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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鲁迅的小说《在酒楼上》讲述了一个情节简单的故事,但小说文本深层却体现了鲁迅对现代知识分子生存境况、心灵矛盾、精神历程的思索。本文通过分析小说《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以及“我”的形象,揭示出当时包括鲁迅在内的知识分子的矛盾所在,也总结了鲁迅小说所体现的独特的诗学属性。
[关键词] 《在酒楼上》;知识分子;鲁迅小说独特的诗学属性
[中图分类号]I2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04X(2009)04-0043-03
鲁迅的小说《在酒楼上》讲述了一个情节简单的故事,但却体现出了鲁迅对现代知识分子生存境况、心灵矛盾、精神历程的思索,这使得作品中的人物、事件、意象等都染上了某种“寓意”色彩。文中“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一句为全文的主题句,细想起来,似乎芸芸众生的命运大都不过如此。
小说中吕纬甫向“我”讲述了三件他自己经历过的“无聊的事”:为弟弟迁葬时,找不到弟弟的骨殖,但仍坚持把旧坟里的泥土装进新棺材;为船户女儿阿顺买来剪绒花,阿顺却已死于诳言;自己不再教“ABCD”,转而去教“子曰诗云”。他之所以将这些事情称之为“无聊”,是由于他身为一名接受过新思潮的知识分子,面对诸多社会弊病却无力做出任何改变,只好将自己的生命耗费在日常琐事里。琐事也罢,有些事根本连琐事都称不上,比如迁葬和买剪绒花,全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无用功。
吕纬甫与“我”一样,都是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所形容的“铁屋中的清醒者”。他们都有过“毁坏这铁屋的希望”。然而当希望破灭后,他们的清醒,便成了痛苦之源。
从前,吕纬甫是个“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进步青年。然而到了中年,他反而“行动变得格外迂缓,很不像当年敏捷精悍的吕纬甫了”:青年吕纬甫和“我”一起当教员时,教授的是“ABCD”,如今的吕纬甫,却是在教“子曰诗云”;中年吕纬甫,也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满怀远大抱负,甚至认为自己指挥土工们掘墓的命令是“在我一生中最为伟大的命令”;以前的他,是个敢“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无神论者,现在的他,却会将人的死去归咎于“没有这一份好福气”……总之,如今的吕纬甫与年轻时的他相比,判若两人。
在短短一席交谈中,“无聊”一词吕纬甫共说了六次之多。另外吕纬甫的话中还有几个高频词:“敷敷衍衍”、“模模胡胡”。然而,他虽模模糊糊,却并非懵懵懂懂。这样的词语出自他的口,说明了他也是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麻木。他甚至还亲口承认“我已经深知道自己之讨厌,连自己也讨厌”。这正是铁屋中的清醒者的悲哀。他讨厌自己,说明了他虽然向世俗妥协,抛弃了理想与激情,却没有抛弃自己信奉的价值判断标准。他虽然成了“退步中年”,却又未完全堕落沉沦。
吕纬甫的自我陈述是在同“我”的对话中进行的,而“我”正是另外一个鲁迅自我。这就是说,看起来是吕纬甫一个人在讲故事,其实他的叙述,有一个“我”在场,时时刻刻有“我”在看着他,所以在“我”的审视的眼光的压迫下,吕纬甫是用一种有罪心理来讲这个故事的。因此,在他讲完了给小弟弟埋葬的故事后,接着又说了这样一番话——“阿阿,你这样的看我,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么?是的,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但我现在就是这样了,敷敷衍衍,模模糊糊。我有时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见我,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现在就是这样。”“看你的神情,你似乎还有些期望我,——我现在自然麻木得多了,但是有些事情也还看得出。这使我很感激,然而也使我很不安:怕我终于辜负了至今还对我怀着好意的朋友……”
