左右，马恩都收到了这个剧本。马克思在4月18日、恩格斯在5月18日分别写信给拉萨尔，对剧本进行了细致分析，与拉萨尔错误的创作思想进行论争。此时的拉萨尔是19世纪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后来担任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是参加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同路人。需要说明的是，有的人认为，把在创作思想上有严重错误的拉萨尔的《弗兰茨·冯·济金根》作为早期社会主义文学是根本不对的。马克思与拉萨尔在理论和政治上的决裂发生在1862年底④，从那时起对拉萨尔的错误理论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但在《弗兰茨·冯·济金根》出版之际，马恩一直把拉萨尔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同伴，1859年他们之间还保持着友好关系。1859年马恩对《弗兰茨·冯·济金根》的评论作为对早期社会主义文艺的评论是有根据的。即使马恩与拉萨尔决裂以后，马克思在拉萨尔1864年因决斗而死亡时说，“拉萨尔的不幸遭遇使我在这些日子里一直感到痛苦。他毕竟还是老一辈近卫军中的一个，并且是我们敌人的敌人。”⑤1885年夏季，第二国际领导人卡尔·考茨基的母亲、作家敏·考茨基和恩格斯在伦敦相识，两人一起讨论过文学问题，恩格斯当时希望她写小说时要研究一下巴尔扎克。同年10月她给恩格斯写信，随信寄去了她新写的小说《旧和新》，⑥希望得到恩格斯的评论，恩格斯于1885年11月26日给敏·考茨基复信。玛·哈克奈斯是英国19世纪80年代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女作家，曾经到伦敦东头工人区去了解工人的生活状况。1886年，她参加了英国社会主义组织——社会民主联盟的活动，担任社会民主联盟机关刊物《正义》周刊的编辑。此时，她开始文学创作活动，1887年出版了第一部小说《城市姑娘》。小说出版后，哈克奈斯委托出版者把它送给恩格斯征求意见。1888年4月初，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对《城市姑娘》进行评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四封书信是马恩对当时倾向社会主义的左翼作家新出版的文艺作品的评论，这些作品归属于19世纪新兴的工人运动营垒，属于早期社会主义文艺作品，马恩对这些作品的评论不仅涉及对欧洲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及其文艺理论的总结，而且创造性地提出19世纪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思想，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的创作与批评都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其中“莎士比亚化”就是这样的重要论述。
莎士比亚化的创作原则要求艺术家的创作不从抽象的理论观念出发，而是面向现实生活，从对生活具体而深刻的体验出发，在具有日常生活色彩的丰富性、生动性高度融合的情节中，塑造体现现实社会关系深层本质的典型环境中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莎士比亚化不是简单地回到莎士比亚，而是在新兴社会主义文艺中创作出新时代的莎士比亚式的艺术作品。这是马恩对新兴社会主义文学提出的一个文艺创作原则。
恩格斯希望有19世纪的但丁来呼唤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新纪元的到来，而在新兴社会主义文学出现以后，马恩更希望有19世纪的莎士比亚来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向前发展。19世纪新的历史观已经形成，信仰社会主义的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已经有自觉而明确的思想引导，作家很容易简单地认为社会主义文学与资产阶级文学的区别就在于在作品中表现的立场观点不同，思想认识不同，社会主义文学作品的标志是在作品中极力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于是这些作家较为普遍地存在如《旧与新》等作品直接把社会主义思想传递在作品中的问题。这种创作倾向实际上是德国文学中存在的席勒化创作原则的表现。当时德国文学界一直存在对莎士比亚与席勒创作思想优劣的争论。1858年为纪念德国作家席勒诞生100周年，阿·卢格发表《理想王国中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文章，声称“莎士比亚不是戏剧诗人”，因为“他没有哲学体系”，而席勒因为他是康德的信徒，才是真正的“戏剧诗人”。⑦弗里德里希·席勒是德国18世纪著名文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德国文学史上著名的“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人物，对18世纪德国启蒙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席勒的文学创作思想主张从哲学的理性思维的抽象一般出发，去选取生活事实，再赋予特殊的艺术形式。由于德国民族有对理性思想的理论激情，有在作品中表现严肃性、伟大思想、内心的充实的文学传统，所以席勒受到许多人高度推崇。
在德国文学，乃至欧洲社会主义文学中，实际存在着要莎士比亚还是要席勒的论争。马恩认为莎士比亚作品达到的现实主义非凡艺术成就是社会主义文学应该继承的优秀传统，应该把莎士比亚作为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典范，于是提出要莎士比亚化，不要席勒化的文艺创作原则。
在欧洲文学史上有四大经典名著，即荷马史诗、但丁《神曲》、莎士比亚戏剧和歌德《浮士德》。马恩对这些文学经典评价都非常高，但是一直认为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是欧洲文学历史传统中最伟大的文学家。这是因为17世纪英国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莎士比亚在当时就以戏剧作品艺术地抓住了普遍的交换价值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核心社会本质。马克思说，“一切产品、活动、关系可以同第三者，同物的东西相交换，而这第三者又可以无差别地同一切相交换”，形成“人的素质、能力、才能、活动的社会性质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即在人与社会中建立了“普遍的效用关系和适用关系。使不同的东西等同起来，——莎士比亚对货币就有过这样中肯的理解”。