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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中叶以来，工商势力重新活跃，商业经济进一步发展，城市生活繁荣，市民阶层迅速壮大。王阳明心学以及其后兴起的各种新思潮应运而生，儒学世俗化和功利化，为明清士人对“治生”“人欲”“私”等产生不同的理解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导向，儒家传统的义利之辩、理欲之辩和四民观念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文学创作领域在社会新思潮的影响下，也随之产生新变。明代文学中，商贾题材的比重猛增，商贾题材最多的是通俗小说，杂剧、传奇次之，而雅文学中的商贾传记文亦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文章从明代商人传记中（本文中的传记文包括传记、墓志、墓表、墓碑、行状、寿序、诗文集序等涉及商贾生平的文献材料）截取了作为考察对象的一组文本，从文化的角度，对传记文中的商人形象进行考察和解读，传记文中商人身上凸显出的文化间性反映出文人的文化心态和审美取向。
关键词：明代 传记 商贾题材 商人形象 文化解读
明代文学中，商贾题材的比重因文体而异，商贾题材最多的是通俗小说，杂剧、传奇次之，诗文中亦多有商贾传记和商业生活记载。关于明代小说和戏剧中商人形象的研究，学界已有较多关注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而诗文中的商贾形象，目前还缺乏深入细致的系统考察，传记文中商人身上更多凸显出的是文化间性，这往往可以反映出文人的文化心态和审美取向，为审视文学观念的演变提供一个透视的窗口。
一、明代商人传记撰写之风忽炽的历史语境
随着明代商业经济的发展，王阳明心学崛起，使得儒家伦理发生了深刻变化，儒学走向世俗化，同时“治生”问题得到士人的热烈讨论，义利之辩有了新的发展，四民观念也随之改变，士商界限变得模糊不分。在这样的时代和思想背景下，士商交往和互动就成为一种可能，而撰写商人传记则成为他们交往的重要方式之一。文人为商人撰写传记，首先是出于经济动机。如李维桢《大泌山房集》中为商人所做墓表、碑铭等数以百计，多收取润金报酬，《明史》认为“维桢为人，乐易阔达，宾客杂进。其文章，弘肆有才气，海内请求者无虚日，能屈曲以副其所望。碑版之文，照耀四裔。门下士招富人大贾，受取金钱，代为请乞，亦应之无倦，负重名垂四十年。然文多率意应酬，品格不能高也。”{1}他不仅自己实践，更在《蒋次公墓表》中为商人辩护说：“国有四民，士为上，农次之，最后者工商，而天下讳言贾。新安贾人，生好援内贵人，死而行金钱谀墓者之门，以取名高。士大夫至讳与贾人交矣。汉设科取士首孝弟力田。新安地千里，山陵居七，田居三。一岁食仰给四方居半，夫安得田而力之？夫安得不为贾？贾矣，与氓庶何异，即有材智节气，行不能出闾 之外，舍孝弟安之乎？……贾人有孝弟者，又讳不为传，何也？”{2}此文不仅纠正“士大夫至讳与贾人交”的传统观念，为商人辩护，更鼓励文士为商人作传。
其次，文人和商贾身份与角色的转换、迁移，通过“弃儒就贾”或“商而士”的方式，使得士商混为一体，正如余英时在《明清变迁时期社会与文化的转变》中所指出：“明清变迁时期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社会转变就是‘士’与‘商’的关系，约在16世纪开始，就流行一种‘弃儒就商’的趋势，而且渐渐地这种风气愈来愈明显。……到16世纪士人阶层与商人阶层的传统界线已经变得非常模糊。当时除有由士转商的例子外，也有由商转士的例子。