这样的自我陈述与自责显示了鲁迅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什么样的内在矛盾呢?这就需要对“我”与吕纬甫这两个人物作进一步的分析。“我”是一个“漂泊者”,仍然怀着年轻时的梦想,还在追寻,因此依然四处奔波,但他却苦于找不到精神的归宿:“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吕纬甫却有了另一番命运:在现实生活的逼压下,他已不再做梦,回到了现实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一个大地的“坚守者”,他关注的,他所能做的,都是家族、邻里生活中琐细的,却是不能不做的小事情,例如给小弟弟迁葬、为邻居的女儿送去剪绒花之类,而且不可避免的,还要作出许多妥协,例如仍教“子曰诗云”之类。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他回到日常生活中来,获得了普通人生活中固有的浓浓的人情味,但却仍然不能摆脱“过去日日的梦”的蛊惑,为自己“绕了一点小圈子”又“飞回来了”而感到内疚。这是一个双向的困惑产生的双向审视:对于无所归宿的“漂泊者”的“我”,吕纬甫叙述中表露出来的对于生命的眷恋之情,不能不使他为之动心动容;而面对还在做梦的“我”,“坚守者”吕纬甫却看清了自己生活的平庸与“无聊”的这一面,而自惭形秽。这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表达了鲁迅(及同类知识分子)的内在矛盾:作为现实的选择与存在,鲁迅无疑是一个“飘泊者”,他也为自己的无所归宿而感到痛苦,因此,他在心灵的深处是怀有对大地的“坚守者”的向往的,但他又警惕着这样的“坚守”可能产生的新的精神危机:这又是一个鲁迅式的往返质疑,因此,小说中的“我”与“吕纬甫”确实都有鲁迅的身影,但他自己是站在“我”与“吕纬甫”之外的。而读者读这篇作品,却会因自己处境的不同而引起不同的反响: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坚守者”,你可能会为吕纬甫的自我谴责感到震撼;如果你是个“漂泊者”,小说中“我”的“客子”感就会引起你的共鸣,你也可能对吕纬甫陈述中掩饰不住的普通人生活中的人情味、生命的眷念感顿生某种羡慕之情。读者可以按照自己的个人的体验来感受这篇小说,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这样,读者也就参与到小说的二重声音的驳难之中。鲁迅将一个大的想象空间、言说空间留给了读者,这是一个开放的文本:这也是鲁迅小说的魅力所在。
《在酒楼上》的叙事特点是将鲁迅自己的内心体验一分为二,化成两个人物,一部分以单纯独白的主观的方式呈现,另一部分则以客观的、非“我”的形式呈现。这种独特的方式,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作者自身经历过的许多矛盾以及绝望、悲苦的心态,是鲁迅富有独创性的艺术尝试。
鲁迅故意采用了“对话体”的形式,把两个有着相似经历的知识分子安排在一起,其实是让第一人称的“我”通过眼前的吕纬甫折射出自己的形象。这样布局,加强了文章的冲突性。例如,在小说里吕纬甫的自述中,多次出现了吕纬甫的辩白。(如“看你的神情,你似乎还有些期望我,——我现在自然麻木得多了,但是有些事也还看得出。这使我很感激,然而也使我很不安:怕我终于辜负了至今还对我怀着好意的老朋友。……”)这样的安排等于是鲁迅先生借主人公“我”,来对新文化运动退潮后逐渐沉沦的知识分子提出的不解和指责,然后又借吕纬甫之口为知识分子提出辩解。鲁迅身为新文化运动的亲历者,他了解新型知识分子。他对新型知识分子的态度是暧昧的。通过《在酒楼上》中的知识分子的自我剖析与审判,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于当时的新型知识分子持的是既批判,又体谅的态度。
而从小说诗学的角度着眼,更应重视的恰恰是叙事者“我”。由于叙事者“我”的存在,吕纬甫讲述的故事便被置于叙事者再度讲述的更大的叙事框架中。吕纬甫的故事便成为以“我”为中介的故事。吕纬甫的故事的自足性便被打破了。小说中的“我”不仅是吕纬甫故事的倾听者,同时也更是一个审视者,吕纬甫一遍遍的自我嘲讽、自我申辩、自我否定,正因为他一直感受着“我”的潜在的审视的目光。从而“我”与吕纬甫之间呈现为一种内在的对话关系。小说的更深层的语义正由这种对话关系所昭示。“我”与吕纬甫的潜在的对话,可以看做是作者两种声音的外化。“我”和吕纬甫的辩难,正是作者的两种声音在冲突,在对话,在争辩。最终很难说哪一种是主导性声音。这种辩难性正是鲁迅小说思维的体现,是鲁迅认知和把握世界的基本思维在小说文本层面的印证。这种对话诗学决定了鲁迅小说世界的开放性和多重阐释性,很难以单一的价值标准做最终裁决。
我们之所以重新强调鲁迅小说中的叙事者的作用,是因为由于第一人称叙事者的存在,使鲁迅的相当一部分小说都表现出一种对话性,其中隐含着一种心灵的辩证法,借用巴赫金的理论,则可以概括为一种复调的诗学。对话性的存在,使鲁迅小说中并置了双重甚至多重声音,鲁迅在发出一种声音的同时,也在质疑这种声音,这就是鲁迅小说独特的诗学属性。他的《孤独者》、《祝福》、《伤逝》、《在酒楼上》都体现了这种复调的诗学特征。
[参考文献]
[1]钱理群.“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读《在酒楼上》、《孤独者》和《伤逝》[J].语文学刊,2004(9).
[2]王勇.《在酒楼上》的象征性[J].语文学刊,2004(9).
[3]古世仓.鲁迅《在酒楼上》结构的形式主义分析[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5).
