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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到，我们党从前有《向导》《北斗》《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杂志。在他的直接推动下，这年6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毛泽东为之书写了十几幅刊名，人们见到的封面题字是从中选出的最佳组合。在笔者看来，这堪称是所有毛题写的刊名中的翘楚。
这本理论刊物，真正在国人心目中产生重大影响，大概要到创刊5年之后的“反修”高潮期。1963年9月，《红旗》杂志编辑部与《人民日报》编辑部开始联名发表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从9月6日《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到次年7月14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全国各报一律头版头条刊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播送。由是，《红旗》杂志得与《人民日报》并驾齐驱，“天下谁人不识君”。
然而1965年，这本理论刊物却空前（似乎也是绝后）地连续发表各类文艺作品，从而给关心时政并喜好文艺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成为了那个时代独特的印记。
【梅开二度贯头尾】
1965年元旦，《人民日报》在第7版上发表胡乔木的《词十六首》，元月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期上，也刊登了这组词作，却并未标明转载（这并非疏忽，该刊第2期登载赵朴初的散曲《某公三哭》，即标明“原载《人民日报》1965年2月1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乔木诗词集》在题解中称，这些作品“发表于《红旗》杂志1965年第1期”，并在《人民日报》“先行刊载”。这年9月5日，毛泽东在读到胡乔木作于这一年的27首诗词后，亲笔复信：
这些词看了好些遍，是很好的。我赞成你改的这一本。我只略为改了几个字，不知妥当否，请你自己酌定。先发《红旗》，然后《人民日报》转载，请康生商伯达、冷西办理。
几经修改和增删，这组作品以《诗词二十六首》为题，发表在10月1日出版的《红旗》第11期，并先行刊载于9月29日的《人民日报》第6版上。
除了毛泽东诗词，从未有任何诗人的作品能一再发表在这家理论刊物上（1958年创刊之初，曾刊登过一些“大跃进”民歌；郭沫若的《颂十三陵水库》作为补白性质刊出，另当别论），胡乔木是享此殊荣的第一人。
使《红旗》别开生面的《词十六首》，题材广泛，格调一贯，目次如下：《六州歌头·国庆》《水调歌头·国庆夜记事》《贺新郎·看〈千万不要忘记〉》《沁园春·杭州感事》《菩萨蛮·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原子弹爆炸》（五首）、《水龙吟》（七首）。
两首歌咏国庆的作品，体现中共中央隆重庆祝建国15周年的精神。在经历了3年困难时期后，经过几年调整，总算走出低谷。赵朴初拜访郭沫若，看到胡乔木寄请修改的原稿，对《水调歌头》特别表示欣赏。毛泽东将此词结句“万里千斤担，不用一愁眉”改为“万里风云会，只用一戎衣”，胡乔木称之为“点铁成金”。《千万不要忘记》是一出表现“防止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腐蚀”的现代题材的话剧，当年红极一时。这首《贺新郎》以“石壁由来穿滴水，忍江山变色从蝼蚁？阶级在，莫高睡”警示国人，正切合“反修防修”的时宜。最为毛泽东看重且修改最勤的，当属《沁园春·杭州感事》：
穆穆秋山，娓娓秋湖，荡荡秋江。
正一年好景，莲舟采月；四方佳气，桂国飘香。
雪裹棉铃，金翻稻浪，秋意偏于陇亩长。
最堪喜，有射潮人健，不怕澜狂。
天堂，一向宣扬，笑今古云泥怎比量。
算繁华千载，长埋碧血；工农此际，初试锋芒。