如文学家李梦阳（1473—1529）与汪道昆（1525—1593），理学家王艮（1483—1541），以及顾宪成（1550—1612）、顾允成（1554—1607）兄弟等，都是比较有名的例子，他们皆出身商人家庭。”{3}商业发达地区尤其是商帮崛起地区，如秦晋地区的李梦阳、康海、王九思、许宗鲁、张治道、张四维、韩邦奇兄弟等。又如吴越地区的许多著名作家也出身于商贾家庭，如唐寅、王宠、袁裹、陈束、何良俊、张献翼、屠隆、沈明臣、汪道昆、顾宪成、卓 甫、王鏊、顾 、皇甫 等，或兄弟或祖辈从事商业，或与商户联姻，或与商人交谊深厚，关系密切，这都推动着当时人们传统的农商观念的改变，为文人创作商贾传记文学提供了心理观念上的基础。
第三，文化生存环境的改变。16世纪，诗文书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商品化，并获得士人的认可和重视。如李诩《文人润笔》说：“嘉定沈练塘龄闲论文士无不重财者，常熟桑思玄曾有人求文，论以亲昵，无润笔。思玄谓曰：平生未尝白作文字，最败兴。你可暂将银一锭四五两置吾前，发兴后待作完，仍还汝可也。唐子畏曾在孙思和家有一巨本，录记所作，簿面题二字曰利市。都南濠至不苟取。尝有疾，以帕 头强起，人请其休息者，答曰：若不如此，则无人来求文字矣。马怀德言，曾为人求文字于祝枝山，问曰：是见精神否？（原注：俗以取人钱为精神）曰：然。又曰：吾不与他计较，清物也好。问何清物，则曰：青羊绒罢。”{4}又如王世贞记载汪道会曾“布币具司马之状若辞而附以所缀遗事”向自己求志铭等，由此记载可知，当时的文化生存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商业化和“利市”化。又如唐寅以诗表志：“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5}可以看出，在当时商品化的文化生存环境中，文人们纷纷以文字书画为谋生之技，并不因为文化下移为耻，而是融入到现实文化环境。在这样的背景和条件下，文人为商人撰写传记，即便不是出于利益驱动，起码也已经摆脱了传统价值意识的束缚；从观念层面上来说，商人传记的大量涌现则是顺理成章的了。至于文人为商贾作传的直接动因，则不外这么几种；一是受传主子孙或好友的请托；二是为贺传主的子孙入仕升迁或传主获赐官爵；三是接受润笔；四是主动褒扬商贾才德及其社会功绩；五是以文为友，以其文坛身份等为传主作序；等等。
二、商人与儒家传统文化
传记的历史属性决定了它具有真实的一面，那么，明代传记文中的商贾事迹，也就具有一定的历史“实录”性。正如余英时所说：“在中国传统社会，商不如士的关键主要在于荣誉——社会的承认和政治的表扬。但明代中晚期以来，商人也可以通过热心公益之举而获得这种荣誉了。”{6}阅读明代商贾传记，可以看到文人对商人的记述，几乎都会涉及商人经商发财之后，赈济灾民、修路架桥、修建寺庙、捐盖书院、焚烧债券等道德践履的壮举，并从传统价值观层面对传主进行道德评价，所有这些都呈现出商人们历史的真实的一面。如江阴商人黄宗周“翁又输兵储粟，为石者七千；而睥睨之卒旦夕，饷为石者千；赈贫民避兵，为石者二千。令复议子城，增于门凡四，而翁任其三。顾其子诸生道：事板筑焉”{7}。又徽商蒋次公“归黄山故居丰乐里。里大溪数涨，则病涉。捐千金为大石梁数十丈以通之。自石梁至容溪，治驰道数十里。茂林深樾，可 者必亭之，以息行旅。故通政张寰为大书标之。里人指相诧曰：蒋次公始不得志于儒，中自恨以不能承父属而大吾里。今吾里乃岿然甚壮，贾故自足耳，何儒为？”{8}徽商阮弼“芜湖道出南陵，险而淖，病行者。长公（阮弼）捐金以倡诸贾， 而夷”{9}。山西商人王鼎“君乃浩然叹曰：天子有事匈奴，百司奔命，我独区区守 何为？于是输金受秦府良医爵”{10}。陕西商杨景瞻“散粟赈饥，筑桥济众，或有倾圯，终身任之。孔庙神祠，闻有修理，皆出金以助”{11}。