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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追溯到1942年初，抗日战争由激烈的争夺转人对峙阶段。
1940年，日军加紧了对东南亚的侵略，9月，日军侵入越南，切断了中越通道，不仅严重威胁我国国际交通要道——滇缅公路的安全，并且把侵略矛头指向缅甸、马来亚、新家坡等英属殖民地。英国在日本咄咄逼人的进攻下，改变了长久以来对日本采取的妥协态度，于10月重新开放了封锁已久的滇缅公路，并积极酝酿与我国建立军事同盟。为了保持我国唯一的国际通道——滇缅路的畅通，我国政府也迫切需要与英国建立军事同盟。1941年2月，英国方面邀请了“中国缅印军事考察团”赴三国作了为期3个月的考察。
为了加强中国战场的抗日武装力量以牵制日军，美、英两国政府协商决定成立盟军中国战区统帅部，将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境内联合国军队拨归中国战区指挥，由蒋介石任统帅，美国将军史迪威任参谋长兼驻华美军总司令。中国战区统帅部负责领导中国、越南、泰国境内的对日作战。
1942年2月，日军进攻仰光，驻缅英军向中国战区统帅部求救，请求中国派兵援缅。2月16日，中国政府派遣远征军入缅作战。
为了稳固中英军事同盟，在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同时，英属印度总督林里斯哥主动邀请蒋介石访印，以增进中印友谊。蒋介石也希望英国增加对华军事援助，于是答应访印。
蒋介石组成了中国访问印度代表团，主要成员有蒋夫人、外交部长王宠惠、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兼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道藩及侍卫官俞国华等人。
这次访印，事前极为保密，中国访印团于2月4日由重庆乘机直飞昆明，机场无人送行。到达昆明上空，昆明机场以无线电询问是何人的飞机，得不到答复。机场警备司令王叔铭亲自带领一排卫兵赶至机场，准备扣留飞机。等到飞机降落之后，却见蒋氏夫妇和中央要员先后下机，大为惊讶，连忙热情招待蒋氏夫妇一行到机场接待室歇息。
王叔铭私下问张道藩：“你们开什么玩笑，事前不露点风声，到了机场上空还不答话?”张道藩说：“这次访印要绝对保密。如果事前通知你们，万一电报被敌人译出，则访印之行就危险了。”王叔铭说：“幸亏我们判断绝不是敌机，要是判断失误，开高射炮轰击，那就不堪设想了!”张道藩笑说：“老兄，这个问题我无法答你，如果你真想了解一下，就直接向委座讨教吧。”俞国华跟王叔铭开玩笑说：“你们的头儿(指昆明警备司令)应该知道委座到昆明，你的官还是小了点，没必要知道吗。”王叔铭为之哭笑不得。
飞机在昆明加油后，直飞腊戍。在腊戍住了一夜，次晨直飞印度加尔各答。下机后，由加尔各答省长陪同到省长公署歇息。
(二)
加尔各答是印度最富裕的港口城市，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人口上百万。这里曾是中英鸦片战争的“发源地”——是英国不法商人在印度采购鸦片通过加尔各答港口运往中国广州。蒋介石对加尔各答的经济状况比较关注，要董显光等人收集关于加尔各答的资料，尤其是经济发展的历史资料。在加尔各答住了5天，中国访印代表团在此期间作了各种准备工作，购买和阅读各种有关印度国‘隋和民族的书籍资料，以求进一步了解这个文明古国，尤其是它的近况。
在访印团里，张道藩可以说是一个重要角色，是蒋介石组团时特别点上的人。实际上，张道藩学识渊博，在这次访印过程中颇为关键。通过浏览一本英文《印度年鉴》，张道藩发现过去中国称甘地和尼赫鲁组成的党为印度国民党，其实是一种错误。当时，印度确有一个小党叫国民党，英文名为：The NationalistOf lndia。甘地所领导的党，是印度唯一大党，英文名称为：The Congress Pady。张道藩立即将此事报告蒋介石夫妇，经核定，即通知国内各机构及新闻单位，更正为“印度国民大会党”(简称印度国大党)。这样避免了关于蒋介石访印的新闻报道出现差错。