土偶欺山，妖骸祸水，西子羞污半面妆。
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
对这首词，毛泽东不但字斟句酌，作了精心修改（结句出自毛之手笔），而且还针对胡乔木“词中的一些话现在对于杭州基本上已经不适用了”的说明，写了一段批语：“杭州及别处，行近郊原，处处与鬼为邻，几百年犹难扫尽。今日仅挖了几堆朽骨，便以为问题解决，太轻敌了，且与事实不合，故不宜加上那个说明。至于庙，连一个也未动。”在毛泽东看来，胡乔木“太轻敌了”，不免有书生气；而作为一位政治家，“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则绝非纯然的艺术夸张，而是卒章显志的豪言壮语。
一组《水龙吟》，因赫鲁晓夫下台而兴发，起初寄给毛泽东仅有四首，后来又续写三首，批判色彩愈益强烈。经毛泽东修改，不仅指向赫鲁晓夫，更戟指继承者，试读“其五”：
算来反面教员，先生榜样堪千古。
相煎如虏，鞭尸如虎，临危如鼠。
口唱真言，手挥宝箓，若呼风雨。
甚三无世界，两全党国，天花坠，归尘土。
涸辙今看枯鲋，定谁知明朝鲂鱮？
膏肓病重，新汤旧药，怎堪多煮？
恨别弓惊，吞声树倒，相呼旧侣。
看后车重蹈，愁城四望，尽红旗舞。
《词十六首》发表后，万众瞩目，引起王季思、周振甫等著名学者的关注。作者受此鼓舞，在1965年的上半年里，又陆续写了20多首诗词，并在八九月间寄呈毛泽东。在国庆16周年当天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1期上发表后，自然又一次引起万众瞩目。从修改和批语来看，毛泽东最欣赏的是《念奴娇·重读雷锋日记》（四首）和《七律·七一抒情》（四首）。试读颈联被毛誉为“好句”的《七一抒情》“其四”：
六洲环顾满疮痍，豕突狼奔猎者谁？
肝胆誓分兄弟难，头颅不向寇仇低。
自由合洒血成碧，胜利从来竿作旗。
休向英雄夸核弹，欣荣试看比基尼。
从第1期的《词十六首》到第11期的《诗词二十六首》，胡乔木的作品几乎贯穿了《红旗》杂志1965年的头尾。这些作品以“反帝反修”为基调，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以胡乔木身份之特殊（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以这些作品涉猎之广，笔力之深，这别开生面的安排确实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影响。 【红灯高举闪闪亮】
《红旗》杂志第2期以封面标示要目，这种装帧设计在当年的国内刊物中可称绝无仅有。更出人意外的是，在封面的四条要目中，赫然列有以楷体字排印的“红灯记”。翻开内页，《红灯记》题下标有“京剧现代戏剧本”“翁偶虹、阿甲改编”等字样，并在剧终处标明“根据上海爱华沪剧团同名沪剧改编”。如果说发表胡乔木诗词虽让人意外，但多少有毛泽东的《诗词十首》以为滥觞，且篇幅只是三五页，至多六七页，而一部《红灯记》剧本竟占到这本只是50来页的理论刊物近乎40%的篇幅，真算得上是“破格之举”了。
京剧现代戏的剧本之所以能出现在这本理论刊物上，还得溯源到1964年六七月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这不是一般的文艺汇演，《红旗》杂志为此专门发表了社论《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大革命》，主管意识形态的彭真、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分别作报告，致祝词。江青则作为“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出现在开幕式出席人员的新闻报道中。之所以要提及江青，是因为《红灯记》作为京剧剧本而能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确与她有着干系。《红灯记》的前身是1962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自有后来人》，编剧沈默君是很能写戏的原南京军区的创作人员，1950年代拍摄的《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海魂》等作品均出自其手笔。1957年遭遇厄运，辗转颠沛来到长影。后虽摘帽，却终是戴罪之身，故《红灯记》走红，绝少提及脱胎于此。1963年春，上海爱华沪剧团将其改编为《红灯记》。正在上海疗养的江青观看此剧后，“觉得看了很多同一题材的不同剧本后，还是爱华剧团的本子好”，因此“把这个戏介绍给中国京剧院”。
