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曹宇翔这样的诗人及其诗作类型，我们很容易在“军旅诗歌”的写作脉络和惯性理解的层面上来推演和判断。值得注意的是，曹宇翔的一部分诗歌包括近作《黄河夜饮》《向大地致意》《儿想娘》等组诗或小长诗带有同样强烈的个性特征，并不能用“军旅诗歌”来统括，而是具有显豁而丰富的命运感，以及对人类宏大和永恒命题的重新揭示。比如《永定河星空》：“几十年我游历了沧桑大地/而星星还在原处竞一动不动/天幕之上该是怎样的另一个世界/星星针孔透出神秘光亮/懵懂人类未知的时空/未见众神踩着星光软梯/从天上降临，也许已降临/只是看不见他们面孔，当夜色/潮汐般从山野和我内心缓缓退去/他们一转身扮成一条河/哗哗流淌，扮成一棵树若无其事/扮成一只鸟，在枝头啼鸣”。也正如曹宇翔自己所说，“一首好诗带有作者鲜明的生命气息，带着他的体温和心跳，不论语言层面，还是人生经验层面，都有不可复制的独到特色。好诗肯定来自生命、心灵，甚至来自命运和遭际”（《从军旅诗说起》）。而在多年的新诗史叙述和研究中，评论者们基本上对军旅诗歌持有固化的刻板印象。在谈论“主旋律诗歌”以及“军旅诗歌”的时候，“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会被反复提及。回顾军旅诗歌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伴随着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众多的青年军旅诗人几乎都在“写什么”也就是诗歌的题材和诗人的思想感情以及政治倾向上达成共识。与此同时，很多军旅诗人在诗歌的技艺和表现等问题上也形成了共识，即通过大众化、通俗化和民族化的现实主义诗歌美学的方式来表情达意。同时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了排斥其他诗歌道路和美学趋向的状况，众声合唱而缺乏个体主体性和美学的多样性。而就新世纪以来的军旅诗人及其写作而言，似乎正处于一种平缓状态，批评界对其创作现象的关注也是不温不火。而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中，如果单纯从写作题材和诗人身份来评价“军旅诗人”和“军旅诗歌”显然是非常局限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我们在当代不同时期的相关诗人那里已经看到了不同的精神走向和写作风格，他们的写作都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和个人风格。质言之，只有当我们回到诗歌的内部构造、写作经验以及写作者更为繁复的精神面影、现实经验，我们才能够尽可能客观地给出评价和厘定。
　　曹宇翔能够较好地处理时代大经验与个人小经验、现实经验与普世经验之间微妙的呼应关系和深入的精神对话，正如在《祖国之秋》这首诗中的“祖国”并不是刻板的、固化的和空洞的，而是与个人情感、经验以及广阔的现实和历史联系在一起的，“‘祖国’，当你轻轻说出这个词/等于说出你的命运，亲人，家乡/而当你用目光说到‘秋天’/那就是岁月，人生啊，远方”。此后，我开始留意曹宇翔的诗歌。近期他发表在一些刊物的组诗和小长诗让我印象深刻;同时也让我思索的一个问题是，温暖的诗、明亮的诗和朴素的诗无论是在写作实践还是在阅读理解上都更具有难度和挑战性，因为这一路向的写作在当下来说并不是主流，甚至很容易在现代性和个人化的阅读标准中被忽略甚至贬低。而从诗歌写作美学的多样性来说，我觉得谈谈曹宇翔的诗歌，谈谈温暖、朴素和明亮的诗歌很是有必要。尤其是当其不仅处理个人经验而且涉及公共生活和整体经验的时候，他的诗歌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写作质素和阅读感受，这样的诗歌在当下以及今后的发展前景，这都是很值得讨论和关注的。
　　曹宇翔的诗歌尤其是近期的创作，不仅在写作的题材和精神视阈上较为开阔，而且其对生活、现实、时代和国家的理解充满了深挚的情感，表达也更为理性和丰富。海德格尔强调地理学者不会从诗歌里的山谷中去探询河流的源头，而曹宇翔则在风物以及山谷、河流和地理学景观中不断探询祖国、生命、历史“河流”的若隐若现的源头以及深处的精神构造，“大地的书写者/生活的刻记者”（《黄河夜饮》）。曹宇翔的热情、朴素、温暖、知性、自由和执着一起构成了这个时代启示录意义上的诗歌点燃与照亮，不断寻溯一条属于历史、文化、生命和理想的诗歌河流。