2月9日，中国访印代表团由加尔各答乘专用火车赴新德里。抵达时，车站用红地毡铺路，从专列停泊处一直铺到出站口。印度国防军总司令和印度总督府秘书长率领一队人员，代表印度总督林里斯哥到车站欢迎，并迎接和陪同中国贵宾驱车至印度总督府秘书长官邸下榻。
2月12日，即抵达新德里的第三天，印度总督夫妇将设国宴招待蒋介石夫妇和代表团成员。一切仪式，按照印度招待他国元首的礼节，宴会时须奏中国国歌。
国宴举行之前，印度乐队为了慎重起见，先以他们准备好的一份“中国国歌”送交中国代表团审核。结果，中国代表团发现此歌谱竟是北洋政府使用的国歌。即“卿云烂兮，虬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当下立即告诉印方，此歌谱绝不能用。
但是中国代表团未携带当时的国歌歌谱，在当地也找不到此歌谱。怎么办呢，王宠惠通知中国驻印总领事馆，要他们设法解决歌谱事宜。也许平素较少使用的缘故，总领事馆方面也表示没有现成歌谱，需找内行的职员拟写。由于时间紧迫，张道藩于是自告奋勇，亲自高唱国歌歌曲，由印度乐队队长抄录下来，再弹钢琴，由张道藩逐一校正音符和节奏。大致正确后，让印度乐队用一天的功夫练习演奏，再经张道藩最后审定。
到第三天印度总督举行国宴招待中国访印代表团，席间奏起当时的中国国歌，歌声雄壮悦耳，居然演奏得不错。张道藩这一举措受到同行的赞扬，宋美龄表扬说：“教育长不仅会做文章，歌也唱得不错，是多面手呢，人才难得。”蒋介石也说：“学军事的人，不应单纯地专攻一门，比方说学炮兵的，也可以兼学工程和防化方面技能，今后军队应该把重点放在培养多元化技术人才，如同学文科的，文学专业的兼修哲学、美术等一样，这样打起仗来可以一个顶两个、三个用。”张道藩对这件事颇为自慰，以后常常与友人提起。
鉴于此次教训，张道藩后来建议将当时中国国歌精制成歌谱，分送给各驻外使领馆，转致各国政府，以备国家往来时礼仪上的演奏。
(三)
蒋介石夫妇一到新德里，按照中国“行客拜坐客”的规矩，欲先访问当时正在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甘地和尼赫鲁先生。这二人是英属印度政府圈定的“危险分子”，所以印总督很不赞成蒋氏此行，只应允约甘地、尼赫鲁二人到新德里来，与蒋氏夫妇见面。其实尼赫鲁听说蒋氏夫妇抵达新德里后，就主动从他的家乡赶来相见，随行的还有他妹妹班茅特夫人。
2月13日，印度总督请蒋介石阅兵。这次阅兵，中印双方也产生分歧，由于蒋介石具备双重身分：中国政府首脑和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究竟以何种身份进行阅兵呢?如果以外国元首的身份阅兵，这个好办，只是礼节性而已；如果以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身份阅兵，就不同了，那是上下关系，是最高统帅检阅其属下部队了，不光是礼节性而已。当时印方提出以外国元首的身份检阅，蒋介石稍显不快，宋美龄说： “我们这个代表团，是中国访印代表团，是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导人对一个非主权国家的友好访问，从礼仪上讲，适用招待外国元首的礼节。”这样蒋介石便依从印方安排阅兵。14、15两日，印方又请蒋介石赴印度西北边境参观要塞设施，并邀周至柔、商震、董显光三人随行。此外，印方指定班茅特夫人专程陪同蒋夫人，往访回教著名教堂所在地阿格拉。
