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我之境与我有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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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散文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古典时期的散文,是相对于韵文的整饬严律而言的,其样式自由灵动,或抒情,或记事,或说理,大部分是情理交融而成锦绣。新文学运动以来,散文与小说、诗歌、剧本并峙,先后经历了强调性灵率性的“个人的发见”、匕首与标枪的杂文、立足时政和时事的报告文学等,个人的才胆识力与时代的面相紧密绾合在一起。新中国以来的散文书写经历了颂歌时代的合鸣、反思时期的追问、启蒙年代的高标、市场时期的文化叩问、及现代生活的古典追慕等,展现出百花缤纷、众语喧哗的特性。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的散文写作更为强调个人的兴怀,剥离了散文的社会政治功能,散文呈现出主观性抒写的特质,或者是散文开始回复其本有的文学质地。一个值得关注的散文现象是,近些年来,一批年轻的散文创作者登上文坛,如新疆的李娟、帕蒂古丽等,他们大都来自边远地区,携带着故乡的记忆走向城市,在城市的现代生活现实与故乡的传统想象之间经营各自的精神世界,或者说他们在文学世界中营构出自我与时代交织、碰撞的小我世界,在他们精致的文学书写中折射出时代发展的强音。
  新时期以来,一批藏族知识分子跃然而起,登上文坛,尽管小说和诗歌是他们的首选,但其中仍有相当部分的作家,以散文的形式书写个人生活的所见、所感、所思。代表者如完玛央金驻足在甘南的大地上,用眼和心触摸着紫色的草穗,经营着迷蒙唯美的梦幻世界,以青春懵懂的眼光欣喜地感受生活的美好;格央清醒而又悲情地注视着藏族女性的生活空间,在显豁的书写中感同身受高原女儿的喜怒哀乐和爱欲,凸显出强烈的性别平等期待;央珍远赴北京,思乡之情溢于言表,她的思恋凝固于记忆中拉萨的时间和空间,在平视与回望中,央珍为我们展现出一个真实的拉萨女子眼中的西藏;白玛娜珍几经情感浮沉,转身专注于家庭伦理,以家庭为中心辐散情思,彰显她的亲情、友情及大爱之情,温馨中不乏沉滞、洒脱中带些苦涩,让我们看到拉萨的月色下一个优雅女子的忧郁、徘徊及炽热。此外,还有些藏族作家行走在西藏的天空下,以他们的步伐感受历史的滞重和传统的厚重,如加央西热与西藏最后的驮队,结伴行走在羌塘盐路上,风餐露宿,科学考察,忠实地记录了西藏一种古老职业的黯然退场,尽管有无限伤怀,依然阻挡不住现代生活的节奏;平措扎西以民俗学家的眼光看待西藏的世俗生活,在他的漫话、酒话、茶话中,让人们看到桑烟缭绕下西藏民众的日常生活和风土人情。这些作家的散文书写忠实于生活,忠实于内心,忠实于自我,让人们在小说虚构的西藏想象之外,看到了真实的西藏,看到了真实的西藏人的生活。这些作家在小我的形塑中为我们展现了广阔的生活场景,在个人的生活境遇中又让我们看到了心灵的颤栗与跃动。
  自从青藏铁路开通格尔木到拉萨段,及至延伸到日喀则,再加上西藏各地市陆续开通航线,交通愈来愈便利,使得人们进出西藏更为方便,也使得西藏神秘的面纱被世人所掀起。人们欣喜地表达着各自对西藏的认识,曾在一个时期,尤其是2006——2009年,《西藏文学》刊登了数量不小的西藏游记散文,主要表达的是人们游走西藏各地的感受和体验;几乎是同一个时期,其它藏区的文化考察、人文旅游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人们津津乐道藏区的风光、风情,越来越多的有关五省区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的文学作品问世,藏地不再是遥远的香格里拉。当想象被现实打破,贩卖西藏神秘、神奇的景观书写的市场份额逐渐缩水,藏族作家们就面临着如何从深层次表现自然西藏、塑造人文西藏的问题,或者说如何重塑西藏形象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大致而言,解决的途径不外就是两条,一条是向历史更深处回溯,希望“满载一船星辉”,一条是直面生活现实,挖掘生活的价值,在不经意间震颤人们的精神世界。
  具体到藏族汉语散文的写作,近几年较为显著的似乎是历史深处的洄游,更重在勾画个人的精神回溯和心路历程。王国维在谈及宋词时,曾提出著名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区划,所谓的“有我之境”强调的是“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是“以物观物,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尽管关于此两种概念的认识有各种各样的差异,但究其实,唯有“我”才可能创设出人“境”,所谓的“有我”和“无我”更多的是修辞意义的敷衍造境,只有“我有”方能实现“境”的纵深和绵醇。
  近几年,藏族作家的散文写作呈现出鲜明的在地性特质,通过“我有”的体验、记忆和感受书写个人之“境”。如雍措的《凹村》将目光投置于童年生活的村落,捡拾“遗落在凹村的日子”、翻检“从凹村寄出的信”、整理凹村的“缤纷秋落叶”,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个体的凹村记忆,勾画出一个愈行愈远、愈品愈醇的凹村想象,带有乡土志的书写气质。南泽仁的《遥远的麦子》,明确告诉我们她所表达的是“遥远”的来自乡土的“麦子”般的记忆,不同于雍措的碎片化式的乡土记忆书写,南泽仁的书写带有慎终追远的意味,她从家族的历史发展起笔、从家庭的历史衍化历程着眼,体系性地着重展现“我”的成长历程。相似的是,雍措和南泽仁关注的都是乡村记忆,她们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城市,选择了回归故乡,回归母体文化,这可能是在消费文化甚嚣尘上的时代,来自乡村的作家们以之对抗现代文明、保持其文化个性的一种有效方式。