[4]叶世祥.鲁迅小说的寓言性[J].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5).
[5] 孔硕,王书展.谈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细读《在酒楼上》[J].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6).
[责编 吕行]
[关键词] 《在酒楼上》;知识分子;鲁迅小说独特的诗学属性
[中图分类号]I2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04X(2009)04-0043-03
鲁迅的小说《在酒楼上》讲述了一个情节简单的故事,但却体现出了鲁迅对现代知识分子生存境况、心灵矛盾、精神历程的思索,这使得作品中的人物、事件、意象等都染上了某种“寓意”色彩。文中“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一句为全文的主题句,细想起来,似乎芸芸众生的命运大都不过如此。
小说中吕纬甫向“我”讲述了三件他自己经历过的“无聊的事”:为弟弟迁葬时,找不到弟弟的骨殖,但仍坚持把旧坟里的泥土装进新棺材;为船户女儿阿顺买来剪绒花,阿顺却已死于诳言;自己不再教“ABCD”,转而去教“子曰诗云”。他之所以将这些事情称之为“无聊”,是由于他身为一名接受过新思潮的知识分子,面对诸多社会弊病却无力做出任何改变,只好将自己的生命耗费在日常琐事里。琐事也罢,有些事根本连琐事都称不上,比如迁葬和买剪绒花,全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无用功。
吕纬甫与“我”一样,都是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所形容的“铁屋中的清醒者”。他们都有过“毁坏这铁屋的希望”。然而当希望破灭后,他们的清醒,便成了痛苦之源。
从前,吕纬甫是个“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进步青年。然而到了中年,他反而“行动变得格外迂缓,很不像当年敏捷精悍的吕纬甫了”:青年吕纬甫和“我”一起当教员时,教授的是“ABCD”,如今的吕纬甫,却是在教“子曰诗云”;中年吕纬甫,也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满怀远大抱负,甚至认为自己指挥土工们掘墓的命令是“在我一生中最为伟大的命令”;以前的他,是个敢“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无神论者,现在的他,却会将人的死去归咎于“没有这一份好福气”……总之,如今的吕纬甫与年轻时的他相比,判若两人。
在短短一席交谈中,“无聊”一词吕纬甫共说了六次之多。另外吕纬甫的话中还有几个高频词:“敷敷衍衍”、“模模胡胡”。然而,他虽模模糊糊,却并非懵懵懂懂。这样的词语出自他的口,说明了他也是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麻木。他甚至还亲口承认“我已经深知道自己之讨厌,连自己也讨厌”。这正是铁屋中的清醒者的悲哀。他讨厌自己,说明了他虽然向世俗妥协,抛弃了理想与激情,却没有抛弃自己信奉的价值判断标准。他虽然成了“退步中年”,却又未完全堕落沉沦。
吕纬甫的自我陈述是在同“我”的对话中进行的,而“我”正是另外一个鲁迅自我。这就是说,看起来是吕纬甫一个人在讲故事,其实他的叙述,有一个“我”在场,时时刻刻有“我”在看着他,所以在“我”的审视的眼光的压迫下,吕纬甫是用一种有罪心理来讲这个故事的。因此,在他讲完了给小弟弟埋葬的故事后,接着又说了这样一番话——“阿阿,你这样的看我,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么?是的,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但我现在就是这样了,敷敷衍衍,模模糊糊。我有时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见我,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现在就是这样。”“看你的神情,你似乎还有些期望我,——我现在自然麻木得多了,但是有些事情也还看得出。这使我很感激,然而也使我很不安:怕我终于辜负了至今还对我怀着好意的朋友……”
这样的自我陈述与自责显示了鲁迅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什么样的内在矛盾呢?这就需要对“我”与吕纬甫这两个人物作进一步的分析。“我”是一个“漂泊者”,仍然怀着年轻时的梦想,还在追寻,因此依然四处奔波,但他却苦于找不到精神的归宿:“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吕纬甫却有了另一番命运:在现实生活的逼压下,他已不再做梦,回到了现实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一个大地的“坚守者”,他关注的,他所能做的,都是家族、邻里生活中琐细的,却是不能不做的小事情,例如给小弟弟迁葬、为邻居的女儿送去剪绒花之类,而且不可避免的,还要作出许多妥协,例如仍教“子曰诗云”之类。