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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解决“三点半问题”而产生的校内托管服务活动是新时期符合我国教育发展新需求的产物，文章作者利用文献研究法对近十五年来我国校内托管研究进行梳理，发现对我国校内托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师积极性、托管优越性、制度灵活性层面，对影响校内托管因素的研究主要从家长、教师、学校、社会、政府五大主体间的利益态度层面展开。当前，校内托管活动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需在立足人才培养问题的基础上，关注校内托管的独立地位，在推动校内托管与未来学校教育规划改革的融合问题上展开深入研究。
关键词：校内托管;托管教育;文献综述
随着“减负”政策的全面普及及推广，学生放学后“三点半问题”愈来愈受到社会、政府的关注，在“减负”带来利好的同时，如何有效填补学生放学后的空缺，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成为社会性的普遍问题。近年来随着校内托管的日益普及，越来越多学者投入校内托管的相关研究之中。为了更全面地掌握校内托管的研究现状，为后续研究提供依托，本研究利用中国知网数据库，分别以“校内托管”“课后托管”“放学后学校”“三点半学校”为关键词，对国内现有期刊文献进行检索整理，从校内托管发展现状、校内托管发展影响因素以及校内托管发展路径三个方面，梳理出当前我国学者对校内托管的研究情况。
一、校内托管研究文献可视化分析
（一）文献数量
本研究共检索到2005—2020年有关校内托管的研究文献384篇，其中“校内托管”关键词检索到65篇，“课后托管”关键词检索到248篇，“放学后学校”关键词检索到40篇，“三点半学校”关键词检索到31篇。
（二）刊种
在相关研究文章中，期刊文献有274篇，硕博论文有80篇，报纸文献有24篇，会议论文有6篇。从校内托管各类型刊种学术发展曲线图中的刊种来看，校内托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期刊、硕博论文及报纸文献上。
（三）研究趋势
如图所示，从研究趋势来看，2005—2010年以及2012—2019年关于校内托管的研究呈上升趋势， 2010年前研究增长趋势较缓，2012年为研究低谷期，2012年后相关研究呈迅猛增长趋势，并且在2019年达到顶峰。其中，硕博论文、期刊文献在2019年前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他刊种文献则呈现小幅波动态势。
二、校内托管发展现状研究
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发现，当前我国校内托管问题仍较为突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师积极性不高，托管能否长期稳定开展有待商榷
刘雪莲在提到教师功能定位时，将教师置于学校各项工作执行者的位置，认为教师的本能性意愿是校内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依托。教师作为课堂的主要组织者，是学校机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无疑应在校内托管工作中发挥主要作用。但周玲、马健生都在研究中对教师的积极性持悲观态度，其中吴会会、胡劲松指出校内托管工作中“教师责任标准虚化”[1]，在一定程度上“将教师道德义务变成了法定义务”[2]，甚至有学者指出“当前校内托管举步维艰”[3]，这与教师主体积极性弱化密不可分，托管能否长期稳定开展存疑。
（二）托管优越性不强，新颖性多元化有待提高
虽然校内托管开展后得到了社会及广大家长的支持，但在具体研究中，众多学者发现校内托管在“内容与形式上依旧趋于单一”[4]。因为学校设施场地建设尚不完善，所以各地托管政策中所期冀的多样化素质教育模式也未得到有效实施，“校内托管现状与家长预期仍有较大差距”[5]。有学者表示在经费短缺、师资紧张的压力下，“形式化了”的校内托管较市场机制下“风生水起”的校外机构并不具有显著优势。
（三）制度灵活性较弱，反馈考核监管机制不明朗