⑧这里指的是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对货币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的核心地位的揭示和批判。《雅典的泰门》是莎士比亚所写的最后一个悲剧，书写泰门由一个家资富有的贵族到倾家荡产而饱受世人欺凌，愤世而亡的悲剧，沉痛而愤慨地控诉了金钱对人的腐蚀作用，批判了货币主宰的世界摧毁人类正常生活的罪恶，艺术地展现了日常生活背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马恩指出，“金钱是财产的最一般的形式，它与个人的独特性很少有共同点，它甚至还直接与个人的独特性相对立，关于这一点，莎士比亚要比我们那些满口理论的小资产者知道得更清楚”。⑨《雅典的泰门》中这种深刻的思想并不为英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所认识，而由莎士比亚在戏剧中揭露出来并且以其人文精神进行无情批判，这是欧洲文学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和这一社会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而且，莎士比亚作品广泛地描写了英国17世纪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状态，以其日常生活中文化、风俗、习惯的生动形象，深刻地揭示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由封建社会过渡而来的历史现实。莎士比亚在艺术风格、形式上，独树一帜，一方面广泛传承英国古代和中世纪戏剧传统，同時又涵纳当时欧洲文化艺术新兴理念和技法，另一方面细致入微地审视人生社会，抓住时代趋势，把日常生活体验、社会本质认知、美好生活追求、人性复杂倾向、意识情感丰富饱满与高妙艺术技巧等融汇一体，在作品中塑造出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描绘出多姿多态、流光溢彩的社会生活图景，并突破西方美学悲剧与喜剧决不相融的艺术陈规，创新了符合新兴资本主义社会新风貌的悲喜交融、诗意和哲思相通、寓情意志综合美感于作品艺术诸多要素汇聚的矛盾变化之中的独创性美学境界。莎士比亚的创作达到了作品在人类哲理思想高度、映现时代生活的内容与多彩炫目的艺术形式、丰富生动的艺术情节、惊艳绝伦的审美情境的统一，其深刻思想性、反映生活的真实性与高度艺术性的统一，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效法的典范。 要莎士比亚化，不要席勒化，并不是单纯地出于马恩个人对莎士比亚的喜爱。席勒青年时期从事创作开始就有生活经历不够，个人对现实生活体验不够深切，往往依靠理性认识和前人作品素材进行文艺创作的问题存在。他与关系亲密的歌德在创作主张上不同。席勒认为，艺术的快感来自理性。他说，艺术的“自由的快感，指的是精神力量，即理性和想象力活跃起来，感觉并通过观念产生出来时的那种快感”，⑩因此他的戏剧倾向性突出，而概念化说教明显。所谓席勒化就是这种从理性观念出发，不从生活实际出发的创作观念。歌德不同意席勒化的创作主张，认为在文艺创作中突出哲学倾向损害了席勒的创作，指出“一个如此才华出众的人，从自己的哲学思维方式得不到丝毫好处，反而长期为其所苦，看着真是让人痛心啊”。11而歌德认为在欧洲艺术史上最伟大的艺术家是莫扎特、拉斐尔和莎士比亚。在文学上，莎士比亚是无限的丰富和伟大的天才作家，“莎士比亚的作品已经穷尽整个人性的方方面面，已经作过最高、最深的发掘”。12德国文学一代宗师歌德的看法与马恩要莎士比亚化，不要席勒化的创作原则是一致的。1873年恩格斯说，罗德里希·贝奈狄克的“书中极为详尽地证明，莎士比亚不能和我国伟大的诗人，甚至不能和现代的伟大诗人相提并论”。“单是《风流娘儿们》的第一幕就比全部德国文学包含更多的生活气息和现实性。单是那个兰斯和他的狗克莱勃就比全部德国喜剧加在一起更具有价值。”13《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是莎士比亚所写生活气息特别浓郁的喜剧，讲述已婚妇女弗特和莱希两人同时收到破落贵族法斯塔夫的情书，合谋教训这个好色之徒的故事。第一幕中弗特女士故意邀请法斯塔夫来跟自己幽会，法斯塔夫一上场就动手动脚。此时莱希女士剛好在约定时间上门，告诉弗特女士，弗特先生听闻老婆与人约会，正要回来捉奸。法斯塔夫不仅未成好事，反而只好进入洗衣篮子里躲避，并且随同篮子连人带衣服被扔到水沟里去。弗特先生找遍全屋，都没有什么男士在场，只得以承认自己多疑收场。在这些情节中，女人机智，男人昏聩，笑料不断，情趣横生，生活气息浓郁，与当时德国文学中的严肃、说教风气相比，更有丰富的审美情趣。莎士比亚化就是文学创作必须遵循审美创造的客观规律。马克思科学地阐明了理论思维与艺术精神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不同方式，莎士比亚化的创作原则要求社会主义文学用艺术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深刻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展示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而不是用席勒化的理论思维先行方式来进行艺术创作。
在19世纪法国出现了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巴尔扎克，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巴尔扎克作品有过高度评价。他们认为，巴尔扎克与莎士比亚一样，在19世纪用现实主义小说深刻地把握了资本主义社会演变发展的历程，不是简单地在作品中宣传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强烈地表达社会主义的政治倾向。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以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而著名的巴尔扎克，在他最后的一部小说《农民》里，切当地描写了一个小农为了保持住一个高利贷者对自己的厚待，如何白白地替高利贷者干各种活”的情节，深刻地表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状态内，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也受资本主义观念的支配”的社会现实。14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创作有一个经典论述：“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无比精彩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并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屈服，或者被这种暴发户所腐蚀，他描写了贵妇人（她们在婚姻上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在婚姻上听人摆布的情况是完全相适应的）怎样让位给为了金钱或衣着而给自己丈夫戴绿帽子的资产阶级妇女。