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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孙永一受贿案一审宣判。判决书描述了这样一段行贿情节：2014年5月，山东辰静律师事务所主任陈静请托孙永一，寻求案件办理上的帮助;2015年3月，她替案件当事人转送了10万元给孙永一。
“我认真研究以后，认为中院判决确实存在严重不公正，为公平正义应该去帮一下。后来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这个公司的案件最终通过再审胜诉了。”陈静说，一年后，替朋友“转送了一份礼物，当时确实不知道里面有10万块钱”。
这是陈静替自己的辩白。中国政法大学疑难证据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吴丹红在公众号撰文批评了律师行贿现象，并点了陈静的名。随后，陈静尝试联系吴丹红，并讲述了以上送礼“内幕”。
“10万块钱可是很厚的一摞，有2斤半左右重，这个形状和重量能够感觉出来。你觉得是什么礼物呢？”吴丹红助理反问。陈静称，朋友说是从国外带的酒和烟;她没有亲手转送，而是让司机送到孙永一的车上，“给法官转送礼物也确实不合适，很懊悔”。
此事只是判决书中披露的孙永一众多受贿事项中的一起。根据判决书，一审法院认定孙永一24年间共收受50人贿赂，总计549万余元，其中有24名行贿者是律师。此前，济南市济阳区法院于今年2月8日宣判了另外两起受贿案件：济南中院原执行一庭副庭长乔绪晓受贿约112万元，37名行贿者中律师有24人;济南中院原执行三庭副庭长戴伍建受贿137.4万元，36名行贿者中律师有16人。
同一个法院接连三起法官受贿案被曝光，涉案律师多达数十人。但不少被点名律师并不认可“行贿”定性，正如陈静所自辩：“判决书简单的白描隐藏了事实详情。”此事在律界引发的争议和讨论持续不断。
陈静给孙永一“送礼感谢”的案件，是一起股权纠纷案。
孙永一案判决书提到，2014年5月，孙永一接受陈静请托，为润华集团山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润华公司）在案件办理等方面提供帮助;2015年3月，孙永一收受陈静替该公司董事长陈罕频转送的10万元。
吴丹红检索了润华公司在济南中院涉诉的案件，发现只有一起案件是对该公司不利且通过再审改判的，即济南中加泰乐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下称中加公司）起诉润华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效力纠纷一案。
（资料图片）根据判决书，一审法院认定孙永一24年间共收受50人贿赂，总计549万余元，其中有24名行贿者是律师。
2010年中加公司一审败诉，2011年1月济南中院二审裁定撤销一审判决，确认润华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润华公司随后向山东省高院提出再审、向济南市检察院提出抗诉申请，均被驳回。然而2013年4月，济南中院突然决定再审此案。2015年1月5日，济南中院作出再审判决，裁定撤销原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我们本来以为案件已经板上钉钉了，但是2012年李勇从山东省高院副院长调任为济南中院院长，他以院长发现审判有误名义要求再审，让孙永一具体操办。”中加公司负责人王启波说，再审后有认识李勇的中间人牵线，提议买幅画送给李勇，但被王启波拒绝了。他曾于2019年发文控告李勇及其领导下的审判法官，“利用职务之便罔顾事实，为原审被告翻案，是严重的违法违纪行为”。当年10月，李勇在山东省高院副院长任上因涉嫌违规干预司法活动等问题被查。
再审过程中，中加公司对再审程序提出异议。“原审法院经审委会讨论决定，直接作出再审裁定，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吴丹红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再审从2013年持续到2015年，陈静的请托是在2014年5月，正好是在再审期间。她行贿的时间点也非常敏感，正好是再审判决两个月后。”吴丹红认为，陈静的行为构成行贿或共同行贿。
“我当时是出于正义感想帮助实现公平正义，所以打了一个电话，当时就打了一个电话。”陈静在与吴丹红助理沟通时称，“2014年的事，并不是我代理的案件，我不是为了个人利益去打招呼。”