自“三点半问题”出现以来，各地政府陆续出台相关托管政策，支持各地学校落实托管工作。然而在具体实施中，马健生研究发现制度背景下多数學校面临“自主权弱化”[6]问题，制度弹性不足致使“校外资源利用率低”[7]，校内外资源交流互通存在障碍。同时，目前多地尚未建立校内托管反馈考核监管机制，这也使习惯性以“考试评价”为主要导向的学校在开展课后托管工作时目的不明，减负究竟减的是谁的负，其效果是否达到理想预期无从验证。
三、校内托管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校内托管发展影响因素诸多。从现有文献检索中发现，当前研究者多从运营模式、运行机制、托管内容、设计理念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笔者通过梳理研究发现综其所述均离不开家长、教师、学校、社会、政府此五大主体之间的制约影响关系，故本研究将立足五大主体，通过剖析其态度和利益关系进行论述：
（一）家长缺乏理性认知
在对待校内托管的内容上，桂海钦提出“家长更注重学生课业而非培养兴趣和爱好”[8];在面对责任归属问题时，吴会会强调“家长坚持‘学校责任说’，普遍认为学校对课后托管具有应然责任”[9];在收费态度上，桂海钦研究发现“家长普遍认为课后托管不应收费”[10]，对校内托管公益性质或半公益性质的界定是导致其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
（二）教师负载多方压力
首先，从外部层面上说，教师是校内托管工作的关键点和突破口。然而在实际研究中，多数学者发现“教师背负着多方压力”[11]，马健生甚至指出校内托管是将“学校社会服务功能转嫁为教师的义务负担”[12]。刘雪莲也提到“家长对教师缺少理解和支持”“政府补贴投入与教师付出不成正比”“学校管理层忽视教师心理意愿”[13]，学生一旦出现安全问题，教师无疑将最先成为被责问方。其次，从教师自身层面上来看，教师工作具有广延性和连续性，教师的工作并非仅停留于校内的八小时，而是具有时空连续性，因此校内托管催生的“公共服务需求”无疑加大了教师的工作压力。此外，蒋亚辉提到“教师对‘课后托管’的思想认识仍未到位”[14]，这也是教师积极性不高的原因之一。 （三）学校模糊职能边界
一直以来，社会对学校职能未有清晰定位，吴会会提到过去学校更多承担“教育、管理、保护”[15]三大职能;然而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学校的教育功能的需求不断增加，由此衍生的“角色期待过多”也使学校承担的“责任期望过重”。校内托管便是此情境下的一个典型，在坚持“市场责任说”的学校看来，托管已然超出学校责任边界，甚至成为一种道德绑架。更值得关注的是，由校内托管影射的学校职能泛化、责任稀释问题不仅加大了学校的压力，也引发了众多学者对学校职能边界界定问题的再叩问。
（四）社会缺乏资源服务力
蒋冬梅在探索弹性离校模式时发现目前校内托管存在“课程难以常态化、教育资源匮乏”[16]的问题，在桂海钦看来“社会资源利用率不高”[17]是引发此类现象的重要原因。王东立足于学校层面深入剖析社会资源引入难的问题，提出“学校公开招标难觅对口资源”“学校购买校外资源与现有政策相左”“资源引入后收费问题牵扯各方主体”[18]三大窘境，形象化地说明了现存社会资源服务力低的深层原因。此外，也有学者指出相较于英、美、日等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课后托管开展现状，我国国内现存社会资源的可靠性、丰富性不足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五）政府欠缺导向性
政府作为政策出台主体，虽然已在宏观层面作出方向指引，但在微观层面依旧缺乏推动校内托管具体落实的方案与措施。张绍清指出“政策导向不足”[19]是校内托管动力缺失的原因之一，“校内托管制度尚未健全”[20]导致多地在时间安排、师资配置、地区间的经费投入上难以达成一致。桂海钦对校内托管依旧处于“性质探索阶段”[21]的界定，可谓一语中的地解答了郭玲玲等学者提出的当前校内托管“责权不清、指向不明、归属模糊”[22]的系列问题。