与此同时，尼赫鲁和他的女儿英迪拉(即后来任印度总理的甘地夫人)及印度著名女诗人乃都夫人，盛情邀请王宠惠、张道藩、保君健(当时中国驻印度总领事)三人，到新德里近郊的哥托米拉游览。此处有一古塔，约有两丈多高的塔顶，被飓风吹断落下，直立在大塔旁边，时人为一大奇迹。王宠惠欣赏古塔，赋诗一首：千年宝塔印奇观，没顶之灾在目前；古国文明黯然断，天将大任予斯人。诗中以塔喻印，塔顶断落，印度遭灭顶之灾(指英占、法占)，恢复古国文明，须有“天将降大任予斯人”的气魄。王宠惠是中国著名的外交活动家，孙中山说过“中国精通英文者只三个半”，其一是伍朝枢，其二是辜鸿铭，其三是陈友仁，另外半个(据众多学者推测)应该是王宠惠。当王宠惠打算把此诗以英文传译给尼赫鲁时，张道藩阻止说：“此诗不宜传译，恐传出去遭英国人非议。”王的诗兴顿时消了。
一行人本想攀登上塔顶，眺望新德里全景，但塔有300多级，颇费气力，攀登一半，因王宠惠气喘不能再上，半途而下。然后，大家在塔旁一片柔软翠绿的草地上，或坐或躺，随意休息、聊天。
初春丽日宜人。尼赫鲁比较健谈，与王宠惠也谈得投机。闲谈间，尼赫鲁将上身长褂脱去，里面只穿了白长汗衫和黑背心。他的女儿英迪拉见状，忙大声阻止：“父亲，你怎能……”她的意思，是嗔怪父亲在中国客人面前太不讲究礼貌了，亦有失本国风度。
尼赫鲁全不理会女儿的嗔怪，就在原地表演他的拿手绝技纳顶(中国叫“拿大顶”)。他以两手和头部着地，全身倒立，两脚朝天。惹得乃都夫人大笑，说他是“老玩童”，在场的人也都笑了。惟有英迪拉眼泪汪汪，讨厌父亲的做作，却又无可奈何。
尼赫鲁表演完毕，他要求中国友人也来一手。王宠惠因年纪大无法表演，保总领事也说自己难于此道，于是两人就推张道藩来打个圆场，以谢主人之请。张勉强应允。
张道藩时年40余，正值壮年。他看立在一旁的英迪拉含泪欲哭的模样，怪可怜的，于是就把孩时学会的几套武术招式施展出来，两手着地，身体侧翻一周，直立起来，又两手着地侧翻旋转，次而只用右手撑地，两腿分叉。这时，英迪拉看到中国大员不拘形迹，表演了这一手功夫，不禁破涕为笑。 当天晚上，大家在印度总督府聚餐。印度朋友在席间合唱了在印度颇有影响的歌曲：《印度·我们的母亲》，歌声悲切动人。他们说等印度获得独立之后，要把这支歌定为国歌。
印度朋友唱完歌后，要求中国贵宾唱一支歌助兴。王宠惠推荐张道藩，于是张道藩引吭高歌，唱起了中国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歌声悲壮激昂，甚有气势，在座主客为之动容。
乃都夫人对保君健说：“张先生真是多才多艺，能文能武啊。看得出，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的爱国精神不是一般人可比的。”
保君健说：“现在中国正遭日本野蛮侵略，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秋，凡是中国人都应该发扬爱国主义，保境卫国，驱逐日寇，张先生也不例外。”
乃都夫人点头赞许。
(四)
蒋介石夫妇既不能亲往拜会甘地，就在尼赫鲁的安排下，2月20日从新德里前往加尔各答；这时甘地得知消息，从他的故乡司瓦格拉木赶来加尔各答相见。在此前一站，蒋介石先派张道藩与保君健代表他前去迎接甘地。
甘地被迎接到新德里后，立即谢绝传媒采访，住进他的朋友比拉家里。蒋介石夫妇闻讯后，立即前往比拉家拜会甘地。2月21日，蒋介石夫妇和甘地在比拉家里举行会谈，由张道藩作记录，董显光任翻译。会晤前，年迈气衰的甘地向蒋介石请求说：“尊夫人的英语说得很好，声音又非常美妙。你是中国政府的首脑人物，同我这样一个平民交谈，可否不讲究官式翻译，改请尊夫人为我们翻译，让我多些机会听听她美妙的声音?”
蒋夫人一听，知道甘地恐怕有重要的话要说，不愿意有较多的人听见，就请董显光去办别的要事，她亲自给蒋介石与甘地作翻译。张道藩作记录。甘地也指定他的秘书德赛作记录。除上述5人外，只有尼赫鲁在场。谈话自上午起，每谈一刻钟或20分钟就休息一下，因甘地年老体弱，不能长谈，直到下午6时许方告结束。除几次短暂休息外，蒋、甘谈话约6小时余。
当晚蒋介石夫妇告辞离开比拉家，甘地也乘当晚火车返回他的家乡司瓦格拉木。
中国访问团在印度期间，尼赫鲁成了访问团的常客。蒋介石夫妇无客人时，尼赫鲁就在一旁陪伴。来了客人，尼赫鲁就和张道藩等在一起交谈。一次，蒋介石问尼赫鲁：“贵国有没有一本记述印度历史、文化各方面的综合性的通俗读物，是由印度人自己写的，可以介绍给中国人?”
