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岁的健一郎死在了公寓里。一个多月后，他的死亡才被邻居发现。原因是尸体腐烂后，尸水滲透地板，滴到了楼下。这是一桩典型的“孤独死”。
　　 四年前，老伴去世后，生活在静冈乡下的健一郎便独居了。他膝下一儿一女，一个在东京打拼，一个远嫁九州。亲子间平时交流不多，以至于死后很久都未被发觉。
　　 异臭、腐肉与尸水、蛆和苍蝇，“孤独死”的结局往往凄惨。而根据日本日清基础研究所调查显示，日本每年约有3万人“孤独死”，面临“孤独死”威胁的则超过100万人。
　　 “孤独死”只是“孤独大国”日本一个很小的方面。互联网社会下人际关系疏远，加上悬而未决的少子老龄化，使得日本“无缘社会”的倾向愈加严重。
　　 而新冠疫情后所提倡的社交疏离，更是放大了这一社会问题。新冠肆虐的去年10月，日本自杀的人数甚至超过了新冠肺炎全年死亡人数，其中女性自杀者尤甚。
　　 为了应对这一问题，不久前，日本走马上任了第一位“孤独大臣”。
　　
　　 走英国的路
　　 日本的首位“孤独大臣”名为坂本哲志。熊本县人氏，中央大学法学部毕业，从记者转身政坛，今年70岁。
　　 原本他是菅义伟内阁中负责少子化对策和地方创生的特命担当大臣，最近刚刚被指派新活——减少居民的孤独感和社会隔离，应对自杀率上升的社会问题。
　　 少子化、地方经济振兴、孤独问题，三大问题沉疴已久，单提出哪一个都不好解决。特别是疫情下的孤独问题，显得更为棘手。
　　 坂本哲志表示，已经在月末召开了特别论坛，并设置了孤独问题特别对应室，将联手社会各方的NPO组织一起，积极支援不安的、感到孤独的人们。
　　 设立“孤独大臣”，日本走的是英国的路。
　　 早在2018年1月，时任英国首相的梅姨就设立了世界首位孤独大臣，以应对当时英国严重的孤独问题。据红十字会数据显示，英国有超过900万人长期处在“经常孤单”的状态，其对健康的负面作用相当于“每天抽15根烟”。
　　 当时的研究发现，2030年时，孤独将是影响人类健康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没有社会联系和沟通的人、独居的人将有更高的死亡风险。
　　 设立大臣以来，英国的孤独问题是否得到改善尚未知晓。但西学东渐那一套，日本并不陌生，3年后就照搬了这套设计。
　　 客观来看，这样的选择并非没有道理。
　　 分别位于亚欧大陆的东西两头的日本和英国，在不少地方都有着相似性。都是岛国，君主立宪制，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体制，民族性格内敛，人际交往的安全边际较远。
　　 英日两国共有的孤独问题，与两国相似的民族性脱不了关系。借鉴先发3年的英国，日本或许能少走一些弯路。
　　 没有在日本生活过的人，可能比较难以共鸣那份孤独感。笔者曾在东京生活了5年，回忆过往，孤独的确是印象中最为深刻的感受之一。
　　 除却异国他乡的客居因素，感到孤独的主要原因是在日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频度较低。其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不要给别人添麻烦”的思维，如同无形之网，束缚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此外，一些其他社会因素也制约了人际交往。比如交通费昂贵、大都市圈导致的地理距离远、日本人精细的时间安排。
　　 举个例子，在中国，三五好友一时兴起，晚上约个夜宵，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但在日本除了下班后的同事聚餐，私交中临时的约饭是很困难的。
　　 日本人习惯提前安排约会，临时之约很难被认可。两人赴约一地，即便是公共交通，交通费也并非小数目。晚上喝酒更要注意时间，一旦错过晚班车，那就要做好居酒屋熬夜的准备了，计程车普遍是坐不起的。
　　 人口稠密的日本，路上摩肩接踵的行人，谦和有礼却又冷漠无声。按部就班无浪花的生活，一眼望得到头，这是我曾经感受过的孤独日常。
　　
　　 自杀沉疴
　　 既然孤独是日常，那为何日本内阁突然要设立“孤独大臣”去解决它呢？
　　 核心原因是猛蹿的自杀率。
　　 日本背负“自杀大国”的名声很久了，虽然这个名号近年被韩国所继承，但自杀问题依然会隔三岔五地出现在日本的舆论场中。
　　 新冠疫情以来的自杀，与以往的自杀有着很大的区别。
　　 以往的自杀者，绝大多数是男性，职场失意，遭遇霸凌，贫困抑郁，都有可能将这些人逼上绝路。
　　 而新冠时期的自杀者，女性比例提升了很多。2020年10月，有879名女性自杀，自杀率与去年同期相比骤升70%以上。
　　 究竟因为什么，使得疫情期间，这么多女性丧失了活下去的信心？