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他回到日常生活中来,获得了普通人生活中固有的浓浓的人情味,但却仍然不能摆脱“过去日日的梦”的蛊惑,为自己“绕了一点小圈子”又“飞回来了”而感到内疚。这是一个双向的困惑产生的双向审视:对于无所归宿的“漂泊者”的“我”,吕纬甫叙述中表露出来的对于生命的眷恋之情,不能不使他为之动心动容;而面对还在做梦的“我”,“坚守者”吕纬甫却看清了自己生活的平庸与“无聊”的这一面,而自惭形秽。这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表达了鲁迅(及同类知识分子)的内在矛盾:作为现实的选择与存在,鲁迅无疑是一个“飘泊者”,他也为自己的无所归宿而感到痛苦,因此,他在心灵的深处是怀有对大地的“坚守者”的向往的,但他又警惕着这样的“坚守”可能产生的新的精神危机:这又是一个鲁迅式的往返质疑,因此,小说中的“我”与“吕纬甫”确实都有鲁迅的身影,但他自己是站在“我”与“吕纬甫”之外的。而读者读这篇作品,却会因自己处境的不同而引起不同的反响: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坚守者”,你可能会为吕纬甫的自我谴责感到震撼;如果你是个“漂泊者”,小说中“我”的“客子”感就会引起你的共鸣,你也可能对吕纬甫陈述中掩饰不住的普通人生活中的人情味、生命的眷念感顿生某种羡慕之情。读者可以按照自己的个人的体验来感受这篇小说,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这样,读者也就参与到小说的二重声音的驳难之中。鲁迅将一个大的想象空间、言说空间留给了读者,这是一个开放的文本:这也是鲁迅小说的魅力所在。
《在酒楼上》的叙事特点是将鲁迅自己的内心体验一分为二,化成两个人物,一部分以单纯独白的主观的方式呈现,另一部分则以客观的、非“我”的形式呈现。这种独特的方式,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作者自身经历过的许多矛盾以及绝望、悲苦的心态,是鲁迅富有独创性的艺术尝试。
鲁迅故意采用了“对话体”的形式,把两个有着相似经历的知识分子安排在一起,其实是让第一人称的“我”通过眼前的吕纬甫折射出自己的形象。这样布局,加强了文章的冲突性。例如,在小说里吕纬甫的自述中,多次出现了吕纬甫的辩白。(如“看你的神情,你似乎还有些期望我,——我现在自然麻木得多了,但是有些事也还看得出。这使我很感激,然而也使我很不安:怕我终于辜负了至今还对我怀着好意的老朋友。……”)这样的安排等于是鲁迅先生借主人公“我”,来对新文化运动退潮后逐渐沉沦的知识分子提出的不解和指责,然后又借吕纬甫之口为知识分子提出辩解。鲁迅身为新文化运动的亲历者,他了解新型知识分子。他对新型知识分子的态度是暧昧的。通过《在酒楼上》中的知识分子的自我剖析与审判,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于当时的新型知识分子持的是既批判,又体谅的态度。
而从小说诗学的角度着眼,更应重视的恰恰是叙事者“我”。由于叙事者“我”的存在,吕纬甫讲述的故事便被置于叙事者再度讲述的更大的叙事框架中。吕纬甫的故事便成为以“我”为中介的故事。吕纬甫的故事的自足性便被打破了。小说中的“我”不仅是吕纬甫故事的倾听者,同时也更是一个审视者,吕纬甫一遍遍的自我嘲讽、自我申辩、自我否定,正因为他一直感受着“我”的潜在的审视的目光。从而“我”与吕纬甫之间呈现为一种内在的对话关系。小说的更深层的语义正由这种对话关系所昭示。“我”与吕纬甫的潜在的对话,可以看做是作者两种声音的外化。“我”和吕纬甫的辩难,正是作者的两种声音在冲突,在对话,在争辩。最终很难说哪一种是主导性声音。这种辩难性正是鲁迅小说思维的体现,是鲁迅认知和把握世界的基本思维在小说文本层面的印证。这种对话诗学决定了鲁迅小说世界的开放性和多重阐释性,很难以单一的价值标准做最终裁决。
我们之所以重新强调鲁迅小说中的叙事者的作用,是因为由于第一人称叙事者的存在,使鲁迅的相当一部分小说都表现出一种对话性,其中隐含着一种心灵的辩证法,借用巴赫金的理论,则可以概括为一种复调的诗学。对话性的存在,使鲁迅小说中并置了双重甚至多重声音,鲁迅在发出一种声音的同时,也在质疑这种声音,这就是鲁迅小说独特的诗学属性。他的《孤独者》、《祝福》、《伤逝》、《在酒楼上》都体现了这种复调的诗学特征。
[参考文献]
[1]钱理群.“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读《在酒楼上》、《孤独者》和《伤逝》[J].语文学刊,2004(9).
[2]王勇.《在酒楼上》的象征性[J].语文学刊,2004(9).
[3]古世仓.鲁迅《在酒楼上》结构的形式主义分析[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5).
[4]叶世祥.鲁迅小说的寓言性[J].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5).
[5] 孔硕,王书展.谈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细读《在酒楼上》[J].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6).
[责编 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