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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往往以張九龄之罢相为界，将王维一生分为前后两期，认为王维前期积极仕进，后期便沉寂佛老。其实，这种分法太过粗放，也不严密，就王维于张九龄罢相后的三次出使看，应该不能说是一种消极吧。
王维的第一次出使，是在开元二十五年，据《新唐书》载：“是年三月，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及吐蕃战于青海，败之。”王维受命出使河西，宣慰崔希逸及边地众兵士，时间长达一年。
自河西返京之后，时隔一年，王维再次出使桂州，监督南选事宜。唐时岭南选所设于桂州，“北至上都三千七百五十里。”王维当在九月份出发前往岭南，于次年二月从岭南北归，出使时间约半年左右。
王维第三次出使，是前往唐代军事重地新秦、榆林。陈铁民先生《王维年谱》中将王维出使新秦、榆林的时间考定为天宝四年。榆林地处今内蒙古地区，王维《榆林郡歌》一诗中写“千里万里春草色，黄河东流流不息”。
开元二十五年到天宝四年，九年时间里，王维三次出使，足以证明王维于张九龄罢相后并没有消极颓靡，反而是积极仕进、乐观进取的。
三次出使，也使王维的诗歌创作发生了崭新变化。因为出使期间，王维饱览了居延、凉州、新秦、榆林等边塞的雄奇景象，又感受了襄阳、夏口、长江、桂林等地的秀丽风光，南北不同，山川景物，物候民俗也迥异，极大地丰富了他的诗歌创作题材与风格。
盛唐实力鼎盛，政策鼓励边功，时人极其自信，充满建功边陲的期待，形成了盛唐人强烈的边塞向往。王维早年就有《燕支行》等大气磅礴的边塞诗歌创作，呈现出极强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表现出王维对边塞的强烈期待。开元二十五年王维出使河西，带着作为“陛下心腹耳目之臣”（《旧唐书》）的荣耀，更带有实现梦想的激动。这种荣耀、激动与河西之地的雄浑瑰丽相结合，推动了王维边塞诗的转变。他出塞期间的边塞诗写得十分豪迈而热烈，完全颠覆世人一贯以为的“冲淡平和”的单一印象。如《从军行》：
吹角动行人，喧喧行人起。
笳悲马嘶乱，争渡金河水。
日暮沙漠陲，战声烟尘里。
尽系名王颈，归来献天子。
诗中写出军队的出征、行军、对战、凯旋的完整过程，出征时的浩浩声势，行军时的无畏赴敌，激战时的轰轰烈烈，凯旋时的意气风发，每个过程都写得热烈昂扬。“尽系名王颈，归来献天子。”此二句含有必胜的信念与极端的英雄主义精神，霸悍豪放，气势逼人，具有宣传鼓动与激励的意味。此诗中还出现了大量的声音，“吹角”“喧喧”“笳”“马嘶”“战声”，众多声音意象营造出一种强烈热闹的氛围。
王维亲历边塞，有了真实的边塞经历，其边塞诗创作更显从容。王维出塞前的边塞诗，多成于其青少年时期，因缺少边塞生活经验，创作多依靠“捕风捉影”的想象，以丰富的典故、强烈的气势和纯熟的技巧见长。出使后的王维，有了亲身经历，在题材选择上更加多样，在边塞生活的表现更加深入。这些诗歌中既有《出塞作》一类，以敌军强悍凸显唐军威猛的诗歌，也有《从军行》等直接描写热烈战争场面，高扬着报国热情的诗歌，还有《凉州赛神》等表现边地风土民俗、边塞百姓生活场面的诗作。就连本多悲戚的送别诗，也写得热烈昂扬。在《送崔三往密州觐省》一诗中，诗人送别友人时，劝告好友“鲁连功未报，且末蹈沧州”。对友人建功边陲的未来充满着期待，极力劝谏友人切莫归隐，对比送孟浩然归襄阳时的“以此为长策，劝君归旧庐。”可见王维在出使河西期间，积极的仕进精神和建功边塞的爱国热情一直充溢于心中。出使河西期间，是王维功名意识和生活热情最高涨的时期，无论是哪种题材与主题，都能够反映其出使期间的乐观情绪与激昂精神；无论是近体还是古体，都展现了沉雄的气势与豪迈的风格。
出使后，王维眼界大开，对边塞有了深入的体验与深刻的认知，其边塞诗呈现出形神兼具、崇高骏逸的边塞诗的盛唐气象。以《陇西行》一诗为例：