　　 从产业层面上来看，因疫情遭受重创的企业多是航空、旅游、零售等行业，而这些行业里女性员工占绝大部分。不少失去了经济来源的女性穷困潦倒，生活艰难。
　　 家庭层面上来看，很多男性职工在家远程办公后，日本女性在家务上的负担增加，同时失去了单独休憩的空间。
　　 日本文化中，男女平等方面虽一言难尽，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使得女性拥有的相对较多的家庭自由。
　　 然而，随着丈夫物理上回归家庭后，女性的自由空间受到压缩。
　　 人际交往层面上来看，被迫“社交疏离”的女性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加严重。响应政府的“避免三密”的政策，不少女性减少了与家人和朋友的相处，更多地生活在一个狭窄的圈层中。
　　 在不安和恐慌并存的特殊时期，失去了外界支持的女性，心理往往是脆弱的。
　　 社会现象则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自杀风潮。
　　 去年日本演艺界自杀人数众多，其中不乏竹内结子、三浦春马这种一线明星，他们的离世也对普通人带来了较强的心理冲击——连看起来功成名就的明星也选择自杀，那处于低潮期的普通人呢？ 　　 在不少文化中，自杀是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一些宗教里甚至把自杀视为罪行。但在日本，自杀本身就包含“个人主动承担责任”的价值观，文化作品中也不乏美化自杀的艺术表现。
　　 东瀛文化里这种自行结束生命的特殊美感，也是日本自杀现象的复杂原因之一。
　　 去年，一首名为《夜に駆ける》（奔向黑夜）的歌曲在日本大热。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首改编自短篇小说《桑纳托斯的诱惑》，节奏轻快，律动强烈的歌曲实际上也是一首描述自杀的歌曲。
　　 以自杀主题为内核的歌曲，能够获得“日本公告牌”百强单曲榜年度冠军，并正大光明地登上红白歌会。
　　 这种事情，或许也只会发生在日本了。
　　
　　 孤独并不清欢
　　 关注邻国发生的事，并不是带着一种隔岸观火的心态。
　　 特别是日本的事，更具借鉴价值。日本的社会形态特殊，人口稠密、人均可支配资源稀少、经济发达、自然灾害多发，这个国家的环境是接近于未来人类社会的预期的。
　　 如同一个超前发展的人类社会样本，日本所经历的社会问题，过了几年，几十年后，很有可能会出现在其他国家。
　　 而眼下，諸如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年轻人的不婚风潮、大都市圈的扩张等问题，已经或多或少地出现在一些国家中了。
　　 集团性孤独问题的出现，在互联网社会愈发发达的今天，也被认为是一种可预见的趋势。
　　 人类研发导致技术发展，生产力提升，人类生活方式改变，最终也会传导到人类这种生物的精神层面。
　　 在虚拟世界中，人类投入的精力越多，对于现实世界就越无暇顾及。
　　 我们对于世界上的时事了如指掌，对于名人的私生活如数家珍，但却对自己生活的社区新闻漠不关心，邻居甚至也叫不上名。
　　 年轻人为了理想和生活，背井离乡来到了大城市打拼。代价是疏离了“血缘”（与家人的联系）和“地缘”（与家乡的联系）。一旦工作不如意，职场遭受打击，“社缘”（工作和人际关系）丧失，那也就变成了“无缘社会”的一分子。
　　 现实生活充满困难与辛苦，“奶头乐”的娱乐方式则轻松又快乐。年轻人越来越宅，沉溺于二次元不能自拔。
　　 以前人的娱乐方式是运动和聚会，而当下相当一部分人的娱乐方式是打电子游戏，还是独自在家玩的那种。
　　 小岛秀夫曾说过，玩游戏的人是孤独的，即使是线上多人游戏，仍然改变不了你是一个人在房间里独自玩乐的状态。这种孤独感，是在关上屏幕后，就会一下子袭来的。
　　 他关注了这一现象，后来制作了被称为“快递员模拟器”的《死亡搁浅》，想通过送货的方式，让玩家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人类终归是需要陪伴的，当代人仍在寻求更多的解决孤独的方法。养宠物，找陪聊陪玩，寄情于虚拟形象。
　　 现代技术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原有状态，引发了问题，但也在尝试去解决问题。尽管进度依然是缓慢的，看起来遥遥无期的。
　　 相对于几千年前亘古不变的劳作方式，现代人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激变。能否适应，并保证精神层面的健康，这是人类这个物种所需要共同面对的庞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