1963年秋，中国京剧院总导演阿甲接到沪剧《红灯记》的剧本，觉得不错，于是按京剧的特点拟出改编提纲，由该院编剧翁偶虹据此写出初稿。然后阿甲根据导演构思，写出第二稿。年底组成该剧阵容，边排边改，前后共有九稿，1964年5月内部演出后，初获成功，于是参加随后举行的全国观摩演出。毛泽东在会演期间看了《智取威虎山》等几出戏，却未观看这部比较成熟的作品，实与江青关系甚大。后来几经反复，江青强调是她发现并指导了这出戏的改编，这才于当年11月安排在人民大会堂小剧场演出，毛泽东等领导人亲临观看。演出获得成功，可江青却别有用意地对阿甲说，这出戏是我们“顶牛”“顶”出来的。尽管如此，江青当时还远未到“炙手可热势绝伦”的地步，故《红旗》杂志刊出这个剧本，据实署翁偶虹、阿甲之名。
几乎是刊发《红灯记》剧本的同时，中国京剧团携此剧赴南方巡演，一路演去，一路轰动。各地京剧团闻讯纷纷搬演，《红旗》刊发剧本正当其时。孰料1970年5月，《红旗》杂志再一次刊出《红灯记》，谓之“新本”，署名已改为“中国京剧团集体改编”。有心的读者比对《红旗》杂志相隔5年刊登的两个本子，见出后者只是添加李玉和两个并非主干的唱段，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浑身是胆雄赳赳》《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等脍炙人口的唱段，无一不是1965年本子所有。江青虽也懂京剧，但与阿甲这样的行家里手毕竟难以比肩，却要颐指气使，揽功诿过。红旗》相隔5年发表的两个本子，竟蕴含着这样的恩怨过节。
1965年3月下旬出版的第3期上，《红旗》杂志又出人意料地以40%的篇幅发表《革命歌曲选》。“编者按”指出：“……我国的革命音乐工作者，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创作了许多具有生动的革命内容、民族形式的群众歌曲，它们配合着各个时期的革命任务，有力地鼓舞着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本刊这一期选载了几年来在群众中比较流行的十三首革命歌曲”。“编者按”措辞审慎，只说“几年来”而非“近几年来”，因所选《社会主义好》乃问世于1958年的“大跃进”时代，已有7年之遥。其余12首皆系1960年代以来的作品。列为第一首的是《大海航行靠舵手》，以下各首大体以工农兵排列，其中歌唱解放军的有3首（《三八作风歌》《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学习雷锋好榜样》），独占鳌头，是当年“全国学解放军”时代氛围的真实写照。说到“流行”，其中一部分，如《我们走在大路上》《学习雷锋好榜样》确实流传较广；另一些则知名度甚低，如《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为女民兵题照》（此系为毛泽东诗词谱曲）。看来为的是顾及方方面面。尤其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这两首，出自大型音乐歌舞剧《东方红》，除现场观众，甚少耳闻者。
13首歌曲中少数得以流传至今，如《我们走在大路上》等。也有个别作品风格迥异，如《社员都是向阳花》，歌词内容虽不足道，而曲调甚为优美，李云迪将它改编为钢琴小品，自有其艺术魅力。其中大多数标为“进行曲速度”，格调“激昂、有力”，经中央及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放，一时间广为传唱。
继连续刊登京剧剧本和群众歌曲之后，第4期《红旗》杂志又以10个版的篇幅辟出《援越抗美诗画选》，刊登袁水拍、李季、方成等诗人、画家所作诗画各7篇。这些作品与前两期发表的剧本、歌曲相比，“笑渐不闻声渐杳”，影响实不可同日而语。
【泰斗巡礼赋新颂】