洞庭商人罗子华“性好施予，尝有妇垢面，而呼问其故，则鬻身以偿其夫贷者也，公悯之，遂为代偿，又买一姬纳币矣，已乃闻其故夫不能成礼，改而别字者，公乃资之合欢币帛，一无所问。有贷其 以贾者，日走青楼中， 荡尽以居求偿，公怜之曰：少年幸莫入轻肥场，吾不汝迫也，遂焚其 。……居家务为俭素淳朴，所余辄施，修刹造梁无虚岁，再饮于是乡后辄辞”{12}。徽商潘次君“召诸贷者俱来，能偿则缓为之期，不能则焚其 ……”{13} “而又时时折节好施振贫乏，结贤士大夫，所至公家有急，往往不爱余力佐之，其后， 日钜，义声著吴楚间渐广，予闻而窃喜焉”{14}。徽商吴荣让“桐庐立义塾义仓，皆仿古人遗意，诸所建置，即缙绅学士自以为不如”{15}。
关键词：明代 传记 商贾题材 商人形象 文化解读
明代文学中，商贾题材的比重因文体而异，商贾题材最多的是通俗小说，杂剧、传奇次之，诗文中亦多有商贾传记和商业生活记载。关于明代小说和戏剧中商人形象的研究，学界已有较多关注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而诗文中的商贾形象，目前还缺乏深入细致的系统考察，传记文中商人身上更多凸显出的是文化间性，这往往可以反映出文人的文化心态和审美取向，为审视文学观念的演变提供一个透视的窗口。
一、明代商人传记撰写之风忽炽的历史语境
随着明代商业经济的发展，王阳明心学崛起，使得儒家伦理发生了深刻变化，儒学走向世俗化，同时“治生”问题得到士人的热烈讨论，义利之辩有了新的发展，四民观念也随之改变，士商界限变得模糊不分。在这样的时代和思想背景下，士商交往和互动就成为一种可能，而撰写商人传记则成为他们交往的重要方式之一。文人为商人撰写传记，首先是出于经济动机。如李维桢《大泌山房集》中为商人所做墓表、碑铭等数以百计，多收取润金报酬，《明史》认为“维桢为人，乐易阔达，宾客杂进。其文章，弘肆有才气，海内请求者无虚日，能屈曲以副其所望。碑版之文，照耀四裔。门下士招富人大贾，受取金钱，代为请乞，亦应之无倦，负重名垂四十年。然文多率意应酬，品格不能高也。”{1}他不仅自己实践，更在《蒋次公墓表》中为商人辩护说：“国有四民，士为上，农次之，最后者工商，而天下讳言贾。新安贾人，生好援内贵人，死而行金钱谀墓者之门，以取名高。士大夫至讳与贾人交矣。汉设科取士首孝弟力田。新安地千里，山陵居七，田居三。一岁食仰给四方居半，夫安得田而力之？夫安得不为贾？贾矣，与氓庶何异，即有材智节气，行不能出闾 之外，舍孝弟安之乎？……贾人有孝弟者，又讳不为传，何也？”{2}此文不仅纠正“士大夫至讳与贾人交”的传统观念，为商人辩护，更鼓励文士为商人作传。
其次，文人和商贾身份与角色的转换、迁移，通过“弃儒就贾”或“商而士”的方式，使得士商混为一体，正如余英时在《明清变迁时期社会与文化的转变》中所指出：“明清变迁时期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社会转变就是‘士’与‘商’的关系，约在16世纪开始，就流行一种‘弃儒就商’的趋势，而且渐渐地这种风气愈来愈明显。……到16世纪士人阶层与商人阶层的传统界线已经变得非常模糊。当时除有由士转商的例子外，也有由商转士的例子。如文学家李梦阳（1473—1529）与汪道昆（1525—1593），理学家王艮（1483—1541），以及顾宪成（1550—1612）、顾允成（1554—1607）兄弟等，都是比较有名的例子，他们皆出身商人家庭。”{3}商业发达地区尤其是商帮崛起地区，如秦晋地区的李梦阳、康海、王九思、许宗鲁、张治道、张四维、韩邦奇兄弟等。又如吴越地区的许多著名作家也出身于商贾家庭，如唐寅、王宠、袁裹、陈束、何良俊、张献翼、屠隆、沈明臣、汪道昆、顾宪成、卓 甫、王鏊、顾 、皇甫 等，或兄弟或祖辈从事商业，或与商户联姻，或与商人交谊深厚，关系密切，这都推动着当时人们传统的农商观念的改变，为文人创作商贾传记文学提供了心理观念上的基础。