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编了一部完整的法国社会的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15一定要注意到，马克思对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的肯定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以文艺作品来艺术地表达自己对社会关系的正确认识和深刻把握的。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结构论中，政治的思想观念与文艺同样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形式，政治思想理论的长处就是对现实社会关系的正确认识和深刻把握，而像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那样的作家也能够在文艺作品中正确认识和深刻把握现实社会关系，说明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政治思想认识可以是或者应该是文艺作品的内在内容。
但是社会主义文学不是把社会主义的政治内容简单地加入进文艺的审美形式。在有一定政治取向的成功文艺作品中，政治内在于文艺之中，这是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特殊形式。政治与文艺一样，都受社会经济基础的决定和制约，同时又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基础。意识形态形式的反作用往往表现在社会生产力与社会关系发生矛盾冲突之时，在这个时候，政治思想观念和文学艺术同时都要代表革命性的生产力对旧有生产关系发起冲击，呼唤新型生产关系的诞生。这个时候，政治与艺术交织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政治与文艺相互内在化，政治的诉求成为文艺作品的内在内容，文艺作品的激进情感成为政治思想思潮和政治斗争的合理内涵。在西方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阶级的政治斗争中，文艺复兴运动、启蒙主义运动中杰出的政治理论著作能够激发人们对幸福生活向往的激情，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情感态度之中，它们是政治的，同样是审美的，那些深刻揭示社会现实的文艺作品同样能够推动人们走向革命，它们是文艺的，同样是政治的。恩格斯说，巴尔扎克忠实于现实主义艺术地把握世界的方式，“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背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大的特点之一。”16恩格斯在两个“看到了”的词语上都用了着重号，以对此语义的强调来阐明，巴尔扎克从艺术地对现实社会关系正确把握之中产生了新的情感关系和情感态度，这是由他对现实社会政治关系的认识中产生的。 巴尔扎克在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中达到了15世纪莎士比亚剧作类似的艺术高度和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政治和思想的高度。但是，无论是莎士比亚还是巴尔扎克都不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创作者。而努力创作社会主义文艺作品的作家注意到作品要有社会主义思想观点，努力去写社会主义的倾向性作品，在创作思想上简单地把文艺与政治对立起来，这是当时和此后社会主义文学存在的较为普遍的问题。中国当代文藝创作不能说已经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我个人的看法是，一些重视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品在艺术上不够精细和完美，而一些着眼于艺术探索和美学追求的作品又疏远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现实。在马恩的文艺创作思想中，在他们的莎士比亚化的创作原则中始终包含着文艺与政治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形式相互内在化的思想，一直并不支持作家在作品中直接表达社会主义的政治倾向，而赞成像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那样，在作品中把作家自己对现实生活观察、情感体验和审美态度等融汇一炉，艺术地把握现实社会关系，从而使社会主义政治倾向内在地包含在艺术之中，形成真正的社会主义文艺。因此在当代中国文论的研究中，应该以马恩的这些思想为指导，重视研究中国当代文艺创作中政治与艺术的关系。
马恩当时面对的是早期的社会主义文艺作品，因此他们对这些作品的批评多于肯定。这反映出社会主义文艺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成长过程。所以，恩格斯才说，“您不无理由地认为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自觉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大概只有在将来才能达到。”17从恩格斯写信的1859年到现在已经过了160年，现在已经到了恩格斯所说的“将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征程惊天动地，需要用“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自觉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这样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融合文艺作品来表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提出了“我们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形成‘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之势”的要求。18而现在新时代文艺理论的建设明显对中国当代文艺创作关注不够。这就需要新时代文艺理论要像马恩一样认真研究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建设能够推动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创新性理论。
文艺理论的建设永远要接文艺创作实践的地气。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认真研究中国当代文艺创作实践，这是我们现在回到马克思，创新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路径。