沉寂3个月之后，7月底出版的《红旗》第8期上，发表了文坛泰斗郭沫若的《诗词十首》。篇名虽未列入封面要目之中，但版面的安排却另有意味。两次发表胡乔木诗词，均以文艺栏目的编次而殿后，而这位文坛大佬的《诗词十首》则不然，却是安排在这一期上最重要的两篇时政类重头文章之后。这两篇文章，一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此文系新华社通稿，全国各报均于8月1日头版头条刊登；另一篇是年初闭幕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新任国务院副总理陶铸的《五亿农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指南针——纪念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发表十周年》。《诗词十首》紧列其后，显然超出了文艺作品的规格。
何以如此安排，这需要了解郭沫若其作的由来。
这年6月11日，郭沫若偕夫人在上海参加毛泽东对前来访问的印尼国民议会议长的会见。5月下旬，毛泽东适有重上井冈山之举，在山上的短短几天里，接连写了《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等几首长调，抒发“五洋捉鳖，九天揽月”的豪情，憧憬“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的前程。兴致甚高的毛泽东在与郭沫若的存问中，得知郭氏夫妇将陪印尼议长去广州，在送别外宾后，有寻访当年参加南昌起义南下潮汕故地的安排。于是，毛泽东提议郭氏夫妇“顺道访问井冈山”。 得到领袖的亲自安排，郭氏夫妇自然心存感激。以郭沫若的游历和作派，1960年延安之行，赋《七律·访杨家岭毛主席所住窑洞》，有“窑洞三间光欲燃，明辉一片照山川。长征二万五千里，领导京垓亿兆年”之咏；1963年韶山之行，赋《满江红》，有“久慕韶山，喜今日能谐夙愿”，“齐颂歌，赤县万斯年，东风健”之吟。1965年得有井冈山之行，也是寓必然于偶然罢。
郭沫若访罢潮汕，自东江进入赣南，在江西跑了整整17天，总共写了29首诗词（其中7首系访问井冈山所作），后来编为一集，取名《井冈山巡礼》，足见重心所在。提供报刊发表时，郭沫若将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以《诗词十九首》为题，交付《光明日报》8月上旬刊出，另一部分便是《红旗》第8期上的《诗词十首》。这10首中访问井冈山的7首，便是名副其实的“井冈山巡礼”——
《念奴娇·在茨坪迎“七一”》：“红旗高举，井冈山，天下名山第一……全球共仰，万岁欢呼主席。”
《七律·黄洋界》：“雄关如铁旌旗壮，小径挑粮领袖忙。五里横排遗槲树，千秋蔽芾胜甘棠。”为预防读者误解为对久已妇孺皆知的“朱德的扁担”的讴歌，作者特意加了一条注释：“黄洋界上旧有小路，曰五里横排。路旁有槲树一株，当年主席与其他同志由宁冈挑粮上山时，曾在此树下歇肩。”
《七律·访茅坪毛主席旧居》：“解衣推食话当年，主席恩情涌泪泉……茅茨二坪星二点，神州赖以换坤乾。”
《五律·红军会师桥》：“工农须作主，主席入罗霄。”
《七律·宿永新》：“领袖亲征三度来，前驱人物费栽培。”
郭沫若选此供《红旗》发表，显然经过了斟酌；《红旗》编辑以超出文艺作品的规格来安排版面，显然意识到这些作品的由来和用意。
1965年，《红旗》杂志连续发表这些或出自名家手笔，或引领风气之先的各种类型的文艺作品，增添了独特的色彩。环顾域中，不独《红旗》为然。与元旦发表《词十六首》相呼应的是，除夕这天，光明日报》头版刊登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墨迹，并配有郭沫若的诠释文字。春节这天，《人民日报》发表赵朴初的散曲《某公三哭》，为的是刺责“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毛泽东称，这是送给即将访华的新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礼物。
如果说毛泽东亲自安排发表这些作品，是借他人之杯酒的话，那么井冈山之行连续赋长调，咏“鸡唱”，讽“蓬雀”，显系直抒胸臆。只是这些志在“天地翻覆”的作品未允即时公开发表（即令胡乔木、郭沫若等人在奉命修改时一再“争取尽快发表”，亦不为所动），审时度势，正式发表要到10年之后。