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
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
关山正飞雪，烽戍断无烟。
关山飞雪，匈奴进犯，烽戍无烟，军情十分紧急。诗人仅以三十字则理清紧急军情的来龙去脉。《陇西行》本为古乐府，在此体式上本可铺叙展开，详述匈奴进犯的具体场面，与军情紧急的具体程度。然而诗人在战斗的众多画面中，截取了一个极富有典型性的片段，以白描的手法，精准地传达出边塞战事之紧急。首句倒戟而入，以“十里”“五里”二词，以白描的手法，简练省净，略去了使者一路奔驰的艰难险阻，然而却使使者的风驰电掣的神态跃然纸上，一个“围”字则点出匈奴进犯的严峻形势，但敌军具体状态的描写，只是点到即止。诗人以简洁的笔墨，描写使者飞驰之态，省去对边塞战况的具体描述，表现出诗人驾驭文字的从容和对边塞状况的强烈自信。
边塞壮雄奇壮阔的风景与唐军昂扬热烈的情绪，滋养了王维边塞诗中的霸悍豪放风格，诗人在边塞意象的选择上，也呈现出鲜明的个人色彩。王维《使至塞上》里的千古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广漠无垠的大漠上，一缕孤烟直上；迢迢奔腾的长河上，一轮落日低悬。这一联诗中诗人只选取了四个物象，但却包含了绘画中点、线、面三个基本元素，将大漠的雄奇广袤包孕其中。诗人以点和线为重点，选取一缕直上的孤烟与一轮如血的夕阳作为重点表现对象，除此之外的莽莽黄沙，迢迢长河则是面，是孤烟与夕阳的背景。王维绘画与诗歌方面的极高超修养，使这两种艺术融会贯通，诗歌呈现出苍莽而浑融的艺术境界。诗人正是通过对自然物像的巧妙选取与安排，使山水风光富有更强的生命力与表现力，令“诗中有画”的艺术境界不仅在山水诗中得以显现，亦在边塞诗中展露风采。这种创新方法为边塞诗的创作提供了更为鲜活的生命力与更加崇高的艺术性。
王维出使河西期间所写的边塞诗在情感抒发上，则不再追求急切而直露的表达，而更注重通过对“意”与“象”的结构安排，以“象”显“意”，追求象外之意含而不露，浑融无迹。其《陇头吟》一诗，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陇头明月迥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关西老将不胜愁，驻马听之双泪流。身经大小百余战，麾下偏裨万户侯。苏武才为典属国，节旄落尽海西头。
诗中巧妙地并列了长安少年、陇上行人与关西老将这三类人物，巧妙地并列了戍楼看星、月夜吹笛、驻马流泪这三种边塞生活场景，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构成了一种寂寞悲凉的意境，反映了唐代边塞生活的艰苦，引发人的联想：今日的长安少年，安知不是明日的陇上行人，后日的关西老将？而今日的关西老将，又安知不是昨日的陇上行人，前日的长安少年？诗人对老将命运的无尽同情，对少年前途命运的无限担忧则做留白处理，生成象外之意，情感含而不露，意蕴悠远，“妙合无垠”（王夫之语），其边塞诗也呈现出苍茫辽远的美感。
有了出使经历的王维，创作的边塞诗多围绕其见闻展开，以自己亲身的体验和阅历为出发点，以直接经验为基础，对边塞物态与事态精简而传神的描绘，令边塞诗摆脱了一直以来对边塞之形长篇描述的传统，转而关注边塞内在的特质，呈现出形神兼具，崇高俊逸的艺术美感，体现出诗人深入边地的生活经历和沟通诗画的创作才能。
王维出使边塞期间所累积的生活经历和边塞诗创作经验，为诗人后期的边塞诗创作提供了灵感来源和创作范式。天宝年间王维所作的《送张判官赴河西》《送宇文三赴河西冲行军司马》等送别边塞诗中的记忆来源均为初次出使的经历。后期边塞诗的诗歌体式，则吸取出使河西期间，以短制写边塞诗的经验，写作了大量的五律边塞诗，成为以五律写边塞诗的引领者。王维出使河西期间的，亲历边塞生活，亲见战场杀伐，形成了自己直接的边塞经验。这种创作优势使诗人在创作边塞诗时，不再受前人经验的掣肘，形成了自己的边塞诗创作理念，拓展了边塞诗的表现内容和表现方法，展现出多姿多彩的边塞诗作。
