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有元一代,奉祀诗歌创作繁盛,其诗题多有"代祀""降香"之类标记.文人奉皇帝之命代祀四方,奉祀岳镇海渎、海神天妃、孔庙、道教仙山等,沿途创作纪行组诗.元代奉祀诗歌不仅真实反映了国家祭祀活动的整体面貌,也反映了在蒙、汉文化交融中所形成的多元文化建构,以及在海运发达的历史背景下所形成的海神信仰崇拜.
元代奉祀诗歌及其文化内涵
【摘 要】
：
有元一代,奉祀诗歌创作繁盛,其诗题多有"代祀""降香"之类标记.文人奉皇帝之命代祀四方,奉祀岳镇海渎、海神天妃、孔庙、道教仙山等,沿途创作纪行组诗.元代奉祀诗歌不仅真实反映了国家祭祀活动的整体面貌,也反映了在蒙、汉文化交融中所形成的多元文化建构,以及在海运发达的历史背景下所形成的海神信仰崇拜.
【机 构】
：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出 处】
：
民族文学研究
【发表日期】
：
2021年5期
其他文献
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开展以后,国外人类学界一直都将中国少数民族视为研究的宝库.但直到改革开放后,国外人类学家才有机会进入中国大陆进行田野调查.路易莎是较早以西方视野对中国少数民族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她有关中国西南的民族志《少数的法则》完成距今已二十余年,在学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是其研究路径并未得到深入分析.文章就此进行探讨,力图阐释在现代性的背景下,作者如何利用西方的性别理论展开研究,形成了影响少数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女性研究的人类学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对其研究进行反思.
以往的立体裁剪教学往往只重视基于合体理念的立裁技术,而忽视了立体裁剪过程中具有“触发和展开新的设计构思”的功能.文章基于作者多年从事创意立体裁剪的教学活动,通过对运用非常规材料进行“创意立裁”课程的解读和分析,对学生在“维度与空间”中的操作方法进行归纳总结,提升学生的“创意技能”,为创意立体裁剪教学实践方法提供新思路.
作为老舍1939年西北行的产物,《剑北篇》因明确的游记定位得以展现老舍的私人审美趣味与文人情怀.在抗战的大背景下,这些文人性的思考也与抗战相联系.由此,《剑北篇》与老舍同时期的大众通俗文艺创作相区别,呈现出另类的"、未能完全通俗"的抗战动员表达.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现实的文化主流,也是历史的进步趋向.在这一历史与现实贯通一体的进步主流文化建构中,中华各民族文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回族文学源远流长,爱国主义是其最主要的优秀传统,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了突出贡献.近代以来,回族文学的爱国主义突破了历史局限,形成了以中华民族的独立自强、社会革命和文化认同为核心的全新内容,又在审美表达上保有和体现了回族的民族文化特性与气质.
科尔沁草原题材小说在以玛拉沁夫、哈斯乌拉、郭雪波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当代蒙古族作家的努力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形成独具草原民族心理、精神气质和地域特点的文学形态,日渐显现出独特的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作家们在对历史文化、宗教信仰与生命存在的思考和创作中,以强烈的家园意识和反思精神对科尔沁草原进行全方位的书写和反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代蒙古族作家在复杂激荡的社会进程中面临的生存焦虑,以及由此激发出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引导人们重新构建和谐、共生、理想的生命家园.
台湾地区少数民族电影在日据时期是殖民者"理番"和宣扬政绩的工具,光复后用于建构爱国情感和民族融合的集体意识,1990年代起民族志纪录片蓬勃发展.21世纪以来,台湾少数民族电影开始多元创作转向,既注重呈现台湾少数民族英勇御敌的抗战记忆与两岸分离的创伤经验,更聚焦于少数民族外移城市的部落隔代教养、城乡发展不均,及全球化政治经济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破坏、民族文化传承的挑战等问题.
目前关于穆儒丐小说《梅兰芳》的各类表述中,经常提到两家报社因连载书稿而被关停,穆氏因此远走沈阳,以及此书被尽数焚毁而失传等,这些说法并不准确,值得辨析.此书内容也有失实之处,并已影响到了学界相关认知,例如穆氏将梅兰芳脱离私寓的时间定于民国成立后,而结合其他史料判断,这一时间应在1909年前后.
拓跋鲜卑等古代北方游牧民族记忆和传承祖先世系的口传史,从家族、氏族、部落的神话起源说起,以程式化连环结构、规整的诗的形式记述祖先谱系,把重大历史故事夹在中间,使之成为便于记忆和传承的历史故事.口传史与史诗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大区别,是相似但独立而互动的传统.纪传体编年史记载北方民族无文字时代的先世史时多用口传史史料,按体例要求将其分解,分别用于帝王本纪、列传、宗室列表各个部分,使之失去原始形态,弱化其文学性,弥补有关北方民族先世史的史料不足.《元史》利用古代蒙古口传史史料情况和《魏书》《元史》书写北方
刊印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的满文译本《金瓶梅》底本来源问题,尚无定论.据满文刻本与汉文原著之诸版本间颇为复杂的文本关系和同一词汇在译本前后文中出现的迥然相异的译法,可以推知满文刻本《金瓶梅》是多人利用《金瓶梅》崇祯本和张评本两大系统多种版本分工翻译的.满文刻本《金瓶梅》底本来源的定谳是其深层次研究的前提,也是其版本史研究和传播史研究的关键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