《红旗》杂志其影响仅次于《人民日报》，一改往年的风格，接连发表各类文艺作品，正可以借用郭沫若《满江红·领袖颂》里的一句词：“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作者系文史学者）
这本理论刊物，真正在国人心目中产生重大影响，大概要到创刊5年之后的“反修”高潮期。1963年9月，《红旗》杂志编辑部与《人民日报》编辑部开始联名发表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从9月6日《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到次年7月14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全国各报一律头版头条刊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播送。由是，《红旗》杂志得与《人民日报》并驾齐驱，“天下谁人不识君”。
然而1965年，这本理论刊物却空前（似乎也是绝后）地连续发表各类文艺作品，从而给关心时政并喜好文艺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成为了那个时代独特的印记。
【梅开二度贯头尾】
1965年元旦，《人民日报》在第7版上发表胡乔木的《词十六首》，元月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期上，也刊登了这组词作，却并未标明转载（这并非疏忽，该刊第2期登载赵朴初的散曲《某公三哭》，即标明“原载《人民日报》1965年2月1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乔木诗词集》在题解中称，这些作品“发表于《红旗》杂志1965年第1期”，并在《人民日报》“先行刊载”。这年9月5日，毛泽东在读到胡乔木作于这一年的27首诗词后，亲笔复信：
这些词看了好些遍，是很好的。我赞成你改的这一本。我只略为改了几个字，不知妥当否，请你自己酌定。先发《红旗》，然后《人民日报》转载，请康生商伯达、冷西办理。
几经修改和增删，这组作品以《诗词二十六首》为题，发表在10月1日出版的《红旗》第11期，并先行刊载于9月29日的《人民日报》第6版上。
除了毛泽东诗词，从未有任何诗人的作品能一再发表在这家理论刊物上（1958年创刊之初，曾刊登过一些“大跃进”民歌；郭沫若的《颂十三陵水库》作为补白性质刊出，另当别论），胡乔木是享此殊荣的第一人。
使《红旗》别开生面的《词十六首》，题材广泛，格调一贯，目次如下：《六州歌头·国庆》《水调歌头·国庆夜记事》《贺新郎·看〈千万不要忘记〉》《沁园春·杭州感事》《菩萨蛮·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原子弹爆炸》（五首）、《水龙吟》（七首）。
两首歌咏国庆的作品，体现中共中央隆重庆祝建国15周年的精神。在经历了3年困难时期后，经过几年调整，总算走出低谷。赵朴初拜访郭沫若，看到胡乔木寄请修改的原稿，对《水调歌头》特别表示欣赏。毛泽东将此词结句“万里千斤担，不用一愁眉”改为“万里风云会，只用一戎衣”，胡乔木称之为“点铁成金”。《千万不要忘记》是一出表现“防止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腐蚀”的现代题材的话剧，当年红极一时。这首《贺新郎》以“石壁由来穿滴水，忍江山变色从蝼蚁？阶级在，莫高睡”警示国人，正切合“反修防修”的时宜。最为毛泽东看重且修改最勤的，当属《沁园春·杭州感事》：
穆穆秋山，娓娓秋湖，荡荡秋江。
正一年好景，莲舟采月；四方佳气，桂国飘香。
雪裹棉铃，金翻稻浪，秋意偏于陇亩长。
最堪喜，有射潮人健，不怕澜狂。
天堂，一向宣扬，笑今古云泥怎比量。
算繁华千载，长埋碧血；工农此际，初试锋芒。
土偶欺山，妖骸祸水，西子羞污半面妆。
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