综上所述，校内托管工作开展现状的影响因素可根据五大主体间的矛盾关系梳理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对学生全面发展需要的漠视是学校、家长、教师三大主体间的主要矛盾;其次，缓解教师压力、提升教师的积极性是社会、学校、教师三大主体矛盾突破的关键;再次，促进校内托管性质明晰化是社会、学校、政府三大主体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校内托管发展路径探析研究
校内托管发展不仅是社会进步的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利用知网进行文献检索发现，当前我国研究者主要从托管内容、形式、定位、资源引入、政府引导扶持、责任归属、教师积极性等多个方面进行路径探析研究，笔者经过归纳汇总，将其分为内容形式、资源引入、引导扶持三个层面具体展开论述：
（一）内容形式层面
在内容上，以“少年编程、棋盘竞技、动手操作”[23]为主体的创新思维课程以及“融合机器人设计和3D制作”[24]等创客元素的新型课程颇受推崇。此外，更具普适性的是“作业辅导 文体艺术活动”[25]的课程内容组织模式，张逸龙也提出“以学生自主活动为主，组织自主阅读、完成作业、体育锻炼”[26]的课程内容，也有学者在立足自身专业特色的基础上提出将“课外英语活动”[27]“音乐社团活动”[28]引入课后托管。邓雪柳借鉴美国“课余俱乐部”[29]模式提出可以以兴趣教学及专业培养填充教学内容空缺。
在形式上，“家校合作模式”[30]备受青睐，并在此基础上引入社区主体提出家校式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此外，智慧校园背景下的家校合作模式也应运而生。迎合家长需求而生的家长自主选择机制充分满足了不同水平家庭的托管需要，体现了时代特性。“校内托管 社会化课后服务”模式以及杭州“1 X”模式均在提供基础免费服务的基础上倡导开展个性化收费服务。值得借鉴的是，长春市以“政府参与、学校主体、校内外有机结合”为特征的“蓓蕾计划”已初具模型，也有学者在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政府掌舵下的多元主体参与”模式。此外，在校内具体组班模式上出现了“跨班级、跨年级统筹组班”及“依兴趣随机组班”[31]模式。
（二）资源引入层面
在资源引入层面，家长教育资源、社会公益机构、托管机构、社区资源是主要的四大来源。在引用家长资源层面，“家长活动课的常态化”[32]“家委会主导，学校参与配合”[33]的资源引用模式较为常见，也有学者提出通过“签订家校协议，制订应急预案”[34]的模式促进资源引入的制度化。在引用社会志愿力量上，青年志愿者、高校志愿者成为主要人选。在引用托管机构资源时，准入机制和监督机制不可或缺。在社区资源层面，社区文体名人、五老人员也被广泛地归入其中。
（三）引导扶持层面
在引导扶持层面，政府的导向作用不可或缺。给予当前普遍开展的校内托管以明确的性质定位，并在此基础上划分学校、社会、家长责权归属依旧迫在眉睫。多数学者强调政府应“细化政策，完善制度，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价和监管系统，加强安全监管，完善应急方案，健全师资评定审核标准”[35]，明确托管目的，合理安排财政分配，给予学校更多的自主权，倡导家校共担的资金协商分配模式。
五、未来校内托管研究规划展望
立足于以上研究结论，笔者认为以“问题导向”为特征的校内课后托管活动不应仅仅着眼于解决当前教育问题，缓解一时之需，还应进行纵深考量，将课后托管活动放置于学校教育的深层优化改革层面，在真正思考“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的基础上培养人。为此在未来研究中，可更多着眼于与校内托管相关联的系列要素的改革，在设置专业教师、配备专人负责的基础上，将校内托管引入政府长期性规划纲要，设置专款专用，引导学校建立制度化、规范化的社会资源准入机制，以期在教育研究的不断深入推进过程中，引导社会对校内托管形成更理性化的認知，推动政府对校内托管专业化、独立性的建设。
参考文献：
[1][2][9][15]吴会会，胡劲松.托管何以成为义务教育学校难以承受之重——基于广州市的现实考察[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7，16（5）：27-34. [3][8][10][17][21]桂海钦，李金奇.浅谈城市小学生课后托管现存问题及解决策略[J].现代中小学教育，2019，35（1）：87-91.
