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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史学家滨下武志曾经制作过一张“朝贡时期的东西方贸易路线图”。早在几百年前，亚洲区域内部的贸易和经济交往一直就很频繁。当时的东亚国家为了获得类似胡椒和香料这样“本国所不能生产的物资”，就与东南亚国家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和经济交往关系。
根据有关的记载，在1820年前后，东亚经济的规模曾经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40%。之后东亚进入一个较长时期的衰落，20世纪中期后，东亚开始逐渐复兴。到2005年，东亚经济规模重新占到了全球经济总量的40%。伴随着东亚经济整体规模的扩大，东亚区域内部的经济交往和贸易活动也日渐增加。据统计，现在超过50%的东亚贸易发生在东亚区域内部，区域内的贸易和经济活动在东亚的贸易体系和经济交往中占据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和份额。不同的是，几百年前“胡椒和香料”的商品贸易主要是为了获得“本国所不能生产的物资”而进行的商品交换，当下的贸易和经济活动已经远远超越这一互通有无的单纯目标。伴随着这种重要性和影响力的增加，一个有关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呼声也愈演愈烈。
自由贸易史的真相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大兴其道的今天，削减关税为目标的自由贸易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共识。虽然关于自由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复杂关系，职业经济学家已经做了大量的定量及定性研究，然而这仍旧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赞成自由贸易和反对自由贸易的人各自固执己见。这些争议也显示：仅仅从经济计量的角度，寻求一种关于经济增长和自由贸易的绝对关系并非易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Fair Trade For All》一书中也指出，贸易自由化的收益取决于一系列因素；由于测量和其他经济计量问题，分别考察影响贸易自由化及其收益的一些因素是非常困难的。这正如次优定理告诉我们的：“在不能全部满足假设条件的情况下，满足较多的条件的事例并不必然也不可能优越于满足较少条件的事例。”
关于自由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复杂关系，除去上述经济理论上的困难，自由贸易也不是当今那些发达国家真实的历史。从历史的角度看，在今天那些发达经济体的工业化早期，关税（尽管工业制成品和原材料的关税率有所区别）作为一种保护幼稚工业的工具，曾被积极的使用过。根据剑桥大学韩裔经济学家张夏准的研究，无论是老牌资本主义强国，如1820年的英国（平均关税率45%-55%）、1820-1875年的丹麦（平均关税率25%-35%）、1820-1931年的美国（平均关税率35%-50%）、1875-1931年的西班牙（平均关税率41%-63%）、1913年的日本（平均关税率30%）、1913年的俄罗斯（平均关税率84%）、1913-1950年的法国（平均关税率18%-30%）、1925-1950年的意大利（平均关税率22%-46%）、1925-1950年代的德国（平均关税率20%-26%），还是后来者居上的新兴经济体，如1965-1980年的韩国（平均关税率21%-40%）和1955-1980年中国台湾省（平均关税率31%-47%），都将关税作为一种重要的保护幼稚工业的工具。即使这些发达国家或地区成功实现了赶超目标，大量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仍然被广泛使用。甚至在不断要求发展中国家削减关税的今天，发达国家仍然保持着四倍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关税。由上可见，自由贸易的神话就如出自发达国家那句臭名昭著的名言：“按我们说的去做，不要按我们做的去做。”（图表一）
诚然，关税的使用或者保护不等于经济的成功，但是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确实被这些早期的发达经济体积极的使用过。关税的使用或者保护，作为一种主权国家的自主性政策，不应该受到威胁。经济学家Amsden说只有关税的自主权恢复以后，一个国家的产业化才真正开始。关税自主权，只是主权国家的自主性政策之一。强调关税的重要并不是要简单的否定贸易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是要进一步强调后发国家在向发达国家转变时，国家政策自主性的极端重要性。成功的国家总是能够及时地、熟练地调整他们的相关政策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
韩国的经验：
自由贸易还是产业升级？
世界银行曾经在1993年出过一份名为《东亚奇迹》的研究报告，对东亚经济的表现大为称赞。但是，关于东亚奇迹的解释五花八门。很多经济学家将东亚经济的成功归结为包括自由贸易在内的自由市场经济。然而，东亚奇迹的历史并非如此简单。就自由贸易而言，如前文所述，在这些东亚经济体工业化的早期，无论是1913年的日本、还是1965-1980年的韩国和1955-1980年的中国台湾，自由贸易都是真实的谎言。
以韩国为例，关于李嘉图那个静态的“比较优势论”，猛烈批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不失幽默地指出：如果韩国战后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去做，应该生产水稻。但是韩国相信，遵照比较优势理论，即使韩国成功提高了稻农的产量，韩国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韩裔经济学家张夏准也指出，如果韩国推行自由贸易而不保护幼稚产业，韩国可能仍旧在像1960年代那样主要出口原材料或者低技术、低价位的产品，不可能成为一个贸易大国。事实也的确如此。1960-1980年代的韩国被张夏准自称为世界上“保护主义最强的国家之一”，为了扶持新兴工业，政府有选择地指导私人部门，通过关税保护、补贴和其他形式的产业政策扶持新兴工业。此外，韩国政府也对银行、外汇市场和外国投资进行严格控制。正是基于诸如关税保护、补贴和外国投资管制等政策，大量类似韩国三星这样靠农产品贸易起家的贸易商才能作为一个“幼稚产业”生存下来；也正是基于一系列产业政策，使得韩国的幼稚工业有可能不断学习吸收新技能而逐步改变自己的比较优势，形成自己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能力。
