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提升国家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树立鲜明而富有魅力的国家品牌或国家形象。就中国国家品牌而言,当前尤为需要界定和充实其政治内涵,并在国际媒体和公众心目中形成广泛影响。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主、人权、法治应成为中国国家品牌中政府形象的四大支柱。中国应在不断完善经济体制和壮大经济实力的同时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从而在整体上提升国家软实力。
　　民主是当代世界文明国家的主要标志。民主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民主制度通过其代表制使各种社会利益在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得到最大程度的照顾,因而能够得到最广大民众的拥护。其次,民主制度是一种开放的社会制度,这使各种社会矛盾有可能在萌芽状态下暴露出来,得到及时化解,从而避免破坏性的社会冲突。再次,民主制度是一种宽容的社会制度,从而使各种利益的斗争理性化、程序化,使社会的渐进式改良成为可能。
　　民主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经过两个多世纪艰难曲折的探索与奋斗,中国人民终于站立而且强大起来,终于可以自豪地向世界宣布: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民族复兴离不开历史的机遇,而这一条件我们已经具备;但从根本上说,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取决于其内部的活力与创造力。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正在于它为全体人民聪明才智的充分表达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它提倡对社会问题展开自由而充分的讨论,让政府决策建立在理性的探索与科学的论证之上,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决策的失误。它还鼓励独立思想与个性的张扬,这有利于塑造健全、自信的国民性格,有利于全民智慧的充分涌现,最终为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富强提供持久的动力。
　　人权和法治可以理解为民主的结果。民主通过用法治取代人治来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使每一个公民的人权得到尊重。
　　中国政府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了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人权的重要性。
　　200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写道:“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承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健全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2004年3月14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9个字正式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2006年4月21日,胡锦涛主席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今后,我们将继续根据中国的国情和中国人民的意愿,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将进一步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实施依法治国的方略,保障公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2007年2月,温家宝总理著文指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2008年4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在北京“人权论坛”开幕式致辞中指出:“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成果和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理想。”
　　2009年2月2日,温家宝总理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详细阐明了中国政府的民主改革思路:“我们正在进行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两个方面都是重要的。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也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我们要建立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是一个让每一个人在自由和平等的条件下得到全面发展的社会。……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好像怕民主、怕选举,其实不然。我今年在记者招待会上曾经讲过,只有人民信任你,人民才能让你坐在台上。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村级的直接选举,乡、县和不设区的市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县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但是我坚信,群众能管好一个村,就一定能够管好一个乡,一个县,也就能够管好一个省。”
　　2009年2月28日,温总理在与网友的在线交流中再次强调了民主的重要性:“我一直认为群众有权力知道政府在想什么、做什么,并且对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意见,政府也需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推进政务公开和决策的民主化。”
　　在声明中国政府积极支持民主、人权和法治的同时,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中国的民主、人权和法治建设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胡锦涛主席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强调:“我们愿意借鉴外国政治建设的有益经验,但我们不会照搬外国政治制度的模式。”
　　温家宝总理在谈及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时也强调指出:“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这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他相信,“我们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成民主和法治国家。我们要立足国情,在实践中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规律。当前,我们要以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公民权益、反对腐败行为、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增进社会和谐为重点,扩大民主、健全法制,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样做,就能使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在国际上得到更广泛的理解和认同”。他认为,中国毫无疑问要发展民主,“但要按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民主方式,循序渐进”。
　　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立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这一点在国内已形成越来越广泛的共识。当务之急,我们应有历史紧迫感,以科学的实验精神,积极稳步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制度创新。
　　如果说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以“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经济特区”为标志的科学实验精神的普及和发扬,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中国政治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同样将取决于这种科学实验精神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探索和逐步推进。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还需逐步完善。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民主政治的根本制度,然而,人大代表的选举还有待完善。人大代表的选举产生应真正实现公开透明、平等竞争和选贤任能,才能增加公民的参与度。现在的许多人大代表往往既不了解选民,也不接近选民;有不少人大代表虽然是各行各业的优秀工作者,但往往并不具备征集民意和提交议案的能力;人大代表身份往往成为一种荣誉而不是责任和权利。人大在中国政府的整个权力架构中的功能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从全国到地方,各级人大都存在类似的问题,这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在根基上尚不够坚实。
　　再如,党内民主虽然近年来大有改善,但各级党委委员和党代会代表的选举往往和人大代表的选举一样,选民们更多是在陌生的名字之间作选择,而不是在不同的政策主张和代表能力之间作选择。人民代表制度和党内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两大基石;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两大组织内实现真正的制度创新,增加其代表性,中国的政治改革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推进。
　　中国民主政治的具体形式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的具体答案并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踏上探索的征程。2007年5月18日,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教授托尼·安德烈阿尼在访问中央编译局时发表了他对民主的看法。他建议,中国不必实行西方民主模式,因为西方民主往往被少数人、财团、媒体和跨国公司操控,表面上令人羡慕,实际上是一种幻象。西方民主显而易见的缺陷是政治上的恶性竞争,有时会造成行政效率低下。其优点是立法和执法之间的制衡,特点是司法独立。中国的民主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实行代表制民主,特别是党内民主,不是直接性的。但直接民主并不是最好的民主,容易失控,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安德烈阿尼赞成巴西正在实践的参与式民主,它介于代表性民主和直接民主之间,效率较高,容易控制,有专门的机构向公民通报信息,征询各种意见,加以归纳,进行决策。安德烈阿尼认为,三种民主可以同时实行,取长补短,不同的问题采用不同形式。安德烈阿尼对民主的开放态度给我们应有的启发是:民主并不是西方的专利,假如我们能够发明自己的民主专利。
　　民主、人权和法治的整个制度体系是国家最根本的软实力。新加坡东南亚问题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员盛利军著文指出:“中国在取得这种软体实力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经济和军事实力替代不了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局外人的观察应该激发我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感。
　　因此,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必须高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旗帜,埋头苦干,以科学实验的精神,勇于探索,不断丰富民主的内涵,不断创新民主的实现形式,不断稳步推进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
　　民主的制度表现形式因各国历史背景、社会发展程度和文化传统的差异而必然呈现多样化特点。与此同时,人类对民主政治实现形式的探索远未终结。迄今为止,世界上任何现存的民主制度都远未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以至于所有其他国家可以简单复制,坐享其成。在全球化社会和人类整体文明的大背景下,民主建设乃是世界各民族人民在民主的基本精神感召下联合起来的一项共同事业,是一项其成败有赖于世界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交流、借鉴、砥砺的永远开放的宏大工程。因此,中华民族对民主的不懈追求决非对某种现存民主模式的简单照搬,而应无愧于中华民族智慧和中华文明历史价值。中华民族应该而且能够对人类民主政治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