开元二十八年，王维监督南选事宜。南选是指唐朝特派使臣在岭南、黔中等南方地区就地选补官员。在出使河西一年后，朝廷又派王维去铨选官员，由此可见君主对王维信任与重视，亦可见王维自己实际能力与现实表现深为君主赏识，更可推测王维当时進取的态度。
知南选期间，王维写了不少送别诗歌，“百城多候吏，露冕一何尊”“何异临川郡，还来康乐候”“明珠归合浦，应逐使臣星”。在这些送别诗中，诗人往往造设虚境，设想友人到达任所后官民同乐的升平景象，使送别诗一扫颓靡灰暗之色，反而充满美好乐观的期待。在自我正面的乐观情绪的影响下，诗人对友人的前途亦充满美好预期，因此诗人在这一阶段的送别诗中，较少离别场景的渲染刻画，在以实境点明送别的场所与送别事件之后，便不再对离别的场景做具体铺叙，而是悬想友人前途的美好风景和美好前程，使送别诗中充溢着澄澈畅达之气。出使岭南期间，王维创作的送别诗，以悬想对方，造设虚境的艺术手法，开拓了送别诗的表现内容。诗人在送别诗虚境当中，描写出对友人前程的乐观期待，摆脱了送别诗的愁苦面貌，展现出盛唐送别诗的慷慨豪迈之气，并间接反映出诗人出使期间积极乐观的心理。
如果说河西之行诗人内心豪情满怀，热血沸腾，那么出使岭南，王维亦神清气爽，自豪阔远。诗人是这种情绪与南方壮阔山水相遇，便成了另一番开阔气象，譬如南选期间创作的《汉江临眺》：
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
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
诗人从大处着墨，写江水之雄奇浩渺，山川景物写得极为壮阔飞动，奔放雄伟，全诗犹如一巨幅水墨山水，意境开阔，气魄宏大，生动地反映了当下的开阔胸襟与乐观情绪。
南方的山川河流纵使境界阔大，终不同于边塞地区的粗粝豪放，南选期间王维耳闻目遇的多是南方温润景色，因而这一阶段诗歌亦呈现出鲜明的南方特色。在选材上，我们常常能看到氤氲的水汽，或是“汉水”，或是“沧江”，或是“洞庭”；在情感上，虽然此次出使的政治荣耀并不亚于此前次，但诗人在情感的抒发上则不似之前豪迈奔放。诗人将对友人前途的祝愿，和自己出使的喜悦，写在温柔的南风中，寄托在缠绵的江水里，委婉含蓄而余韵悠长。
天宝四年，王维以侍御史的身份出使新秦、榆林，这是王维的第三次出使，也是他第二次出使边塞军事重地。这次出使期间与初次出使期间所作边塞诗，无论从诗歌情感基调，表现重点还是诗歌风格而言，都呈现出较大的不同。出使新秦、榆林期间的诗歌，无论是情感的表达还是意境的营造上，都表现出一些感伤情绪。《新秦郡松树歌》以超逸出尘的松树形象，委婉传达出诗人心中的孤洁之志。《榆林郡歌》一诗，诗人以“伤客心”“愁”等语词将自己的主观情绪直观地表达出来。王夫之《唐诗评选》里称此诗“真情老景，雄风怨调。”二诗中的松树，汉使，游侠儿均一个孤独的个体。诗人将孤独的个体至于山多、人稀、树少的荒凉景象中，开阔的场景上却笼罩着一层沉闷凄凉的气氛。
天宝五年，王维任库部员外郎，并于次年写《兵部起请露布文》一文，详细分析对边疆部族的政策，显示出诗人对敏锐的军事眼光。天宝年间，唐代的边疆状况早不似开元年间，唐代的军事政策则显露出弊端。唐玄宗当年为增强边地军事力量而设置的节度使，虽然有利于保卫边防，但节度使权利过大，且没有相应的监察，反而形成了内轻外重的局面，后来成为朝廷的重大危机，“开元全盛日”的唐朝，在天宝年间，逐渐开始走下坡路。唐王朝强盛的表面，实则暗流涌动，潜藏着极大的危机。王维对于朝堂和时局心怀担忧，为诗人内心蒙上一层忧愁。在这种担忧之下，诗人虽荣耀出使，但心境不同于此前。