王启波还发现，通过陈静送给孙永一10万元的润华公司负责人陈罕频，是陈静律所的客户，在多起诉讼中委托陈静所在的辰静律师事务所律师为代理人;而陈罕频又于2019年成为济南中院首批特邀调解员之一。
网传济南中院三桩法官受贿案牵出64名行贿律师，不过《中国新闻周刊》梳理判决书发现，多名律师出现在不止一起受贿案中;剔除重叠情况，实际涉案律师一共58人。其中，北京市中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曹德金、國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付胜涛、山东大明律师事务所主任马健、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孟倩等，均向两名法官进行了利益输送。
其中，山东盈德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建新，三起法官受贿案中都有他的身影，且涉嫌行贿数额最高。据判决书，2008年至2020年间，为谋求案件办理、介绍案源、支持诉讼请求、加快案件执行等事项的帮助，他累计向戴伍建行贿10万元，向乔绪晓行贿25次22.6万元，向孙永一行贿11次90万元，总计122.6万元。
据济南市司法局官网介绍，李建新曾获得济南市优秀律师、济南市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山东省优秀律师等荣誉称号。他是山东省国资委、济南市政府聘请的专家律师，同时担任济南市第十四届政协委员、山东省律协理事、济南市律协副会长等众多职务。
涉案律师中，像李建新一样的律所主任有18人，他们大多在律协或其他社会组织兼职，有多项荣誉和头衔傍身。据《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统计，58名涉案律师中，有至少25人在山东省律协或济南市律协任职。其中，李建新、张慧、黄金华、范作民等人担任或曾经担任过济南市律协副会长，更多的律师则任职律协常务理事、理事或律协旗下各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等。 值得注意的是，济南市律协会长耿国玉名下的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亦有律师涉案。该所副主任杜文堂也在省、市两级律协任职，他涉嫌向乔绪晓行贿1万元。此外，山东省律协会长王民生名下的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四川省律协会长程守太在济南开的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分所，均有6名律师涉案，是涉案人数最多的两个律所。
律师协会是律师的自律性组织，实行执业律师强制入会机制，每年向律师、律所收取一定的会费。曾在青岛市律协任职的律师于凯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律协的会长、副会长、理事等，以及各专业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均是有一定实权的职务。山东傅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傅文则提到，实权对应着较高的进入门槛：“想要成为律协领导，首先律所必须是大所、名所、强所，其次律师得是名望比较大、收费比较高、做了很多有影响力案件，并且政治上比较可靠。”
涉案律师呈现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有至少5人曾是济南中院法官，他们包括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黄立群、山东国耀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周爱省、山东金诚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庆刚、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何方军、山东舜天律师事务所顾问王德强等。其中，王德强在法院系统工作三十多年，他涉嫌在2019年向乔绪晓行贿5万元;一年之后，济南中院向他颁发了荣誉天平纪念章。
“从青岛中院原副院长刘青峰受贿案，到海南省高院原副院长张家慧受贿案，再到济南中院三法官受贿案，不难发现，有很多行贿的律师在律协或其他社会组织任职，或者曾任法学院教授、法院法官。”于凯提到。
