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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从“民工潮”到“民工荒”的转变，是特定背景下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公平的缺失。要解决“民工荒”问题，企业必须善待民工。同时，政府也要发挥市场“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为民工创设公平就业的外部环境，使民工能共享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果。
[关键词] “民工荒” 民工权益 公平就业
按照我国经济学家的统计，在中国大约有一亿五千多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每年都有几千万民工从家乡涌向东南沿海城市打工。过去人们常听到的一句顺口溜是“东西南北中，打工到广东”。但是，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们在东南沿海看到的却是大量企业缺少普通工人的现象。一向被认为廉价劳动力处于“无限供给”的状态之下的我国，眼前的“民工荒”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本文试从公平视角谈谈对这一现象的看法。
一、公平缺失，民工之痛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在其城乡迁移模型中强调：只要城乡间的预期收入存在差异,就必然引发劳动力的流动。
我国的农民工流动是伴随改革开放的兴起、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实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战略的深入而产生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产物。农民工的流动既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解决了农民的隐性失业问题，也为东南沿海地区凭借地理优势和政策优惠率先实施了外向型的经济战略,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制造业及服务业的迅速崛起,提供了所需的大量廉价的劳动力。
然而，从2004年开始, 东南沿海许多企业遭遇到缺工问题。
2004年9月8日,《经济参考报》发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经过实地调查得出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企业缺工主要发生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重点地区估计缺工10%左右，估计有近200万人的缺口，其中深圳缺口约40万，东莞缺口近27万人，福建泉州、莆田两市用工缺口共约10万人。
2005年2月3日,《新京报》刊登了题为“统计部门首次调查‘民工荒’：广东缺工超百万”的新闻，由广东省统计局撰写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企业用工调查报告》称，2005年广东民工短缺数量预计超过100万人，且仍有上升的趋势，珠三角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较难及时招到足够的工资要求较低的民工，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经济的发展。
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大，现有劳动人口7.4亿多，比欧美所有发达国家总和还多，其中，农村劳动力近5亿,剩余劳动力至少有1.2亿以上。从劳动力供给看，全国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人，加上需要就业的下岗失业人员和其他人员，每年需要安排就业的达2400万人。从劳动力的需求看，每年可新增800万～900万个就业岗位，加上补充自然减员，可安排就业1200万人左右，年度劳动力供求缺口仍在1200万人左右。
在农民工供过于求、就业困难的总体态势下，我国出现了“民工荒”现象，不得不令人深思。
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1965年发表了《在社会交换中的不公平》一文，提出了公平理论的观点。亚当斯的公平理论指出，人们总是要将自己所作的贡献和所得的报酬，与一个和自己条件相等的人的贡献与报酬进行比较，如果这两者之间的比值相等，双方就都有公平感。如果这两者之间的比值不相等，一方的比值大于另一方，另一方就会产生不公平感；反之亦然。由此可见，公平理论认为：职工对报酬的满足程度是一个社会比较过程；一个人对自己的工作报酬是否满足，不仅受到报酬的绝对值的影响，而且也受到报酬的相对值的影响（个人与别人的横向比较，以及与个人的历史收入作纵向比较）；需要保持分配上的公平感，只有产生公平感时才会心情舒畅，努力工作。而在产生不公平感时会满腔怨气，大发牢骚，甚至放弃工作，破坏生产。
从“民工潮”到“民工荒”的转变，是特定背景下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公平的缺失。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工作环境、工作时间、社会保障等长期得不到改善，与整体社会的经济增长、城市人口的急速生活改善形成鲜明的对比。据广东省一家权威机构的调查显示，从1992年到2004年12年间，珠三角民工工资平均增长了80元，如果算上物价的增长，民工收入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降低。近十年来，珠三角城市的经济发展谁都看得见，其他身份的劳动者收入水平都提高的很快，惟有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提高不仅从绝对数量还是相对额度上来说都是非常低的。而农民工其他方面的支出却增长了不少。扣除最基本的生活费用后，农民工所剩无几。通过外出打工增加农民收入之路近乎失灵。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美国学者西奥多·W·舒尔茨曾指过“农民也是理性经济人”，处于相对贫穷状态的农民对自己的每一个选择的行为都会精打细算，坚持以“经济人”的原则来进行判断，并做出相应的行为。当农民工意识到自身受到不公正待遇后,逐渐理性的农民工最终选择了“用脚投票”，去寻找其他能够公平对待的地区和工作，甚至宁愿再回到农村务农，也不愿意继续从事那些欠缺公平性的工作，于是就出现了那些工作环境差、工资待遇低、经常拖欠工资的企业最缺工。
