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从秦汉到明清，县制一直是国家最基层权力机构，保持了长期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成为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构成和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体现出相当高的制度文明成就。继秦汉之后，县制在唐朝尤其是唐前期发展到了更加完备的水平，可视为整个帝制时代县制的代表。
　　怎一个“细”字了得！
　　唐王朝制定有完备的国家行政法典一一《唐六典》。这部法典对“京畿及天下诸县令之职”作了详细规定。此外，唐王朝的法律有“律”“令”“格”“式”四种形式，也有对县令职责的明确规定。
　　根据《唐六典》和唐朝法律的有关记载，县制官司的主要职责如下：
　　社会管理职责。包括思想教化、安养百姓、发展经济、重视农业、访贫问寒、审理诉讼冤屈、宣扬尊卑观念、维护等级秩序和伦理、了解掌握百姓家庭生活状况和社会发展状况等。
　　户等确立和登记职责。县制官司要根据各家各户资产的多少，确立为九个等级，并登记在册。这个工作每三年进行一次，目的是根据户等高低征收资产税一一“户税”，这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九等户等由“县司注定，州司覆之”，即由县级官司具体确立和登记，再由州制官司负责审核。
　　人口资源调查职责。具体来说，县制官司要调查掌握治内各家各户人口的组成、年龄状况、健康状况及其变化，特别是户内男性人口（因为男性人口是国家赋役的承担者）。所有这些工作，都要由县令“过貌形状”和“亲自注定”，即亲自过目审阅，调查核实，做到如实掌握，保障国家的赋役征发并做到赋役负担的相对均平。
　　推行均田制的职责。唐朝土地制度主要是均田制，即按人口分配土地。每年十月至十二月，县令要在村干部（里正）编制好的簿历账册基础上，按照均田制的规定，亲自主持完成土地的“回收”和“授给”，及时进行均田土地的收授和调节，并做好登记工作，切实推行好国家土地制度。
　　国家赋役征发和司法诉讼职责。“至于课役之先后，诉讼之曲直，必尽其情理”。“课役”即赋役。课役征发之“先后”，即要“先富强后贫弱，先多丁后少丁”。至于司法诉讼之曲直是非，县制官司的审判处理也必须合乎情理。
　　除此之外，诸如籍帐、交通、仓库等等工作，虽有专门的僚佐负责，但县令也负有综领之职。
　　由此可见，唐朝一个县官的职责是十分繁重、具体的，覆盖行政、民政、司法与治安、经济与财政、籍帐编制与社会管理、教育与教化等等。也不难看出，王朝国家政令政务与各项制度最终能够落实于基层社会，依托的正是县制官司的具体实施。只有县制官司认真履行了职责，把各项工作做实做细，才能够实现社会基层治理，进而实现国家治理。
　　对于县制官司职能的这种重要作用，古人有精到的总结一一“郡县治，则天下安”。
　　既要通“经史”，也要知“时务”
　　唐朝非常重视县令的选任，采取了许多制度化规定和具体操作。
　　县令的选授由尚书省吏部（后来改归礼部）负责，权归中央。负责选授的长官要认真负责，否则就会被处罚，如开元四年（716年），卢从愿、李朝隐担任礼部侍郎，一次性选任县令200余人，因过多过滥被贬为刺史。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诏令五品以上官举荐县令人选，后来，高级官员举荐也成为县令选任的一种方式。同时也规定，根据所举荐县令任职期间的政绩优劣，对举荐官员进行褒贬。若所举荐县令在任期间贪赃枉法，名不副实，则要追究举荐官员的法律责任，治其荐人失察之罪，加强举荐工作的严肃和问责。
　　武则天时期，国家科举考试还曾专设“县令举”一科，专门选拔县令，诗人卢藏用就经此科考试出任济阳县县令。县令举的选拔甚为严格，除考儒家经典，还通过考“时务策”进行施政见解的考察。应试者不但要精熟儒家经典，还要熟悉朝廷典章制度和法令法规，熟悉国家大政方针和施政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并能对这些问题提出对策。否则，是难以通过考试而出任县令的。
　　县令的实际工作经验和执政能力，在唐朝至为重要。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年）敕令“年少未经事者，不得作县亲民”，明确规定缺乏实际工作历练的年少者，不得出任县令。
　　为防止腐败，唐朝规定县令不得任职于本土，必须赴任他乡，回避本籍；规定县令亲属不得在同一县衙任职，防止县令通过乡里同籍和人际关系形成地域关系网而滋生腐败行为。
　　唐王朝重视对县令的政治训导，皇帝经常颁布《戒州县牧守诏》《劝奖县令诏》《诫县令敕》《县令箴》之类的诏敕，作为县令执政的指导性文件。这类政治训导对强化县令的思想教育和勤政廉政意识，具有明显的督导促进作用。
　　唐朝干部也要定期、不定期考核
　　唐朝官员“凡居官，以年为考”，有定期“考课”（考核）制度，称为“常考”。县令的常考也实行一年一考。每年年终，先由县令具录自己当年的“功过行能”，实际是“自我鉴定”，再由上一级的州司官员具体负责，当众宣读其“自我鉴定”，也当众议定其政绩优劣。考核议定的结果，由州司长吏写出“考课簿”，定出自“上上”至“下下”的九个等级（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上报给尚书省吏部，再由吏部考功司存档和审查核实，最终确定县令當年的考核等级。
　　县令经“四考”，即经过连续四年的考核，是为“考满”，要根据总成绩的优劣等级由吏部决定其升降与褒贬，形成县令每四年一考满，每四年一选任，任期一般为四年的制度，即所谓“四考为限”。当然，这一制度并非一成不变，由于各地实际情况的不同，县令任期也可调整为三年或者五年。
　　县令考核特别注重户口增多和生产发展两个方面，规定“州县人，抚育有方，户口增益者”，其考核等级提高一等，否则就降低一等。开元四年（716年），玄宗颁敕“县令在任，户口增益，界内丰稔，清勤著称，赋役平均者，先与上考，不在当州考额之内”，政绩优异的县令考核等级最低为“上下”等级，予以政策性大力鼓励。
　　常考之外，对于县令的考核还有“巡考”。巡考又分定期巡考和不定期巡考两种。
　　定期巡考由上一级的州司或都督府负责，对县令工作每年一巡视督查，并将巡考结果作为县令升降的依据。如果发现“善恶殊尤者，随即奏闻”，即巡考发现政绩特别优异或特别拙劣的县令，要上奏皇帝加以褒奖或惩罚。
　　不定期巡考由朝廷派出高级别官员以特使身份进行巡查考核，如贞观年间的“黜陟大使”，开元年间的“采访处置使”，就是考核包括县令在内的所有地方官员的政绩善恶。这种不定期的巡考往往比定期巡考具有更大的威慑力，有利于震慑腐败行为，清明政治。
　　唐朝县制政务错失实行长官问责制，即主要问责县令，其他僚佐受连带处罚，以保障县制官司的廉洁清正。法律还规定，县令就任后必须坚守工作岗位，不得擅离县境，也不得在非节假日内宴会宾客和游玩观光，要忠于职守，认真履责。
　　总之，唐朝县令职责重，问责严，压力大，真正做好一个县令，推行好一县之政务工作，实大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