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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1898年—1948年）：生于江苏省东海县（今连云港市东海县），后定居扬州。原名自华，后改名自清，字佩弦。中国现代散文家、诗人、学者，曾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主要作品有《踪迹》《背影》《欧游杂记》《新诗杂话》《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等。1948年8月12日因胃穿孔病逝于北平，年仅50岁。
70年前，他扭秧歌，写杂文，拒领美援面粉，病故后的各方悼念，引发一场“文化奇观”
正是午夜时分，历史刚刚进入1948年。诗人冯至突然从梦中醒来，万籁俱寂中听到邻近有人在咳嗽。在这咳嗽声中，他感到了一个生存者在贫寒冬夜里的孤寂挣扎，由此联想到整个时代的痛苦：“从一日的温饱，到最崇高的理想，凡是在这一条线索上能够串起来的事物，它们都在挣扎。”
就在冯至于天色暗明之间陷入沉思的这一天，叶圣陶见到了阔别20余年的老同事，生出世事沧桑之感;胡风在家中接待了南京来的路翎，为校改《财主底儿女们》忙得满头大汗;丁玲在河北宋庄迎来了新年，为贫苦者们“有了被子，有了袄，有了瓮”高兴得落泪;同一天，一大批活跃在战场前线的文工团员，正在华东野战军驻地的土台子上演出，他们头扎白头巾，腰系红绸，在嘹亮的《解放军进行曲》军乐声中打起腰鼓，台下的陈毅、粟裕将军和战士们连声赞好……
在《1948：天地玄黄》中，钱理群用一组组历史横截面，拼贴出一个刚刚降临于世的1948年。而在这些人物群像中，有一个瘦弱的身影显得格外意味深长：也是元旦这一天，清华中文系的师生同乐会上，系主任朱自清和同学们一起扭起了秧歌。其时“翻身秧歌”已在北方农村跳得如火如荼，素以稳健著称的朱自清却听任学生给他化妆，穿红衣，戴红花，在人群中扭得最认真。在当晚的日记中，他郑重写道：“参加中国文学系新年晚会，颇愉快。”
这已不是朱自清第一次扭秧歌。1947年10月24日，在清华中文系的迎新会上，他就用心看着学生的示范，进三步、退一步，硬手硬脚地扭起来。
就在一年前，历经9年的颠沛流离，朱自清终于重返复原的清华园。彼时的北平，物价像潮水一般涨，古玩冷落，名胜萧条;美国军车横冲直撞，警察们却熟视无睹;粮食贵得凶，穷人们被逼无奈，干起了拦路抢劫的勾当;朱自清一直惦记着的马蹄儿烧饼夹果子，因为劈柴贵了，吊炉少了，也吃不到了。
他还住在抗战前的旧居里，只是过去优雅舒适的环境已荡然无存。书房里放着从旧货摊上买的满是蛀虫眼的旧书桌，旁边放着昆明时期发明的用木板包装箱改造的土沙发，厨房里连一张切菜的桌子都没有，最让他心疼的是过去的藏书几乎损失殆尽，不得不在旧书摊上零零星星地搜集。
而当他来到校图书馆，见到一架架图书，顿时兴奋起来。1935年，时局动荡，时任清华图书馆代馆长的朱自清未雨绸缪，将400余箱珍贵书籍秘密南运，先存放在湖北汉口一家银行仓库，后辗转运至重庆北碚和云南昆明。作为清华大学老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焦阳对《环球人物》记者谈及这段历史，说：“这批书籍后来被运往西南联大，因为北大、南开两校都未作准备，这些书在一段时间内就成为联大师生们学习用书的重要来源。”
北平沦陷后，日军占领清华园，图书馆的书刊也被洗劫瓜分，抗战胜利后，此前被运往联大的图书跟着师生们北上，其他图书也被尽力搜回。这批书籍的南渡北归、历劫脱险，让朱自清感慨万千，他在日记中写道：“入图书馆书库，见藏书仍极丰富，此甚鼓励与刺激余研究工作之進行。”
