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仁去“总统府”取证时，陈水扁派秘书长站在门口：“‘总统’想跟你见个面。”陈瑞仁回答“我没时间。如果需要见他，我会通知他!”
　　事起于吴苏案(1989年)。“司法厅第四厅厅长”吴天惠的夫人苏冈是一个律师，她仗着丈夫的名头，在自己代理的案件审理过程中，长期向检察官行贿，并且从中渔利。但是那一次，檢察官拒绝了受贿。苏冈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把新竹的检察官们彻底激怒了。她说：“我就不相信，台湾还有不收钱的检察官。”以高新武检察官领头，新竹的检察官们决定要调查此案。
　　拒绝收钱的检察官陈松栋当了“告发人”，高新武检察官负责办理这件案子。所有知道这件事情的法官检察官，就当了“证人”。1989年1月11日，刚好是“司法节”那一天，吴天惠和苏冈被逮捕。消息一出，全台湾都震惊了，人民振奋了，开始信任司法。高层也震惊了——没叫你们办，你们干嘛要办这个案子呢?你们怎么随随便便就把我们的高官抓起来?我当时也参与了这个案子，起到过一定的作用。
　　
　　当时，新竹地区的司法人员，大都是一些有理想的人。这也是一个风气问题，“物以类聚”，那些要贪污的就不愿意进来，适应不了这里的环境。所以，这一台湾司法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就发生在新竹地方法院。最后，很可惜，他们还是有办法让吴天惠被判无罪，不过苏冈是被判有罪的，她坐了牢。
　　这已经在台湾司法史上创了一个纪录——这是第一次，法官检察官自己做告发人、证人，主动侦破，把司法里的贪官给抓下来的案件。这个案件对于民心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同时让大家耳目一新，整个司法界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不一样了。从那一次开始，法律系从最冷门的系变成最热门的系。更重要的，台湾的法官检察官，从那一次开始觉悟到，有为者亦若是。
　　这个案子之后，高新武受到了极高的尊崇，很多大学法律系请他去演讲，每一次，会场都挤满了人。高新武检察官对学子们说：“我们不是在捣蛋，我们是要为台湾的司法树立一个典范。我们的甘的，最重要的，是当我们的行政机关无法无天的时候，有一些好的司法人，一些不为行政权力屈服的司法人，会去对抗。”司法权不能成为行政权的傀儡，需要独立出来，在某一个时刻，要与行政权力相抗衡。否则，司法就会成为独裁者的工具，人们就会丧失权利，台湾就会陷入灾难。
　　在“吴苏案”发生的半年以前，有一个案件，是台独者利用农民与政府对抗，并且要挟司法，要求按照“民意”判决。我当时就发起了一个运动，叫作“还给我们一个纯净的审判空间”。意思是说，不管是司法界，或者是民间，你们都不可以干涉我们。我们要真正依照“宪法”去独立审判。我当时要求法官们联署，让法院签名。基本上，这是台湾的法官第一次开始“自觉”的运动，以前从来没有过。半年后的吴苏案，内在意义上讲与此相继。司法的独立，就是这样一点一点通过探索和努力，通过一批又一批的人的抗争慢慢实现的。
　　过了五六年，台湾出现了另外一个大案“上上级风波”。当时台湾的这一批法官检察官，是我们身边学习和成长起来的更年轻的一批人。
　　党主席李登辉要求一个人不要参选“议会”“副议长”，估计他是另有人选。但这个有钱有势的人不听话，还是去竞选，并且还选上了。李登辉很生气，就命令“法务部长”、“检察总长”，去告诉台中的检察官：“找个理由，去把他收押了!”那个时候，此人刚好有一个“第一高尔夫球场弊案”，于是，理由就从这个案子中来找。
　　但是检察官拒绝了“检察总长”传达的“上上级指令”。他说：“我办案需要独立，该收押才收押，不该收押的不能上级命令收押就收押……”结果，这个事情被捅了出来，报纸报道了，事情闹得非常之大。闹大之后，事情虽然不了了之，但是“照法律办案，我不再成为政治的工具”，开始成为越来越多司法人员的信条。大家越来越有自信了。
　　后来，就有了李子春敢于侦办“法务部长”，敢于传召陈水扁出庭。李子春一直留在花莲这个偏僻的地方。跟过他学习的法官检察官都很尊敬他，有人劝他：“何必呢?放弃一点点原则，你就可以当个主任当个检察长。你这么有能力，到了高位以后，不是能够做更多更大的事吗?”他回答：“我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为了升官而放弃原则，等我当了官，我就已经没有原则了，我还能做什么?”
　　这一次，“台开案”(台湾土地开发公司内线交易案。7月10日，台湾法院判定，因涉嫌内线交易，违反台湾“证交法”，陈水扁女婿赵建铭，求处8年徒刑，陈水扁亲家赵玉柱求处10年徒刑)真的让我感到很欣慰。之所以有今天，也是因为前面有人树起了典范，司法改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陈瑞仁当时就是跟着高检察官学，在高检察官等人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而我们也是随时在看着他们，没有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也就没有他们的今天。所以我们常常对他们说：“你们不作为的话，就对不起我们。”
　　陈瑞仁检察官去“总统府”取证时，陈水扁派他的秘书长站在门口：总统想要跟你见个面，跟你谈一下。陈瑞仁回答：“我现在正在办公务，没有时间。如果需要见他，我会通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