注释：
①18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②③1516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页，第177页，第570—571页，第571页，第174页。
④见1865年2月23日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下），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2页。
⑥敏·考茨基小说中译本以《旧人与新人》为书名由文化艺术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收入恩格斯1885年11月26日致敏·考茨基的信，小说书名为《旧与新》。本书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一律称该书为《旧与新》。
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6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54页。
⑩张玉书选编：《席勒文集》Ⅵ·理论卷，张佳珏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1112[德]艾克曼：《歌德谈话录》，杨武能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第3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08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莎士比亚化;社会主义文艺;文艺创作实践
主持人语：
这组文章的主旨是讨论新时代中国当代文论的理论建构问题。这几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这个当前中国文论领域的热点发表了各自看法。冯宪光的文章提出要重读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创立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原著，并且着重指出马恩注重研究早期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实践的重要文艺思想，从中提出这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当代文论理论建构必须面对中国当代文艺创作实践，理论必须接地气的重要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指导在于指出方向。而中国当代文论必然是中国传统文论发展而来的新时代的文论，无论是进行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还是实行在中国传统文论基础上的创新性发展，都必须寻找中国传统文论与新时代文论的规范性对接点，其中之一就是中国传统文论在当代的合法性问题。傅其林的文章对此做了细致论述，有其新颖见解。孙恒存的文章《新时代人民美学及其现实主义精神》立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美学与文论的具体形态研究，他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是新时代人民美学的集中代表。新时代人民美学以其现实性为基础，新时代人民美学的独特现实性是力求呈现文艺领域的新时代的现实性。此文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思想与文艺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结合起来，有其新的思考。而新时代文艺形态与媒介的结合是新时代中国当代文论应该认真面对的理论和实践的重要问题。人类文学媒介发展已经历经了几个阶段。新时代文艺的新兴媒体在文艺领域的创作、传播和接受活动中具有自发性和不可逆转性，当前网络文学发展迅猛，网络文艺批评十分活跃，但是网络文艺理论的建构尚未成为气候。周才庶的文章提出从分散的网络文艺批评走向系统的网络文艺理论，其理论话语建构当以文艺作品为本体、以审美特性为重要准则、以中国特色为指归，从而形成理论合力，提高文论话语的阐释力，这个意见不失为一家之言。这些文章结为一个组合，孙化显在组稿中做了不少工作，特此致谢。
——冯宪光
习近平在2014年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①在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中，对文艺创作实践的反思性文艺批评就是接地气的文艺理论。这是新时代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总纲。
“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这是必须的。新时代的中国当代文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是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作为社会意识的新时代中国当代文论的基本性质。只有始终坚持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才能保证新时代中国当代文论规范性的建构和健康发展。当然，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指导是一种美学观和文艺观的立场观点的目的论指引，只能帮助而不能阻碍理论家在中国当代文论领域进行自由、开放的理论开拓和建构的工作。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带着建设中国当代文论的问题，重读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关于文艺理论论述的经典，帮助我们开拓思路，解放思想。