[4]卫晨翔.太原市小学生课后校内托管问题与对策研究[D].太原：山西大学，2016.
[5]李英锋.校内免费晚托班是教育责任延伸[N].嘉兴日报，2018-08-13.
[6][12]马健生，邹 维.“三点半现象”难题及其治理——基于学校多功能视角的分析[J].教育研究，2019，40（4）：118-125.
[7][19]张绍清，胡桂琼.走出小学校内托管实施的困境[J].教学与管理，2019（20）：14-16.
[11]黄 婧.小学生课后在校托管服务的实施现状研究[D].黄石：湖北师范大学，2017.
[13]刘雪莲.困境与出路：小学课后托管背景下的教师[J].亚太教育，2019（9）：184.
[14]蒋亚辉，彭虹斌，毕进杰.城市小学生“课后托管”现状调查研究——以广州市为例[J].教育导刊，2017（7）：22-26.
[16][30][32][35]蒋冬梅，王 璐，梁思琳.“弹性离校”可行性路径探寻[J].教学与管理，2019（21）：44-46.
[18]王 东.学校课后活动机制的现状和反思——基于“无偿托管”模式的实证分析[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133-137.
[20]周 玲.论小学生课后托管的问题及解决对策[J].科教导刊（下旬刊），2019（10）：158-159.
[22]郭玲玲，朱成科.城市小学“托管”教育质量问题的探析[J].现代中小学教育，2017，33（6）：6-9.
[23]张 宁，姜程月，黄悦悦，等.基于创新思维培养的小学校内课后托管形式研究[J].科技资讯，2019，17（18）：130-131.
[24][31]王秀红.“乐童计划”实施现状、问题及破解之策探析[J].科教文汇（中旬刊），2019（4）：121-123.
[25]于 洋.试谈针对留守儿童校內托管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析[J].山西农经，2018（7）：122，127.
[26]张逸龙，余晶晶.宁波校内托管巧解“三点半难题”[J].宁波通讯，2019（19）：61-63.
[27]李晓倩.小学生校内托管中课外英语活动探究——基于长郡小学的调查[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6，32（10）：73-74，77.
[28]沈 燕.借助音乐社团破解小学“三点半难题”[J].教学与管理，2019（17）：4-6.
[29][33][34]邓雪柳，周璐祎，雷文科.校内托管——小学生“四点钟困境”的解决之道[J].教学与管理，2015（35）：19-21.
关键词：校内托管;托管教育;文献综述
随着“减负”政策的全面普及及推广，学生放学后“三点半问题”愈来愈受到社会、政府的关注，在“减负”带来利好的同时，如何有效填补学生放学后的空缺，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成为社会性的普遍问题。近年来随着校内托管的日益普及，越来越多学者投入校内托管的相关研究之中。为了更全面地掌握校内托管的研究现状，为后续研究提供依托，本研究利用中国知网数据库，分别以“校内托管”“课后托管”“放学后学校”“三点半学校”为关键词，对国内现有期刊文献进行检索整理，从校内托管发展现状、校内托管发展影响因素以及校内托管发展路径三个方面，梳理出当前我国学者对校内托管的研究情况。
一、校内托管研究文献可视化分析
（一）文献数量
本研究共检索到2005—2020年有关校内托管的研究文献384篇，其中“校内托管”关键词检索到65篇，“课后托管”关键词检索到248篇，“放学后学校”关键词检索到40篇，“三点半学校”关键词检索到31篇。
（二）刊种
在相关研究文章中，期刊文献有274篇，硕博论文有80篇，报纸文献有24篇，会议论文有6篇。从校内托管各类型刊种学术发展曲线图中的刊种来看，校内托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期刊、硕博论文及报纸文献上。
（三）研究趋势
如图所示，从研究趋势来看，2005—2010年以及2012—2019年关于校内托管的研究呈上升趋势， 2010年前研究增长趋势较缓，2012年为研究低谷期，2012年后相关研究呈迅猛增长趋势，并且在2019年达到顶峰。其中，硕博论文、期刊文献在2019年前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他刊种文献则呈现小幅波动态势。