对这首词，毛泽东不但字斟句酌，作了精心修改（结句出自毛之手笔），而且还针对胡乔木“词中的一些话现在对于杭州基本上已经不适用了”的说明，写了一段批语：“杭州及别处，行近郊原，处处与鬼为邻，几百年犹难扫尽。今日仅挖了几堆朽骨，便以为问题解决，太轻敌了，且与事实不合，故不宜加上那个说明。至于庙，连一个也未动。”在毛泽东看来，胡乔木“太轻敌了”，不免有书生气；而作为一位政治家，“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则绝非纯然的艺术夸张，而是卒章显志的豪言壮语。
一组《水龙吟》，因赫鲁晓夫下台而兴发，起初寄给毛泽东仅有四首，后来又续写三首，批判色彩愈益强烈。经毛泽东修改，不仅指向赫鲁晓夫，更戟指继承者，试读“其五”：
算来反面教员，先生榜样堪千古。
相煎如虏，鞭尸如虎，临危如鼠。
口唱真言，手挥宝箓，若呼风雨。
甚三无世界，两全党国，天花坠，归尘土。
涸辙今看枯鲋，定谁知明朝鲂鱮？
膏肓病重，新汤旧药，怎堪多煮？
恨别弓惊，吞声树倒，相呼旧侣。
看后车重蹈，愁城四望，尽红旗舞。
《词十六首》发表后，万众瞩目，引起王季思、周振甫等著名学者的关注。作者受此鼓舞，在1965年的上半年里，又陆续写了20多首诗词，并在八九月间寄呈毛泽东。在国庆16周年当天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1期上发表后，自然又一次引起万众瞩目。从修改和批语来看，毛泽东最欣赏的是《念奴娇·重读雷锋日记》（四首）和《七律·七一抒情》（四首）。试读颈联被毛誉为“好句”的《七一抒情》“其四”：
六洲环顾满疮痍，豕突狼奔猎者谁？
肝胆誓分兄弟难，头颅不向寇仇低。
自由合洒血成碧，胜利从来竿作旗。
休向英雄夸核弹，欣荣试看比基尼。
从第1期的《词十六首》到第11期的《诗词二十六首》，胡乔木的作品几乎贯穿了《红旗》杂志1965年的头尾。这些作品以“反帝反修”为基调，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以胡乔木身份之特殊（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以这些作品涉猎之广，笔力之深，这别开生面的安排确实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影响。 【红灯高举闪闪亮】
《红旗》杂志第2期以封面标示要目，这种装帧设计在当年的国内刊物中可称绝无仅有。更出人意外的是，在封面的四条要目中，赫然列有以楷体字排印的“红灯记”。翻开内页，《红灯记》题下标有“京剧现代戏剧本”“翁偶虹、阿甲改编”等字样，并在剧终处标明“根据上海爱华沪剧团同名沪剧改编”。如果说发表胡乔木诗词虽让人意外，但多少有毛泽东的《诗词十首》以为滥觞，且篇幅只是三五页，至多六七页，而一部《红灯记》剧本竟占到这本只是50来页的理论刊物近乎40%的篇幅，真算得上是“破格之举”了。
京剧现代戏的剧本之所以能出现在这本理论刊物上，还得溯源到1964年六七月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这不是一般的文艺汇演，《红旗》杂志为此专门发表了社论《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大革命》，主管意识形态的彭真、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分别作报告，致祝词。江青则作为“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出现在开幕式出席人员的新闻报道中。之所以要提及江青，是因为《红灯记》作为京剧剧本而能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确与她有着干系。《红灯记》的前身是1962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自有后来人》，编剧沈默君是很能写戏的原南京军区的创作人员，1950年代拍摄的《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海魂》等作品均出自其手笔。1957年遭遇厄运，辗转颠沛来到长影。后虽摘帽，却终是戴罪之身，故《红灯记》走红，绝少提及脱胎于此。1963年春，上海爱华沪剧团将其改编为《红灯记》。正在上海疗养的江青观看此剧后，“觉得看了很多同一题材的不同剧本后，还是爱华剧团的本子好”，因此“把这个戏介绍给中国京剧院”。