尼赫鲁先说没有，继而想了一下说：“这样的书倒有一本，但不是印度人写的，是英国人写的。”接着，他又问蒋介石：“贵国是否有这样性质的一本书?如果有，我乐意拜读，并向印度人介绍。”
蒋介石将目光投向张道藩。由于张道藩平时在国内所见到的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书，都是大部头的，而且分门别类，不是综合性的。张道藩就如实告诉尼赫鲁，并表示回国后准备组织编写这样一本向外介绍中国的通俗读物。过了两天，尼赫鲁给张道藩送来了一本英国人写的《我们的印度》英文本。
(五)
逗留印度期间，蒋介石指示张道藩要与尼赫鲁多谈政党问题，特别是印度国民大会党的组织纲领、活动方式、发展方向及其在印度民间的力量、影响等，并让二人作过几次较长的谈话。
据有关资料记录，当时蒋介石曾在一次晚饭后私下问尼赫鲁：“你看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于印度?作为印度的邻国，我们中国也有马克思主义，而且其发展势头不容小看……可以说，中国目前除了我们国民党是唯一的大党之外，共产党已是第二大党，而且是拥有相当武装力量的政党。这个党很令我头疼!一旦对日战争结束，中国政府就要采取措施对付这个党。”
尼赫鲁说：“以我的拙见，马克思主义不适用印度的国情。因为印度是个宗教统治的国家，被英国人实行殖民统治以后，宗教在政治上的地位没有削弱，比方说信奉印度教的人，你要他改变信仰——信奉马克思主义，这可不简单，我甚至认为是不可能的事。
中国人比较信奉佛教，但他们信奉的方式、对佛的热情，又不及印度人的沉迷，有些印度人说，中国人拜佛往往是一种投资，是有事求佛帮忙保佑了才烧香礼拜的；而把佛当祖宗和心中的救世主一般供奉和祭祀者甚少。所以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应该 比印度人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站住脚，说明中国人还是愿意接受新事物的。
贵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从哲学方面讲，毕竟是站在民众的对立面，而共产党要争取民心谋求壮大，就必须与贵党争衡，形成敌对的关系。据我所知，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拥有自己的军队的党，而且与贵党的斗争由来已久，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蒋先生说，对日战争结束后就着手对付它，从战略上讲，从本党的切身利益上讲，我认为这是在所难免的；但我劝蒋先生不要轻视它，不要单纯从军事观点作结论——日本侵略贵国，原先也认为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就能亡华，结果打了这么多年还是未能达到目的，贵国的抗战力量依然为国际所看重。
“可见，军事力量一时之强弱，未可轻下强者胜弱者败的结论，因为形势是在不断变化的，强者有变成弱者、而弱者也有变成强者的可能。当然喽，蒋先生是举世瞩目的军事专家，看问题远比我看得深刻。再说，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深，所言不一定正确。”
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立即倾全力实行“剿共”，其“必胜”的根据之一，就是单纯的军事观点——认为国民党的武装力量远远优于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战之“必胜”。由此可见，蒋某人并没把尼赫鲁这番话放在心上。
(六)
中国访印团逗留在加尔各答的最后三天，尼赫鲁每晚都到行馆陪蒋介石夫妇便餐，餐后长谈到午夜，由蒋夫人翻译；张道藩记录。有时乃都夫人和班茅特夫人也陪蒋夫人谈论文教方面事项。蒋介石与尼赫鲁所谈的内容涉及世界大战趋势、亚洲问题、中印关系等等。但综合各次谈话，尼赫鲁所谈的中心问题，集中在请求中国帮助印度人民脱离英殖统治，争取独立。每谈到这些，蒋介石的态度便变得含蓄，事实上他也不好热心地声援尼赫鲁的反英复印主张。
张道藩十分敬佩尼赫鲁念念不忘复国的精神，蒋夫人也赞许尼赫鲁致力谋求民族解放事业的雄心壮志。
