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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点了，还不起来喝酒！”——手机里传来罗浩的奸笑。
10年以后，当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整理完“雅漂”照片，躲进太白山下已离开20年的故乡时，还是难以抵挡电波的骚扰。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酒量越来越小，酒瘾却是越来越大了，令人烦恼。戒酒是开玩笑，“雅漂”之后间歇性“失语症”，总是不期而至，让人困扰。电话里，几位雅鲁藏布江上的生死兄弟调笑一番，看着那些老照片，心情开朗许多。
城市里要面对的东西，总比在高原要复杂得多。很多时候，还没愣神，就不由自主朝着一个方向去了。就好比在江上漂流，船一进入激流，人其实没有多大力量，只能顺流向前。前两年，我分别去过重庆、广州、云南、成都找过雅漂队友喝酒（雅漂队在西藏穷得差点折断了我的酒瘾，和兄弟们一直没能好好痛饮是我的“雅漂”十大遗憾之一），当我欣慰地发现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患有我的这种“都市失语症”之后，心中才去了一些块垒。
很多时候，我还会自己问自己：如果重来一次会怎样？还会去吗？
还能坚持下来吗？
能不能再坚持下来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去我也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可以预知还是那么艰苦的状况，我肯定不会去的。我不是自虐狂。我不愿意自讨苦吃，不愿意自己找罪受。然而，当时，在雅鲁藏布江上，一切就那么发生了，一切就那么来到了，就只有承受并走过去，别无选择。
哪怕仅仅因为我们是男人。
事实上，每当酒酣时，我们也总会谈起我们自己的雅漂，也总是非常热烈。也只有这种时候才会谈起——我越来越明白那只能是我们的故事。那只有我们能够体味的一切，只属于我们自己。
那种极端别人是很难进入的。那将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最柔软也最坚硬的东西，足够咀嚼一生。那也是我们内心最易碎的一块水晶。我们对此其实都非常珍惜。我们不容其蒙上哪怕一丁点灰尘。我们宁愿把它尘封起来。
对于我们来讲，那东西无可替代。那样的东西也只能存在于雅鲁藏布江，也只能发生在那时的我们身上。回到城市，我们又回复成城市的我们，只不过内心多了这既柔软又坚硬的一团。仅此而已。
雅漂的结局很是有点凄凉。最后走出大峡谷时，资金窘迫到甚至付不起民工费，回内地要靠各自向亲友求援。一帮大老爷们再挤在大卡车的大厢里摇回去？可能颠散了。钱一到，或汽车或飞机各自急急归家。队长杨勇等四人和我们同一天最后离开拉萨，他们从青藏公路开回那两台饱经风霜的后勤车。
走到格尔木，幺哥冯春一个月前在大峡谷的脚伤发作，膝盖以下肿得发黑。住了两天医院丝毫不见好转， “搞不好要截肢。”杨勇在电话中说。
我急了：“那不成瘸子了？！……”冯春是老“长漂”队员，以前我“徒步长江”时就与他结下深情厚谊，喊了多年“幺哥”了。
那天晚上，我缩在杨勇办公室地板上的睡袋里抖动着独自哭了，睡不着，终于很不像话地出去弄了瓶白酒催眠……我和幺哥都喜欢喝酒。我想起快到派区那天，要上岸了，酒瘾也快折断了，我俩忍不住花五元钱买了一瓶最便宜的白酒，打算好好对饮。一喝，却是假酒。每人还是灌了好几口才扔掉。
一切都是自找的。什么也不能让我们后退。我们什么都能承受。可是，“幺哥”怎能没有腿？我难过而且很想不通。
整个雅漂我视为奇迹之一的就是：每天两顿半饱的饭在那么高的海拔，那么恶劣的环境，竟能支撑那么强烈的体力消耗且无人病倒。这只能归结为精神的力量。人的潜能是无限的。除此我找不到答案。