为何大量涉嫌行贿律师都有律协或法院任职背景？据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兴观察，无论担任官方职务的“红顶”律师，还是从公检法辞职出来的律师，都比普通律师有更多的与司法人员熟稔、进而行贿的便利条件。曾任职青岛律协的于凯则进一步提到，律协的许多事务需要跟公检法司对接，进入律协容易积累人脉，并且有更多“接案子的便利”：“今年青岛接到多个省部级官员贪腐案件，相关法律援助都叫律协分管刑事的人‘截和’了。”
针对担任律协职务容易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质疑，济南市律协副会长张慧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应称：“可能有这样的，但我本人主要做非诉讼业务，律协职务和我们做业务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张慧说，她已执业28年，带领律所发展壮大后才被选为济南市律协副会长;进入律协后，因为成天开会，反而影响她做律师业务。
张慧是向济南市中院执行第三庭副庭长戴伍建输送利益的律师之一。她在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担任执行主任，被包括山东省政协、济南市政府在内的60余家政府和企事业单位聘任为法律顾问，曾獲得“山东省优秀律师”“济南市优秀律师”“济南市遵守职业道德十佳模范律师”等荣誉称号。
判决书显示，2018年8月至9月，戴伍建在案件办理中为张慧提供帮助，收受张慧给予的现金2万元。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张慧承认送了钱，但她认为送钱并不意味着一定是行贿：“其实还有很多人是冤枉的，我本人绝不是行贿，这点我敢打包票。”
根据张慧的陈述，她的一位同学打赢了官司，案件执行时基层法院查封了被执行人的款项，但表示需向济南中院汇报，迟迟未将款项划转给同学，同学于是向张慧求助。“我和戴伍建认识，就给戴伍建打了个电话，说朋友一个案子可能你执行，基层法院要上你那儿去汇报，看看原则范围内给照顾照顾。”
一段时间后，戴伍建回电称，基层法院已经汇报完毕，济南中院也讨论合议了，方案是先将查封的钱划到法院账上，15天内没人提异议，便过户给执行申请人。“后来钱成功过户给我同学了。我想着只是打了个电话，人家还有个回复，内心挺感谢的。于是和他吃了个饭，给了两万块钱。”张慧认为自己没有妨害司法公正，也未损害任何他人、社会或国家的利益。“两万块传达的仅仅是一种谢意，我觉得不是行贿！”
除张慧外，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还有5名律师涉案。其中，王庆生、何方军分别给予戴伍建5000元和1万元。“他们也是为了推进一下执行进度，不存在损害他人利益的问题。”据张慧了解，戴伍建有写日记记账习惯，所以被查后“连一千两千的都交代了”。
据傅文分析，律师决定向谁行贿，主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看谁能够介绍案源，对应的行贿通常细水长流;二是看谁能影响案件的办理结果，对应的行贿则直截了当。
三份判决书中，律师向法官输送利益的直接动机，包括维系关系、介绍案源、推动执行、干预案件审理等主要情形。每种情形之下，都有涉案律师或法官辩解称相关利益往来不构成行贿。
据乔绪晓案判决书，2017年12月，乔绪晓为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王世莹的同事李燕在支持案件诉讼请求上提供帮助，收受李燕委托王世莹给予的购物卡，价值2000元;2016年至2020年春节前，乔绪晓4次收受王世莹给予的购物卡，价值共计8000元。“王世莹年轻时在中院做书记员，乔绪晓是他的老师。他为了表示感谢，逢年过节给乔购物卡。”张慧认为，“王世莹帮同事给的2000块钱如果算行贿的话，逢年过节那个8000块钱，可真的是人情往来的成分。”
孙永一案中，审判法官在相似案情的判定中否定了“人情往来”的说法。根据判决书，山东乾慧律师事务所律师魏青曾在案件办理等方面得到孙永一的帮助，并先后20次送予财物，累计价值8.3万元。孙永一提出，有1.6万元是魏青以其孩子结婚、生子的名义所送，不应认定为受贿款。对此审判法官认为，魏青与孙永一系同学关系，魏青给予财物，既是为感谢孙永一提供的帮助，也是为维系关系，谋求继续关照;孙永一明知这一点而依然收受，并且没有给予魏青价值相当的财物，已超出正常人情往来的范畴，符合受贿犯罪的构成要件。
“私下是各种各样的同学、校友、前同事关系，为了将来谋求案件不当得利，愿意单方面地礼尚往来。通常是挑中秋、春节两大节日，以及结婚、生病等特殊日子去送。”律师于凯将这种没有回礼的“人情往来”，形容为“礼仪性行贿”。实际案情，则相应地呈现出“少量多次”的特征。在孙永一案中，黄金华、范作民、周胜跃、魏青等人送予财物次数均达20次以上，金额为5.5万元至16.7万元不等。