1963年秋，中国京剧院总导演阿甲接到沪剧《红灯记》的剧本，觉得不错，于是按京剧的特点拟出改编提纲，由该院编剧翁偶虹据此写出初稿。然后阿甲根据导演构思，写出第二稿。年底组成该剧阵容，边排边改，前后共有九稿，1964年5月内部演出后，初获成功，于是参加随后举行的全国观摩演出。毛泽东在会演期间看了《智取威虎山》等几出戏，却未观看这部比较成熟的作品，实与江青关系甚大。后来几经反复，江青强调是她发现并指导了这出戏的改编，这才于当年11月安排在人民大会堂小剧场演出，毛泽东等领导人亲临观看。演出获得成功，可江青却别有用意地对阿甲说，这出戏是我们“顶牛”“顶”出来的。尽管如此，江青当时还远未到“炙手可热势绝伦”的地步，故《红旗》杂志刊出这个剧本，据实署翁偶虹、阿甲之名。
几乎是刊发《红灯记》剧本的同时，中国京剧团携此剧赴南方巡演，一路演去，一路轰动。各地京剧团闻讯纷纷搬演，《红旗》刊发剧本正当其时。孰料1970年5月，《红旗》杂志再一次刊出《红灯记》，谓之“新本”，署名已改为“中国京剧团集体改编”。有心的读者比对《红旗》杂志相隔5年刊登的两个本子，见出后者只是添加李玉和两个并非主干的唱段，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浑身是胆雄赳赳》《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等脍炙人口的唱段，无一不是1965年本子所有。江青虽也懂京剧，但与阿甲这样的行家里手毕竟难以比肩，却要颐指气使，揽功诿过。红旗》相隔5年发表的两个本子，竟蕴含着这样的恩怨过节。
1965年3月下旬出版的第3期上，《红旗》杂志又出人意料地以40%的篇幅发表《革命歌曲选》。“编者按”指出：“……我国的革命音乐工作者，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创作了许多具有生动的革命内容、民族形式的群众歌曲，它们配合着各个时期的革命任务，有力地鼓舞着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本刊这一期选载了几年来在群众中比较流行的十三首革命歌曲”。“编者按”措辞审慎，只说“几年来”而非“近几年来”，因所选《社会主义好》乃问世于1958年的“大跃进”时代，已有7年之遥。其余12首皆系1960年代以来的作品。列为第一首的是《大海航行靠舵手》，以下各首大体以工农兵排列，其中歌唱解放军的有3首（《三八作风歌》《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学习雷锋好榜样》），独占鳌头，是当年“全国学解放军”时代氛围的真实写照。说到“流行”，其中一部分，如《我们走在大路上》《学习雷锋好榜样》确实流传较广；另一些则知名度甚低，如《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为女民兵题照》（此系为毛泽东诗词谱曲）。看来为的是顾及方方面面。尤其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这两首，出自大型音乐歌舞剧《东方红》，除现场观众，甚少耳闻者。
13首歌曲中少数得以流传至今，如《我们走在大路上》等。也有个别作品风格迥异，如《社员都是向阳花》，歌词内容虽不足道，而曲调甚为优美，李云迪将它改编为钢琴小品，自有其艺术魅力。其中大多数标为“进行曲速度”，格调“激昂、有力”，经中央及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放，一时间广为传唱。
继连续刊登京剧剧本和群众歌曲之后，第4期《红旗》杂志又以10个版的篇幅辟出《援越抗美诗画选》，刊登袁水拍、李季、方成等诗人、画家所作诗画各7篇。这些作品与前两期发表的剧本、歌曲相比，“笑渐不闻声渐杳”，影响实不可同日而语。
【泰斗巡礼赋新颂】