雅漂总算是完成了，当时，有人赞美说：“雅漂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一场悲剧的上演。可贵的是，悲剧往往诞生真英雄。在一片铜臭弥漫中，在欺骗与讹诈中，这批坚持下来的队员无愧于‘精神英雄’。一些平凡的人，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了一个大写的人应有的素质：对理想的执著、对人格的珍视、对尊严的捍卫……这有些古典，在这个时代依然让人热血沸腾。”
也有人发问：雅漂似乎被媒体和公众忽略了，以致显得有些轻描淡写。是不是“英雄主义”再也激不起人们的激情与向往了呢？是不是一切一切崇高之举都会被视为表演，而遭到公众的冷遇？用什么样的视角，存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如雅漂一类的行为？这当中有太多的复杂与疑惑，行为和名义，初衷和结果，都是值得探讨的话题。也许当一件曾经被人们强加和附会了太多主题与意义的行为，一下变得无人喝彩，变得失去了“主题”与“意义”的时候，才是其本质意义开始显现的时候？
在雅鲁藏布江上，我眼看着雅漂队长杨勇的鬓角不知不觉变白了，这甚至让我想起伍子胥。当时，我在一篇稿子里这样写道：一切都梦一样的过去了，回到成都，最迫切的问题就是“雅漂队”尚有19万多的租车等费用不知如何偿还……对此杨勇认为：虽然“雅漂”一直阴差阳错，这群汉子能坚持下来，是个奇迹。除了探险，“雅漂”更是阅尽人间丑恶，但另一面的人间真情让他感动，使他更爱我们的民族。平下心来看，雅漂现在的如此境遇，说不正常其实也正常，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探险必将与商业结缘。关键是别把好事办砸了，雅漂是一个失败但很丰富的范本，希望中国民间探险的成熟发展，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少走些弯路。
开始介入“雅漂”时，我要求自己以一个记者的眼光，以一个旁观者的立场去面对一切，但我不久就发现这根本不可能。不光我，从形势明朗时起，雅漂队的记者、司机就和队员就没什么分别，当时的条件，也不可能有什么分别。当人的尊严面临挑战的时候，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别无选择。每当这种时候，空前的团结精神、感动我的人性光芒，总使我无法旁观。我希望这些年的“深思”能使我恢复旁观者的立场，但看来我做得还是很不够。
总记得后来在云南，去见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饶定齐副研究员，那个我在“雅漂”中“最崇拜的人”。这时，“科学家”西装革履让我很不习惯。与我在高原对他的印象实在相去甚远了。我只好从目光里找寻昔日队友的影子。要知道，在雅漂后半截，我是把抚摸饶的胳膊称为十大快感之一的。饶的皮肤那时比他捉的蜥蜴要皮实、粗糙、有质感。
在大峡谷，有一天，我们最小的队员“小妖”万麟终于忍不住去捡了“国家队”丢下的牛肉干袋子去舔，成为“段子”。这孩子当着人不承认。后来，他私下对我说，实在是饿“疼”了。
我想起在拉萨我们要散伙那天，雪域电脑的王总很突然地要请大家吃饭，已经走了一些兄弟了，剩下的到了一家很豪华的饭店，吃火锅。杨勇给大家敬酒，说：这一路上，许诺过很多次，要让大家好好吃一顿火锅，总是没有实现。今天借花献佛，算是了了心愿。杨勇平时滴酒不沾，这天，一杯白酒一饮而尽。当时，摄像师不在，我扛机器拍，推到特写，猛然看见杨勇这厮眼眶是湿的。杨勇是个感情极不外露的人，这天，要不是推到大特写，我也不会发现。
想起雅鲁藏布江，想起西藏，我总想起更桑，我的那个藏族好兄弟。没有他，我不能想象事情会怎样，当时我还能不能完好无缺地走出大峡谷。
这10年中，我们一直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通过几个电话，虽然更桑汉语仍然很糟、我藏语也还是说不了几句。记得有一次，他从遥远的西藏林芝打电话挂念我是否回到湖北家中一切可好？我满腹话儿泪涌眼眶急了半天，两人却只是“扎西德勒”完了就再说不清什么了。我们还通过几封信。他还在到处打工，居无定所，还在以谋生的方式四处游历。最后一封信，他大概没有找到人翻译，纯藏文，我一点也看不懂。
