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推动“中国哲学史”取得了现代学科形态.胡、冯在建构中国哲学史过程中,对先秦诸子哲学起源时期在哲学史发展阶段中是否有存在必要、该时期哲学史史料的真伪以及有无哲学价值等问题,基本上采取了否定态度;他们以一种“哲学家之哲学”的标准,分别以革命家向哲学家、教育家向哲学家转换的方式,确立了老子、孔子作为中国哲学史“第一位”哲学家的地位.这种转换方式的积极意义在于,以“哲学家”为中国哲学史的开端边界非常明晰;其根本缺陷在于,他们并未梳理先秦诸子起源时期各种哲学史料的思想脉络,挖掘“诗”“书”“礼”“乐”传统所承载的哲学思想,不是遵循内在的思想理路来确立老子、孔子“第一位”哲学家的地位,而是把“革命家”激烈的否定态度、“教育家”温和的否定态度转嫁到老子、孔子身上,消解了先秦诸子起源时期哲学思想存在的合理性.蔡元培“截断众流”的价值判定,对胡适、冯友兰建构中国哲学史的这种共同取向,可谓一语中的.先秦诸子起源时期的哲学思想,不应以“非哲学的”“萌芽时期”的形态,而应以“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之价值地位,纳入“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视域,为当今学界重新理解新时代“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提供一个彰显中华民族哲学思想特质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