2月22日，中国访印团赴印度大文豪泰戈尔的家乡进行访问。晚间，当地官员以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和舞蹈热情招待了代表团一行。
23日，代表团由泰戈尔家乡返回加尔各答。
访印团即将离开加尔各。答时，蒋介石觉得应该对印度人民有所表示，遂起草发表《告印度国民书》。该文告其中有“我希望我们的盟邦英国‘不久’(will now)将给印度人民以政治实权”这样一句话的英译文字，其间颇费斟酌。的确，这样的语句很容易招致英国方面的非议，甚至指责。
经蒋夫人、王宠惠、张道藩、董显光反复推敲数小时，按照蒋介石规定“既不得罪英国，又不失支持印度独立的心愿”的框架，几易其稿方才决定。尼赫鲁在该文告未录音之前，得以读了原稿，他激动地对张道藩说：“很好!很好!印度人民听了广播后，一定对蒋先生和贵国政府，一致表示深切的感谢。”因为这句话无异是支持印度向英国要求独立，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
蒋介石发表了《告印度国民书》之后，旋即打点行装，中国访印团一行告别了文明古老而美丽多难的印度古国，从加尔各答乘机回国了。
(责编 张云)
1940年，日军加紧了对东南亚的侵略，9月，日军侵入越南，切断了中越通道，不仅严重威胁我国国际交通要道——滇缅公路的安全，并且把侵略矛头指向缅甸、马来亚、新家坡等英属殖民地。英国在日本咄咄逼人的进攻下，改变了长久以来对日本采取的妥协态度，于10月重新开放了封锁已久的滇缅公路，并积极酝酿与我国建立军事同盟。为了保持我国唯一的国际通道——滇缅路的畅通，我国政府也迫切需要与英国建立军事同盟。1941年2月，英国方面邀请了“中国缅印军事考察团”赴三国作了为期3个月的考察。
为了加强中国战场的抗日武装力量以牵制日军，美、英两国政府协商决定成立盟军中国战区统帅部，将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境内联合国军队拨归中国战区指挥，由蒋介石任统帅，美国将军史迪威任参谋长兼驻华美军总司令。中国战区统帅部负责领导中国、越南、泰国境内的对日作战。
1942年2月，日军进攻仰光，驻缅英军向中国战区统帅部求救，请求中国派兵援缅。2月16日，中国政府派遣远征军入缅作战。
为了稳固中英军事同盟，在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同时，英属印度总督林里斯哥主动邀请蒋介石访印，以增进中印友谊。蒋介石也希望英国增加对华军事援助，于是答应访印。
蒋介石组成了中国访问印度代表团，主要成员有蒋夫人、外交部长王宠惠、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兼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道藩及侍卫官俞国华等人。
这次访印，事前极为保密，中国访印团于2月4日由重庆乘机直飞昆明，机场无人送行。到达昆明上空，昆明机场以无线电询问是何人的飞机，得不到答复。机场警备司令王叔铭亲自带领一排卫兵赶至机场，准备扣留飞机。等到飞机降落之后，却见蒋氏夫妇和中央要员先后下机，大为惊讶，连忙热情招待蒋氏夫妇一行到机场接待室歇息。
王叔铭私下问张道藩：“你们开什么玩笑，事前不露点风声，到了机场上空还不答话?”张道藩说：“这次访印要绝对保密。如果事前通知你们，万一电报被敌人译出，则访印之行就危险了。”王叔铭说：“幸亏我们判断绝不是敌机，要是判断失误，开高射炮轰击，那就不堪设想了!”张道藩笑说：“老兄，这个问题我无法答你，如果你真想了解一下，就直接向委座讨教吧。”俞国华跟王叔铭开玩笑说：“你们的头儿(指昆明警备司令)应该知道委座到昆明，你的官还是小了点，没必要知道吗。”王叔铭为之哭笑不得。
飞机在昆明加油后，直飞腊戍。在腊戍住了一夜，次晨直飞印度加尔各答。下机后，由加尔各答省长陪同到省长公署歇息。
(二)
加尔各答是印度最富裕的港口城市，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人口上百万。这里曾是中英鸦片战争的“发源地”——是英国不法商人在印度采购鸦片通过加尔各答港口运往中国广州。蒋介石对加尔各答的经济状况比较关注，要董显光等人收集关于加尔各答的资料，尤其是经济发展的历史资料。在加尔各答住了5天，中国访印代表团在此期间作了各种准备工作，购买和阅读各种有关印度国‘隋和民族的书籍资料，以求进一步了解这个文明古国，尤其是它的近况。