新时代中国当代文论应该解决什么问题呢？这就是十九大报告指出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核心论题。马克思主义是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不仅是解释世界的唯物主义，特别是改造世界的唯物主义。因此，人民改造世界实践，推动历史前进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所创始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不仅在理论基础上具有不同于西方从古希腊以来的文艺理论的世界观、美学观和文艺观，而且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与此前世界各国的文艺思想有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他们有不同于以往文论家的新的研究对象。在他们的时代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自己的文艺，这个新的时代和新的文艺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论所面对的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不是说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文论家面前没有这个对象，这个对象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一切没有无产阶级立场、没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理论家对此是视而不见的，不予重视与研究的。马克思创立的新的世界观有赋予无产阶级伟大的历史使命，通过社会革命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这一理论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关注当时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背景下产生的社会主义文艺的现状，要求现时代的文艺作品表达无产阶级干革命、求解放的心声，动摇现行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深刻地表现时代发展的趋势。
中国当前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取得了重要成就，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问题是一些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对马恩文论经典著作的研究热衷于概念的辨析和理论的逻辑推演，从理论到理论，脱离文艺创作实际，而不关注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是如何去研究西方文艺创作实践的具体历史和现实状况，不关注他们是如何研究当时早期的社会主义文艺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不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现实的文艺实践研究放在首位的思想方法。本文再谈马恩文艺思想中的“莎士比亚化”问题，就是因为以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从马恩强调创作要加强作品的艺术性的角度进行传统文论范围内的理解和论述，这有一定的理论价值，而本文重谈这个问题，主要想说明马恩讲的“莎士比亚化”是他们对刚刚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实践进行研究提出的一个文艺创作的重要原则。 马恩在对《济金根》《旧与新》和《城市姑娘》等作品的分析中，在批评这些作品没有完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同时，都一致地提到这些作品同样都缺乏文艺作品应该具有的艺术魅力，缺乏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马克思为帮助拉萨尔改进自己创作而指出，“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②恩格斯也说，《济金根》的缺点除了忘记现实主义之外，还“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③。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经常讨论到的“莎士比亚化”问题。
马恩提出“莎士比亚化”不是对欧洲古典文学、莎士比亚作品的知识性、学理性研究，而是针对19世纪已经出现的社会主义文学或政治上倾向于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文学的缺失的研究提出的一个重要创作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经常阅读经典文学作品，始终保持对文艺作品卓越的鉴赏力，同时关注当时欧洲当代文艺作品的创作，评点欧洲当代文学。而且，他们特别关注在这个新的时代刚刚出现的社会主义文学。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的马克思恩格斯致拉萨尔、敏·考茨基和玛·哈克奈斯的几封书信，就是专门对早期社会主义文学作品的具体评论。1859年3月14日，恩格斯在广告上看到斐迪南·拉萨尔写的一个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已经出版，于是写信请他把剧本寄来一阅。3月28日左右，马恩都收到了这个剧本。马克思在4月18日、恩格斯在5月18日分别写信给拉萨尔，对剧本进行了细致分析，与拉萨尔错误的创作思想进行论争。此时的拉萨尔是19世纪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后来担任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是参加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同路人。需要说明的是，有的人认为，把在创作思想上有严重错误的拉萨尔的《弗兰茨·冯·济金根》作为早期社会主义文学是根本不对的。马克思与拉萨尔在理论和政治上的决裂发生在1862年底④，从那时起对拉萨尔的错误理论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但在《弗兰茨·冯·济金根》出版之际，马恩一直把拉萨尔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同伴，1859年他们之间还保持着友好关系。1859年马恩对《弗兰茨·冯·济金根》的评论作为对早期社会主义文艺的评论是有根据的。即使马恩与拉萨尔决裂以后，马克思在拉萨尔1864年因决斗而死亡时说，“拉萨尔的不幸遭遇使我在这些日子里一直感到痛苦。他毕竟还是老一辈近卫军中的一个，并且是我们敌人的敌人。”⑤1885年夏季，第二国际领导人卡尔·考茨基的母亲、作家敏·考茨基和恩格斯在伦敦相识，两人一起讨论过文学问题，恩格斯当时希望她写小说时要研究一下巴尔扎克。同年10月她给恩格斯写信，随信寄去了她新写的小说《旧和新》，⑥希望得到恩格斯的评论，恩格斯于1885年11月26日给敏·考茨基复信。玛·哈克奈斯是英国19世纪80年代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女作家，曾经到伦敦东头工人区去了解工人的生活状况。1886年，她参加了英国社会主义组织——社会民主联盟的活动，担任社会民主联盟机关刊物《正义》周刊的编辑。