二、校内托管发展现状研究
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发现，当前我国校内托管问题仍较为突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师积极性不高，托管能否长期稳定开展有待商榷
刘雪莲在提到教师功能定位时，将教师置于学校各项工作执行者的位置，认为教师的本能性意愿是校内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依托。教师作为课堂的主要组织者，是学校机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无疑应在校内托管工作中发挥主要作用。但周玲、马健生都在研究中对教师的积极性持悲观态度，其中吴会会、胡劲松指出校内托管工作中“教师责任标准虚化”[1]，在一定程度上“将教师道德义务变成了法定义务”[2]，甚至有学者指出“当前校内托管举步维艰”[3]，这与教师主体积极性弱化密不可分，托管能否长期稳定开展存疑。
（二）托管优越性不强，新颖性多元化有待提高
虽然校内托管开展后得到了社会及广大家长的支持，但在具体研究中，众多学者发现校内托管在“内容与形式上依旧趋于单一”[4]。因为学校设施场地建设尚不完善，所以各地托管政策中所期冀的多样化素质教育模式也未得到有效实施，“校内托管现状与家长预期仍有较大差距”[5]。有学者表示在经费短缺、师资紧张的压力下，“形式化了”的校内托管较市场机制下“风生水起”的校外机构并不具有显著优势。
（三）制度灵活性较弱，反馈考核监管机制不明朗
自“三点半问题”出现以来，各地政府陆续出台相关托管政策，支持各地学校落实托管工作。然而在具体实施中，马健生研究发现制度背景下多数學校面临“自主权弱化”[6]问题，制度弹性不足致使“校外资源利用率低”[7]，校内外资源交流互通存在障碍。同时，目前多地尚未建立校内托管反馈考核监管机制，这也使习惯性以“考试评价”为主要导向的学校在开展课后托管工作时目的不明，减负究竟减的是谁的负，其效果是否达到理想预期无从验证。
三、校内托管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校内托管发展影响因素诸多。从现有文献检索中发现，当前研究者多从运营模式、运行机制、托管内容、设计理念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笔者通过梳理研究发现综其所述均离不开家长、教师、学校、社会、政府此五大主体之间的制约影响关系，故本研究将立足五大主体，通过剖析其态度和利益关系进行论述：
（一）家长缺乏理性认知
在对待校内托管的内容上，桂海钦提出“家长更注重学生课业而非培养兴趣和爱好”[8];在面对责任归属问题时，吴会会强调“家长坚持‘学校责任说’，普遍认为学校对课后托管具有应然责任”[9];在收费态度上，桂海钦研究发现“家长普遍认为课后托管不应收费”[10]，对校内托管公益性质或半公益性质的界定是导致其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
（二）教师负载多方压力
首先，从外部层面上说，教师是校内托管工作的关键点和突破口。然而在实际研究中，多数学者发现“教师背负着多方压力”[11]，马健生甚至指出校内托管是将“学校社会服务功能转嫁为教师的义务负担”[12]。刘雪莲也提到“家长对教师缺少理解和支持”“政府补贴投入与教师付出不成正比”“学校管理层忽视教师心理意愿”[13]，学生一旦出现安全问题，教师无疑将最先成为被责问方。其次，从教师自身层面上来看，教师工作具有广延性和连续性，教师的工作并非仅停留于校内的八小时，而是具有时空连续性，因此校内托管催生的“公共服务需求”无疑加大了教师的工作压力。此外，蒋亚辉提到“教师对‘课后托管’的思想认识仍未到位”[14]，这也是教师积极性不高的原因之一。 （三）学校模糊职能边界