二、重塑公平，挽回民心
“民工荒”现象，实质上反映了民工对企业的一种深深失望。
解铃还需系铃人。要解决“民工荒”问题，企业必须尊重民意，善待民工。
要真心实意地善待农民工，首先要从转变观念开始，而这必须先要澄清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即：财富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有人问，目前支撑中国经济相当比重的加工业、制造业、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者是谁？肯定会有人说，是私营老板，是珠三角、长三角等制造型企业，而没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民工的功劳。今天，当全国许多地方出现“民工荒”问题，人们才猛然醒悟，人力资源才是生產力中的最积极最必要的因素，我们民工才是“世界工厂”最积极的促进者，打工者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养育者。这种“现实教育”虽在短时间内让某些企业遭受损失，但对于整个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言，却是一种必要的清醒和纠偏。
要解决“民工荒”问题，需要做的工作很多，而目前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在全社会重新叫响“劳动创造财富”的口号，使人们都认识到，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等一切成果，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在贸易当中自发产生的，而是劳动的成果，是亿万劳动者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换来的。
其实，劳动创造财富早已是经济学界的一个共识。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有一句名言：“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是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而马克思更是用自己的劳动价值论证明了“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正是在这样一个共识基础上，我们才坚信：一个合理的社会，应该是一个绝大多数的诚实劳动者都能过上幸福美满生活的社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固然承认土地、资本等要素可以参与分配，但“按劳分配”无疑应该是最基本的、支配性的原则。
“民工荒”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等社会各环节的共同努力，而企业更是重要的一环。体会到招工压力的中国企业开始自寻出路了。如，珠三角和苏锡杭等地企业相继调高了民工工资，幅度在10%到30%之间。此外,部分地方还出现了诸如“提供夫妻房,可自己烧饭”、报销工人回家来回差旅费、老板登门给员工拜年等“民工争夺战”。
在珠三角企业普遍为缺工犯愁时，去浙江的农民工不减反增。《钱江晚报》曾对此做了一个抽样调查，结果发现工资拿得到、工资水平高、工作机会多、打工环境好是民工选择浙江的四大理由。而在资方——工厂老板和当地政府官员看来，他们的吸引力更是来自一种相互尊重的温情脉脉的雇佣关系。
前几年关于农民工权益问题的讨论声中，昆山市提出了了取消“外地工”“农民工”的提法，把外来人口统称为“新昆山市人”，并提出要全面关爱外来人口，给予同城待遇。昆山市委还成立了由市委书记担任主任的“新昆山人”工作委员会。同时设立“新昆山人”服务中心，为他们提供就业指导、子女入学、权益维护、医疗救助、法律援助等一站式服务。昆山市28所公办中小学校和11所民办学校向新昆山人子女开放，免收借读费。
企业推行人性化管理措施温暖人心，实际上与现在全国范围内一些企业遭遇“民工荒”的大背景不无关系，“民工潮”走向“民工荒”，越来越多讨好员工的故事在发生，从解决子女入学到发放工龄工资，从基本福利到市民待遇，长三角老板们都慢慢学会了温情脉脉。
三、政府之手，夯实公平基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企业都倾向于将劳动者的工资当作成本来计算的，因此天然地具有降低劳动报酬的冲动。这种冲动，只有在劳动者作为博弈的一方，参与到分配谈判中来，才能被有效遏止。
而根據博弈论的观点,博弈的诸方只有当他们的力量基本均衡时,才能达成较为公平的结果。而在资方、劳方这二者之间，资方有资本优势，劳方除了人多外，没有任何优势，但人多不组织起来，一盘散沙，一点力量也没有。这种失去均衡的状态不仅导致资方对劳方控制盘剥的可能，还导致政府相关部门在执法时往往会偏袒力量强的那一方，并且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这种趋势难以得到扭转。
农民工由于自身文化水平不高，维权意识薄弱，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处在劣势地位，因此迫切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政策支援。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政府当有的企业靠在民工头上揩油攫取超额利润时，非但没有站在弱者一边，履行职责予以制止，反而站在老板一边，帮其辩解，说提高了民工工资水平会削弱企业的竞争力；更有甚者，有的地方竟然拿“不用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作诱饵来招商引资。“民工荒”的出现，应该给这些地方政府敲响警钟，农民工与企业主一样是推动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地方政府管理者们不能厚此薄彼。
重塑公平，固然需要企业重视民工的正当权益，不断改善他们的劳动条件和福利待遇。但在市场经济下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希望以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润。所以，在企业自律性普遍不强的情况下，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应该发挥市场“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出发，发挥政策优势，为农民工创设公平的就业环境，使农民工能共享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果。