　　从阅读曹宇翔的诗歌出发，我们会发现其中的成功之作和代表性文本体现了个人经验和时代经验的对话，体现了情感和智性的平衡，体现了个人化的现实经验和想象力之间的彼此磋商。尤其是曹宇翔诗歌中朴素而明亮的抒情方式使得他的诗歌温暖而深沉，很容易在大众读者那里获得共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诗人纷纷寻求诗歌的叙事性、戏剧化和散文化的时候，在诗歌越来越不再强调外在音乐性的情境下，曹宇翔的诗歌仍然保持了鲜明的形式感、音乐性和强烈的“耳感”，这样的诗尤其能够在公共空间的朗诵中获得读者响亮的回声。正如当年的艾略特在谈论诗人的三种“声音”时所强调的，诗人不应该忽视与公众的对话可能，曹宇翔这种强化了声音的诗歌也正是为唤醒公众的耳朵，发挥诗歌的社会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曹宇翔的写作既与同时代其他军旅诗人有着共性，又带有不可消弭的个人性。尤其是在诗歌艺术以及情感和智性层面更具有综合性和多样性，因避免了题材化、主题化和观念化而使诗歌没有沦为简单化的说教和宣传工具。曹宇翔的一部分诗歌包括近作可被视为“政治抒情诗”，而在八九十年代以来的评价体系中“政治抒情诗”往往容易被看作是过于政治化、道德化和表层化的写作路向。显然在这个老问题上仍然有一部分诗人和批评家重复了以往的错误，即持二元对立的惯性思维。诗歌不是政治，诗歌和政治二者不能画等号，但诗歌绝对可以表现政治。曹宇翔的诗歌在强调诗歌的时代精神、现实担当以及反映重大社会事件的同时更注重诗歌自身的艺术成色和语言品质。这一定程度上牵涉到诗人所面对的“现实”“生活”问题。也许，在更多人看来诗歌与生活的关系是一种常识或公开的秘密。1901年到2016年间，因抒写国家和民族以及地方性的“现实”“生活”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大约在50位，显然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并非虚言。当我们谈论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时，往往会蹈人从理论到理论的话语自证的“概念史”体系，与此同时因为生活认识的差异而在“观念史”“功能论”的层面强化一个维度而忽略了其他层面的复杂性和合理性。谈论文学和生活的关系时，还会牵扯到对文学和生活的差异性理解，而文学和生活本身就是极其复杂的动态结构和历史化过程，“现实”在不同时代甚至同一时代诗人那里因为个人以及其他更为复杂的原因带有差异性和多元性。每个人都生活在各自不同的历史年代以及地理和人文环境之中。
　　曹宇翔的诗歌实践证明诗人对“现实”的理解是具有差异性的，其诗歌中的修辞化、语言化和想象性的现实更具差异。曹宇翔的诗歌能量是积极的、向上的、开阔的，而这种精神现实和語言现实正是通过温暖和朴素的方式所实现的。这涉及诗人的眼光和胸襟，涉及他的现实态度以及“三观”。值得注意的是“现实”对很多诗人来说是中性的，既可能带来不可替代的个性和重要性，也可能会形成“题材限囿”，形成视野和思维的定型化和狭窄化。一个诗人应该始终明确自己是在用特殊的诗歌话语方式在言说。这正是所谓的“诗性正义”以及米沃什、布罗茨基所强调“时代的见证”。当与曹宇翔同时代的诗人纷纷搁笔或者写作定型化的时候，曹宇翔仍不断在诗歌的道路上探询，他在细腻观察、真切感受、频繁的发现和诗性抒写中，既呈现了现实和历史的丰富性，也凸现了个人的主体观照和精神命运。质言之，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并不是单一的模仿或反映，而是既是修辞关系和改写关系，又是现实关系和伦理关系，甚至不能回避带有意识形态性——有时生活未必不是政治。日常生活与诗歌写作既是修辞问题又是现实和实践问题，比如具化为题材、主题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可写的和不可写的、允许写的和不允许写的。诗歌与生活是一种空前复杂的咬合式的互动结构，是修辞语言和社会效忠之间的博弈，而非简单的平衡器和传声装置。在此意义上，诗歌成为诗人的“第二个祖国”。这些诗歌也成为布罗茨基所称的人类“记忆之诗”。
　　值得注意的是，曹宇翔的诗歌除了具有大场景和深度社会现实的观照之外，在一些细小事物上也能够生发深沉的情感和超拔的想象力。这无疑增强了诗人的命名能力，强化和扩容了诗歌的胃。“诗与真”“词与物”“语言与现实”的关系在当下的写作语境中变得愈加重要，这不只是与写作观念有关，更与诗歌的时代情势和写作方向有关，不是“个人化写作”所能完全涵括的。与此同时，曹宇翔近期的诗歌呈现出当下诗人少有的朴素、宁静、温暖、自足以及不断试图倾听、回溯、发现和创设时代主潮的可能。当然这种内心的呼应和诗歌的精神品质也指向了现实当下性和存在“永恒性”，关涉了个体、生存、时间、现场、社会和历史共同形成的复杂场域。曹宇翔的诗歌既具有个性化的“现实”感，又同时有着强烈的“超现实”的冥想、独语和想象的成分。总而言之，经由温暖和朴素所抵达的诗歌世界已经摆放在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