王维三次出使，其间的诗歌则是出使阶段情绪状态最真实的记录。从三次出使的诗歌中可以看到，王维的情绪并非在张九龄罢相之后走向消极颓靡，相反，他倒是积极乐观的。九年里三次出使，行迹从边塞至岭南，而其间留下的非常有价值的诗歌，则成为研究王维思想与行迹的重要文献材料。
（作者系文学硕士、江苏省如皋中学语文老师。）
王维的第一次出使，是在开元二十五年，据《新唐书》载：“是年三月，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及吐蕃战于青海，败之。”王维受命出使河西，宣慰崔希逸及边地众兵士，时间长达一年。
自河西返京之后，时隔一年，王维再次出使桂州，监督南选事宜。唐时岭南选所设于桂州，“北至上都三千七百五十里。”王维当在九月份出发前往岭南，于次年二月从岭南北归，出使时间约半年左右。
王维第三次出使，是前往唐代军事重地新秦、榆林。陈铁民先生《王维年谱》中将王维出使新秦、榆林的时间考定为天宝四年。榆林地处今内蒙古地区，王维《榆林郡歌》一诗中写“千里万里春草色，黄河东流流不息”。
开元二十五年到天宝四年，九年时间里，王维三次出使，足以证明王维于张九龄罢相后并没有消极颓靡，反而是积极仕进、乐观进取的。
三次出使，也使王维的诗歌创作发生了崭新变化。因为出使期间，王维饱览了居延、凉州、新秦、榆林等边塞的雄奇景象，又感受了襄阳、夏口、长江、桂林等地的秀丽风光，南北不同，山川景物，物候民俗也迥异，极大地丰富了他的诗歌创作题材与风格。
壹
盛唐实力鼎盛，政策鼓励边功，时人极其自信，充满建功边陲的期待，形成了盛唐人强烈的边塞向往。王维早年就有《燕支行》等大气磅礴的边塞诗歌创作，呈现出极强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表现出王维对边塞的强烈期待。开元二十五年王维出使河西，带着作为“陛下心腹耳目之臣”（《旧唐书》）的荣耀，更带有实现梦想的激动。这种荣耀、激动与河西之地的雄浑瑰丽相结合，推动了王维边塞诗的转变。他出塞期间的边塞诗写得十分豪迈而热烈，完全颠覆世人一贯以为的“冲淡平和”的单一印象。如《从军行》：
吹角动行人，喧喧行人起。
笳悲马嘶乱，争渡金河水。
日暮沙漠陲，战声烟尘里。
尽系名王颈，归来献天子。
诗中写出军队的出征、行军、对战、凯旋的完整过程，出征时的浩浩声势，行军时的无畏赴敌，激战时的轰轰烈烈，凯旋时的意气风发，每个过程都写得热烈昂扬。“尽系名王颈，归来献天子。”此二句含有必胜的信念与极端的英雄主义精神，霸悍豪放，气势逼人，具有宣传鼓动与激励的意味。此诗中还出现了大量的声音，“吹角”“喧喧”“笳”“马嘶”“战声”，众多声音意象营造出一种强烈热闹的氛围。
王维亲历边塞，有了真实的边塞经历，其边塞诗创作更显从容。王维出塞前的边塞诗，多成于其青少年时期，因缺少边塞生活经验，创作多依靠“捕风捉影”的想象，以丰富的典故、强烈的气势和纯熟的技巧见长。出使后的王维，有了亲身经历，在题材选择上更加多样，在边塞生活的表现更加深入。这些诗歌中既有《出塞作》一类，以敌军强悍凸显唐军威猛的诗歌，也有《从军行》等直接描写热烈战争场面，高扬着报国热情的诗歌，还有《凉州赛神》等表现边地风土民俗、边塞百姓生活场面的诗作。就连本多悲戚的送别诗，也写得热烈昂扬。在《送崔三往密州觐省》一诗中，诗人送别友人时，劝告好友“鲁连功未报，且末蹈沧州”。对友人建功边陲的未来充满着期待，极力劝谏友人切莫归隐，对比送孟浩然归襄阳时的“以此为长策，劝君归旧庐。”可见王维在出使河西期间，积极的仕进精神和建功边塞的爱国热情一直充溢于心中。出使河西期间，是王维功名意识和生活热情最高涨的时期，无论是哪种题材与主题，都能够反映其出使期间的乐观情绪与激昂精神；无论是近体还是古体，都展现了沉雄的气势与豪迈的风格。
出使后，王维眼界大开，对边塞有了深入的体验与深刻的认知，其边塞诗呈现出形神兼具、崇高骏逸的边塞诗的盛唐气象。以《陇西行》一诗为例：
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