在访印团里，张道藩可以说是一个重要角色，是蒋介石组团时特别点上的人。实际上，张道藩学识渊博，在这次访印过程中颇为关键。通过浏览一本英文《印度年鉴》，张道藩发现过去中国称甘地和尼赫鲁组成的党为印度国民党，其实是一种错误。当时，印度确有一个小党叫国民党，英文名为：The NationalistOf lndia。甘地所领导的党，是印度唯一大党，英文名称为：The Congress Pady。张道藩立即将此事报告蒋介石夫妇，经核定，即通知国内各机构及新闻单位，更正为“印度国民大会党”(简称印度国大党)。这样避免了关于蒋介石访印的新闻报道出现差错。
2月9日，中国访印代表团由加尔各答乘专用火车赴新德里。抵达时，车站用红地毡铺路，从专列停泊处一直铺到出站口。印度国防军总司令和印度总督府秘书长率领一队人员，代表印度总督林里斯哥到车站欢迎，并迎接和陪同中国贵宾驱车至印度总督府秘书长官邸下榻。
2月12日，即抵达新德里的第三天，印度总督夫妇将设国宴招待蒋介石夫妇和代表团成员。一切仪式，按照印度招待他国元首的礼节，宴会时须奏中国国歌。
国宴举行之前，印度乐队为了慎重起见，先以他们准备好的一份“中国国歌”送交中国代表团审核。结果，中国代表团发现此歌谱竟是北洋政府使用的国歌。即“卿云烂兮，虬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当下立即告诉印方，此歌谱绝不能用。
但是中国代表团未携带当时的国歌歌谱，在当地也找不到此歌谱。怎么办呢，王宠惠通知中国驻印总领事馆，要他们设法解决歌谱事宜。也许平素较少使用的缘故，总领事馆方面也表示没有现成歌谱，需找内行的职员拟写。由于时间紧迫，张道藩于是自告奋勇，亲自高唱国歌歌曲，由印度乐队队长抄录下来，再弹钢琴，由张道藩逐一校正音符和节奏。大致正确后，让印度乐队用一天的功夫练习演奏，再经张道藩最后审定。
到第三天印度总督举行国宴招待中国访印代表团，席间奏起当时的中国国歌，歌声雄壮悦耳，居然演奏得不错。张道藩这一举措受到同行的赞扬，宋美龄表扬说：“教育长不仅会做文章，歌也唱得不错，是多面手呢，人才难得。”蒋介石也说：“学军事的人，不应单纯地专攻一门，比方说学炮兵的，也可以兼学工程和防化方面技能，今后军队应该把重点放在培养多元化技术人才，如同学文科的，文学专业的兼修哲学、美术等一样，这样打起仗来可以一个顶两个、三个用。”张道藩对这件事颇为自慰，以后常常与友人提起。
鉴于此次教训，张道藩后来建议将当时中国国歌精制成歌谱，分送给各驻外使领馆，转致各国政府，以备国家往来时礼仪上的演奏。
(三)
蒋介石夫妇一到新德里，按照中国“行客拜坐客”的规矩，欲先访问当时正在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甘地和尼赫鲁先生。这二人是英属印度政府圈定的“危险分子”，所以印总督很不赞成蒋氏此行，只应允约甘地、尼赫鲁二人到新德里来，与蒋氏夫妇见面。其实尼赫鲁听说蒋氏夫妇抵达新德里后，就主动从他的家乡赶来相见，随行的还有他妹妹班茅特夫人。
2月13日，印度总督请蒋介石阅兵。这次阅兵，中印双方也产生分歧，由于蒋介石具备双重身分：中国政府首脑和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究竟以何种身份进行阅兵呢?如果以外国元首的身份阅兵，这个好办，只是礼节性而已；如果以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身份阅兵，就不同了，那是上下关系，是最高统帅检阅其属下部队了，不光是礼节性而已。当时印方提出以外国元首的身份检阅，蒋介石稍显不快，宋美龄说： “我们这个代表团，是中国访印代表团，是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导人对一个非主权国家的友好访问，从礼仪上讲，适用招待外国元首的礼节。”这样蒋介石便依从印方安排阅兵。14、15两日，印方又请蒋介石赴印度西北边境参观要塞设施，并邀周至柔、商震、董显光三人随行。此外，印方指定班茅特夫人专程陪同蒋夫人，往访回教著名教堂所在地阿格拉。