买好次日一大早到拉萨的班车票，付了更桑的民工费，接下来的我的愿望就是要好好请更桑吃一顿。在一个小餐馆，我正在点菜，更桑却不见了。等了半天回来一看，刚拿到工钱的他，竟然给我去买告别的礼物去了。买的东西如下：压缩饼干若干，川曲酒一瓶，啤酒两瓶。我很感动又有点莫名的伤感。
清点行李，只好把手电筒、圆珠笔之类和除了身上必须穿以外的脏脏的衣服等等所有杂物都送了他。我查日记，那顿饭花了48元。记得更桑坚持他要来付，他说：现在，我的，钱比你多嘛。我感动得鼻子直酸。几乎是粗暴地坚持着我付了饭钱。
第二天早上是6点的车， 更桑送我上车，依依惜别，我们很自然地行了个藏式贴面礼。
我看到他的眼角有泪光在闪动。车开了，我的泪流了出来。
这是我在那一年唯一的一次流泪。
雅漂最困难的时候，在拉萨困守谈判的那几天，我和黎文去拜访一位喜爱的作家。谈起我们为什么来西藏，很自然地谈及了雅漂。
他听了，就说，我没什么钱，也帮不了什么。次日，他拿了5000元给我们，唯一条件是不要说出他是谁。我和黎文想了想，没有推辞。10年了。时至今日，除了黎文、队长、我，即使雅漂队的兄弟也不知道这笔钱的来源。这笔钱当时对于我们很重要。
今天，我觉得可以“解密”了，他就是著名作家扎西达娃先生。
每条江都有自己的性格，雅鲁藏布江在我心中像一个孩子，有点调皮的那种。但这个孩子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笼罩着一种摸不透的神秘。这种感觉可能是因为我只见到了这条江的中上游，下游已经在印度了。长江就不同，我走过长江源头至重庆，重庆到上海断断续续都有印象，完全不同的性格。称得上母亲河。信息太多，我的大脑处理不过来，发现了许多从前认为很不得了的东西都不过如此而已，有点失落，还有惰性。只有坚强地活着。如此而已。是什么使我们难以忘怀？大概也就是这些吧。
’98雅漂队特别感谢的朋友有：
原仲巴县委书记普琼、武警西藏帕央检查站全体官兵、北京林洁女士；拉萨扎西达娃、洛桑嘉措；攀枝花矿物局邵凡、赵连民、王建国；CCTV马辉、张军、何雄英，《中华工商时报》陆韵；《中国环境报》杨西虎以及颜刚、陈连跃、吴为、张克宇、何平、次仁多吉、张跃、张正廉、张本固、张华昭等。
10年以后，当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整理完“雅漂”照片，躲进太白山下已离开20年的故乡时，还是难以抵挡电波的骚扰。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酒量越来越小，酒瘾却是越来越大了，令人烦恼。戒酒是开玩笑，“雅漂”之后间歇性“失语症”，总是不期而至，让人困扰。电话里，几位雅鲁藏布江上的生死兄弟调笑一番，看着那些老照片，心情开朗许多。
城市里要面对的东西，总比在高原要复杂得多。很多时候，还没愣神，就不由自主朝着一个方向去了。就好比在江上漂流，船一进入激流，人其实没有多大力量，只能顺流向前。前两年，我分别去过重庆、广州、云南、成都找过雅漂队友喝酒（雅漂队在西藏穷得差点折断了我的酒瘾，和兄弟们一直没能好好痛饮是我的“雅漂”十大遗憾之一），当我欣慰地发现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患有我的这种“都市失语症”之后，心中才去了一些块垒。
很多时候，我还会自己问自己：如果重来一次会怎样？还会去吗？
还能坚持下来吗？
能不能再坚持下来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去我也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可以预知还是那么艰苦的状况，我肯定不会去的。我不是自虐狂。我不愿意自讨苦吃，不愿意自己找罪受。然而，当时，在雅鲁藏布江上，一切就那么发生了，一切就那么来到了，就只有承受并走过去，别无选择。