类似韩国，无论是“先发”的日本，还是“后发”的中国台湾，对幼稚产业的保护政策和产业政策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是动态的使得比较优势不断发生变化的产业升级，而不是静态的以比较优势为核心的自由贸易，后发国家才有可能成功实现赶超。
巨大的差距：东亚贸易自由化的难题
近来，无论是“东亚奇迹”还是“东亚复兴”的呼声都非常响亮。乔万尼·阿里吉、滨下武志等学者就认为“从一个完整的地域和时间概念来说，1960年代以来东亚的持续发展，预示着世界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又一次经济中心转移”。这样的口号令人鼓舞和振奋，但更应当清晰地看到，正在发生奇迹或者复兴的东亚区域内部也存在着若干留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诸如发展模式的巨大分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
东亚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表现在不同的发展模式：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还是劳动密集型。不用说在东亚经济和技术都遥遥领先的日本，比起韩国，中国的技术水平都有不小的差距（图表二）。三星中国经济研究院院长朴正虎以造船为例说，“韩国优势在LNG等高附加值船舶，而中国则生产低附加值船舶”。根据一些学者研究，目前中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30%左右。而在日本，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955-1960年间就达到了20%，1975-1980年则提高到了65%。根据IMF的一个研究报告，除了金融和贸易的全球化，技术差距正使得世界范围内的收入差距扩大（图表二）。
此外，除了技术差距，东亚各经济体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也不应忽视。
奥尔森在论述经济增长与社会动荡的《作为不稳定力量之快速增长》一文中曾经指出：经济快速增长意味着生产方式的深刻变化，也意味着不同产业和地理区位之重要性的此消彼长，还意味着不同类型劳动力之稀缺性的重新洗牌。所有这些，又势必引起收入分配上的广泛而巨大的调整。而所有的赢家和输家，在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中，都能成为一种导致革命和不稳定的重要力量。在通往东亚贸易自由化的道路上，国家之间发展模式和发展水平的差异应该得到充分考虑，否则，不管是国际贸易的赢家还是输家，都能变成一种国际贸易和政治经济秩序的不稳定力量。
根据有关的记载，在1820年前后，东亚经济的规模曾经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40%。之后东亚进入一个较长时期的衰落，20世纪中期后，东亚开始逐渐复兴。到2005年，东亚经济规模重新占到了全球经济总量的40%。伴随着东亚经济整体规模的扩大，东亚区域内部的经济交往和贸易活动也日渐增加。据统计，现在超过50%的东亚贸易发生在东亚区域内部，区域内的贸易和经济活动在东亚的贸易体系和经济交往中占据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和份额。不同的是，几百年前“胡椒和香料”的商品贸易主要是为了获得“本国所不能生产的物资”而进行的商品交换，当下的贸易和经济活动已经远远超越这一互通有无的单纯目标。伴随着这种重要性和影响力的增加，一个有关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呼声也愈演愈烈。
自由贸易史的真相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大兴其道的今天，削减关税为目标的自由贸易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共识。虽然关于自由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复杂关系，职业经济学家已经做了大量的定量及定性研究，然而这仍旧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赞成自由贸易和反对自由贸易的人各自固执己见。这些争议也显示：仅仅从经济计量的角度，寻求一种关于经济增长和自由贸易的绝对关系并非易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Fair Trade For All》一书中也指出，贸易自由化的收益取决于一系列因素；由于测量和其他经济计量问题，分别考察影响贸易自由化及其收益的一些因素是非常困难的。这正如次优定理告诉我们的：“在不能全部满足假设条件的情况下，满足较多的条件的事例并不必然也不可能优越于满足较少条件的事例。”