第三，文化生存环境的改变。16世纪，诗文书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商品化，并获得士人的认可和重视。如李诩《文人润笔》说：“嘉定沈练塘龄闲论文士无不重财者，常熟桑思玄曾有人求文，论以亲昵，无润笔。思玄谓曰：平生未尝白作文字，最败兴。你可暂将银一锭四五两置吾前，发兴后待作完，仍还汝可也。唐子畏曾在孙思和家有一巨本，录记所作，簿面题二字曰利市。都南濠至不苟取。尝有疾，以帕 头强起，人请其休息者，答曰：若不如此，则无人来求文字矣。马怀德言，曾为人求文字于祝枝山，问曰：是见精神否？（原注：俗以取人钱为精神）曰：然。又曰：吾不与他计较，清物也好。问何清物，则曰：青羊绒罢。”{4}又如王世贞记载汪道会曾“布币具司马之状若辞而附以所缀遗事”向自己求志铭等，由此记载可知，当时的文化生存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商业化和“利市”化。又如唐寅以诗表志：“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5}可以看出，在当时商品化的文化生存环境中，文人们纷纷以文字书画为谋生之技，并不因为文化下移为耻，而是融入到现实文化环境。在这样的背景和条件下，文人为商人撰写传记，即便不是出于利益驱动，起码也已经摆脱了传统价值意识的束缚；从观念层面上来说，商人传记的大量涌现则是顺理成章的了。至于文人为商贾作传的直接动因，则不外这么几种；一是受传主子孙或好友的请托；二是为贺传主的子孙入仕升迁或传主获赐官爵；三是接受润笔；四是主动褒扬商贾才德及其社会功绩；五是以文为友，以其文坛身份等为传主作序；等等。
二、商人与儒家传统文化
传记的历史属性决定了它具有真实的一面，那么，明代传记文中的商贾事迹，也就具有一定的历史“实录”性。正如余英时所说：“在中国传统社会，商不如士的关键主要在于荣誉——社会的承认和政治的表扬。但明代中晚期以来，商人也可以通过热心公益之举而获得这种荣誉了。”{6}阅读明代商贾传记，可以看到文人对商人的记述，几乎都会涉及商人经商发财之后，赈济灾民、修路架桥、修建寺庙、捐盖书院、焚烧债券等道德践履的壮举，并从传统价值观层面对传主进行道德评价，所有这些都呈现出商人们历史的真实的一面。如江阴商人黄宗周“翁又输兵储粟，为石者七千；而睥睨之卒旦夕，饷为石者千；赈贫民避兵，为石者二千。令复议子城，增于门凡四，而翁任其三。顾其子诸生道：事板筑焉”{7}。又徽商蒋次公“归黄山故居丰乐里。里大溪数涨，则病涉。捐千金为大石梁数十丈以通之。自石梁至容溪，治驰道数十里。茂林深樾，可 者必亭之，以息行旅。故通政张寰为大书标之。里人指相诧曰：蒋次公始不得志于儒，中自恨以不能承父属而大吾里。今吾里乃岿然甚壮，贾故自足耳，何儒为？”{8}徽商阮弼“芜湖道出南陵，险而淖，病行者。长公（阮弼）捐金以倡诸贾， 而夷”{9}。山西商人王鼎“君乃浩然叹曰：天子有事匈奴，百司奔命，我独区区守 何为？于是输金受秦府良医爵”{10}。陕西商杨景瞻“散粟赈饥，筑桥济众，或有倾圯，终身任之。孔庙神祠，闻有修理，皆出金以助”{11}。洞庭商人罗子华“性好施予，尝有妇垢面，而呼问其故，则鬻身以偿其夫贷者也，公悯之，遂为代偿，又买一姬纳币矣，已乃闻其故夫不能成礼，改而别字者，公乃资之合欢币帛，一无所问。有贷其 以贾者，日走青楼中， 荡尽以居求偿，公怜之曰：少年幸莫入轻肥场，吾不汝迫也，遂焚其 。……居家务为俭素淳朴，所余辄施，修刹造梁无虚岁，再饮于是乡后辄辞”{12}。徽商潘次君“召诸贷者俱来，能偿则缓为之期，不能则焚其 ……”{13} “而又时时折节好施振贫乏，结贤士大夫，所至公家有急，往往不爱余力佐之，其后， 日钜，义声著吴楚间渐广，予闻而窃喜焉”{14}。徽商吴荣让“桐庐立义塾义仓，皆仿古人遗意，诸所建置，即缙绅学士自以为不如”{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