哪怕仅仅因为我们是男人。
事实上，每当酒酣时，我们也总会谈起我们自己的雅漂，也总是非常热烈。也只有这种时候才会谈起——我越来越明白那只能是我们的故事。那只有我们能够体味的一切，只属于我们自己。
那种极端别人是很难进入的。那将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最柔软也最坚硬的东西，足够咀嚼一生。那也是我们内心最易碎的一块水晶。我们对此其实都非常珍惜。我们不容其蒙上哪怕一丁点灰尘。我们宁愿把它尘封起来。
对于我们来讲，那东西无可替代。那样的东西也只能存在于雅鲁藏布江，也只能发生在那时的我们身上。回到城市，我们又回复成城市的我们，只不过内心多了这既柔软又坚硬的一团。仅此而已。
雅漂的结局很是有点凄凉。最后走出大峡谷时，资金窘迫到甚至付不起民工费，回内地要靠各自向亲友求援。一帮大老爷们再挤在大卡车的大厢里摇回去？可能颠散了。钱一到，或汽车或飞机各自急急归家。队长杨勇等四人和我们同一天最后离开拉萨，他们从青藏公路开回那两台饱经风霜的后勤车。
走到格尔木，幺哥冯春一个月前在大峡谷的脚伤发作，膝盖以下肿得发黑。住了两天医院丝毫不见好转， “搞不好要截肢。”杨勇在电话中说。
我急了：“那不成瘸子了？！……”冯春是老“长漂”队员，以前我“徒步长江”时就与他结下深情厚谊，喊了多年“幺哥”了。
那天晚上，我缩在杨勇办公室地板上的睡袋里抖动着独自哭了，睡不着，终于很不像话地出去弄了瓶白酒催眠……我和幺哥都喜欢喝酒。我想起快到派区那天，要上岸了，酒瘾也快折断了，我俩忍不住花五元钱买了一瓶最便宜的白酒，打算好好对饮。一喝，却是假酒。每人还是灌了好几口才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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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漂总算是完成了，当时，有人赞美说：“雅漂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一场悲剧的上演。可贵的是，悲剧往往诞生真英雄。在一片铜臭弥漫中，在欺骗与讹诈中，这批坚持下来的队员无愧于‘精神英雄’。一些平凡的人，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了一个大写的人应有的素质：对理想的执著、对人格的珍视、对尊严的捍卫……这有些古典，在这个时代依然让人热血沸腾。”
也有人发问：雅漂似乎被媒体和公众忽略了，以致显得有些轻描淡写。是不是“英雄主义”再也激不起人们的激情与向往了呢？是不是一切一切崇高之举都会被视为表演，而遭到公众的冷遇？用什么样的视角，存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如雅漂一类的行为？这当中有太多的复杂与疑惑，行为和名义，初衷和结果，都是值得探讨的话题。也许当一件曾经被人们强加和附会了太多主题与意义的行为，一下变得无人喝彩，变得失去了“主题”与“意义”的时候，才是其本质意义开始显现的时候？
在雅鲁藏布江上，我眼看着雅漂队长杨勇的鬓角不知不觉变白了，这甚至让我想起伍子胥。当时，我在一篇稿子里这样写道：一切都梦一样的过去了，回到成都，最迫切的问题就是“雅漂队”尚有19万多的租车等费用不知如何偿还……对此杨勇认为：虽然“雅漂”一直阴差阳错，这群汉子能坚持下来，是个奇迹。除了探险，“雅漂”更是阅尽人间丑恶，但另一面的人间真情让他感动，使他更爱我们的民族。平下心来看，雅漂现在的如此境遇，说不正常其实也正常，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探险必将与商业结缘。