为此，政府首先要加快职能的转变，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以人为本”强调对人的理解、尊重、同情和关爱，尤其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贯彻“以人为本”的宗旨，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用全面的、实践的、群众的观点看待政绩。中共中央、国务院 2002年第2号文件“关于做好2002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中提出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十六字方针：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各级政府必须切实转变观念，把“以人为本”和科学的政绩观贯彻到解决“民工荒”的工作中去，把对农民工的管理和服务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以服务来促进管理。
其次，政府应加大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教育。必须让企业明白，尊重劳工权益与企业发展并不矛盾，只有尊重劳工权益的企业才能真正走向世界。爱立信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思文凯在接受《商务周刊》专访时表示：“我始终相信，一个企业的经济表现和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之间是没有任何冲突的。一个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使其在市场上有更好的表现，吸引更多的客户和更好的员工，这对于投资者和股民来说都更具有吸引力。所以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说，承担社会责任并不是说一定要这么做，而是说这么做可以让企业变得更强大。”
此外,还要将劳动关系纳入法制化轨道，进一步加强劳动市场的监察力量，加大执法力度，严肃查处那些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违法行为。2006年1月12日， 深圳警方公开刑拘8名欠薪逃匿单位法人代表，30家欠薪逃匿的用人单位被公开曝光。治乱用重典，毫无疑问，深圳警方的这一行动，对于那些希望通过违反《劳动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来获取非法利益的老板们来说，将会产生一定的威慑作用。
“民工荒”现象的出现是民工为了获得公平待遇而进行的无声抗议。不平则鸣，公平致谐。所谓老百姓心里有杆秤，归根到底是有一杆认可公平的天秤。想民工所想，忧民工所忧，身同感受，为民工营造公平就业的内外环境，提升他们的公平感，也就是提升了他们的满意感、认同感、幸福感。而满意、认同、幸福不正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有的基调吗？
参考文献:
[1]郭圣乾刘鑫宏:“民工潮”到“民工荒”凸显农民工权益保障——我国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分析[J].甘肃农业，2005（4）:18～19
[2]劳动保障部公布当前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每年1200万城镇人口无业可就[N].广州日报,2007-6-15
[3]俞文钊:管理心理学[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2～175
[4]“民工荒”袭珠三角[N].广州日报，2004-10-14
[关键词] “民工荒” 民工权益 公平就业
按照我国经济学家的统计，在中国大约有一亿五千多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每年都有几千万民工从家乡涌向东南沿海城市打工。过去人们常听到的一句顺口溜是“东西南北中，打工到广东”。但是，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们在东南沿海看到的却是大量企业缺少普通工人的现象。一向被认为廉价劳动力处于“无限供给”的状态之下的我国，眼前的“民工荒”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本文试从公平视角谈谈对这一现象的看法。
一、公平缺失，民工之痛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在其城乡迁移模型中强调：只要城乡间的预期收入存在差异,就必然引发劳动力的流动。
我国的农民工流动是伴随改革开放的兴起、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实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战略的深入而产生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产物。农民工的流动既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解决了农民的隐性失业问题，也为东南沿海地区凭借地理优势和政策优惠率先实施了外向型的经济战略,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制造业及服务业的迅速崛起,提供了所需的大量廉价的劳动力。
然而，从2004年开始, 东南沿海许多企业遭遇到缺工问题。
2004年9月8日,《经济参考报》发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经过实地调查得出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企业缺工主要发生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重点地区估计缺工10%左右，估计有近200万人的缺口，其中深圳缺口约40万，东莞缺口近27万人，福建泉州、莆田两市用工缺口共约10万人。
2005年2月3日,《新京报》刊登了题为“统计部门首次调查‘民工荒’：广东缺工超百万”的新闻，由广东省统计局撰写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企业用工调查报告》称，2005年广东民工短缺数量预计超过100万人，且仍有上升的趋势，珠三角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较难及时招到足够的工资要求较低的民工，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经济的发展。