关于自由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复杂关系，除去上述经济理论上的困难，自由贸易也不是当今那些发达国家真实的历史。从历史的角度看，在今天那些发达经济体的工业化早期，关税（尽管工业制成品和原材料的关税率有所区别）作为一种保护幼稚工业的工具，曾被积极的使用过。根据剑桥大学韩裔经济学家张夏准的研究，无论是老牌资本主义强国，如1820年的英国（平均关税率45%-55%）、1820-1875年的丹麦（平均关税率25%-35%）、1820-1931年的美国（平均关税率35%-50%）、1875-1931年的西班牙（平均关税率41%-63%）、1913年的日本（平均关税率30%）、1913年的俄罗斯（平均关税率84%）、1913-1950年的法国（平均关税率18%-30%）、1925-1950年的意大利（平均关税率22%-46%）、1925-1950年代的德国（平均关税率20%-26%），还是后来者居上的新兴经济体，如1965-1980年的韩国（平均关税率21%-40%）和1955-1980年中国台湾省（平均关税率31%-47%），都将关税作为一种重要的保护幼稚工业的工具。即使这些发达国家或地区成功实现了赶超目标，大量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仍然被广泛使用。甚至在不断要求发展中国家削减关税的今天，发达国家仍然保持着四倍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关税。由上可见，自由贸易的神话就如出自发达国家那句臭名昭著的名言：“按我们说的去做，不要按我们做的去做。”（图表一）
诚然，关税的使用或者保护不等于经济的成功，但是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确实被这些早期的发达经济体积极的使用过。关税的使用或者保护，作为一种主权国家的自主性政策，不应该受到威胁。经济学家Amsden说只有关税的自主权恢复以后，一个国家的产业化才真正开始。关税自主权，只是主权国家的自主性政策之一。强调关税的重要并不是要简单的否定贸易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是要进一步强调后发国家在向发达国家转变时，国家政策自主性的极端重要性。成功的国家总是能够及时地、熟练地调整他们的相关政策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
韩国的经验：
自由贸易还是产业升级？
世界银行曾经在1993年出过一份名为《东亚奇迹》的研究报告，对东亚经济的表现大为称赞。但是，关于东亚奇迹的解释五花八门。很多经济学家将东亚经济的成功归结为包括自由贸易在内的自由市场经济。然而，东亚奇迹的历史并非如此简单。就自由贸易而言，如前文所述，在这些东亚经济体工业化的早期，无论是1913年的日本、还是1965-1980年的韩国和1955-1980年的中国台湾，自由贸易都是真实的谎言。
以韩国为例，关于李嘉图那个静态的“比较优势论”，猛烈批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不失幽默地指出：如果韩国战后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去做，应该生产水稻。但是韩国相信，遵照比较优势理论，即使韩国成功提高了稻农的产量，韩国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韩裔经济学家张夏准也指出，如果韩国推行自由贸易而不保护幼稚产业，韩国可能仍旧在像1960年代那样主要出口原材料或者低技术、低价位的产品，不可能成为一个贸易大国。事实也的确如此。1960-1980年代的韩国被张夏准自称为世界上“保护主义最强的国家之一”，为了扶持新兴工业，政府有选择地指导私人部门，通过关税保护、补贴和其他形式的产业政策扶持新兴工业。此外，韩国政府也对银行、外汇市场和外国投资进行严格控制。正是基于诸如关税保护、补贴和外国投资管制等政策，大量类似韩国三星这样靠农产品贸易起家的贸易商才能作为一个“幼稚产业”生存下来；也正是基于一系列产业政策，使得韩国的幼稚工业有可能不断学习吸收新技能而逐步改变自己的比较优势，形成自己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能力。
类似韩国，无论是“先发”的日本，还是“后发”的中国台湾，对幼稚产业的保护政策和产业政策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是动态的使得比较优势不断发生变化的产业升级，而不是静态的以比较优势为核心的自由贸易，后发国家才有可能成功实现赶超。
巨大的差距：东亚贸易自由化的难题
近来，无论是“东亚奇迹”还是“东亚复兴”的呼声都非常响亮。乔万尼·阿里吉、滨下武志等学者就认为“从一个完整的地域和时间概念来说，1960年代以来东亚的持续发展，预示着世界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又一次经济中心转移”。这样的口号令人鼓舞和振奋，但更应当清晰地看到，正在发生奇迹或者复兴的东亚区域内部也存在着若干留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诸如发展模式的巨大分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
东亚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表现在不同的发展模式：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还是劳动密集型。不用说在东亚经济和技术都遥遥领先的日本，比起韩国，中国的技术水平都有不小的差距（图表二）。三星中国经济研究院院长朴正虎以造船为例说，“韩国优势在LNG等高附加值船舶，而中国则生产低附加值船舶”。根据一些学者研究，目前中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30%左右。而在日本，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955-1960年间就达到了20%，1975-1980年则提高到了65%。根据IMF的一个研究报告，除了金融和贸易的全球化，技术差距正使得世界范围内的收入差距扩大（图表二）。
此外，除了技术差距，东亚各经济体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也不应忽视。
奥尔森在论述经济增长与社会动荡的《作为不稳定力量之快速增长》一文中曾经指出：经济快速增长意味着生产方式的深刻变化，也意味着不同产业和地理区位之重要性的此消彼长，还意味着不同类型劳动力之稀缺性的重新洗牌。所有这些，又势必引起收入分配上的广泛而巨大的调整。而所有的赢家和输家，在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中，都能成为一种导致革命和不稳定的重要力量。在通往东亚贸易自由化的道路上，国家之间发展模式和发展水平的差异应该得到充分考虑，否则，不管是国际贸易的赢家还是输家，都能变成一种国际贸易和政治经济秩序的不稳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