“我认真研究以后，认为中院判决确实存在严重不公正，为公平正义应该去帮一下。后来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这个公司的案件最终通过再审胜诉了。”陈静说，一年后，替朋友“转送了一份礼物，当时确实不知道里面有10万块钱”。
这是陈静替自己的辩白。中国政法大学疑难证据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吴丹红在公众号撰文批评了律师行贿现象，并点了陈静的名。随后，陈静尝试联系吴丹红，并讲述了以上送礼“内幕”。
“10万块钱可是很厚的一摞，有2斤半左右重，这个形状和重量能够感觉出来。你觉得是什么礼物呢？”吴丹红助理反问。陈静称，朋友说是从国外带的酒和烟;她没有亲手转送，而是让司机送到孙永一的车上，“给法官转送礼物也确实不合适，很懊悔”。
此事只是判决书中披露的孙永一众多受贿事项中的一起。根据判决书，一审法院认定孙永一24年间共收受50人贿赂，总计549万余元，其中有24名行贿者是律师。此前，济南市济阳区法院于今年2月8日宣判了另外两起受贿案件：济南中院原执行一庭副庭长乔绪晓受贿约112万元，37名行贿者中律师有24人;济南中院原执行三庭副庭长戴伍建受贿137.4万元，36名行贿者中律师有16人。
同一个法院接连三起法官受贿案被曝光，涉案律师多达数十人。但不少被点名律师并不认可“行贿”定性，正如陈静所自辩：“判决书简单的白描隐藏了事实详情。”此事在律界引发的争议和讨论持续不断。
“我不是为了个人利益去打招呼”
陈静给孙永一“送礼感谢”的案件，是一起股权纠纷案。
孙永一案判决书提到，2014年5月，孙永一接受陈静请托，为润华集团山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润华公司）在案件办理等方面提供帮助;2015年3月，孙永一收受陈静替该公司董事长陈罕频转送的10万元。
吴丹红检索了润华公司在济南中院涉诉的案件，发现只有一起案件是对该公司不利且通过再审改判的，即济南中加泰乐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下称中加公司）起诉润华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效力纠纷一案。
2010年中加公司一审败诉，2011年1月济南中院二审裁定撤销一审判决，确认润华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润华公司随后向山东省高院提出再审、向济南市检察院提出抗诉申请，均被驳回。然而2013年4月，济南中院突然决定再审此案。2015年1月5日，济南中院作出再审判决，裁定撤销原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我们本来以为案件已经板上钉钉了，但是2012年李勇从山东省高院副院长调任为济南中院院长，他以院长发现审判有误名义要求再审，让孙永一具体操办。”中加公司负责人王启波说，再审后有认识李勇的中间人牵线，提议买幅画送给李勇，但被王启波拒绝了。他曾于2019年发文控告李勇及其领导下的审判法官，“利用职务之便罔顾事实，为原审被告翻案，是严重的违法违纪行为”。当年10月，李勇在山东省高院副院长任上因涉嫌违规干预司法活动等问题被查。
再审过程中，中加公司对再审程序提出异议。“原审法院经审委会讨论决定，直接作出再审裁定，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吴丹红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再审从2013年持续到2015年，陈静的请托是在2014年5月，正好是在再审期间。她行贿的时间点也非常敏感，正好是再审判决两个月后。”吴丹红认为，陈静的行为构成行贿或共同行贿。
“我当时是出于正义感想帮助实现公平正义，所以打了一个电话，当时就打了一个电话。”陈静在与吴丹红助理沟通时称，“2014年的事，并不是我代理的案件，我不是为了个人利益去打招呼。”
王启波还发现，通过陈静送给孙永一10万元的润华公司负责人陈罕频，是陈静律所的客户，在多起诉讼中委托陈静所在的辰静律师事务所律师为代理人;而陈罕频又于2019年成为济南中院首批特邀调解员之一。
58名律师涉案，律协职员占多数