在如潮水般晃荡的北平，迈入老境的朱自清却像上足了发条，见缝插针，争分夺秒。在生命的最后三年，他主编了《闻一多全集》，出版了学术专著《诗言志辨》与《新诗杂话》，还写了大量的时评、书评与散文。他为文艺创作的标语口号辩护：“人们要求生存，要求吃饭，怎么能单怪他们起哄或叫嚣？”呼吁新的学术空气，“不该还是躲在象牙塔或象牙实验室”，“窒息而死于抱残守缺”;要知识者“去撞自己的丧钟”，站在平民的立场，“作这个时代的人”……
“自己是世界的时代的一环，别脱了节才算真好。”朱自清如是说。许多人都谈到，朱自清晚年“表现得十分年轻”，但这种生命热度的燃烧，正来自死亡的惘惘威胁。1948年元旦那晚，他扭完秧歌回家，由于过度劳累，胃病复发，尽吐酸水，不能进食。他把近人吴北江的一句诗“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用毛笔工整地抄下来，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带着知天命之人的使命、忧患与苍凉。
这是朱自清心境的另一面，也许是隐藏得更深的一面。他的至交叶圣陶说“他近年来很有顾影亟亟的心情”：“我想他恐怕他自己的成绩太少，对于人群的贡献不太够的缘故。加上他的病，自己心中有数，就只盼成绩多一点好一点，能够工作就尽量工作。”
多年前，叶圣陶便在散文《与佩弦》中，把朱自清“仿佛有无量的事务在前头”的神色，称为“永远的旅人的颜色”。文章写于1925年9月，那一年朱自清27岁，刚刚离开辗转漂泊5年的江南，来到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
他住在清华园的古月堂，旁边便是工字厅，厅后横卧一个腰形的池塘，凭栏小立，杨柳依依，莲叶田田，触目所及，令他想起江南的山水。一天，他找了个小饭店，要了一碟木须肉，两张家常饼，二两白玫瑰，自斟自酌，从袋里摸出纸笔，在桌上写了一首《我的南方》：“那儿是山乡水乡！那儿是醉乡梦乡！”
1927年的夏夜，荷塘月色下，朱自清又一次想起了江南，想起了梁元帝《采莲赋》里的嬉游光景，“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当年在杭州、宁波、白马湖，他曾和叶圣陶、俞平伯、丰子恺、夏丏尊等好友“吸着烟卷儿，尝着时鲜果子，促膝谈心”;而在“四·一二”的枪声过后，江南已被腥风血雨笼罩，昔日密友四散飘零，“颓废与骚动使得大家惶惶然”。 “那里走呢？或者那里走呢！”在《那里走》中，朱自清开始解剖自己，“我彻头彻尾，沦肌浃髓是小资产阶级的”，“所以新时代的急先锋，断断没有我的份儿”。在时代的风暴下，他选择“躲”到“学术，文学，艺术”里去，“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就是将来轮着灭亡，也总算有过舒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
如今的清华园，游人如织，“水木清华”的匾额下，导游们声情并茂地介绍：“这就是《荷塘月色》中描写的荷塘。”游客们于是恍然大悟，驻足留影。“其实这并不是当年的荷塘，那条‘曲折的小煤屑路’再也找不到了。”焦阳说。今日的清华已非昨日，倒是建于1916年的老图书馆还保留着原来的风貌，窗格上覆满翠绿的爬山虎，靠墙而立的古朴书柜，已有百年历史。
在书库的墙上，挂着一幅朱自清与图书馆同人的合影。照片中的朱自清，圆脸上架着一副眼镜，个子不高，白净结实。彼时的他已是中文系主任，却依然带着旅人的慌张神色，大口吃饭，匆忙行路，讲课时面色潮红，常用手帕揩汗，偶尔说及自己的意见也是嗫嗫嚅嚅，斟酌再三。在精英云集的清华大学，他既无留学西洋的背景，也无耕耘国故的积淀，常常“痛感学问之不足”“自卑感油然而生”。为此，他订下庞大的读书计划，常常伏案工作直至深夜。直到1936年，他还做过这样的梦：“大学内起骚动。我们躲进一座如大钟寺的寺庙。在厕所偶一露面，即为冲入的学生发现。他们缚住我的手，谴责我从不读书，并且研究毫无系统。”