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
关山正飞雪，烽戍断无烟。
关山飞雪，匈奴进犯，烽戍无烟，军情十分紧急。诗人仅以三十字则理清紧急军情的来龙去脉。《陇西行》本为古乐府，在此体式上本可铺叙展开，详述匈奴进犯的具体场面，与军情紧急的具体程度。然而诗人在战斗的众多画面中，截取了一个极富有典型性的片段，以白描的手法，精准地传达出边塞战事之紧急。首句倒戟而入，以“十里”“五里”二词，以白描的手法，简练省净，略去了使者一路奔驰的艰难险阻，然而却使使者的风驰电掣的神态跃然纸上，一个“围”字则点出匈奴进犯的严峻形势，但敌军具体状态的描写，只是点到即止。诗人以简洁的笔墨，描写使者飞驰之态，省去对边塞战况的具体描述，表现出诗人驾驭文字的从容和对边塞状况的强烈自信。
边塞壮雄奇壮阔的风景与唐军昂扬热烈的情绪，滋养了王维边塞诗中的霸悍豪放风格，诗人在边塞意象的选择上，也呈现出鲜明的个人色彩。王维《使至塞上》里的千古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广漠无垠的大漠上，一缕孤烟直上；迢迢奔腾的长河上，一轮落日低悬。这一联诗中诗人只选取了四个物象，但却包含了绘画中点、线、面三个基本元素，将大漠的雄奇广袤包孕其中。诗人以点和线为重点，选取一缕直上的孤烟与一轮如血的夕阳作为重点表现对象，除此之外的莽莽黄沙，迢迢长河则是面，是孤烟与夕阳的背景。王维绘画与诗歌方面的极高超修养，使这两种艺术融会贯通，诗歌呈现出苍莽而浑融的艺术境界。诗人正是通过对自然物像的巧妙选取与安排，使山水风光富有更强的生命力与表现力，令“诗中有画”的艺术境界不仅在山水诗中得以显现，亦在边塞诗中展露风采。这种创新方法为边塞诗的创作提供了更为鲜活的生命力与更加崇高的艺术性。
王维出使河西期间所写的边塞诗在情感抒发上，则不再追求急切而直露的表达，而更注重通过对“意”与“象”的结构安排，以“象”显“意”，追求象外之意含而不露，浑融无迹。其《陇头吟》一诗，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陇头明月迥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关西老将不胜愁，驻马听之双泪流。身经大小百余战，麾下偏裨万户侯。苏武才为典属国，节旄落尽海西头。
诗中巧妙地并列了长安少年、陇上行人与关西老将这三类人物，巧妙地并列了戍楼看星、月夜吹笛、驻马流泪这三种边塞生活场景，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构成了一种寂寞悲凉的意境，反映了唐代边塞生活的艰苦，引发人的联想：今日的长安少年，安知不是明日的陇上行人，后日的关西老将？而今日的关西老将，又安知不是昨日的陇上行人，前日的长安少年？诗人对老将命运的无尽同情，对少年前途命运的无限担忧则做留白处理，生成象外之意，情感含而不露，意蕴悠远，“妙合无垠”（王夫之语），其边塞诗也呈现出苍茫辽远的美感。
有了出使经历的王维，创作的边塞诗多围绕其见闻展开，以自己亲身的体验和阅历为出发点，以直接经验为基础，对边塞物态与事态精简而传神的描绘，令边塞诗摆脱了一直以来对边塞之形长篇描述的传统，转而关注边塞内在的特质，呈现出形神兼具，崇高俊逸的艺术美感，体现出诗人深入边地的生活经历和沟通诗画的创作才能。
王维出使边塞期间所累积的生活经历和边塞诗创作经验，为诗人后期的边塞诗创作提供了灵感来源和创作范式。天宝年间王维所作的《送张判官赴河西》《送宇文三赴河西冲行军司马》等送别边塞诗中的记忆来源均为初次出使的经历。后期边塞诗的诗歌体式，则吸取出使河西期间，以短制写边塞诗的经验，写作了大量的五律边塞诗，成为以五律写边塞诗的引领者。王维出使河西期间的，亲历边塞生活，亲见战场杀伐，形成了自己直接的边塞经验。这种创作优势使诗人在创作边塞诗时，不再受前人经验的掣肘，形成了自己的边塞诗创作理念，拓展了边塞诗的表现内容和表现方法，展现出多姿多彩的边塞诗作。