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大，现有劳动人口7.4亿多，比欧美所有发达国家总和还多，其中，农村劳动力近5亿,剩余劳动力至少有1.2亿以上。从劳动力供给看，全国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人，加上需要就业的下岗失业人员和其他人员，每年需要安排就业的达2400万人。从劳动力的需求看，每年可新增800万～900万个就业岗位，加上补充自然减员，可安排就业1200万人左右，年度劳动力供求缺口仍在1200万人左右。
在农民工供过于求、就业困难的总体态势下，我国出现了“民工荒”现象，不得不令人深思。
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1965年发表了《在社会交换中的不公平》一文，提出了公平理论的观点。亚当斯的公平理论指出，人们总是要将自己所作的贡献和所得的报酬，与一个和自己条件相等的人的贡献与报酬进行比较，如果这两者之间的比值相等，双方就都有公平感。如果这两者之间的比值不相等，一方的比值大于另一方，另一方就会产生不公平感；反之亦然。由此可见，公平理论认为：职工对报酬的满足程度是一个社会比较过程；一个人对自己的工作报酬是否满足，不仅受到报酬的绝对值的影响，而且也受到报酬的相对值的影响（个人与别人的横向比较，以及与个人的历史收入作纵向比较）；需要保持分配上的公平感，只有产生公平感时才会心情舒畅，努力工作。而在产生不公平感时会满腔怨气，大发牢骚，甚至放弃工作，破坏生产。
从“民工潮”到“民工荒”的转变，是特定背景下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公平的缺失。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工作环境、工作时间、社会保障等长期得不到改善，与整体社会的经济增长、城市人口的急速生活改善形成鲜明的对比。据广东省一家权威机构的调查显示，从1992年到2004年12年间，珠三角民工工资平均增长了80元，如果算上物价的增长，民工收入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降低。近十年来，珠三角城市的经济发展谁都看得见，其他身份的劳动者收入水平都提高的很快，惟有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提高不仅从绝对数量还是相对额度上来说都是非常低的。而农民工其他方面的支出却增长了不少。扣除最基本的生活费用后，农民工所剩无几。通过外出打工增加农民收入之路近乎失灵。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美国学者西奥多·W·舒尔茨曾指过“农民也是理性经济人”，处于相对贫穷状态的农民对自己的每一个选择的行为都会精打细算，坚持以“经济人”的原则来进行判断，并做出相应的行为。当农民工意识到自身受到不公正待遇后,逐渐理性的农民工最终选择了“用脚投票”，去寻找其他能够公平对待的地区和工作，甚至宁愿再回到农村务农，也不愿意继续从事那些欠缺公平性的工作，于是就出现了那些工作环境差、工资待遇低、经常拖欠工资的企业最缺工。
二、重塑公平，挽回民心
“民工荒”现象，实质上反映了民工对企业的一种深深失望。
解铃还需系铃人。要解决“民工荒”问题，企业必须尊重民意，善待民工。
要真心实意地善待农民工，首先要从转变观念开始，而这必须先要澄清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即：财富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有人问，目前支撑中国经济相当比重的加工业、制造业、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者是谁？肯定会有人说，是私营老板，是珠三角、长三角等制造型企业，而没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民工的功劳。今天，当全国许多地方出现“民工荒”问题，人们才猛然醒悟，人力资源才是生產力中的最积极最必要的因素，我们民工才是“世界工厂”最积极的促进者，打工者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养育者。这种“现实教育”虽在短时间内让某些企业遭受损失，但对于整个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言，却是一种必要的清醒和纠偏。
要解决“民工荒”问题，需要做的工作很多，而目前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在全社会重新叫响“劳动创造财富”的口号，使人们都认识到，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等一切成果，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在贸易当中自发产生的，而是劳动的成果，是亿万劳动者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换来的。
其实，劳动创造财富早已是经济学界的一个共识。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有一句名言：“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是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而马克思更是用自己的劳动价值论证明了“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正是在这样一个共识基础上，我们才坚信：一个合理的社会，应该是一个绝大多数的诚实劳动者都能过上幸福美满生活的社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固然承认土地、资本等要素可以参与分配，但“按劳分配”无疑应该是最基本的、支配性的原则。
“民工荒”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等社会各环节的共同努力，而企业更是重要的一环。体会到招工压力的中国企业开始自寻出路了。如，珠三角和苏锡杭等地企业相继调高了民工工资，幅度在10%到30%之间。此外,部分地方还出现了诸如“提供夫妻房,可自己烧饭”、报销工人回家来回差旅费、老板登门给员工拜年等“民工争夺战”。
在珠三角企业普遍为缺工犯愁时，去浙江的农民工不减反增。《钱江晚报》曾对此做了一个抽样调查，结果发现工资拿得到、工资水平高、工作机会多、打工环境好是民工选择浙江的四大理由。而在资方——工厂老板和当地政府官员看来，他们的吸引力更是来自一种相互尊重的温情脉脉的雇佣关系。
前几年关于农民工权益问题的讨论声中，昆山市提出了了取消“外地工”“农民工”的提法，把外来人口统称为“新昆山市人”，并提出要全面关爱外来人口，给予同城待遇。昆山市委还成立了由市委书记担任主任的“新昆山人”工作委员会。同时设立“新昆山人”服务中心，为他们提供就业指导、子女入学、权益维护、医疗救助、法律援助等一站式服务。昆山市28所公办中小学校和11所民办学校向新昆山人子女开放，免收借读费。