此时，她开始文学创作活动，1887年出版了第一部小说《城市姑娘》。小说出版后，哈克奈斯委托出版者把它送给恩格斯征求意见。1888年4月初，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对《城市姑娘》进行评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四封书信是马恩对当时倾向社会主义的左翼作家新出版的文艺作品的评论，这些作品归属于19世纪新兴的工人运动营垒，属于早期社会主义文艺作品，马恩对这些作品的评论不仅涉及对欧洲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及其文艺理论的总结，而且创造性地提出19世纪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思想，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的创作与批评都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其中“莎士比亚化”就是这样的重要论述。
莎士比亚化的创作原则要求艺术家的创作不从抽象的理论观念出发，而是面向现实生活，从对生活具体而深刻的体验出发，在具有日常生活色彩的丰富性、生动性高度融合的情节中，塑造体现现实社会关系深层本质的典型环境中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莎士比亚化不是简单地回到莎士比亚，而是在新兴社会主义文艺中创作出新时代的莎士比亚式的艺术作品。这是马恩对新兴社会主义文学提出的一个文艺创作原则。
恩格斯希望有19世纪的但丁来呼唤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新纪元的到来，而在新兴社会主义文学出现以后，马恩更希望有19世纪的莎士比亚来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向前发展。19世纪新的历史观已经形成，信仰社会主义的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已经有自觉而明确的思想引导，作家很容易简单地认为社会主义文学与资产阶级文学的区别就在于在作品中表现的立场观点不同，思想认识不同，社会主义文学作品的标志是在作品中极力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于是这些作家较为普遍地存在如《旧与新》等作品直接把社会主义思想传递在作品中的问题。这种创作倾向实际上是德国文学中存在的席勒化创作原则的表现。当时德国文学界一直存在对莎士比亚与席勒创作思想优劣的争论。1858年为纪念德国作家席勒诞生100周年，阿·卢格发表《理想王国中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文章，声称“莎士比亚不是戏剧诗人”，因为“他没有哲学体系”，而席勒因为他是康德的信徒，才是真正的“戏剧诗人”。⑦弗里德里希·席勒是德国18世纪著名文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德国文学史上著名的“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人物，对18世纪德国启蒙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席勒的文学创作思想主张从哲学的理性思维的抽象一般出发，去选取生活事实，再赋予特殊的艺术形式。由于德国民族有对理性思想的理论激情，有在作品中表现严肃性、伟大思想、内心的充实的文学传统，所以席勒受到许多人高度推崇。
在德国文学，乃至欧洲社会主义文学中，实际存在着要莎士比亚还是要席勒的论争。马恩认为莎士比亚作品达到的现实主义非凡艺术成就是社会主义文学应该继承的优秀传统，应该把莎士比亚作为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典范，于是提出要莎士比亚化，不要席勒化的文艺创作原则。
在欧洲文学史上有四大经典名著，即荷马史诗、但丁《神曲》、莎士比亚戏剧和歌德《浮士德》。马恩对这些文学经典评价都非常高，但是一直认为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是欧洲文学历史传统中最伟大的文学家。这是因为17世纪英国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莎士比亚在当时就以戏剧作品艺术地抓住了普遍的交换价值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核心社会本质。马克思说，“一切产品、活动、关系可以同第三者，同物的东西相交换，而这第三者又可以无差别地同一切相交换”，形成“人的素质、能力、才能、活动的社会性质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即在人与社会中建立了“普遍的效用关系和适用关系。使不同的东西等同起来，——莎士比亚对货币就有过这样中肯的理解”。⑧这里指的是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对货币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的核心地位的揭示和批判。《雅典的泰门》是莎士比亚所写的最后一个悲剧，书写泰门由一个家资富有的贵族到倾家荡产而饱受世人欺凌，愤世而亡的悲剧，沉痛而愤慨地控诉了金钱对人的腐蚀作用，批判了货币主宰的世界摧毁人类正常生活的罪恶，艺术地展现了日常生活背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马恩指出，“金钱是财产的最一般的形式，它与个人的独特性很少有共同点，它甚至还直接与个人的独特性相对立，关于这一点，莎士比亚要比我们那些满口理论的小资产者知道得更清楚”。⑨《雅典的泰门》中这种深刻的思想并不为英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所认识，而由莎士比亚在戏剧中揭露出来并且以其人文精神进行无情批判，这是欧洲文学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和这一社会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而且，莎士比亚作品广泛地描写了英国17世纪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状态，以其日常生活中文化、风俗、习惯的生动形象，深刻地揭示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由封建社会过渡而来的历史现实。莎士比亚在艺术风格、形式上，独树一帜，一方面广泛传承英国古代和中世纪戏剧传统，同時又涵纳当时欧洲文化艺术新兴理念和技法，另一方面细致入微地审视人生社会，抓住时代趋势，把日常生活体验、社会本质认知、美好生活追求、人性复杂倾向、意识情感丰富饱满与高妙艺术技巧等融汇一体，在作品中塑造出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描绘出多姿多态、流光溢彩的社会生活图景，并突破西方美学悲剧与喜剧决不相融的艺术陈规，创新了符合新兴资本主义社会新风貌的悲喜交融、诗意和哲思相通、寓情意志综合美感于作品艺术诸多要素汇聚的矛盾变化之中的独创性美学境界。