梦中的朱自清尚且能在寺庙中躲避骚乱，抗战的烽火却把他从晃荡的书斋赶了出来。家里人口多，负担重，为此夫人陈竹隐带着“二男二女”住在成都，“家父与一男二女在扬州”，他则一个人过着“顾影行踽踽”的苦日子。在昆明西南联大时，他每月360元的薪金，只值战前的10元，甚至连一盒烟卷都买不起，为此一趟趟地跑拍卖行，卖掉行军床、淋浴器、桌灯，以至被单和窗布。长袍污旧且掉光了扣子，他就自己缀上些破布条系着。有一年冬天为了御寒，他买了一件云南马夫们穿的毡披风，质地像牛皮，式样像蓑衣，穿出去引得街上行人纷纷侧目，与潘光旦的鹿皮马甲、冯友兰的八卦图案包袱皮，并称“联大三绝”。
凡认识朱自清的人，都知道他“馋”，日记中常有“今天吃什么”的记载，还要加以评价：“没有开花馒头，甚怅！”“吃酥面萝卜丝饼，甚佳！”“午后购回香蕉四枚，背杜天翁吃之，甚以为乐！”因为不善节制——“一顿饭吃了七个馒头”“一餐酒喝了十杯”，在清华时他便得了胃病，在抗战奔波中更是频繁发作。那时，政府供应的“公米”被联大师生们谑称为“八宝饭”——“谷、糠、秕、稗、石、砂、鼠屎及霉味是也”，难以下咽。吃了这样的米，他的胃病犯得更勤了，最严重的时候，蔬菜也不能吃，只能放到嘴里嚼碎了再吐掉。
乱离之际，蒿目时艰，教授学者们“漂泊西南多唱酬”，就连朱自清这位新文学作家，也频频写起了旧体诗。在《夜坐》一诗中，他写道：“吾生为事畜，廿载骨皮存。圭角磨看尽，襟怀惨不温。追欢惭少壮，守道枉朝昏。剩学痴聋老，随缘寐莫喧。”诗中流露出内心的阴黯沉重，也映现出整个时代的痛苦。“在这个意义上，诗人唐湜把朱自清看作是这个时代的受难知识者的代表，不失为一个深刻的观察：搅动着晚年朱自清内心的，正是在变动的大时代里他自己，以至同类知识者的命运、责任与选择。”钱理群说。
1946年底，朱自清在北平《新生报》上发表了一篇杂论，谈到了知识分子的“生路”：“中国知识阶级的文人吊在官僚和平民之间，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最是苦闷，矛盾也最多。真是做人难。但是这些人已经觉得苦闷，觉得矛盾，觉得做人难，甚至愿意‘去撞自己的丧钟’，就不是醉生梦死。我们愿意做新人，为新时代服务。”
这段话，标志着朱自清思想的转向，正如他自己所说，“到了这年头，象牙塔下已经变成了十字街，而且这塔已经开始在拆卸了”。而促使他走出象牙塔的，正是闻一多的牺牲。朱、闻二人，一个从善如归，一个嫉恶如仇;一个“任何小事都不随便，每样用具都有一定安排”，一个则主张“痛饮酒，熟读《离骚》，方为得真名士”。两人并不是一路人，私交也不如想象中那么深，但在闻一多遇难后，悼文写得最多、纪念做得最切实、编辑《闻一多全集》用力最勤的，恰恰是朱自清。
1948年7月，《闻一多全集》的编辑早已完竣，朱自清开始整理亡友手稿。此前，他刚刚在拒絕美援面粉的宣言上签了名，身体极其虚弱，日记中常有“晚大量呕吐”“彻夜胃痛不止”的记载，体重降至38.8公斤。他在书房里支了一个行军床，桌边放了一个痰盂，方便随时呕吐，身体实在撑不住，就在床上歇一会儿。
7月15日，朱自清抱病，一天开了三个会，晚上又赶去参加闻一多遇害两周年纪念会。电灯关了，会场上点着两支蜡烛，台上挂着闻一多的画像，长髯飘拂，口含烟斗。朱自清站在台下，报告着《闻一多全集》的编纂和出版经过。这晚天气闷热无风，只有他直到终场也没脱衣服，花白的脑袋挂在瘦削的双肩上，显得格外大。