与此同时，尼赫鲁和他的女儿英迪拉(即后来任印度总理的甘地夫人)及印度著名女诗人乃都夫人，盛情邀请王宠惠、张道藩、保君健(当时中国驻印度总领事)三人，到新德里近郊的哥托米拉游览。此处有一古塔，约有两丈多高的塔顶，被飓风吹断落下，直立在大塔旁边，时人为一大奇迹。王宠惠欣赏古塔，赋诗一首：千年宝塔印奇观，没顶之灾在目前；古国文明黯然断，天将大任予斯人。诗中以塔喻印，塔顶断落，印度遭灭顶之灾(指英占、法占)，恢复古国文明，须有“天将降大任予斯人”的气魄。王宠惠是中国著名的外交活动家，孙中山说过“中国精通英文者只三个半”，其一是伍朝枢，其二是辜鸿铭，其三是陈友仁，另外半个(据众多学者推测)应该是王宠惠。当王宠惠打算把此诗以英文传译给尼赫鲁时，张道藩阻止说：“此诗不宜传译，恐传出去遭英国人非议。”王的诗兴顿时消了。
一行人本想攀登上塔顶，眺望新德里全景，但塔有300多级，颇费气力，攀登一半，因王宠惠气喘不能再上，半途而下。然后，大家在塔旁一片柔软翠绿的草地上，或坐或躺，随意休息、聊天。
初春丽日宜人。尼赫鲁比较健谈，与王宠惠也谈得投机。闲谈间，尼赫鲁将上身长褂脱去，里面只穿了白长汗衫和黑背心。他的女儿英迪拉见状，忙大声阻止：“父亲，你怎能……”她的意思，是嗔怪父亲在中国客人面前太不讲究礼貌了，亦有失本国风度。
尼赫鲁全不理会女儿的嗔怪，就在原地表演他的拿手绝技纳顶(中国叫“拿大顶”)。他以两手和头部着地，全身倒立，两脚朝天。惹得乃都夫人大笑，说他是“老玩童”，在场的人也都笑了。惟有英迪拉眼泪汪汪，讨厌父亲的做作，却又无可奈何。
尼赫鲁表演完毕，他要求中国友人也来一手。王宠惠因年纪大无法表演，保总领事也说自己难于此道，于是两人就推张道藩来打个圆场，以谢主人之请。张勉强应允。
张道藩时年40余，正值壮年。他看立在一旁的英迪拉含泪欲哭的模样，怪可怜的，于是就把孩时学会的几套武术招式施展出来，两手着地，身体侧翻一周，直立起来，又两手着地侧翻旋转，次而只用右手撑地，两腿分叉。这时，英迪拉看到中国大员不拘形迹，表演了这一手功夫，不禁破涕为笑。 当天晚上，大家在印度总督府聚餐。印度朋友在席间合唱了在印度颇有影响的歌曲：《印度·我们的母亲》，歌声悲切动人。他们说等印度获得独立之后，要把这支歌定为国歌。
印度朋友唱完歌后，要求中国贵宾唱一支歌助兴。王宠惠推荐张道藩，于是张道藩引吭高歌，唱起了中国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歌声悲壮激昂，甚有气势，在座主客为之动容。
乃都夫人对保君健说：“张先生真是多才多艺，能文能武啊。看得出，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的爱国精神不是一般人可比的。”
保君健说：“现在中国正遭日本野蛮侵略，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秋，凡是中国人都应该发扬爱国主义，保境卫国，驱逐日寇，张先生也不例外。”
乃都夫人点头赞许。
(四)
蒋介石夫妇既不能亲往拜会甘地，就在尼赫鲁的安排下，2月20日从新德里前往加尔各答；这时甘地得知消息，从他的故乡司瓦格拉木赶来加尔各答相见。在此前一站，蒋介石先派张道藩与保君健代表他前去迎接甘地。
甘地被迎接到新德里后，立即谢绝传媒采访，住进他的朋友比拉家里。蒋介石夫妇闻讯后，立即前往比拉家拜会甘地。2月21日，蒋介石夫妇和甘地在比拉家里举行会谈，由张道藩作记录，董显光任翻译。会晤前，年迈气衰的甘地向蒋介石请求说：“尊夫人的英语说得很好，声音又非常美妙。你是中国政府的首脑人物，同我这样一个平民交谈，可否不讲究官式翻译，改请尊夫人为我们翻译，让我多些机会听听她美妙的声音?”
蒋夫人一听，知道甘地恐怕有重要的话要说，不愿意有较多的人听见，就请董显光去办别的要事，她亲自给蒋介石与甘地作翻译。张道藩作记录。甘地也指定他的秘书德赛作记录。除上述5人外，只有尼赫鲁在场。谈话自上午起，每谈一刻钟或20分钟就休息一下，因甘地年老体弱，不能长谈，直到下午6时许方告结束。除几次短暂休息外，蒋、甘谈话约6小时余。
当晚蒋介石夫妇告辞离开比拉家，甘地也乘当晚火车返回他的家乡司瓦格拉木。
中国访问团在印度期间，尼赫鲁成了访问团的常客。蒋介石夫妇无客人时，尼赫鲁就在一旁陪伴。来了客人，尼赫鲁就和张道藩等在一起交谈。一次，蒋介石问尼赫鲁：“贵国有没有一本记述印度历史、文化各方面的综合性的通俗读物，是由印度人自己写的，可以介绍给中国人?”