莎士比亚的创作达到了作品在人类哲理思想高度、映现时代生活的内容与多彩炫目的艺术形式、丰富生动的艺术情节、惊艳绝伦的审美情境的统一，其深刻思想性、反映生活的真实性与高度艺术性的统一，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效法的典范。 要莎士比亚化，不要席勒化，并不是单纯地出于马恩个人对莎士比亚的喜爱。席勒青年时期从事创作开始就有生活经历不够，个人对现实生活体验不够深切，往往依靠理性认识和前人作品素材进行文艺创作的问题存在。他与关系亲密的歌德在创作主张上不同。席勒认为，艺术的快感来自理性。他说，艺术的“自由的快感，指的是精神力量，即理性和想象力活跃起来，感觉并通过观念产生出来时的那种快感”，⑩因此他的戏剧倾向性突出，而概念化说教明显。所谓席勒化就是这种从理性观念出发，不从生活实际出发的创作观念。歌德不同意席勒化的创作主张，认为在文艺创作中突出哲学倾向损害了席勒的创作，指出“一个如此才华出众的人，从自己的哲学思维方式得不到丝毫好处，反而长期为其所苦，看着真是让人痛心啊”。11而歌德认为在欧洲艺术史上最伟大的艺术家是莫扎特、拉斐尔和莎士比亚。在文学上，莎士比亚是无限的丰富和伟大的天才作家，“莎士比亚的作品已经穷尽整个人性的方方面面，已经作过最高、最深的发掘”。12德国文学一代宗师歌德的看法与马恩要莎士比亚化，不要席勒化的创作原则是一致的。1873年恩格斯说，罗德里希·贝奈狄克的“书中极为详尽地证明，莎士比亚不能和我国伟大的诗人，甚至不能和现代的伟大诗人相提并论”。“单是《风流娘儿们》的第一幕就比全部德国文学包含更多的生活气息和现实性。单是那个兰斯和他的狗克莱勃就比全部德国喜剧加在一起更具有价值。”13《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是莎士比亚所写生活气息特别浓郁的喜剧，讲述已婚妇女弗特和莱希两人同时收到破落贵族法斯塔夫的情书，合谋教训这个好色之徒的故事。第一幕中弗特女士故意邀请法斯塔夫来跟自己幽会，法斯塔夫一上场就动手动脚。此时莱希女士剛好在约定时间上门，告诉弗特女士，弗特先生听闻老婆与人约会，正要回来捉奸。法斯塔夫不仅未成好事，反而只好进入洗衣篮子里躲避，并且随同篮子连人带衣服被扔到水沟里去。弗特先生找遍全屋，都没有什么男士在场，只得以承认自己多疑收场。在这些情节中，女人机智，男人昏聩，笑料不断，情趣横生，生活气息浓郁，与当时德国文学中的严肃、说教风气相比，更有丰富的审美情趣。莎士比亚化就是文学创作必须遵循审美创造的客观规律。马克思科学地阐明了理论思维与艺术精神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不同方式，莎士比亚化的创作原则要求社会主义文学用艺术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深刻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展示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而不是用席勒化的理论思维先行方式来进行艺术创作。
在19世纪法国出现了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巴尔扎克，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巴尔扎克作品有过高度评价。他们认为，巴尔扎克与莎士比亚一样，在19世纪用现实主义小说深刻地把握了资本主义社会演变发展的历程，不是简单地在作品中宣传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强烈地表达社会主义的政治倾向。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以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而著名的巴尔扎克，在他最后的一部小说《农民》里，切当地描写了一个小农为了保持住一个高利贷者对自己的厚待，如何白白地替高利贷者干各种活”的情节，深刻地表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状态内，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也受资本主义观念的支配”的社会现实。14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创作有一个经典论述：“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无比精彩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并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屈服，或者被这种暴发户所腐蚀，他描写了贵妇人（她们在婚姻上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在婚姻上听人摆布的情况是完全相适应的）怎样让位给为了金钱或衣着而给自己丈夫戴绿帽子的资产阶级妇女。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编了一部完整的法国社会的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15一定要注意到，马克思对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的肯定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以文艺作品来艺术地表达自己对社会关系的正确认识和深刻把握的。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结构论中，政治的思想观念与文艺同样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形式，政治思想理论的长处就是对现实社会关系的正确认识和深刻把握，而像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那样的作家也能够在文艺作品中正确认识和深刻把握现实社会关系，说明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政治思想认识可以是或者应该是文艺作品的内在内容。