网传济南中院三桩法官受贿案牵出64名行贿律师，不过《中国新闻周刊》梳理判决书发现，多名律师出现在不止一起受贿案中;剔除重叠情况，实际涉案律师一共58人。其中，北京市中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曹德金、國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付胜涛、山东大明律师事务所主任马健、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孟倩等，均向两名法官进行了利益输送。
其中，山东盈德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建新，三起法官受贿案中都有他的身影，且涉嫌行贿数额最高。据判决书，2008年至2020年间，为谋求案件办理、介绍案源、支持诉讼请求、加快案件执行等事项的帮助，他累计向戴伍建行贿10万元，向乔绪晓行贿25次22.6万元，向孙永一行贿11次90万元，总计122.6万元。
据济南市司法局官网介绍，李建新曾获得济南市优秀律师、济南市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山东省优秀律师等荣誉称号。他是山东省国资委、济南市政府聘请的专家律师，同时担任济南市第十四届政协委员、山东省律协理事、济南市律协副会长等众多职务。
涉案律师中，像李建新一样的律所主任有18人，他们大多在律协或其他社会组织兼职，有多项荣誉和头衔傍身。据《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统计，58名涉案律师中，有至少25人在山东省律协或济南市律协任职。其中，李建新、张慧、黄金华、范作民等人担任或曾经担任过济南市律协副会长，更多的律师则任职律协常务理事、理事或律协旗下各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等。 值得注意的是，济南市律协会长耿国玉名下的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亦有律师涉案。该所副主任杜文堂也在省、市两级律协任职，他涉嫌向乔绪晓行贿1万元。此外，山东省律协会长王民生名下的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四川省律协会长程守太在济南开的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分所，均有6名律师涉案，是涉案人数最多的两个律所。
律师协会是律师的自律性组织，实行执业律师强制入会机制，每年向律师、律所收取一定的会费。曾在青岛市律协任职的律师于凯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律协的会长、副会长、理事等，以及各专业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均是有一定实权的职务。山东傅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傅文则提到，实权对应着较高的进入门槛：“想要成为律协领导，首先律所必须是大所、名所、强所，其次律师得是名望比较大、收费比较高、做了很多有影响力案件，并且政治上比较可靠。”
涉案律师呈现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有至少5人曾是济南中院法官，他们包括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黄立群、山东国耀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周爱省、山东金诚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庆刚、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何方军、山东舜天律师事务所顾问王德强等。其中，王德强在法院系统工作三十多年，他涉嫌在2019年向乔绪晓行贿5万元;一年之后，济南中院向他颁发了荣誉天平纪念章。
“从青岛中院原副院长刘青峰受贿案，到海南省高院原副院长张家慧受贿案，再到济南中院三法官受贿案，不难发现，有很多行贿的律师在律协或其他社会组织任职，或者曾任法学院教授、法院法官。”于凯提到。
为何大量涉嫌行贿律师都有律协或法院任职背景？据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兴观察，无论担任官方职务的“红顶”律师，还是从公检法辞职出来的律师，都比普通律师有更多的与司法人员熟稔、进而行贿的便利条件。曾任职青岛律协的于凯则进一步提到，律协的许多事务需要跟公检法司对接，进入律协容易积累人脉，并且有更多“接案子的便利”：“今年青岛接到多个省部级官员贪腐案件，相关法律援助都叫律协分管刑事的人‘截和’了。”