一直以来，社会对学校职能未有清晰定位，吴会会提到过去学校更多承担“教育、管理、保护”[15]三大职能;然而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学校的教育功能的需求不断增加，由此衍生的“角色期待过多”也使学校承担的“责任期望过重”。校内托管便是此情境下的一个典型，在坚持“市场责任说”的学校看来，托管已然超出学校责任边界，甚至成为一种道德绑架。更值得关注的是，由校内托管影射的学校职能泛化、责任稀释问题不仅加大了学校的压力，也引发了众多学者对学校职能边界界定问题的再叩问。
（四）社会缺乏资源服务力
蒋冬梅在探索弹性离校模式时发现目前校内托管存在“课程难以常态化、教育资源匮乏”[16]的问题，在桂海钦看来“社会资源利用率不高”[17]是引发此类现象的重要原因。王东立足于学校层面深入剖析社会资源引入难的问题，提出“学校公开招标难觅对口资源”“学校购买校外资源与现有政策相左”“资源引入后收费问题牵扯各方主体”[18]三大窘境，形象化地说明了现存社会资源服务力低的深层原因。此外，也有学者指出相较于英、美、日等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课后托管开展现状，我国国内现存社会资源的可靠性、丰富性不足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五）政府欠缺导向性
政府作为政策出台主体，虽然已在宏观层面作出方向指引，但在微观层面依旧缺乏推动校内托管具体落实的方案与措施。张绍清指出“政策导向不足”[19]是校内托管动力缺失的原因之一，“校内托管制度尚未健全”[20]导致多地在时间安排、师资配置、地区间的经费投入上难以达成一致。桂海钦对校内托管依旧处于“性质探索阶段”[21]的界定，可谓一语中的地解答了郭玲玲等学者提出的当前校内托管“责权不清、指向不明、归属模糊”[22]的系列问题。
综上所述，校内托管工作开展现状的影响因素可根据五大主体间的矛盾关系梳理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对学生全面发展需要的漠视是学校、家长、教师三大主体间的主要矛盾;其次，缓解教师压力、提升教师的积极性是社会、学校、教师三大主体矛盾突破的关键;再次，促进校内托管性质明晰化是社会、学校、政府三大主体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校内托管发展路径探析研究
校内托管发展不仅是社会进步的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利用知网进行文献检索发现，当前我国研究者主要从托管内容、形式、定位、资源引入、政府引导扶持、责任归属、教师积极性等多个方面进行路径探析研究，笔者经过归纳汇总，将其分为内容形式、资源引入、引导扶持三个层面具体展开论述：
（一）内容形式层面
在内容上，以“少年编程、棋盘竞技、动手操作”[23]为主体的创新思维课程以及“融合机器人设计和3D制作”[24]等创客元素的新型课程颇受推崇。此外，更具普适性的是“作业辅导 文体艺术活动”[25]的课程内容组织模式，张逸龙也提出“以学生自主活动为主，组织自主阅读、完成作业、体育锻炼”[26]的课程内容，也有学者在立足自身专业特色的基础上提出将“课外英语活动”[27]“音乐社团活动”[28]引入课后托管。邓雪柳借鉴美国“课余俱乐部”[29]模式提出可以以兴趣教学及专业培养填充教学内容空缺。
在形式上，“家校合作模式”[30]备受青睐，并在此基础上引入社区主体提出家校式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此外，智慧校园背景下的家校合作模式也应运而生。迎合家长需求而生的家长自主选择机制充分满足了不同水平家庭的托管需要，体现了时代特性。“校内托管 社会化课后服务”模式以及杭州“1 X”模式均在提供基础免费服务的基础上倡导开展个性化收费服务。值得借鉴的是，长春市以“政府参与、学校主体、校内外有机结合”为特征的“蓓蕾计划”已初具模型，也有学者在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政府掌舵下的多元主体参与”模式。此外，在校内具体组班模式上出现了“跨班级、跨年级统筹组班”及“依兴趣随机组班”[31]模式。
（二）资源引入层面