一个星期后，他又参加了一场座谈会。天气依旧郁热，他却还穿着一件绒线背心，脸色惨白。在路上，他断断续续地对吴晗说：“你们是对的，道路走对了。不过，像我这样的人，还不大习惯，要教育我们，得慢慢地来，这样，就跟上你们了。”
这是朱自清最后一次参加社会活动。从始至终，他也没有像闻一多一样，如冲破地壳的火山般，义无反顾地叱咤风云，而更像是一座倾斜的塔，停驻在十字街头：他知道必须“打破现状”，却担忧着“打破之后改变成什么样子？”他理解标语口号的意义，却意味深长地说：“即使会有（罢黜百家）这一个时期，相信诗国终于不会那么狭小的。”他认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又含蓄地表示“扩大自己得一圈儿圈儿的，得充实，得踏实。别像肥皂泡儿，一大就裂”。他真诚地加入扭秧歌的队伍，但仍想为自己留出一个自由独立的空间。
8月12日，朱自清因严重的胃溃疡导致胃穿孔，不幸去世，终年50岁。在钱理群看来，朱自清的病故为整个时代郁积的情感提供了一个发泄口。不同立场的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表达哀思，悼念文章之多，构成了70年前的一场“文化奇观”。人们说他是“最有良心的好人与学者”（郑振铎），具有“最完整的人格”（李广田）;说他晚年思想的转变，是“把爱从小资产阶级移向广大的工农群众”（冯雪峰）;最为著名的则是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的称颂：“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而沈从文的悼文《不毁灭的背影》，只是平实地道出了亡友身上的“常人品性”——那些迥异于斗士与英雄的厚重、质实、调和、折衷，并为后人描述了一个有“悲哀的分量”的身影：一个午睡刚醒或黄昏前后镶嵌到绿荫荫窗口边憔悴清瘦的影子，在天翻地覆的巨变进程中，以他的平凡、素朴和坚韧，面对整个时代。
这个身影并不属于推着历史车轮前进的先驱，只是一个背着包袱一步一步跟着走的知识者，一路历经从温饱到理想的挣扎。惟其如此，他的“背影”才显得意味深长。
70年前，他扭秧歌，写杂文，拒领美援面粉，病故后的各方悼念，引发一场“文化奇观”
正是午夜时分，历史刚刚进入1948年。诗人冯至突然从梦中醒来，万籁俱寂中听到邻近有人在咳嗽。在这咳嗽声中，他感到了一个生存者在贫寒冬夜里的孤寂挣扎，由此联想到整个时代的痛苦：“从一日的温饱，到最崇高的理想，凡是在这一条线索上能够串起来的事物，它们都在挣扎。”
就在冯至于天色暗明之间陷入沉思的这一天，叶圣陶见到了阔别20余年的老同事，生出世事沧桑之感;胡风在家中接待了南京来的路翎，为校改《财主底儿女们》忙得满头大汗;丁玲在河北宋庄迎来了新年，为贫苦者们“有了被子，有了袄，有了瓮”高兴得落泪;同一天，一大批活跃在战场前线的文工团员，正在华东野战军驻地的土台子上演出，他们头扎白头巾，腰系红绸，在嘹亮的《解放军进行曲》军乐声中打起腰鼓，台下的陈毅、粟裕将军和战士们连声赞好……
在《1948：天地玄黄》中，钱理群用一组组历史横截面，拼贴出一个刚刚降临于世的1948年。而在这些人物群像中，有一个瘦弱的身影显得格外意味深长：也是元旦这一天，清华中文系的师生同乐会上，系主任朱自清和同学们一起扭起了秧歌。其时“翻身秧歌”已在北方农村跳得如火如荼，素以稳健著称的朱自清却听任学生给他化妆，穿红衣，戴红花，在人群中扭得最认真。在当晚的日记中，他郑重写道：“参加中国文学系新年晚会，颇愉快。”
“去撞自己的丧钟”
这已不是朱自清第一次扭秧歌。1947年10月24日，在清华中文系的迎新会上，他就用心看着学生的示范，进三步、退一步，硬手硬脚地扭起来。