关键是别把好事办砸了，雅漂是一个失败但很丰富的范本，希望中国民间探险的成熟发展，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少走些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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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峡谷，有一天，我们最小的队员“小妖”万麟终于忍不住去捡了“国家队”丢下的牛肉干袋子去舔，成为“段子”。这孩子当着人不承认。后来，他私下对我说，实在是饿“疼”了。
我想起在拉萨我们要散伙那天，雪域电脑的王总很突然地要请大家吃饭，已经走了一些兄弟了，剩下的到了一家很豪华的饭店，吃火锅。杨勇给大家敬酒，说：这一路上，许诺过很多次，要让大家好好吃一顿火锅，总是没有实现。今天借花献佛，算是了了心愿。杨勇平时滴酒不沾，这天，一杯白酒一饮而尽。当时，摄像师不在，我扛机器拍，推到特写，猛然看见杨勇这厮眼眶是湿的。杨勇是个感情极不外露的人，这天，要不是推到大特写，我也不会发现。
想起雅鲁藏布江，想起西藏，我总想起更桑，我的那个藏族好兄弟。没有他，我不能想象事情会怎样，当时我还能不能完好无缺地走出大峡谷。
这10年中，我们一直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通过几个电话，虽然更桑汉语仍然很糟、我藏语也还是说不了几句。记得有一次，他从遥远的西藏林芝打电话挂念我是否回到湖北家中一切可好？我满腹话儿泪涌眼眶急了半天，两人却只是“扎西德勒”完了就再说不清什么了。我们还通过几封信。他还在到处打工，居无定所，还在以谋生的方式四处游历。最后一封信，他大概没有找到人翻译，纯藏文，我一点也看不懂。
买好次日一大早到拉萨的班车票，付了更桑的民工费，接下来的我的愿望就是要好好请更桑吃一顿。在一个小餐馆，我正在点菜，更桑却不见了。等了半天回来一看，刚拿到工钱的他，竟然给我去买告别的礼物去了。买的东西如下：压缩饼干若干，川曲酒一瓶，啤酒两瓶。我很感动又有点莫名的伤感。
清点行李，只好把手电筒、圆珠笔之类和除了身上必须穿以外的脏脏的衣服等等所有杂物都送了他。我查日记，那顿饭花了48元。记得更桑坚持他要来付，他说：现在，我的，钱比你多嘛。我感动得鼻子直酸。几乎是粗暴地坚持着我付了饭钱。
第二天早上是6点的车， 更桑送我上车，依依惜别，我们很自然地行了个藏式贴面礼。
我看到他的眼角有泪光在闪动。车开了，我的泪流了出来。
这是我在那一年唯一的一次流泪。
雅漂最困难的时候，在拉萨困守谈判的那几天，我和黎文去拜访一位喜爱的作家。谈起我们为什么来西藏，很自然地谈及了雅漂。
他听了，就说，我没什么钱，也帮不了什么。次日，他拿了5000元给我们，唯一条件是不要说出他是谁。我和黎文想了想，没有推辞。10年了。时至今日，除了黎文、队长、我，即使雅漂队的兄弟也不知道这笔钱的来源。这笔钱当时对于我们很重要。
今天，我觉得可以“解密”了，他就是著名作家扎西达娃先生。
每条江都有自己的性格，雅鲁藏布江在我心中像一个孩子，有点调皮的那种。但这个孩子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笼罩着一种摸不透的神秘。这种感觉可能是因为我只见到了这条江的中上游，下游已经在印度了。长江就不同，我走过长江源头至重庆，重庆到上海断断续续都有印象，完全不同的性格。称得上母亲河。信息太多，我的大脑处理不过来，发现了许多从前认为很不得了的东西都不过如此而已，有点失落，还有惰性。只有坚强地活着。如此而已。是什么使我们难以忘怀？大概也就是这些吧。
’98雅漂队特别感谢的朋友有：
原仲巴县委书记普琼、武警西藏帕央检查站全体官兵、北京林洁女士；拉萨扎西达娃、洛桑嘉措；攀枝花矿物局邵凡、赵连民、王建国；CCTV马辉、张军、何雄英，《中华工商时报》陆韵；《中国环境报》杨西虎以及颜刚、陈连跃、吴为、张克宇、何平、次仁多吉、张跃、张正廉、张本固、张华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