尼赫鲁先说没有，继而想了一下说：“这样的书倒有一本，但不是印度人写的，是英国人写的。”接着，他又问蒋介石：“贵国是否有这样性质的一本书?如果有，我乐意拜读，并向印度人介绍。”
蒋介石将目光投向张道藩。由于张道藩平时在国内所见到的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书，都是大部头的，而且分门别类，不是综合性的。张道藩就如实告诉尼赫鲁，并表示回国后准备组织编写这样一本向外介绍中国的通俗读物。过了两天，尼赫鲁给张道藩送来了一本英国人写的《我们的印度》英文本。
(五)
逗留印度期间，蒋介石指示张道藩要与尼赫鲁多谈政党问题，特别是印度国民大会党的组织纲领、活动方式、发展方向及其在印度民间的力量、影响等，并让二人作过几次较长的谈话。
据有关资料记录，当时蒋介石曾在一次晚饭后私下问尼赫鲁：“你看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于印度?作为印度的邻国，我们中国也有马克思主义，而且其发展势头不容小看……可以说，中国目前除了我们国民党是唯一的大党之外，共产党已是第二大党，而且是拥有相当武装力量的政党。这个党很令我头疼!一旦对日战争结束，中国政府就要采取措施对付这个党。”
尼赫鲁说：“以我的拙见，马克思主义不适用印度的国情。因为印度是个宗教统治的国家，被英国人实行殖民统治以后，宗教在政治上的地位没有削弱，比方说信奉印度教的人，你要他改变信仰——信奉马克思主义，这可不简单，我甚至认为是不可能的事。
中国人比较信奉佛教，但他们信奉的方式、对佛的热情，又不及印度人的沉迷，有些印度人说，中国人拜佛往往是一种投资，是有事求佛帮忙保佑了才烧香礼拜的；而把佛当祖宗和心中的救世主一般供奉和祭祀者甚少。所以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应该 比印度人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站住脚，说明中国人还是愿意接受新事物的。
贵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从哲学方面讲，毕竟是站在民众的对立面，而共产党要争取民心谋求壮大，就必须与贵党争衡，形成敌对的关系。据我所知，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拥有自己的军队的党，而且与贵党的斗争由来已久，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蒋先生说，对日战争结束后就着手对付它，从战略上讲，从本党的切身利益上讲，我认为这是在所难免的；但我劝蒋先生不要轻视它，不要单纯从军事观点作结论——日本侵略贵国，原先也认为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就能亡华，结果打了这么多年还是未能达到目的，贵国的抗战力量依然为国际所看重。
“可见，军事力量一时之强弱，未可轻下强者胜弱者败的结论，因为形势是在不断变化的，强者有变成弱者、而弱者也有变成强者的可能。当然喽，蒋先生是举世瞩目的军事专家，看问题远比我看得深刻。再说，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深，所言不一定正确。”
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立即倾全力实行“剿共”，其“必胜”的根据之一，就是单纯的军事观点——认为国民党的武装力量远远优于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战之“必胜”。由此可见，蒋某人并没把尼赫鲁这番话放在心上。
(六)
中国访印团逗留在加尔各答的最后三天，尼赫鲁每晚都到行馆陪蒋介石夫妇便餐，餐后长谈到午夜，由蒋夫人翻译；张道藩记录。有时乃都夫人和班茅特夫人也陪蒋夫人谈论文教方面事项。蒋介石与尼赫鲁所谈的内容涉及世界大战趋势、亚洲问题、中印关系等等。但综合各次谈话，尼赫鲁所谈的中心问题，集中在请求中国帮助印度人民脱离英殖统治，争取独立。每谈到这些，蒋介石的态度便变得含蓄，事实上他也不好热心地声援尼赫鲁的反英复印主张。
张道藩十分敬佩尼赫鲁念念不忘复国的精神，蒋夫人也赞许尼赫鲁致力谋求民族解放事业的雄心壮志。
2月22日，中国访印团赴印度大文豪泰戈尔的家乡进行访问。晚间，当地官员以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和舞蹈热情招待了代表团一行。
23日，代表团由泰戈尔家乡返回加尔各答。
访印团即将离开加尔各。答时，蒋介石觉得应该对印度人民有所表示，遂起草发表《告印度国民书》。该文告其中有“我希望我们的盟邦英国‘不久’(will now)将给印度人民以政治实权”这样一句话的英译文字，其间颇费斟酌。的确，这样的语句很容易招致英国方面的非议，甚至指责。
经蒋夫人、王宠惠、张道藩、董显光反复推敲数小时，按照蒋介石规定“既不得罪英国，又不失支持印度独立的心愿”的框架，几易其稿方才决定。尼赫鲁在该文告未录音之前，得以读了原稿，他激动地对张道藩说：“很好!很好!印度人民听了广播后，一定对蒋先生和贵国政府，一致表示深切的感谢。”因为这句话无异是支持印度向英国要求独立，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
蒋介石发表了《告印度国民书》之后，旋即打点行装，中国访印团一行告别了文明古老而美丽多难的印度古国，从加尔各答乘机回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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