就在一年前，历经9年的颠沛流离，朱自清终于重返复原的清华园。彼时的北平，物价像潮水一般涨，古玩冷落，名胜萧条;美国军车横冲直撞，警察们却熟视无睹;粮食贵得凶，穷人们被逼无奈，干起了拦路抢劫的勾当;朱自清一直惦记着的马蹄儿烧饼夹果子，因为劈柴贵了，吊炉少了，也吃不到了。
他还住在抗战前的旧居里，只是过去优雅舒适的环境已荡然无存。书房里放着从旧货摊上买的满是蛀虫眼的旧书桌，旁边放着昆明时期发明的用木板包装箱改造的土沙发，厨房里连一张切菜的桌子都没有，最让他心疼的是过去的藏书几乎损失殆尽，不得不在旧书摊上零零星星地搜集。
而当他来到校图书馆，见到一架架图书，顿时兴奋起来。1935年，时局动荡，时任清华图书馆代馆长的朱自清未雨绸缪，将400余箱珍贵书籍秘密南运，先存放在湖北汉口一家银行仓库，后辗转运至重庆北碚和云南昆明。作为清华大学老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焦阳对《环球人物》记者谈及这段历史，说：“这批书籍后来被运往西南联大，因为北大、南开两校都未作准备，这些书在一段时间内就成为联大师生们学习用书的重要来源。”
北平沦陷后，日军占领清华园，图书馆的书刊也被洗劫瓜分，抗战胜利后，此前被运往联大的图书跟着师生们北上，其他图书也被尽力搜回。这批书籍的南渡北归、历劫脱险，让朱自清感慨万千，他在日记中写道：“入图书馆书库，见藏书仍极丰富，此甚鼓励与刺激余研究工作之進行。”
在如潮水般晃荡的北平，迈入老境的朱自清却像上足了发条，见缝插针，争分夺秒。在生命的最后三年，他主编了《闻一多全集》，出版了学术专著《诗言志辨》与《新诗杂话》，还写了大量的时评、书评与散文。他为文艺创作的标语口号辩护：“人们要求生存，要求吃饭，怎么能单怪他们起哄或叫嚣？”呼吁新的学术空气，“不该还是躲在象牙塔或象牙实验室”，“窒息而死于抱残守缺”;要知识者“去撞自己的丧钟”，站在平民的立场，“作这个时代的人”……
“自己是世界的时代的一环，别脱了节才算真好。”朱自清如是说。许多人都谈到，朱自清晚年“表现得十分年轻”，但这种生命热度的燃烧，正来自死亡的惘惘威胁。1948年元旦那晚，他扭完秧歌回家，由于过度劳累，胃病复发，尽吐酸水，不能进食。他把近人吴北江的一句诗“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用毛笔工整地抄下来，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带着知天命之人的使命、忧患与苍凉。
这是朱自清心境的另一面，也许是隐藏得更深的一面。他的至交叶圣陶说“他近年来很有顾影亟亟的心情”：“我想他恐怕他自己的成绩太少，对于人群的贡献不太够的缘故。加上他的病，自己心中有数，就只盼成绩多一点好一点，能够工作就尽量工作。”
“那里走？那里走！”
多年前，叶圣陶便在散文《与佩弦》中，把朱自清“仿佛有无量的事务在前头”的神色，称为“永远的旅人的颜色”。文章写于1925年9月，那一年朱自清27岁，刚刚离开辗转漂泊5年的江南，来到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
他住在清华园的古月堂，旁边便是工字厅，厅后横卧一个腰形的池塘，凭栏小立，杨柳依依，莲叶田田，触目所及，令他想起江南的山水。一天，他找了个小饭店，要了一碟木须肉，两张家常饼，二两白玫瑰，自斟自酌，从袋里摸出纸笔，在桌上写了一首《我的南方》：“那儿是山乡水乡！那儿是醉乡梦乡！”