在资源引入层面，家长教育资源、社会公益机构、托管机构、社区资源是主要的四大来源。在引用家长资源层面，“家长活动课的常态化”[32]“家委会主导，学校参与配合”[33]的资源引用模式较为常见，也有学者提出通过“签订家校协议，制订应急预案”[34]的模式促进资源引入的制度化。在引用社会志愿力量上，青年志愿者、高校志愿者成为主要人选。在引用托管机构资源时，准入机制和监督机制不可或缺。在社区资源层面，社区文体名人、五老人员也被广泛地归入其中。
（三）引导扶持层面
在引导扶持层面，政府的导向作用不可或缺。给予当前普遍开展的校内托管以明确的性质定位，并在此基础上划分学校、社会、家长责权归属依旧迫在眉睫。多数学者强调政府应“细化政策，完善制度，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价和监管系统，加强安全监管，完善应急方案，健全师资评定审核标准”[35]，明确托管目的，合理安排财政分配，给予学校更多的自主权，倡导家校共担的资金协商分配模式。
五、未来校内托管研究规划展望
立足于以上研究结论，笔者认为以“问题导向”为特征的校内课后托管活动不应仅仅着眼于解决当前教育问题，缓解一时之需，还应进行纵深考量，将课后托管活动放置于学校教育的深层优化改革层面，在真正思考“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的基础上培养人。为此在未来研究中，可更多着眼于与校内托管相关联的系列要素的改革，在设置专业教师、配备专人负责的基础上，将校内托管引入政府长期性规划纲要，设置专款专用，引导学校建立制度化、规范化的社会资源准入机制，以期在教育研究的不断深入推进过程中，引导社会对校内托管形成更理性化的認知，推动政府对校内托管专业化、独立性的建设。
参考文献：
[1][2][9][15]吴会会，胡劲松.托管何以成为义务教育学校难以承受之重——基于广州市的现实考察[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7，16（5）：27-34. [3][8][10][17][21]桂海钦，李金奇.浅谈城市小学生课后托管现存问题及解决策略[J].现代中小学教育，2019，35（1）：87-91.
[4]卫晨翔.太原市小学生课后校内托管问题与对策研究[D].太原：山西大学，2016.
[5]李英锋.校内免费晚托班是教育责任延伸[N].嘉兴日报，2018-08-13.
[6][12]马健生，邹 维.“三点半现象”难题及其治理——基于学校多功能视角的分析[J].教育研究，2019，40（4）：118-125.
[7][19]张绍清，胡桂琼.走出小学校内托管实施的困境[J].教学与管理，2019（20）：14-16.
[11]黄 婧.小学生课后在校托管服务的实施现状研究[D].黄石：湖北师范大学，2017.
[13]刘雪莲.困境与出路：小学课后托管背景下的教师[J].亚太教育，2019（9）：184.
[14]蒋亚辉，彭虹斌，毕进杰.城市小学生“课后托管”现状调查研究——以广州市为例[J].教育导刊，2017（7）：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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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王 东.学校课后活动机制的现状和反思——基于“无偿托管”模式的实证分析[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133-137.
[20]周 玲.论小学生课后托管的问题及解决对策[J].科教导刊（下旬刊），2019（10）：158-159.
[22]郭玲玲，朱成科.城市小学“托管”教育质量问题的探析[J].现代中小学教育，2017，33（6）：6-9.
[23]张 宁，姜程月，黄悦悦，等.基于创新思维培养的小学校内课后托管形式研究[J].科技资讯，2019，17（18）：130-131.
[24][31]王秀红.“乐童计划”实施现状、问题及破解之策探析[J].科教文汇（中旬刊），2019（4）：12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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