针对担任律协职务容易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质疑，济南市律协副会长张慧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应称：“可能有这样的，但我本人主要做非诉讼业务，律协职务和我们做业务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张慧说，她已执业28年，带领律所发展壮大后才被选为济南市律协副会长;进入律协后，因为成天开会，反而影响她做律师业务。
多名律师承认送钱，但否认行贿
张慧是向济南市中院执行第三庭副庭长戴伍建输送利益的律师之一。她在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担任执行主任，被包括山东省政协、济南市政府在内的60余家政府和企事业单位聘任为法律顾问，曾獲得“山东省优秀律师”“济南市优秀律师”“济南市遵守职业道德十佳模范律师”等荣誉称号。
判决书显示，2018年8月至9月，戴伍建在案件办理中为张慧提供帮助，收受张慧给予的现金2万元。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张慧承认送了钱，但她认为送钱并不意味着一定是行贿：“其实还有很多人是冤枉的，我本人绝不是行贿，这点我敢打包票。”
根据张慧的陈述，她的一位同学打赢了官司，案件执行时基层法院查封了被执行人的款项，但表示需向济南中院汇报，迟迟未将款项划转给同学，同学于是向张慧求助。“我和戴伍建认识，就给戴伍建打了个电话，说朋友一个案子可能你执行，基层法院要上你那儿去汇报，看看原则范围内给照顾照顾。”
一段时间后，戴伍建回电称，基层法院已经汇报完毕，济南中院也讨论合议了，方案是先将查封的钱划到法院账上，15天内没人提异议，便过户给执行申请人。“后来钱成功过户给我同学了。我想着只是打了个电话，人家还有个回复，内心挺感谢的。于是和他吃了个饭，给了两万块钱。”张慧认为自己没有妨害司法公正，也未损害任何他人、社会或国家的利益。“两万块传达的仅仅是一种谢意，我觉得不是行贿！”
除张慧外，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还有5名律师涉案。其中，王庆生、何方军分别给予戴伍建5000元和1万元。“他们也是为了推进一下执行进度，不存在损害他人利益的问题。”据张慧了解，戴伍建有写日记记账习惯，所以被查后“连一千两千的都交代了”。
据傅文分析，律师决定向谁行贿，主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看谁能够介绍案源，对应的行贿通常细水长流;二是看谁能影响案件的办理结果，对应的行贿则直截了当。
三份判决书中，律师向法官输送利益的直接动机，包括维系关系、介绍案源、推动执行、干预案件审理等主要情形。每种情形之下，都有涉案律师或法官辩解称相关利益往来不构成行贿。
据乔绪晓案判决书，2017年12月，乔绪晓为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王世莹的同事李燕在支持案件诉讼请求上提供帮助，收受李燕委托王世莹给予的购物卡，价值2000元;2016年至2020年春节前，乔绪晓4次收受王世莹给予的购物卡，价值共计8000元。“王世莹年轻时在中院做书记员，乔绪晓是他的老师。他为了表示感谢，逢年过节给乔购物卡。”张慧认为，“王世莹帮同事给的2000块钱如果算行贿的话，逢年过节那个8000块钱，可真的是人情往来的成分。”
孙永一案中，审判法官在相似案情的判定中否定了“人情往来”的说法。根据判决书，山东乾慧律师事务所律师魏青曾在案件办理等方面得到孙永一的帮助，并先后20次送予财物，累计价值8.3万元。孙永一提出，有1.6万元是魏青以其孩子结婚、生子的名义所送，不应认定为受贿款。对此审判法官认为，魏青与孙永一系同学关系，魏青给予财物，既是为感谢孙永一提供的帮助，也是为维系关系，谋求继续关照;孙永一明知这一点而依然收受，并且没有给予魏青价值相当的财物，已超出正常人情往来的范畴，符合受贿犯罪的构成要件。
“私下是各种各样的同学、校友、前同事关系，为了将来谋求案件不当得利，愿意单方面地礼尚往来。通常是挑中秋、春节两大节日，以及结婚、生病等特殊日子去送。”律师于凯将这种没有回礼的“人情往来”，形容为“礼仪性行贿”。实际案情，则相应地呈现出“少量多次”的特征。在孙永一案中，黄金华、范作民、周胜跃、魏青等人送予财物次数均达20次以上，金额为5.5万元至16.7万元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