1927年的夏夜，荷塘月色下，朱自清又一次想起了江南，想起了梁元帝《采莲赋》里的嬉游光景，“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当年在杭州、宁波、白马湖，他曾和叶圣陶、俞平伯、丰子恺、夏丏尊等好友“吸着烟卷儿，尝着时鲜果子，促膝谈心”;而在“四·一二”的枪声过后，江南已被腥风血雨笼罩，昔日密友四散飘零，“颓废与骚动使得大家惶惶然”。 “那里走呢？或者那里走呢！”在《那里走》中，朱自清开始解剖自己，“我彻头彻尾，沦肌浃髓是小资产阶级的”，“所以新时代的急先锋，断断没有我的份儿”。在时代的风暴下，他选择“躲”到“学术，文学，艺术”里去，“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就是将来轮着灭亡，也总算有过舒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
如今的清华园，游人如织，“水木清华”的匾额下，导游们声情并茂地介绍：“这就是《荷塘月色》中描写的荷塘。”游客们于是恍然大悟，驻足留影。“其实这并不是当年的荷塘，那条‘曲折的小煤屑路’再也找不到了。”焦阳说。今日的清华已非昨日，倒是建于1916年的老图书馆还保留着原来的风貌，窗格上覆满翠绿的爬山虎，靠墙而立的古朴书柜，已有百年历史。
在书库的墙上，挂着一幅朱自清与图书馆同人的合影。照片中的朱自清，圆脸上架着一副眼镜，个子不高，白净结实。彼时的他已是中文系主任，却依然带着旅人的慌张神色，大口吃饭，匆忙行路，讲课时面色潮红，常用手帕揩汗，偶尔说及自己的意见也是嗫嗫嚅嚅，斟酌再三。在精英云集的清华大学，他既无留学西洋的背景，也无耕耘国故的积淀，常常“痛感学问之不足”“自卑感油然而生”。为此，他订下庞大的读书计划，常常伏案工作直至深夜。直到1936年，他还做过这样的梦：“大学内起骚动。我们躲进一座如大钟寺的寺庙。在厕所偶一露面，即为冲入的学生发现。他们缚住我的手，谴责我从不读书，并且研究毫无系统。”
梦中的朱自清尚且能在寺庙中躲避骚乱，抗战的烽火却把他从晃荡的书斋赶了出来。家里人口多，负担重，为此夫人陈竹隐带着“二男二女”住在成都，“家父与一男二女在扬州”，他则一个人过着“顾影行踽踽”的苦日子。在昆明西南联大时，他每月360元的薪金，只值战前的10元，甚至连一盒烟卷都买不起，为此一趟趟地跑拍卖行，卖掉行军床、淋浴器、桌灯，以至被单和窗布。长袍污旧且掉光了扣子，他就自己缀上些破布条系着。有一年冬天为了御寒，他买了一件云南马夫们穿的毡披风，质地像牛皮，式样像蓑衣，穿出去引得街上行人纷纷侧目，与潘光旦的鹿皮马甲、冯友兰的八卦图案包袱皮，并称“联大三绝”。
凡认识朱自清的人，都知道他“馋”，日记中常有“今天吃什么”的记载，还要加以评价：“没有开花馒头，甚怅！”“吃酥面萝卜丝饼，甚佳！”“午后购回香蕉四枚，背杜天翁吃之，甚以为乐！”因为不善节制——“一顿饭吃了七个馒头”“一餐酒喝了十杯”，在清华时他便得了胃病，在抗战奔波中更是频繁发作。那时，政府供应的“公米”被联大师生们谑称为“八宝饭”——“谷、糠、秕、稗、石、砂、鼠屎及霉味是也”，难以下咽。吃了这样的米，他的胃病犯得更勤了，最严重的时候，蔬菜也不能吃，只能放到嘴里嚼碎了再吐掉。
乱离之际，蒿目时艰，教授学者们“漂泊西南多唱酬”，就连朱自清这位新文学作家，也频频写起了旧体诗。在《夜坐》一诗中，他写道：“吾生为事畜，廿载骨皮存。圭角磨看尽，襟怀惨不温。追欢惭少壮，守道枉朝昏。剩学痴聋老，随缘寐莫喧。”诗中流露出内心的阴黯沉重，也映现出整个时代的痛苦。“在这个意义上，诗人唐湜把朱自清看作是这个时代的受难知识者的代表，不失为一个深刻的观察：搅动着晚年朱自清内心的，正是在变动的大时代里他自己，以至同类知识者的命运、责任与选择。”钱理群说。
一个有“悲哀的分量”的身影