但是,类似雍措和南泽仁的乡土散文,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藏乡想象,但一味地回归似乎又有扁平化书写的嫌疑。或者说,她们的书写体现出鲜明而浓郁的“我有”的特质,但“我有”的现实性又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她们的想象,使得她们盘桓在“内卷化”的散文世界,外扩性明显乏力,这就限制了她们散文空间的进一步开拓。而如何摆脱“我有”的单一性,对于雍措、南泽仁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走出乡土,走出自己创设的写作藩篱,打开视野,走向更为宽广的生活空间,而后再回看以往的生活,在多种文化视野的比较中,张扬某一种情志的深厚和伟岸。如帕蒂古丽生活在江南,而回味故土生活的苦涩和甜蜜,就使得作品的厚度和广度得到了扩充。
  除受到人们关注的雍措和南泽仁的乡土志书写,学者散文亦是当下藏族散文值得关注的现象。甘肃的白晓霞、严英秀、何延华等人皆供职于高等院校,主要从事文学批评和研究,当她们从事文学书写时,为我们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严英秀从事女性文学批评,注重女性精神世界的衍化,以文学同情的方式开展文学批评。当她进行散文写作时,仍带有浓郁的学术气息,带有学术随笔的特质;但当她回忆早年的学生时代,她又呈现出饱经世事沧桑的形象,在过往的记忆与当下的反思中构建迷离舒缓的散文空间。白晓霞主要从事民族文学研究,但在学术研究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她力图以知识女性的现代视野来还原她的根性文化生成机制,或者说她通过文学写作的策略实现回归母体文化的自我体认和追忆,散文集《白措姆的眼睛》意在表达通过自己的眼睛、自己心灵的涵咏瞩目她生存的大地和灵魂的沃土,从不同层面展现个体的人生历程、情感经历和思维境况。何延华文学书写主要以小说为主,但她的小说又带有浓郁的个人记忆书写的味道,因此,她的小说呈现出鲜明的“我有”的散文化的意味,我们姑且将之视为散文化的小说。她的写作主要源于她的故土记忆,即便是她走出故土,进入城市求学、求职,目睹城市的喧嚣与繁华,但在内心深处依然迷恋着她的故乡,甚至可以说她从没有真正地进入城市,她一直都站在城市与故土的边缘,惶惑地张望故土村落的变迁,热烈地期待人心的静美。但是,这些学者式的散文仍不能免于平面化的缺陷,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学者大多生活在高校,又大多从事文学教学和研究,与现实社会生活还有一定的距离,她们的学养使她们的散文书写呈现出一定的人文情怀和理论思虑,但生活方式的相对简单,又使得她们难以真正融入到火热的世俗的社会生活中去,只能在象牙塔般的书斋中回味过往的生活,即便如白晓霞的田野调查,虽然能获取第一手的材料,有助于学术研究,但毕竟没有个人生活经验的渗透,又存在着相当程度的隔膜,难以展现某种生活情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有隔靴搔痒之嫌。
  上世纪末,完成《尘埃落定》的阿来,曾经选择行走高原,实地考察高原的自然地貌和文化景观,在行进中勾勒大地的阶梯,此种文化考察使得阿来的“我有”之积淀超越了个人故土记忆和乡土想象的束缚,直接触发了他后续的文学创作。与之相似的是迪庆作家斯那俊登的文学写作。斯那俊登的职业是白马雪山保护区的森林公安,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从事森林保护工作,三十多年来,他游走在白马雪山区域,切身的生活经历、多年的情感积累、抑郁在内心深处诉说的冲动等构成了他散文书写“我有”之“真”的基础。多年的行走考察,斯那俊登丈量着白马雪山的高度,体味着白马雪山的深广和博远,在行走中,他不断地涵咏自然的风光和生活的艰辛,也感受着自然的伟力和個人的渺小,同时,在行走中斯那俊登也完成了心灵的涤荡,实现了精神的飞升。于是,当他情满于心、发愤著文时,他的作品有强烈的情感冲撞力,白马人、白马山和白马情交相融汇,构成了全新的文学地理景观。因此,斯那俊登的散文集《行走白马雪山》包孕性极强,人文性、自然性、民俗性、心理性等等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生成了斯那俊登的身体散文书写的特色。不同于斯那俊登文化考察的生命体验,甘南的王小忠的《浮生九记》关注的是当下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新现象,并表达他对这些现象的独立思考和判断,尤其是消费文化和消费意识潜移默化地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冲击,表现出关怀现实、关注民生的人文态度,这就超越了小我的单面化的向度,具有文化参与社会建设的现实意义。
  整体上看,当代的藏族散文创作有其自身的优势,主要是散文创作者们真诚的生活感受和体验,在“我有”的生活实践中创作出“有我”的散文品格,彰显出“我”的多种类型和特质。但同时,一个颇为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藏族女作家多沉潜于个人的体验和记忆,去提纯、萃取散文写作的材质,而男作家们则明显地瞩目于社会历史现实的变迁,试图为之注解,也就是说女作家们多“小我”的书写,男作家们多“大我”的书写,如果女作家们能将视角扩大一些,可能她们的散文不仅细腻温润还带有力度;如果男作家们能更沉潜于生活的细微之处,结合生活的细微和绵密,可能他们的散文在穿透之余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情思咀嚼。当这两种写作品格能够融合在一起,藏族散文的“我”在向内和向外两个方面的塑造会更为融洽。
  (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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