贰
开元二十八年，王维监督南选事宜。南选是指唐朝特派使臣在岭南、黔中等南方地区就地选补官员。在出使河西一年后，朝廷又派王维去铨选官员，由此可见君主对王维信任与重视，亦可见王维自己实际能力与现实表现深为君主赏识，更可推测王维当时進取的态度。
知南选期间，王维写了不少送别诗歌，“百城多候吏，露冕一何尊”“何异临川郡，还来康乐候”“明珠归合浦，应逐使臣星”。在这些送别诗中，诗人往往造设虚境，设想友人到达任所后官民同乐的升平景象，使送别诗一扫颓靡灰暗之色，反而充满美好乐观的期待。在自我正面的乐观情绪的影响下，诗人对友人的前途亦充满美好预期，因此诗人在这一阶段的送别诗中，较少离别场景的渲染刻画，在以实境点明送别的场所与送别事件之后，便不再对离别的场景做具体铺叙，而是悬想友人前途的美好风景和美好前程，使送别诗中充溢着澄澈畅达之气。出使岭南期间，王维创作的送别诗，以悬想对方，造设虚境的艺术手法，开拓了送别诗的表现内容。诗人在送别诗虚境当中，描写出对友人前程的乐观期待，摆脱了送别诗的愁苦面貌，展现出盛唐送别诗的慷慨豪迈之气，并间接反映出诗人出使期间积极乐观的心理。
如果说河西之行诗人内心豪情满怀，热血沸腾，那么出使岭南，王维亦神清气爽，自豪阔远。诗人是这种情绪与南方壮阔山水相遇，便成了另一番开阔气象，譬如南选期间创作的《汉江临眺》：
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
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
诗人从大处着墨，写江水之雄奇浩渺，山川景物写得极为壮阔飞动，奔放雄伟，全诗犹如一巨幅水墨山水，意境开阔，气魄宏大，生动地反映了当下的开阔胸襟与乐观情绪。
南方的山川河流纵使境界阔大，终不同于边塞地区的粗粝豪放，南选期间王维耳闻目遇的多是南方温润景色，因而这一阶段诗歌亦呈现出鲜明的南方特色。在选材上，我们常常能看到氤氲的水汽，或是“汉水”，或是“沧江”，或是“洞庭”；在情感上，虽然此次出使的政治荣耀并不亚于此前次，但诗人在情感的抒发上则不似之前豪迈奔放。诗人将对友人前途的祝愿，和自己出使的喜悦，写在温柔的南风中，寄托在缠绵的江水里，委婉含蓄而余韵悠长。
叁
天宝四年，王维以侍御史的身份出使新秦、榆林，这是王维的第三次出使，也是他第二次出使边塞军事重地。这次出使期间与初次出使期间所作边塞诗，无论从诗歌情感基调，表现重点还是诗歌风格而言，都呈现出较大的不同。出使新秦、榆林期间的诗歌，无论是情感的表达还是意境的营造上，都表现出一些感伤情绪。《新秦郡松树歌》以超逸出尘的松树形象，委婉传达出诗人心中的孤洁之志。《榆林郡歌》一诗，诗人以“伤客心”“愁”等语词将自己的主观情绪直观地表达出来。王夫之《唐诗评选》里称此诗“真情老景，雄风怨调。”二诗中的松树，汉使，游侠儿均一个孤独的个体。诗人将孤独的个体至于山多、人稀、树少的荒凉景象中，开阔的场景上却笼罩着一层沉闷凄凉的气氛。
天宝五年，王维任库部员外郎，并于次年写《兵部起请露布文》一文，详细分析对边疆部族的政策，显示出诗人对敏锐的军事眼光。天宝年间，唐代的边疆状况早不似开元年间，唐代的军事政策则显露出弊端。唐玄宗当年为增强边地军事力量而设置的节度使，虽然有利于保卫边防，但节度使权利过大，且没有相应的监察，反而形成了内轻外重的局面，后来成为朝廷的重大危机，“开元全盛日”的唐朝，在天宝年间，逐渐开始走下坡路。唐王朝强盛的表面，实则暗流涌动，潜藏着极大的危机。王维对于朝堂和时局心怀担忧，为诗人内心蒙上一层忧愁。在这种担忧之下，诗人虽荣耀出使，但心境不同于此前。
王维三次出使，其间的诗歌则是出使阶段情绪状态最真实的记录。从三次出使的诗歌中可以看到，王维的情绪并非在张九龄罢相之后走向消极颓靡，相反，他倒是积极乐观的。九年里三次出使，行迹从边塞至岭南，而其间留下的非常有价值的诗歌，则成为研究王维思想与行迹的重要文献材料。
（作者系文学硕士、江苏省如皋中学语文老师。）