但是社会主义文学不是把社会主义的政治内容简单地加入进文艺的审美形式。在有一定政治取向的成功文艺作品中，政治内在于文艺之中，这是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特殊形式。政治与文艺一样，都受社会经济基础的决定和制约，同时又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基础。意识形态形式的反作用往往表现在社会生产力与社会关系发生矛盾冲突之时，在这个时候，政治思想观念和文学艺术同时都要代表革命性的生产力对旧有生产关系发起冲击，呼唤新型生产关系的诞生。这个时候，政治与艺术交织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政治与文艺相互内在化，政治的诉求成为文艺作品的内在内容，文艺作品的激进情感成为政治思想思潮和政治斗争的合理内涵。在西方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阶级的政治斗争中，文艺复兴运动、启蒙主义运动中杰出的政治理论著作能够激发人们对幸福生活向往的激情，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情感态度之中，它们是政治的，同样是审美的，那些深刻揭示社会现实的文艺作品同样能够推动人们走向革命，它们是文艺的，同样是政治的。恩格斯说，巴尔扎克忠实于现实主义艺术地把握世界的方式，“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背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大的特点之一。”16恩格斯在两个“看到了”的词语上都用了着重号，以对此语义的强调来阐明，巴尔扎克从艺术地对现实社会关系正确把握之中产生了新的情感关系和情感态度，这是由他对现实社会政治关系的认识中产生的。 巴尔扎克在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中达到了15世纪莎士比亚剧作类似的艺术高度和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政治和思想的高度。但是，无论是莎士比亚还是巴尔扎克都不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创作者。而努力创作社会主义文艺作品的作家注意到作品要有社会主义思想观点，努力去写社会主义的倾向性作品，在创作思想上简单地把文艺与政治对立起来，这是当时和此后社会主义文学存在的较为普遍的问题。中国当代文藝创作不能说已经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我个人的看法是，一些重视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品在艺术上不够精细和完美，而一些着眼于艺术探索和美学追求的作品又疏远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现实。在马恩的文艺创作思想中，在他们的莎士比亚化的创作原则中始终包含着文艺与政治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形式相互内在化的思想，一直并不支持作家在作品中直接表达社会主义的政治倾向，而赞成像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那样，在作品中把作家自己对现实生活观察、情感体验和审美态度等融汇一炉，艺术地把握现实社会关系，从而使社会主义政治倾向内在地包含在艺术之中，形成真正的社会主义文艺。因此在当代中国文论的研究中，应该以马恩的这些思想为指导，重视研究中国当代文艺创作中政治与艺术的关系。
马恩当时面对的是早期的社会主义文艺作品，因此他们对这些作品的批评多于肯定。这反映出社会主义文艺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成长过程。所以，恩格斯才说，“您不无理由地认为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自觉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大概只有在将来才能达到。”17从恩格斯写信的1859年到现在已经过了160年，现在已经到了恩格斯所说的“将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征程惊天动地，需要用“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自觉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这样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融合文艺作品来表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提出了“我们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形成‘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之势”的要求。18而现在新时代文艺理论的建设明显对中国当代文艺创作关注不够。这就需要新时代文艺理论要像马恩一样认真研究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建设能够推动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创新性理论。
文艺理论的建设永远要接文艺创作实践的地气。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认真研究中国当代文艺创作实践，这是我们现在回到马克思，创新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路径。
注释：
①18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②③1516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页，第177页，第570—571页，第571页，第174页。
④见1865年2月23日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下），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2页。
⑥敏·考茨基小说中译本以《旧人与新人》为书名由文化艺术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收入恩格斯1885年11月26日致敏·考茨基的信，小说书名为《旧与新》。本书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一律称该书为《旧与新》。
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6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54页。
⑩张玉书选编：《席勒文集》Ⅵ·理论卷，张佳珏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1112[德]艾克曼：《歌德谈话录》，杨武能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第3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08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