沉寂3个月之后，7月底出版的《红旗》第8期上，发表了文坛泰斗郭沫若的《诗词十首》。篇名虽未列入封面要目之中，但版面的安排却另有意味。两次发表胡乔木诗词，均以文艺栏目的编次而殿后，而这位文坛大佬的《诗词十首》则不然，却是安排在这一期上最重要的两篇时政类重头文章之后。这两篇文章，一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此文系新华社通稿，全国各报均于8月1日头版头条刊登；另一篇是年初闭幕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新任国务院副总理陶铸的《五亿农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指南针——纪念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发表十周年》。《诗词十首》紧列其后，显然超出了文艺作品的规格。
何以如此安排，这需要了解郭沫若其作的由来。
这年6月11日，郭沫若偕夫人在上海参加毛泽东对前来访问的印尼国民议会议长的会见。5月下旬，毛泽东适有重上井冈山之举，在山上的短短几天里，接连写了《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等几首长调，抒发“五洋捉鳖，九天揽月”的豪情，憧憬“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的前程。兴致甚高的毛泽东在与郭沫若的存问中，得知郭氏夫妇将陪印尼议长去广州，在送别外宾后，有寻访当年参加南昌起义南下潮汕故地的安排。于是，毛泽东提议郭氏夫妇“顺道访问井冈山”。 得到领袖的亲自安排，郭氏夫妇自然心存感激。以郭沫若的游历和作派，1960年延安之行，赋《七律·访杨家岭毛主席所住窑洞》，有“窑洞三间光欲燃，明辉一片照山川。长征二万五千里，领导京垓亿兆年”之咏；1963年韶山之行，赋《满江红》，有“久慕韶山，喜今日能谐夙愿”，“齐颂歌，赤县万斯年，东风健”之吟。1965年得有井冈山之行，也是寓必然于偶然罢。
郭沫若访罢潮汕，自东江进入赣南，在江西跑了整整17天，总共写了29首诗词（其中7首系访问井冈山所作），后来编为一集，取名《井冈山巡礼》，足见重心所在。提供报刊发表时，郭沫若将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以《诗词十九首》为题，交付《光明日报》8月上旬刊出，另一部分便是《红旗》第8期上的《诗词十首》。这10首中访问井冈山的7首，便是名副其实的“井冈山巡礼”——
《念奴娇·在茨坪迎“七一”》：“红旗高举，井冈山，天下名山第一……全球共仰，万岁欢呼主席。”
《七律·黄洋界》：“雄关如铁旌旗壮，小径挑粮领袖忙。五里横排遗槲树，千秋蔽芾胜甘棠。”为预防读者误解为对久已妇孺皆知的“朱德的扁担”的讴歌，作者特意加了一条注释：“黄洋界上旧有小路，曰五里横排。路旁有槲树一株，当年主席与其他同志由宁冈挑粮上山时，曾在此树下歇肩。”
《七律·访茅坪毛主席旧居》：“解衣推食话当年，主席恩情涌泪泉……茅茨二坪星二点，神州赖以换坤乾。”
《五律·红军会师桥》：“工农须作主，主席入罗霄。”
《七律·宿永新》：“领袖亲征三度来，前驱人物费栽培。”
郭沫若选此供《红旗》发表，显然经过了斟酌；《红旗》编辑以超出文艺作品的规格来安排版面，显然意识到这些作品的由来和用意。
1965年，《红旗》杂志连续发表这些或出自名家手笔，或引领风气之先的各种类型的文艺作品，增添了独特的色彩。环顾域中，不独《红旗》为然。与元旦发表《词十六首》相呼应的是，除夕这天，光明日报》头版刊登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墨迹，并配有郭沫若的诠释文字。春节这天，《人民日报》发表赵朴初的散曲《某公三哭》，为的是刺责“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毛泽东称，这是送给即将访华的新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礼物。
如果说毛泽东亲自安排发表这些作品，是借他人之杯酒的话，那么井冈山之行连续赋长调，咏“鸡唱”，讽“蓬雀”，显系直抒胸臆。只是这些志在“天地翻覆”的作品未允即时公开发表（即令胡乔木、郭沫若等人在奉命修改时一再“争取尽快发表”，亦不为所动），审时度势，正式发表要到10年之后。
《红旗》杂志其影响仅次于《人民日报》，一改往年的风格，接连发表各类文艺作品，正可以借用郭沫若《满江红·领袖颂》里的一句词：“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