1946年底，朱自清在北平《新生报》上发表了一篇杂论，谈到了知识分子的“生路”：“中国知识阶级的文人吊在官僚和平民之间，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最是苦闷，矛盾也最多。真是做人难。但是这些人已经觉得苦闷，觉得矛盾，觉得做人难，甚至愿意‘去撞自己的丧钟’，就不是醉生梦死。我们愿意做新人，为新时代服务。”
这段话，标志着朱自清思想的转向，正如他自己所说，“到了这年头，象牙塔下已经变成了十字街，而且这塔已经开始在拆卸了”。而促使他走出象牙塔的，正是闻一多的牺牲。朱、闻二人，一个从善如归，一个嫉恶如仇;一个“任何小事都不随便，每样用具都有一定安排”，一个则主张“痛饮酒，熟读《离骚》，方为得真名士”。两人并不是一路人，私交也不如想象中那么深，但在闻一多遇难后，悼文写得最多、纪念做得最切实、编辑《闻一多全集》用力最勤的，恰恰是朱自清。
1948年7月，《闻一多全集》的编辑早已完竣，朱自清开始整理亡友手稿。此前，他刚刚在拒絕美援面粉的宣言上签了名，身体极其虚弱，日记中常有“晚大量呕吐”“彻夜胃痛不止”的记载，体重降至38.8公斤。他在书房里支了一个行军床，桌边放了一个痰盂，方便随时呕吐，身体实在撑不住，就在床上歇一会儿。
7月15日，朱自清抱病，一天开了三个会，晚上又赶去参加闻一多遇害两周年纪念会。电灯关了，会场上点着两支蜡烛，台上挂着闻一多的画像，长髯飘拂，口含烟斗。朱自清站在台下，报告着《闻一多全集》的编纂和出版经过。这晚天气闷热无风，只有他直到终场也没脱衣服，花白的脑袋挂在瘦削的双肩上，显得格外大。
一个星期后，他又参加了一场座谈会。天气依旧郁热，他却还穿着一件绒线背心，脸色惨白。在路上，他断断续续地对吴晗说：“你们是对的，道路走对了。不过，像我这样的人，还不大习惯，要教育我们，得慢慢地来，这样，就跟上你们了。”
这是朱自清最后一次参加社会活动。从始至终，他也没有像闻一多一样，如冲破地壳的火山般，义无反顾地叱咤风云，而更像是一座倾斜的塔，停驻在十字街头：他知道必须“打破现状”，却担忧着“打破之后改变成什么样子？”他理解标语口号的意义，却意味深长地说：“即使会有（罢黜百家）这一个时期，相信诗国终于不会那么狭小的。”他认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又含蓄地表示“扩大自己得一圈儿圈儿的，得充实，得踏实。别像肥皂泡儿，一大就裂”。他真诚地加入扭秧歌的队伍，但仍想为自己留出一个自由独立的空间。
8月12日，朱自清因严重的胃溃疡导致胃穿孔，不幸去世，终年50岁。在钱理群看来，朱自清的病故为整个时代郁积的情感提供了一个发泄口。不同立场的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表达哀思，悼念文章之多，构成了70年前的一场“文化奇观”。人们说他是“最有良心的好人与学者”（郑振铎），具有“最完整的人格”（李广田）;说他晚年思想的转变，是“把爱从小资产阶级移向广大的工农群众”（冯雪峰）;最为著名的则是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的称颂：“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而沈从文的悼文《不毁灭的背影》，只是平实地道出了亡友身上的“常人品性”——那些迥异于斗士与英雄的厚重、质实、调和、折衷，并为后人描述了一个有“悲哀的分量”的身影：一个午睡刚醒或黄昏前后镶嵌到绿荫荫窗口边憔悴清瘦的影子，在天翻地覆的巨变进程中，以他的平凡、素朴和坚韧，面对整个时代。
这个身影并不属于推着历史车轮前进的先驱，只是一个背着包袱一步一步跟着走的知识者，一路历经从温饱到理想的挣扎。惟其如此，他的“背影”才显得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