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雅各布斯

　　（1916-2006）过去半个世纪中对美国乃至世界城市规划发展影响最大的人之一，出版于1961年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震撼了当时的美国规划界。骑在自行车上的城市观察者
　　很难找到第二个跟简·雅各布斯有同样影响力的城市学家了。《纽约客》评价道，雅各布斯是少数具有真正原创性的城市规划师，她有点疯狂甚至有些古怪的洞见已经数次并且在多方面得到了证实。她的代表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出版半个多世纪了，仍然在释放巨大的能量，影响着一批批建筑学者、社区工作者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谈起规划，人们都会想起雅各布斯。
　　但最开始没人想到这些。毕竟雅各布斯不属于她所搅动的任何一方：她不是城市规划者，也不是经济学家，她连大学都没有读过（只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过两年）。
　　年轻时期的简·雅各布斯有一张圆脸，齐刘海短头发，明亮的眼睛闪烁着狡猾、质疑，细薄的嘴唇抿起来。年逾80之后，她表情几乎没变化，一只手夹着烟，另一只手捧着啤酒杯。满头银发越来越像个头盔，笑起来像个顽童。淡茶色的大眼镜暗示她还是一个能穿透事情本质的观察者。她说话活跃、警觉、幽默到叫人忽略那支帮助她行走的拐杖。淡蓝色风衣加球鞋也许会给人清新老太太的错觉，但事实相反：她从不是一个甜美性格的人——像一个记者说的，老太太友好的表面下锐利如钢。

　　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小镇斯克兰顿的雅各布斯似乎天然有城市人的基因（她对郊区完全没兴趣）。她和家人在30年代搬到纽约，开始她是一名速记员，后来又当了自由撰稿人，在为战争信息办公室工作期间，她遇见了建筑师罗伯特·雅各布斯，丈夫丰富的建筑知识显然使她对城市建筑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进了—家建筑杂志社当助理编辑，并在1961年写出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雅各布斯着迷于走路，或者骑自行车，以便更好地观察城市以及和城市互动。她从不在乎规划者怎么说，而是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城市的脉络以及脉络之间的运作规律。她对城市生态的认识最初来自纽约的哈姆逊街。她在书中写道，生机勃勃的城市要有如下条件：零售与住宅相融;街道短小而不间断，避免长条封锁状;建筑物最好有新有旧且融合不同的功能;人口密度要高。在她看来，好的城市会有自发自由的“芭蕾舞步”。跟当时著名的现代城市规划师芒福德正好相反，她力挺城市的混乱化，并认为好的城市生活的一天是这样的：早上杂货店的店主打开窗户，中学生们在上学路上把包装纸丢在地上，中午裁缝打开窗给花草浇水，爱尔兰人在白马威士忌酒馆里晃荡。也会“舞出一个舞步”，比如把钥匙留在隔壁的熟食店。她喜欢短的、七拐八扭的街道，这样人们能享受到拐弯的空间感乐趣，这些街道又是保护包括孩子在内的各类市民安全的“眼睛”。
　　这显然不同于1950年代美国流行的现代城市主义：摩西和芒福德支持城市要进行“区划”，居民区和商业区分开，社区与社区互相分离。但在雅各布斯眼里这正好是消灭了纽约。
　　支持者赞扬她说出了市民内心的感受。她拿纽约一住宅区的一块被嫌弃的长方形草坪举例。附近一位居民说，“他们建这个地方时，没人关心我们需要什么。那些大人物跑过来说，太美妙了，现在穷人也可以享受绿色草坪了，但我们就没有一个可以喝咖啡或者看报纸的地方了。”雅各布斯的愤怒部分来源于此：她曾经找过一位规划师询问相关的城市建设问题，但对方摆出一副对“人们在想什么”毫无兴趣的表情，“对他来说城市设计就是美学上的事情，跟其他无关。”
　　相反，雅各布斯认为城市不是被拿来设计的艺术品，而是活的有机体，城市规划本身也是一个富有生命的活的过程。城市是人类聚居的产物，成千上万的人兴趣、能力、需求和才华千差万别。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她犀利地指出，所谓功能纯化的地区如中心商业区、市郊住宅区和文化密集区实际上是功能不良。
　　反对者集中批判她是个外行的主妇。《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开篇第一句话是“本书是向当前城市规划理论和重建活动的抨击”——她确实做到了。美国公职规划学会会长丹尼斯·奥·哈罗抱怨：“简·雅各布斯的书对城市规划来说是非常有害的，但我们将不得不和它生活在一起。”芒福德则非常生气，在《纽约客》撰文用后来他认为过于粗鲁的口吻反驳雅各布斯——“就像一个城市建设者把所有老社区，好的、坏的都连根拔起，她把上个世纪所有关于城市规划的创新连根拔除了，不留一丝余地。”