企业推行人性化管理措施温暖人心，实际上与现在全国范围内一些企业遭遇“民工荒”的大背景不无关系，“民工潮”走向“民工荒”，越来越多讨好员工的故事在发生，从解决子女入学到发放工龄工资，从基本福利到市民待遇，长三角老板们都慢慢学会了温情脉脉。
三、政府之手，夯实公平基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企业都倾向于将劳动者的工资当作成本来计算的，因此天然地具有降低劳动报酬的冲动。这种冲动，只有在劳动者作为博弈的一方，参与到分配谈判中来，才能被有效遏止。
而根據博弈论的观点,博弈的诸方只有当他们的力量基本均衡时,才能达成较为公平的结果。而在资方、劳方这二者之间，资方有资本优势，劳方除了人多外，没有任何优势，但人多不组织起来，一盘散沙，一点力量也没有。这种失去均衡的状态不仅导致资方对劳方控制盘剥的可能，还导致政府相关部门在执法时往往会偏袒力量强的那一方，并且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这种趋势难以得到扭转。
农民工由于自身文化水平不高，维权意识薄弱，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处在劣势地位，因此迫切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政策支援。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政府当有的企业靠在民工头上揩油攫取超额利润时，非但没有站在弱者一边，履行职责予以制止，反而站在老板一边，帮其辩解，说提高了民工工资水平会削弱企业的竞争力；更有甚者，有的地方竟然拿“不用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作诱饵来招商引资。“民工荒”的出现，应该给这些地方政府敲响警钟，农民工与企业主一样是推动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地方政府管理者们不能厚此薄彼。
重塑公平，固然需要企业重视民工的正当权益，不断改善他们的劳动条件和福利待遇。但在市场经济下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希望以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润。所以，在企业自律性普遍不强的情况下，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应该发挥市场“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出发，发挥政策优势，为农民工创设公平的就业环境，使农民工能共享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果。
为此，政府首先要加快职能的转变，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以人为本”强调对人的理解、尊重、同情和关爱，尤其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贯彻“以人为本”的宗旨，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用全面的、实践的、群众的观点看待政绩。中共中央、国务院 2002年第2号文件“关于做好2002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中提出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十六字方针：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各级政府必须切实转变观念，把“以人为本”和科学的政绩观贯彻到解决“民工荒”的工作中去，把对农民工的管理和服务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以服务来促进管理。
其次，政府应加大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教育。必须让企业明白，尊重劳工权益与企业发展并不矛盾，只有尊重劳工权益的企业才能真正走向世界。爱立信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思文凯在接受《商务周刊》专访时表示：“我始终相信，一个企业的经济表现和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之间是没有任何冲突的。一个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使其在市场上有更好的表现，吸引更多的客户和更好的员工，这对于投资者和股民来说都更具有吸引力。所以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说，承担社会责任并不是说一定要这么做，而是说这么做可以让企业变得更强大。”
此外,还要将劳动关系纳入法制化轨道，进一步加强劳动市场的监察力量，加大执法力度，严肃查处那些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违法行为。2006年1月12日， 深圳警方公开刑拘8名欠薪逃匿单位法人代表，30家欠薪逃匿的用人单位被公开曝光。治乱用重典，毫无疑问，深圳警方的这一行动，对于那些希望通过违反《劳动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来获取非法利益的老板们来说，将会产生一定的威慑作用。
“民工荒”现象的出现是民工为了获得公平待遇而进行的无声抗议。不平则鸣，公平致谐。所谓老百姓心里有杆秤，归根到底是有一杆认可公平的天秤。想民工所想，忧民工所忧，身同感受，为民工营造公平就业的内外环境，提升他们的公平感，也就是提升了他们的满意感、认同感、幸福感。而满意、认同、幸福不正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有的基调吗？
参考文献:
[1]郭圣乾刘鑫宏:“民工潮”到“民工荒”凸显农民工权益保障——我国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分析[J].甘肃农业，2005（4）:18～19
[2]劳动保障部公布当前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每年1200万城镇人口无业可就[N].广州日报,2007-6-15
[3]俞文钊:管理心理学[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2～175
[4]“民工荒”袭珠三角[N].广州日报，2004-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