冬天里的狮子

　　媒体报道提及雅各布斯常用的形容词是：愤怒，愤怒，愤怒——仿佛她的首要品质就是生气。雅各布斯热爱集会，喜欢走上街头，喜欢加入到那些热情的人群中去。1961年，她参加了抵制格林威治村城市重建的活动，退出当时屈从于权力和资本的城市规划委员会。1968年，她因参加抵制曼哈顿下城区高速公路建设的活动，而以“暴乱”和“故意伤害”的罪名遭拘捕，这条公路将会导致成百上千的家庭和商业机构被迫迁移。在会议上她曾试图撕毁速记员的记录磁带。这场战斗以雅各布斯和战友们的胜利而告终。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参加与政府的斗争是被荒诞的政府行为一次次逼出来的。她最反感这些行为的地方，在于它们占用了她写作的时间，而她是通过写作来思考的。正是因为简·雅各布斯对社会的深刻思考和积极参与，拉塞尔·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将简·雅各布斯列为美国“最值得珍惜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也是在1968年，简·雅各布斯又和苏珊·桑塔格、艾伦·金斯堡一起因反征兵而被捕。之后雅各布斯全家迁居加拿大多伦多，她的两个儿子已到服役年龄，她认为儿子宁可去坐牢也不愿到越南战场去当炮灰。雅各布斯的丈夫说，他们养育儿子可不是为了让他们去蹲监狱。雅各布斯不愿放弃在加拿大的选举权，于是全家便成了加拿大公民。她说自己从未有被放逐而流亡的感觉。
　　关于老年的雅各布斯有个比喻——冬天里的狮子。到了加拿大之后，雅各布斯又成了阻止修筑斯帕蒂娜高速公路的领军人物。这条计划中的高速公路要从多伦多的北端—直通过市区修到南部的斯帕蒂娜路，就如纽约原来计划中通过华盛顿广场的高速公路一样威胁着沿线的社区。她又参与了示威游行，两次被捕，最后又是她及其所代表的社区获得胜利。她后来在著作中常常提及这个主题：我们建设城市究竟是为汽车还是为人？
　　这头骄傲的狮子不是没有过恐惧。在抵制曼哈顿下城区高速公路建设时，雅各布斯被召去法庭。她感到申诉人对待她的态度像怪兽，律师又一副没准备好的态度。雅各布斯回到家，丈夫和孩子都出去了，她坐在厨房桌前，心情非常阴郁。她害怕又沮丧，好像听到监狱的门在自己身后关上了。终于她的儿子Ned回到家，他对自己的母亲说，“作为一位53岁的女性，你拥有很精彩的人生。”雅各布斯这才觉得好受一百倍。

　　后半段岁月雅各布斯边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边继续撰文著书。在最后一本著作《集体失忆在黑暗年代》一书中，她指出北美文化的五大支柱都在衰败，包括社区和家庭、高等教育、科学、税收政策以及行业内的自我监督。

“女人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

　　就算是放在今天，雅各布斯的人生经历也对女性有巨大激励。成长在一个“女性地位急速上升”的年代，她从小所接受的观念是“女人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她遗传了父亲的好奇心、聪明才智和特立独行，又在比父亲保守的母亲身上学会了同情他人。
　　读高中时，雅各布斯的一位老师要求学生们宣誓早晚都刷牙，唯有雅各布斯反对，因为她觉得发誓是件非常严肃的事。然后她被这位老师驱逐出校。她最初的工作是一名速记员，纯粹出于对写作和阅读的热爱，她内心一直认定自己要成为一个作家。成名后她也参与过哈佛大学的一个城市规划项目，对方希望她能设计一些调查问卷。雅各布斯形容那一刻“超级想逃离”，她不希望自己的工作从此陷入类似的泥沼。像很多身处局外并且个性高傲的洞见者一样，她不认为这些所谓的专家懂得任何关于城市的本质。有人问雅各布斯是不是想教育城市规划者。她回答说，不，因为他们无可救药。
　　在雅各布斯自己看来，人们保持对《美国大城市死与生》的关注是因为她探索了人性的深处。与其说她关心城市，不如说她关心城市中的人和他们的生活。正如她在书的最后写道，“设计一个梦想中的城市不难，但重建一种生活需要想象力。”
　　关于雅各布斯的争论仍在继续，批评也不可避免。但不可否认的是，她的洞见从根本上冲击了城市规划领域，就像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之于环境运动。一方面有人认为，正是雅各布斯拥有作为局外人的清醒目光，才能洞察到整个1950年代美国政府大规模的城市更新运动是如何导致灾难性后果的。当然，也有人认为她不过是幸运地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些大规模规划停下来的原因是美国经济开始走向萧条，而不是这位坊间主妇的愤怒叫喊。
　　不管外界的声音多纷杂，雅各布斯基本上按照自己的意愿度过了一生。她的风格独树一帜，正如加拿大社会评论家罗伯特·弗尔福特说的，“在反对政府和公司强加于人的空想计划时，雅各布斯坚定地站在个人自觉的创意立场。她是一个未必有渊博知识的勇士，一个抵制大多数理论的理论家，一个没有教职和大学学位的教师，一个写得出色却不经常写的作家。”
　　雅各布斯拒绝了许多奖项——大概30个左右的荣誉学位，其中一个来自哈佛。2006年，她在多伦多一家医院去世，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